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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门外汉”到“投资大咖”，湖北长江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本”）总经理赵剑华，已在私募股权基金（以下简称“PE”）行业耕耘十多年。
目前，长江资本管理着总规模超过30亿元的多只基金。其中，2014年设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以下简称“长江产业并购基金”），是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设立的第一只主题产业基金，一期规模为10亿元。
对于PE投资，赵剑华喜欢将企业放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权衡考量，强调踏准节拍、选对赛道、看准大势，而不是把宝押在个人智慧上。
独来独往的价值
《支点》：您加入长江资本之前，曾有多个领域的从业经历，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股权投资领域？
赵剑华：我本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对金融知识储备仅限于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了三年《劳动社会学》，主讲职业生涯规划。后来误打误撞调到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开始对投资银行业务产生兴趣，并发表了一些文章。
1999年的一场行业风波，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颇深。
上世纪末，信托和证券在未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积聚了巨大的兑付危机，而武汉也是风险较高的地区之一。当时，我被抽调到武汉市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武汉市属三家信托投资公司、一家证券公司、一家金融租赁公司，按照中央政策进行清理整顿。
武汉市政府的思路是，成立武汉正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正信” ），整合五家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运营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但必须对个人债务刚性兑付。如此一来，正信的资金压力不言而喻。
当时面临同样问题的广东省，向央行借了500亿元再贷款用于支撑兑付清算，此后中央态度是“一事一议”。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奔波于国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之间，终于在朱镕基总理亲笔批示下成功借到了20亿元中央银行再贷款。
虽然经历了各种波折，但我也第一次全方位亲密接触到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建立了对金融投资体系、宏观政策的系统了解。
2004年，正信被武汉市整体出售给北大方正，我则加入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投资事业部，正式进入股权投资领域。2007年，我带领团队以1700万元投资武汉鼎龙化学公司，三年后该公司上市时，中国宝安获得回报超过3亿元。
2010年，我加入九鼎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2014年重组长江资本，担任总经理至今。
《支点》：您分别在中国宝安和九鼎投资任职，请问集团公司股权投资与专业PE运作形式有哪些不同之处？
赵剑华：在中国宝安工作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产业集团的多元化投资主要针对主营业务的补充。因此，无法专注、持续地进行股权投资。
更重要的是，很难知道项目被否决的真正原因——集团有很多理由否决你看好的项目，但实际原因有可能是集团要发展其他产业，调配不出足够资金。
这也是我2010年成为九鼎投资合伙人，出任华中区总经理的原因——这类专门做股权投资的PE机构业务更为纯粹，更符合我的职业定位。
九鼎投资极度强调执行力和专业性。举个例子，我在2011年了解到宜昌市有一家全球最大医用辅料生产企业后，便立即一个人从武汉开车去当地拜访。
这家企业负责人接待我时表示，有家PE曾通过当地政府介绍，由十多个当地政府部门成员一起陪同着，前来企业考察，他比较反感这种谈事方式。
尽管这家企业当时并未有强烈的股权融资需求，但之后几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拜访他们。今年这个项目终于水到渠成，这家企业马上要与长江资本签订1.7亿元的投资协议。
如今，我也鼓励长江资本的投资经理独来独往，不要有太多官僚作风，要尊重市场、尊重专业性。
另辟蹊径向混合所有制转型
《支点》：长江资本在股权架构上是“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制，为何会采取这种PE行业中比较少有的形式？
赵剑华：这得从长江资本的历史说起。
2011年，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湖北长投”），为履行湖北长江经济带投资开发主体职能，向国家发改委报批成立长江产业基金，并为此注册成立长江资本，作为基金的管理公司。
