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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生导师、敬爱的彭明先生驾鹤西去已整整一年了。这里，笔者仅对先生最后13年做片断回忆，撰文纪念，以表哀思。
从“13年”说起
我之所以把对先生的追忆限定在“最后13年”，是因为在先生生前80岁寿诞时，我曾以《严谨的导师，宽厚的长辈——我心目中的彭明先生》为题撰文，文中又分别以“相知·相识·相随”、“严谨·严格·严肃”、“爱人·爱生·爱好”为目，以近万字的篇幅，记述了我从1982年到1995年对先生相知、相识、相随的经历和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正好是13年。该文已经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杂志2006年第1期和《中国研究生》杂志2006年第4期上。“最后13年”，是指我师从先生博士研究生毕业1995年7月11日离开人民大学，到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为先生送别，正好是13年差8天。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我的工作单位地处西部，远离先生。但所幸的是，我几乎每年都有赴京出差的任务。只要到京，看望先生是“必修课”，这样，每年至少能见先生一面，少数年份还能见上两三面。除了出差看望先生外，平时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拜拜年、问候先生与师母也是经常的。如此，最后13年，我们师生虽然各在东西，相距千里之外，但联系从未中断。这就是我与先生最后13年的情结。
潜心治学不懈怠
彭明先生生于1924年12月15日。1995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人民大学时。先生已是71岁的老人。但他潜心学问、严谨治学一点没有懈怠，其成果之丰硕并不比青壮年差。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把先生从1995年下半年到2003年。也就是从71岁到80岁期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搜集、整理一下，我这个小他31岁的人简直羞愧难当。
这期间，先生出版的专著有：他与沙健孙教授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通史第一卷)》在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先生修订了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并于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1999年向五四运动80周年献礼作品。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持完成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随笔《板凳集》。2004年先生80华诞前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的论文选集《彭明文存》。
同时。先生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章发表论文53篇。就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他还以《回到大历史的“现场”》为题，为张晓京的博士论文《罗家伦评传》作序，发表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一书上，该书于2008年上半年出版。这篇《序》3000多字，是先生笔耕一生的收笔篇。
对先生的治学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彭明教授生平》中有一段准确、精当的概括：“彭明教授治学，受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二冷’精神自勉。他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彭明教授一生，学术著述千万言，力戒浮躁和虚妄，字字均为精心考证、反复推敲之辞。一部《五四运动史》，积36年心血而成。”如果说《生平》这番话是对先生一生治学态度的准确写照，那么，对先生最后13年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1998年2月在《五四运动史(修订版)》后记中，先生自己作了说明：“该书自出版以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给予很多的鼓励，也指出若干谬误。现乘再版之际，将该书作了一次认真修订。所谓‘认真’，也就是细读该书，将明显的谬误一一订正，将多余的空话尽量删去而已。”我认为这既是先生74岁时修订《五四运动史》的内心表白，也是他最后13年治学态度的生动写照。同样，先生对“认真”二字的解释不只是修订《五四运动史》的治学态度，其实只要细读先生最后13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不难发现。处处都体现着“认真”二字。不仅如此，先生在《后记》的最后还写道：“‘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自己奉行的治学格言。回顾冗往，可以说已为‘五四’的研究坐了半个世纪的‘冷板凳’，但空话仍感不少，何止一句?检讨起来，真是愧对前师。我今年已七十有四，如果余生尚有精力，当再争取一次补过的机会。”对先生这样一位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而言，这何止是一种治学态度，更体现出了一种博大的学术情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我辈当认真学习，用心体味。
栽培桃李到临终
先生不但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他执教的60年里，仅培养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就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这里，仍然从先生最后13年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个侧面略作追忆。
先生是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1987年开始招生，到2008年共培养出30名博士研究生。我是先生招收的第六届学生。1992年9月入学，1995年7月毕业。连我在内1995年前毕业的共10人。在这10人中，大师兄吴景平学问做得最好，成果最丰硕。也最为先生赏识，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系主任，现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民建上海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成员。2003年毕业的吕明军现任《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与我同年毕业的沈谦芳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二君在行政上发展较快。
从1996年到2008年。先生带出了20名博士研究生。严格来说，最后13年先生是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培养这20名博士研究生的，我不可能知晓细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即张晓京撰写的《穿过历史的迷雾——关于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学术史梳理和阐释》的最后审读本，从中足以看出先生最后13年在培养学生上所耗费的心血。
2007年6月29日，我因公出差又到北京。第二天上午约10时我就赶到世纪城时雨园先生家中。这天先生情致很高，话题广泛，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张晓京论文及其答辩上。先生一再夸奖这篇论文优点突出，说是选题好，史料很丰富，答辩委员会委员都对论文表示满意，认为填补了大陆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先生的赞扬引起了我对论文的兴趣。我当即恳求他向作者给我索要一本拜读拜读，先生遂将他的最后审读本给了我。我粗略翻阅了一下，先生的评价，言简意赅，符合实际，值得我很好学习。
就是这样一篇老师满意、论文评阅人满意、答辩委员会满意的论文，先生仍留下了许多订正、修改的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还指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核对查证的地方。这再次印证了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反映了先生培养学生一贯的严细精神。为了撰写这篇纪念文 章。更为了增加我所述情节的可信度，我又对这篇论文打印稿中先生审读批改的笔迹一一作了统计。全稿共修改51处，其中错字修改7处，删除3处，脚注修改2处，标点错误更正11处，别体、异体字更改23处，疑问核查标识5处。对正式提交的“三满意”稿本先生尚且作出如此细致的审改，那么先生对一稿、二稿、三稿的审读批改更是可想而知了。可以认为，这个稿本也是先生生前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上面有先生苍劲、洒脱的笔迹，更浸透着先生培养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所花费的心血。
张晓京博士论文答辩稿扉页注明的时间是“2007年4月18日”。这些墨迹肯定形成于这以后，6月29日之前。这是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我相信最后13年先生指导的其他19篇论文也是这样，从中可见先生是如何“栽培桃李到临终”的。
不主张无谓的“争论”
学界公认，先生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和学术坚持。同时，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然而，对一些无谓的“争论”，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学术观点，先生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很坚决。
1999年前后，党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争论，这场争论很激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还将争论双方的文章全文复印转载在该刊的同一期上。
1999年11月24日至27日，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届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丰台空军招待所举行。我以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和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作者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学会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龚育之、石仲泉也都讲到了“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这场争论的是非问题，肯定了胡绳同志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卓越贡献，批评对胡绳同志的发难和人身攻击是无理的。
28日上午，我去人大看望先生。交谈中我们师徒也谈到当时那场学术争论的问题。当话题扯到争论挑起方的论点毫无根据时，先生愤愤地说：“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没有这个必要嘛!”这表明先生对无谓的争论、没有事实根据的论点是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的。这同他的“学术宽容”并不矛盾，因为“学术宽容”是宽容以事实为根据的学术观点。
喜欢作诗赋词
学界对先生的为人为学知之甚多，赞誉有加，然而对他情趣高雅喜欢作诗赋词却知之甚少，包括我这个学生在内。
1999年5月，先生给我寄来他刚刚出版的随笔《板凳集》，一共收录有他的诗作20多首，在“干校杂忆”这个单元有20首绝句，“旅美日记”这个单元有一首“含饴弄孙”的绝句，最后一个单元“附录”有五首诗作。这在当时已令我惊讶：先生还写过这么多诗。
2009年1月17日，我应邀到北京参加由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6日下午到京，当晚我就去先生家中看望已80高龄的师母。看到师母身体硬朗、精神不错，我十分高兴。谈话中师母告诉我，她在整理先生日记时竟发现先生有215篇诗作，而且师母已用印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八开大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了54页。这当然是先生留给家人、留给学生、留给学术界、留给社会的又一笔珍贵财富，我情不自禁地赞叹：先生原来还是一位诗人!