虽然后来长江产业基金因故未能获批，但长江资本却就此留下。此后两年，长江资本虽然仅仅运作一些项目投资，却也播下了未来转型做专业的股权投资机构的种子。
此时，国内PE环境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近乎无风险的套利空间，曾催生了众多PE的造富故事。但随着IPO节奏的放慢，Pre-IPO投资（企业上市前购入原始股，待其上市后赚取股权差价的一种投资方式）的套利模式，变得不再经济。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PE有两种转型路径：一是转型大资管公司，二是抓住国企混合所有制机遇。
最终，九鼎投资选择了前者，而我则选择了后者。在离开九鼎投资华中区总经理岗位后，我与省长江集团沟通并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基于混合所有制框架对长江资本进行股权优化重组，并出任长江资本总经理。
在合作形式上，按“国有相对控股、民营资本参股、管理层持股”的均衡思路，引进凯信联合控股、武汉泽熙、武汉世纪泽胜等民营机构和管理团队，将长江资本的资本金从5000万元增资扩股到1亿元。
《支点》：凡事必有两面性，混合所有制PE具体运作中，一般会遇到哪些问题？ 赵剑华：第一，国企混改进程较慢，改革缺乏操作指引，如何运作还存在很多盲区。。
第二，国有出资强调资产的安全性和合规流程，基金社会出资人要以风险控制下的最高收益为目的，两者有时存在冲突。所以我觉得基金需要国有背景，但在基金管理上要充分市场化。
率先抢占长江经济带“国字号招牌”
《支点》：去年11月11日，长江资本旗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首次亮相，为何会选择长江经济带和并购这两个主题？
赵剑华：国内大PE机构的募资渠道和项目标的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发达地区的区域性PE注定只能是二流机构。因此，我们开始时便考虑做全国性基金。
当时，长江经济带还未上升到国家战略，但我们看重两个因素：第一，长江经济带涉及包括长三角在内的11个省和直辖市，做主题基金能囊括这些省市；第二，湖北地处长江经济带中部，具有独特资源和政策优势。据了解，我们现在是第一家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为主题的产业基金。
为何要强调并购呢？其一，去年初IPO还未开闸；其二，国内综合性PE都已做得很大，再做综合性基金，我们竞争力并不突出；其三，新常态下，传统产业要去产能、转型升级，给并购基金发展创造了机遇。
《支点》：湖北省政府今年7月底提出，由省级财政出资400亿元、定向募集1600亿元，设立总规模20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方案。从命名看，长江资本设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与这一基金十分相似，不知两者间有何关联？
赵剑华：目前并未有具体运作上的关联，但双方思路却十分相似。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国家层面便很快成立了丝路基金。我们认为国家层面成立长江经济带基金也是大概率事件。
于是，我们向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湖北省发改委报送了一个关于成立“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引导基金”的方案。建议财政出资75亿元，省长投配资25亿元，成立一个1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
该方案正在推进过程中。关于7月底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设立总规模20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宏大方案，这两者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并不知道，但证明我们的战略规划方向是对的。
没有历史包袱的PE更能寻得商机
《支点》：长江经济带并购基金为何会选择医疗健康、现代物流和信息服务三个投资方向？
赵剑华：基金第一期规模为10亿元，体量不大但很合适。在中国经济整体压力偏大的市场环境下，我们选择“防守型策略+新兴产业”的投资组合，顺势而为，控制好风险收益自然就高了。
这三个行业，在以上海、武汉、重庆为纽带的长江经济带都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且非常分散，市场并购重组前景广阔。
《支点》：长江资本做PE时间相对较晚，在与老牌PE公司争取优质项目上有哪些优势？
赵剑华：很多已经做了多年PE的公司，只是具有资产管理的规模优势，但这并不构成行业壁垒。
举个例子，过去实施IPO审核制条件下，只要能把标的推动上市，利润就非常稳定，于是大家投了很多项目，追求的是经济规模和概率。
随着前几年IPO节奏放缓，一些老牌PE投资回报率不如预期，不少投资人感到失望，投资策略开始分化。
而当未来IPO真正转向注册制，企业IPO盈利性要求取消，便意味着盈利是多是少由市场说了算。届时，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都会面临洗牌。
因此，我觉得没有历史包袱的PE更能寻得商机。在拥抱注册制方面，我们此前通过并购基金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而来自九鼎投资、华闻控股、大信会计事务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国内一流机构的合伙人团队和执行团队，也是我们的信心来源之一。（支点杂志2015年10月刊）