除师母之外，我很有可能是拜读这些诗作的第一人。这些诗，最早的是1969年作的《国庆节——二十年大庆》，最晚的是1998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小儿子家的花园中所作。征得师母同意，我将誊抄稿拿走，第二天托和我一同参会的小师妹岳明君复印l份由我存留。正好她19日要去看望师母。再托她将誊抄稿完璧归赵奉还师母。这又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我可以细品详读这些诗稿，进一步感受先生的境界和情操。
老实说，我对诗不很懂，但对这215篇诗作却时常吟读，记忆深刻。这里选录三首，以表敬意：
初见黄山
万山丛中绕溪行，茂林修竹扑面迎。
出口乍见黄山面，拍腾警绝连失声。
长沙秋日审稿
芙蓉国里金风爽，岳麓山下菊花香。
每忆三湘多壮士，桔子洲头唱大江。
挽总理
噩耗传来，如重石压心。
相对无语泪满面，遗志秉承。
化悲痛为力量，总理永远活心中。
“长沙秋日审稿”是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中共党史人物传》到1991年共出版50卷，前40卷由先生协助胡华教授担任复审，胡华教授任主编，终审全部稿件。最后10卷是胡华教授辞世后由先生履行终审权，是实际上的主编，但先生坚持仍署胡华名加黑框。第三首写于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先生以此表达他对一代伟人的哀悼和敬仰之情。
初读先生这些诗作，对我来说，不仅是“诗”的启蒙，更是思想的启迪。
最揪心的两个月
在先生患病前的最近一次见面是2007年6月30日上午。先生虽是83岁的高龄，但精神矍铄，兴致高，很健谈。师母还玩笑道：“答才，你看你老师是不是有点糊涂。”我说：“老师头脑太清楚了，身体很好，能活99。”此后的国庆、元旦、春节都有电话问候。先生身体都很好。可万万没想到，2008年4月11日或者12日，朋友、我的师弟温乐群发来短信：“彭老师病重。”
怎么会呢?先生那么好的身体，又注重锻炼，怎么会突然病重呢?
冷静片刻，我赶紧把电话打过去向乐群问个究竟。乐群告诉我。先生因胃癌刚做完手术，细节他也不完全清楚。我提出尽快动身，赴京探视。“你暂不要来，来也见不上。”乐群坚决地阻止我，理由是“彭老师在危重病人监护室。我们也见不上，连家里人也不能见”。乐群还告诉我，有情况他会及时告知。
4月19日，我到天津参加由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日上午。我刚主持完第三分组会议，收到乐群的短信：
“可以探视彭老师，但只限于每周三、五的下午4点到5点。”当天是星期日，最早也只能等到周三探视。我立即退了22日返回西安的机票。22日上午会议闭幕，午饭后接受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关于周恩来研究的采访，15时46分就乘动车组列车赴京。
23日，按医院的规定时间，我提前1小时即下午3点钟赶到北医三院住院部五楼重病监护室门外。
开放前10分钟，先生的大儿子彭朴、儿媳和孙子大宝赶到。因重病监护室只能轮换进去，里边只能有一人。鉴于我从外地赶来，彭师兄让我先探视。
换上白大褂，套上塑料鞋套，赶到先生活动病床前，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头发长而零乱，面部肌肉松弛了许多。鼻孔插着管子，尿路插着管子，还安装了心脏监控的仪器；先生不断张嘴喊叫，但根本听不清在喊些什么。护士只在一旁忙她的监控记录和别的什么。我流着泪上前握住先生的右手，说：“我是答才，来看望您。”先生好像努力着睁眼，但总是睁不开， 心里似乎知道是我，手不断地摇着，嘴里发不出准确的音符，好像在说：“噢，答才呀，好，好!”
先生不断痛苦地喊叫，而我却只能无奈地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陪伴先生约20分钟，我出来后。彭师兄、大宝、彭大嫂等先后探视。5点到了。不准人进入了。彭师兄又央求门口值班的中年妇女，说：“他是我爸的学生，从西安赶来探视的，让他再进去看一次吧!”中年妇女还算通情达理。我又在先生床前陪伴了10分钟，只能说些“我是答才”、“您一定会康复的”之类苍白无力的话语。
约五点半从医院出来，我恳请彭师兄带我到他姨家看望师母，因为自先生住院以来，为了到医院方便，师母住在离北医三院较近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家属院的妹妹家。通过看望师母，我知道了先生发病的全过程和手术情况。
由于我课程较重，单位的事也很多，24日就乘飞机回到了西安。但先生的病情仍揪着我的心。我常常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终于，情况有所好转。终于，先生能下病床，在人搀扶下走到户外活动。5月6日，彭朴师兄给我发来了先生身着病号服在病床上看书的3张照片，中旬又发来了有人搀扶先生在户外活动的照片。6月6日，先生终于出院了。又一组更显精神的照片传到了我的电子邮箱。
我把电话打到先生家中，师母简略向我谈了先生近况后便把话筒交给先生。先生接过电话说：“答才呀!我恢复得很好呢!谢谢你的牵挂呀!”先生的声音是洪亮的，底气是足的。我确信先生躲过了这一难，高兴极了。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仅过了4天，先生又因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再次住进了医院。面临期末，研究生答辩，本科生考试，一时难以抽身再去探视，只能通过电话了解先生的病情。在6月24日的电话中，师母告诉我：“你老师这一关恐怕难过了，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我的心情再次揪紧了。
6月25日，我赴长春参加由中央编译局和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最担心的还是先生的病情。27日上午9时35分，我收到乐群发来的短信：“彭老师走了。”事后得知先生是9点30分辞世，我内心悲痛至极。这时，汽车还在前行，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好决定前行还是返回，即使返回也有困难。我马上回复乐群：“后事怎么安排，望及时告我。”我想如果急办，我就得就地下车，返回长春。退掉一小时前刚买到的长春至西安30日的机票，直飞北京。迟迟不见回复，大约又过了10分钟，小岳又来短信告我，我回复她“知道了，请告我后事安排计划”。还是得不到消息。约ll时40分到了吉林市，我直接给彭朴师兄打电话，询问后事安排情况，彭师兄告诉我，7月3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虽然我坚持参加完了研讨会，却一直沉浸在对先生辞世的悲痛中。
从4月中旬到6月27日，除先生病情好转并得到短暂恢复的一段时间，是我最揪心的两个月。
三个“响头”九鞠躬
2008年6月30日晚回到西安。
7月1日上班第一件事是订购了第二天中午赴京的机票。2日下午，乐群陪我在北京世纪城一个花店买了花篮，约4点钟到先生家中吊唁。
先生的灵堂布置得简朴、大方。灵桌上摆放着我最熟悉、也是先生本人最喜欢的那幅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衣、系着黑领带、正前方有三个麦克风、正在做报告的照片。师母给先生献的花篮摆放在灵桌前正中。几个儿子敬献的花篮摆放在两侧。我含泪点燃五根香插入香盒，没有按通行的三鞠躬礼来表达对老师的追念之意，而是施我们陕西农村依然坚守的礼节：双手搭弓、作揖，跪地，三叩首，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先生深切的哀悼之情。
先生走了。只能双手握着师母的双手，望她老人家节哀、保重。当然，说这些话是泣不成声，泪水盈眶的……
7月3日上午9时，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隆重举行。先生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厅前上方适当高度，身着灰色西服的先生遗体静卧在遗像下方正中的鲜花翠柏中。依然是那么安祥。教育部部长周济敬献了花圈，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和石仲泉、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廖心文及中共党史界的著名学者张静如教授、金春明教授、梁柱教授、陈铁健教授等参加了告别仪式。先生生前的好友、学生和亲属共500余人参加了告别活动。
告别仪式一般都是在遗体右侧正中面向遗体行三鞠躬礼。我先后在先生遗体右侧2米处的前部、中部、后部位置各向老师行三鞠躬，即共计9个鞠躬礼。主观上。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同先生的最后告别，我们师徒的感情太深，不忍离开老师；客观上，先生的学生们排在告别队伍的最后，我又在学生队的靠后边，这样行礼也不会过多影响整个告别仪式的速度。
送别了先生，回到西安，好多天，我心里都空荡荡的。
悲痛过后，还得回到理性：对先生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老人家的为学为人。明知自己永远也达不到先生的高度和境界，但至少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是，因为这个楷模将永驻心中。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从“13年”说起
我之所以把对先生的追忆限定在“最后13年”，是因为在先生生前80岁寿诞时，我曾以《严谨的导师，宽厚的长辈——我心目中的彭明先生》为题撰文，文中又分别以“相知·相识·相随”、“严谨·严格·严肃”、“爱人·爱生·爱好”为目，以近万字的篇幅，记述了我从1982年到1995年对先生相知、相识、相随的经历和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正好是13年。该文已经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杂志2006年第1期和《中国研究生》杂志2006年第4期上。“最后13年”，是指我师从先生博士研究生毕业1995年7月11日离开人民大学，到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为先生送别，正好是13年差8天。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我的工作单位地处西部，远离先生。但所幸的是，我几乎每年都有赴京出差的任务。只要到京，看望先生是“必修课”，这样，每年至少能见先生一面，少数年份还能见上两三面。除了出差看望先生外，平时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拜拜年、问候先生与师母也是经常的。如此，最后13年，我们师生虽然各在东西，相距千里之外，但联系从未中断。这就是我与先生最后13年的情结。