目前，长江资本管理着总规模超过30亿元的多只基金。其中，2014年设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以下简称“长江产业并购基金”），是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设立的第一只主题产业基金，一期规模为10亿元。
对于PE投资，赵剑华喜欢将企业放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权衡考量，强调踏准节拍、选对赛道、看准大势，而不是把宝押在个人智慧上。
独来独往的价值
《支点》：您加入长江资本之前，曾有多个领域的从业经历，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股权投资领域？
赵剑华：我本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对金融知识储备仅限于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了三年《劳动社会学》，主讲职业生涯规划。后来误打误撞调到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开始对投资银行业务产生兴趣，并发表了一些文章。
1999年的一场行业风波，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颇深。
上世纪末，信托和证券在未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积聚了巨大的兑付危机，而武汉也是风险较高的地区之一。当时，我被抽调到武汉市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武汉市属三家信托投资公司、一家证券公司、一家金融租赁公司，按照中央政策进行清理整顿。
武汉市政府的思路是，成立武汉正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正信” ），整合五家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运营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但必须对个人债务刚性兑付。如此一来，正信的资金压力不言而喻。
当时面临同样问题的广东省，向央行借了500亿元再贷款用于支撑兑付清算，此后中央态度是“一事一议”。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奔波于国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部门之间，终于在朱镕基总理亲笔批示下成功借到了20亿元中央银行再贷款。
虽然经历了各种波折，但我也第一次全方位亲密接触到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建立了对金融投资体系、宏观政策的系统了解。
2004年，正信被武汉市整体出售给北大方正，我则加入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投资事业部，正式进入股权投资领域。2007年，我带领团队以1700万元投资武汉鼎龙化学公司，三年后该公司上市时，中国宝安获得回报超过3亿元。
2010年，我加入九鼎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2014年重组长江资本，担任总经理至今。
《支点》：您分别在中国宝安和九鼎投资任职，请问集团公司股权投资与专业PE运作形式有哪些不同之处？
赵剑华：在中国宝安工作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产业集团的多元化投资主要针对主营业务的补充。因此，无法专注、持续地进行股权投资。
更重要的是，很难知道项目被否决的真正原因——集团有很多理由否决你看好的项目，但实际原因有可能是集团要发展其他产业，调配不出足够资金。
这也是我2010年成为九鼎投资合伙人，出任华中区总经理的原因——这类专门做股权投资的PE机构业务更为纯粹，更符合我的职业定位。
九鼎投资极度强调执行力和专业性。举个例子，我在2011年了解到宜昌市有一家全球最大医用辅料生产企业后，便立即一个人从武汉开车去当地拜访。
这家企业负责人接待我时表示，有家PE曾通过当地政府介绍，由十多个当地政府部门成员一起陪同着，前来企业考察，他比较反感这种谈事方式。
尽管这家企业当时并未有强烈的股权融资需求，但之后几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拜访他们。今年这个项目终于水到渠成，这家企业马上要与长江资本签订1.7亿元的投资协议。
如今，我也鼓励长江资本的投资经理独来独往，不要有太多官僚作风，要尊重市场、尊重专业性。
另辟蹊径向混合所有制转型
《支点》：长江资本在股权架构上是“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制，为何会采取这种PE行业中比较少有的形式？
赵剑华：这得从长江资本的历史说起。
2011年，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湖北长投”），为履行湖北长江经济带投资开发主体职能，向国家发改委报批成立长江产业基金，并为此注册成立长江资本，作为基金的管理公司。
虽然后来长江产业基金因故未能获批，但长江资本却就此留下。此后两年，长江资本虽然仅仅运作一些项目投资，却也播下了未来转型做专业的股权投资机构的种子。