潜心治学不懈怠
彭明先生生于1924年12月15日。1995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人民大学时。先生已是71岁的老人。但他潜心学问、严谨治学一点没有懈怠，其成果之丰硕并不比青壮年差。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把先生从1995年下半年到2003年。也就是从71岁到80岁期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搜集、整理一下，我这个小他31岁的人简直羞愧难当。
这期间，先生出版的专著有：他与沙健孙教授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通史第一卷)》在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先生修订了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并于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1999年向五四运动80周年献礼作品。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持完成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学术随笔《板凳集》。2004年先生80华诞前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的论文选集《彭明文存》。
同时。先生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章发表论文53篇。就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他还以《回到大历史的“现场”》为题，为张晓京的博士论文《罗家伦评传》作序，发表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一书上，该书于2008年上半年出版。这篇《序》3000多字，是先生笔耕一生的收笔篇。
对先生的治学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彭明教授生平》中有一段准确、精当的概括：“彭明教授治学，受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二冷’精神自勉。他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彭明教授一生，学术著述千万言，力戒浮躁和虚妄，字字均为精心考证、反复推敲之辞。一部《五四运动史》，积36年心血而成。”如果说《生平》这番话是对先生一生治学态度的准确写照，那么，对先生最后13年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1998年2月在《五四运动史(修订版)》后记中，先生自己作了说明：“该书自出版以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给予很多的鼓励，也指出若干谬误。现乘再版之际，将该书作了一次认真修订。所谓‘认真’，也就是细读该书，将明显的谬误一一订正，将多余的空话尽量删去而已。”我认为这既是先生74岁时修订《五四运动史》的内心表白，也是他最后13年治学态度的生动写照。同样，先生对“认真”二字的解释不只是修订《五四运动史》的治学态度，其实只要细读先生最后13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不难发现。处处都体现着“认真”二字。不仅如此，先生在《后记》的最后还写道：“‘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自己奉行的治学格言。回顾冗往，可以说已为‘五四’的研究坐了半个世纪的‘冷板凳’，但空话仍感不少，何止一句?检讨起来，真是愧对前师。我今年已七十有四，如果余生尚有精力，当再争取一次补过的机会。”对先生这样一位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而言，这何止是一种治学态度，更体现出了一种博大的学术情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我辈当认真学习，用心体味。
栽培桃李到临终
先生不但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他执教的60年里，仅培养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就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这里，仍然从先生最后13年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个侧面略作追忆。
先生是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1987年开始招生，到2008年共培养出30名博士研究生。我是先生招收的第六届学生。1992年9月入学，1995年7月毕业。连我在内1995年前毕业的共10人。在这10人中，大师兄吴景平学问做得最好，成果最丰硕。也最为先生赏识，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系主任，现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民建上海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成员。2003年毕业的吕明军现任《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与我同年毕业的沈谦芳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二君在行政上发展较快。
从1996年到2008年。先生带出了20名博士研究生。严格来说，最后13年先生是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培养这20名博士研究生的，我不可能知晓细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即张晓京撰写的《穿过历史的迷雾——关于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学术史梳理和阐释》的最后审读本，从中足以看出先生最后13年在培养学生上所耗费的心血。
2007年6月29日，我因公出差又到北京。第二天上午约10时我就赶到世纪城时雨园先生家中。这天先生情致很高，话题广泛，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张晓京论文及其答辩上。先生一再夸奖这篇论文优点突出，说是选题好，史料很丰富，答辩委员会委员都对论文表示满意，认为填补了大陆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先生的赞扬引起了我对论文的兴趣。我当即恳求他向作者给我索要一本拜读拜读，先生遂将他的最后审读本给了我。我粗略翻阅了一下，先生的评价，言简意赅，符合实际，值得我很好学习。
就是这样一篇老师满意、论文评阅人满意、答辩委员会满意的论文，先生仍留下了许多订正、修改的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还指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核对查证的地方。这再次印证了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反映了先生培养学生一贯的严细精神。为了撰写这篇纪念文 章。更为了增加我所述情节的可信度，我又对这篇论文打印稿中先生审读批改的笔迹一一作了统计。全稿共修改51处，其中错字修改7处，删除3处，脚注修改2处，标点错误更正11处，别体、异体字更改23处，疑问核查标识5处。对正式提交的“三满意”稿本先生尚且作出如此细致的审改，那么先生对一稿、二稿、三稿的审读批改更是可想而知了。可以认为，这个稿本也是先生生前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上面有先生苍劲、洒脱的笔迹，更浸透着先生培养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所花费的心血。
张晓京博士论文答辩稿扉页注明的时间是“2007年4月18日”。这些墨迹肯定形成于这以后，6月29日之前。这是先生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我相信最后13年先生指导的其他19篇论文也是这样，从中可见先生是如何“栽培桃李到临终”的。
不主张无谓的“争论”
学界公认，先生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和学术坚持。同时，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然而，对一些无谓的“争论”，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学术观点，先生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很坚决。
1999年前后，党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争论，这场争论很激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还将争论双方的文章全文复印转载在该刊的同一期上。
1999年11月24日至27日，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届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丰台空军招待所举行。我以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和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作者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学会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龚育之、石仲泉也都讲到了“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这场争论的是非问题，肯定了胡绳同志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卓越贡献，批评对胡绳同志的发难和人身攻击是无理的。
28日上午，我去人大看望先生。交谈中我们师徒也谈到当时那场学术争论的问题。当话题扯到争论挑起方的论点毫无根据时，先生愤愤地说：“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没有这个必要嘛!”这表明先生对无谓的争论、没有事实根据的论点是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的。这同他的“学术宽容”并不矛盾，因为“学术宽容”是宽容以事实为根据的学术观点。
喜欢作诗赋词
学界对先生的为人为学知之甚多，赞誉有加，然而对他情趣高雅喜欢作诗赋词却知之甚少，包括我这个学生在内。
1999年5月，先生给我寄来他刚刚出版的随笔《板凳集》，一共收录有他的诗作20多首，在“干校杂忆”这个单元有20首绝句，“旅美日记”这个单元有一首“含饴弄孙”的绝句，最后一个单元“附录”有五首诗作。这在当时已令我惊讶：先生还写过这么多诗。
2009年1月17日，我应邀到北京参加由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6日下午到京，当晚我就去先生家中看望已80高龄的师母。看到师母身体硬朗、精神不错，我十分高兴。谈话中师母告诉我，她在整理先生日记时竟发现先生有215篇诗作，而且师母已用印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八开大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了54页。这当然是先生留给家人、留给学生、留给学术界、留给社会的又一笔珍贵财富，我情不自禁地赞叹：先生原来还是一位诗人!