此时，国内PE环境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近乎无风险的套利空间，曾催生了众多PE的造富故事。但随着IPO节奏的放慢，Pre-IPO投资（企业上市前购入原始股，待其上市后赚取股权差价的一种投资方式）的套利模式，变得不再经济。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PE有两种转型路径：一是转型大资管公司，二是抓住国企混合所有制机遇。
最终，九鼎投资选择了前者，而我则选择了后者。在离开九鼎投资华中区总经理岗位后，我与省长江集团沟通并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基于混合所有制框架对长江资本进行股权优化重组，并出任长江资本总经理。
在合作形式上，按“国有相对控股、民营资本参股、管理层持股”的均衡思路，引进凯信联合控股、武汉泽熙、武汉世纪泽胜等民营机构和管理团队，将长江资本的资本金从5000万元增资扩股到1亿元。
《支点》：凡事必有两面性，混合所有制PE具体运作中，一般会遇到哪些问题？ 赵剑华：第一，国企混改进程较慢，改革缺乏操作指引，如何运作还存在很多盲区。。
第二，国有出资强调资产的安全性和合规流程，基金社会出资人要以风险控制下的最高收益为目的，两者有时存在冲突。所以我觉得基金需要国有背景，但在基金管理上要充分市场化。
率先抢占长江经济带“国字号招牌”
《支点》：去年11月11日，长江资本旗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首次亮相，为何会选择长江经济带和并购这两个主题？
赵剑华：国内大PE机构的募资渠道和项目标的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发达地区的区域性PE注定只能是二流机构。因此，我们开始时便考虑做全国性基金。
当时，长江经济带还未上升到国家战略，但我们看重两个因素：第一，长江经济带涉及包括长三角在内的11个省和直辖市，做主题基金能囊括这些省市；第二，湖北地处长江经济带中部，具有独特资源和政策优势。据了解，我们现在是第一家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为主题的产业基金。
为何要强调并购呢？其一，去年初IPO还未开闸；其二，国内综合性PE都已做得很大，再做综合性基金，我们竞争力并不突出；其三，新常态下，传统产业要去产能、转型升级，给并购基金发展创造了机遇。
《支点》：湖北省政府今年7月底提出，由省级财政出资400亿元、定向募集1600亿元，设立总规模20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方案。从命名看，长江资本设立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并购基金与这一基金十分相似，不知两者间有何关联？
赵剑华：目前并未有具体运作上的关联，但双方思路却十分相似。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国家层面便很快成立了丝路基金。我们认为国家层面成立长江经济带基金也是大概率事件。
于是，我们向湖北省政府办公厅、湖北省发改委报送了一个关于成立“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引导基金”的方案。建议财政出资75亿元，省长投配资25亿元，成立一个1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
该方案正在推进过程中。关于7月底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设立总规模2000亿元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宏大方案，这两者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我并不知道，但证明我们的战略规划方向是对的。
没有历史包袱的PE更能寻得商机
《支点》：长江经济带并购基金为何会选择医疗健康、现代物流和信息服务三个投资方向？
赵剑华：基金第一期规模为10亿元，体量不大但很合适。在中国经济整体压力偏大的市场环境下，我们选择“防守型策略+新兴产业”的投资组合，顺势而为，控制好风险收益自然就高了。
这三个行业，在以上海、武汉、重庆为纽带的长江经济带都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且非常分散，市场并购重组前景广阔。
《支点》：长江资本做PE时间相对较晚，在与老牌PE公司争取优质项目上有哪些优势？
赵剑华：很多已经做了多年PE的公司，只是具有资产管理的规模优势，但这并不构成行业壁垒。
举个例子，过去实施IPO审核制条件下，只要能把标的推动上市，利润就非常稳定，于是大家投了很多项目，追求的是经济规模和概率。
随着前几年IPO节奏放缓，一些老牌PE投资回报率不如预期，不少投资人感到失望，投资策略开始分化。
而当未来IPO真正转向注册制，企业IPO盈利性要求取消，便意味着盈利是多是少由市场说了算。届时，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都会面临洗牌。
因此，我觉得没有历史包袱的PE更能寻得商机。在拥抱注册制方面，我们此前通过并购基金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而来自九鼎投资、华闻控股、大信会计事务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等国内一流机构的合伙人团队和执行团队，也是我们的信心来源之一。（支点杂志2015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