除师母之外，我很有可能是拜读这些诗作的第一人。这些诗，最早的是1969年作的《国庆节——二十年大庆》，最晚的是1998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小儿子家的花园中所作。征得师母同意，我将誊抄稿拿走，第二天托和我一同参会的小师妹岳明君复印l份由我存留。正好她19日要去看望师母。再托她将誊抄稿完璧归赵奉还师母。这又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我可以细品详读这些诗稿，进一步感受先生的境界和情操。
老实说，我对诗不很懂，但对这215篇诗作却时常吟读，记忆深刻。这里选录三首，以表敬意：
初见黄山
万山丛中绕溪行，茂林修竹扑面迎。
出口乍见黄山面，拍腾警绝连失声。
长沙秋日审稿
芙蓉国里金风爽，岳麓山下菊花香。
每忆三湘多壮士，桔子洲头唱大江。
挽总理
噩耗传来，如重石压心。
相对无语泪满面，遗志秉承。
化悲痛为力量，总理永远活心中。
“长沙秋日审稿”是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中共党史人物传》到1991年共出版50卷，前40卷由先生协助胡华教授担任复审，胡华教授任主编，终审全部稿件。最后10卷是胡华教授辞世后由先生履行终审权，是实际上的主编，但先生坚持仍署胡华名加黑框。第三首写于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先生以此表达他对一代伟人的哀悼和敬仰之情。
初读先生这些诗作，对我来说，不仅是“诗”的启蒙，更是思想的启迪。
最揪心的两个月
在先生患病前的最近一次见面是2007年6月30日上午。先生虽是83岁的高龄，但精神矍铄，兴致高，很健谈。师母还玩笑道：“答才，你看你老师是不是有点糊涂。”我说：“老师头脑太清楚了，身体很好，能活99。”此后的国庆、元旦、春节都有电话问候。先生身体都很好。可万万没想到，2008年4月11日或者12日，朋友、我的师弟温乐群发来短信：“彭老师病重。”
怎么会呢?先生那么好的身体，又注重锻炼，怎么会突然病重呢?
冷静片刻，我赶紧把电话打过去向乐群问个究竟。乐群告诉我。先生因胃癌刚做完手术，细节他也不完全清楚。我提出尽快动身，赴京探视。“你暂不要来，来也见不上。”乐群坚决地阻止我，理由是“彭老师在危重病人监护室。我们也见不上，连家里人也不能见”。乐群还告诉我，有情况他会及时告知。
4月19日，我到天津参加由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日上午。我刚主持完第三分组会议，收到乐群的短信：
“可以探视彭老师，但只限于每周三、五的下午4点到5点。”当天是星期日，最早也只能等到周三探视。我立即退了22日返回西安的机票。22日上午会议闭幕，午饭后接受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关于周恩来研究的采访，15时46分就乘动车组列车赴京。
23日，按医院的规定时间，我提前1小时即下午3点钟赶到北医三院住院部五楼重病监护室门外。
开放前10分钟，先生的大儿子彭朴、儿媳和孙子大宝赶到。因重病监护室只能轮换进去，里边只能有一人。鉴于我从外地赶来，彭师兄让我先探视。
换上白大褂，套上塑料鞋套，赶到先生活动病床前，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头发长而零乱，面部肌肉松弛了许多。鼻孔插着管子，尿路插着管子，还安装了心脏监控的仪器；先生不断张嘴喊叫，但根本听不清在喊些什么。护士只在一旁忙她的监控记录和别的什么。我流着泪上前握住先生的右手，说：“我是答才，来看望您。”先生好像努力着睁眼，但总是睁不开， 心里似乎知道是我，手不断地摇着，嘴里发不出准确的音符，好像在说：“噢，答才呀，好，好!”
先生不断痛苦地喊叫，而我却只能无奈地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陪伴先生约20分钟，我出来后。彭师兄、大宝、彭大嫂等先后探视。5点到了。不准人进入了。彭师兄又央求门口值班的中年妇女，说：“他是我爸的学生，从西安赶来探视的，让他再进去看一次吧!”中年妇女还算通情达理。我又在先生床前陪伴了10分钟，只能说些“我是答才”、“您一定会康复的”之类苍白无力的话语。
约五点半从医院出来，我恳请彭师兄带我到他姨家看望师母，因为自先生住院以来，为了到医院方便，师母住在离北医三院较近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家属院的妹妹家。通过看望师母，我知道了先生发病的全过程和手术情况。
由于我课程较重，单位的事也很多，24日就乘飞机回到了西安。但先生的病情仍揪着我的心。我常常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终于，情况有所好转。终于，先生能下病床，在人搀扶下走到户外活动。5月6日，彭朴师兄给我发来了先生身着病号服在病床上看书的3张照片，中旬又发来了有人搀扶先生在户外活动的照片。6月6日，先生终于出院了。又一组更显精神的照片传到了我的电子邮箱。
我把电话打到先生家中，师母简略向我谈了先生近况后便把话筒交给先生。先生接过电话说：“答才呀!我恢复得很好呢!谢谢你的牵挂呀!”先生的声音是洪亮的，底气是足的。我确信先生躲过了这一难，高兴极了。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仅过了4天，先生又因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再次住进了医院。面临期末，研究生答辩，本科生考试，一时难以抽身再去探视，只能通过电话了解先生的病情。在6月24日的电话中，师母告诉我：“你老师这一关恐怕难过了，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我的心情再次揪紧了。
6月25日，我赴长春参加由中央编译局和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最担心的还是先生的病情。27日上午9时35分，我收到乐群发来的短信：“彭老师走了。”事后得知先生是9点30分辞世，我内心悲痛至极。这时，汽车还在前行，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好决定前行还是返回，即使返回也有困难。我马上回复乐群：“后事怎么安排，望及时告我。”我想如果急办，我就得就地下车，返回长春。退掉一小时前刚买到的长春至西安30日的机票，直飞北京。迟迟不见回复，大约又过了10分钟，小岳又来短信告我，我回复她“知道了，请告我后事安排计划”。还是得不到消息。约ll时40分到了吉林市，我直接给彭朴师兄打电话，询问后事安排情况，彭师兄告诉我，7月3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虽然我坚持参加完了研讨会，却一直沉浸在对先生辞世的悲痛中。
从4月中旬到6月27日，除先生病情好转并得到短暂恢复的一段时间，是我最揪心的两个月。
三个“响头”九鞠躬
2008年6月30日晚回到西安。
7月1日上班第一件事是订购了第二天中午赴京的机票。2日下午，乐群陪我在北京世纪城一个花店买了花篮，约4点钟到先生家中吊唁。
先生的灵堂布置得简朴、大方。灵桌上摆放着我最熟悉、也是先生本人最喜欢的那幅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衣、系着黑领带、正前方有三个麦克风、正在做报告的照片。师母给先生献的花篮摆放在灵桌前正中。几个儿子敬献的花篮摆放在两侧。我含泪点燃五根香插入香盒，没有按通行的三鞠躬礼来表达对老师的追念之意，而是施我们陕西农村依然坚守的礼节：双手搭弓、作揖，跪地，三叩首，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先生深切的哀悼之情。
先生走了。只能双手握着师母的双手，望她老人家节哀、保重。当然，说这些话是泣不成声，泪水盈眶的……
7月3日上午9时，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隆重举行。先生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厅前上方适当高度，身着灰色西服的先生遗体静卧在遗像下方正中的鲜花翠柏中。依然是那么安祥。教育部部长周济敬献了花圈，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和石仲泉、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廖心文及中共党史界的著名学者张静如教授、金春明教授、梁柱教授、陈铁健教授等参加了告别仪式。先生生前的好友、学生和亲属共500余人参加了告别活动。
告别仪式一般都是在遗体右侧正中面向遗体行三鞠躬礼。我先后在先生遗体右侧2米处的前部、中部、后部位置各向老师行三鞠躬，即共计9个鞠躬礼。主观上。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同先生的最后告别，我们师徒的感情太深，不忍离开老师；客观上，先生的学生们排在告别队伍的最后，我又在学生队的靠后边，这样行礼也不会过多影响整个告别仪式的速度。
送别了先生，回到西安，好多天，我心里都空荡荡的。
悲痛过后，还得回到理性：对先生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老人家的为学为人。明知自己永远也达不到先生的高度和境界，但至少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是，因为这个楷模将永驻心中。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