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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坐飞机，可能要被人多问一句，“买碳了吗？”北京飞纽约，13个小时，按照测算，这趟行程你有可能会向大气排放1.24吨二氧化碳。
夹杂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便捷和作为污染源给良心造成的巨大“拷问”之间，如何获得心灵解脱？
简单。点击任何一个碳排放额度销售的网站，花不到100美元，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你就可以消除所有因污染大气而产生的罪恶感。而这笔钱有可能被用在土耳其的风力发电机，也有可能用在美国、厄立特里亚或哥斯达黎加发展太阳能项目，甚至很有可能在印度被用来开发一个养牛场的沼气池; 当然，也很有可能，在非洲的某个雨林里用于赶走种地的农民，从而腾出地方可以种上那些令工业社会的“我们”减轻罪恶感的树木。
“当我们决定要乘坐飞机，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和保护树木来抵消乘坐飞机带来的大气污染，这些树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一家名为“绿色乘坐”（Greenseat）的荷兰公司在其网站上的标语如是说，仅仅28美元，就足够在乌干达的艾贡山国家公园内种植66棵树。
“绿色乘坐”经营着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业务——碳交易。13年前，“绿色乘坐”与乌干达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获准租用艾贡山国家公园的部分土地用于植树，从而获得“碳信用额度”，并贩卖给那些急着“赎罪”的客户——这些客户包括荷兰议会、化妆品企业以及像“大赦国际”这样的NGO。在光荣地宣布 “我终于碳中和了”这一最时髦口号后，荷兰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安慰是以艾贡山里的上万农民丧失家园为代价的。
最近，艾贡山农民的一纸诉状，将当地政府与碳交易公司10年来对当地农民的“驱逐”运动推到了公众瞩目的台前。
“政府对树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我们的生命。”村民们回忆当年被赶出家园时的一幕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自1994年开始，艾贡山国家公园内就时时可见滚滚浓烟。正是这一年，乌干达政府野生保护局与“绿色乘坐”开始合作，“造林”项目覆盖了近3000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家公园面积的近1/3。为了腾出农耕土地，政府决定将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0多年的农民赶出去，公园内的巡逻队放火烧毁了农民的房屋，砍倒他们种在田里的玉米。无处可去的农民只能蜷缩在邻村的山洞或寺庙里，烧柴聊以驱寒。
直到 2000年，总共有13个当地村庄的近8000名农民被赶出国家公园。2002年后，更多农民遭到驱赶，在当地为“绿色乘坐”监督项目进展的合作伙伴——同样来自荷兰的“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简称FACE）甚至建议：“驱赶速度要加快，以保证造林项目顺利进行。”
发生在乌干达的这一幕新“圈地运动”仅仅是全球日益壮大的碳交易的一部分，“驱赶农民”、“改田种林”，同样的故事在非洲其他国家，以及巴西、印度都有上演。
事实上，科学界对于利用植树造林来吸收二氧化碳排放这种做法尚存怀疑，科学家坦言，人类对生物圈（包括森林、大海）和大气层间的复杂交换机制的认知实在很有限。“绿色乘坐”在艾贡山种植的上千棵树到底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甚至是否能够吸收真正意义上由矿物燃料燃烧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连“绿色乘坐”自己都说不清楚。
而更糟糕的是，“改田种林”所激化的社会矛盾，给当地的造林项目带来致命的打击。愤怒的艾贡山农民认为这些树木是导致自身悲剧的“始作俑者”，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在毁林上。截至2004年，近两千棵新种植的树木遭到砍伐，散落在国家公园内那一截截裸露着的树桩 ，成为这场闹剧最有力的见证。
“不用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变得碳中和”，“绿色乘坐”和“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所宣扬的口号，对习惯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方便的“发明”。花上几十美元，给自己买上几个“碳交易额度”，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继续沉浸于过往的生活习惯披上一件光鲜的“道德”外衣。所有的植树项目都选择在南半球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富裕国家的民众过度消费应承担的责任，似乎已经被转嫁到了包括艾贡山农民在内的地球另一端人民身上。
道德的天平在倾斜，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利益权重。碳交易设立之初的真正目的，如今看来已经幻化成一场由政府、公司以及NGO领导公众的集体意淫。
在乌干达实施“造林项目”的另一个大户挪威，不但没有实现其1997年所作出的减排承诺，数据显示，挪威目前的排放量早已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而且这一增长还将持续到2010年。在碳交易最活跃的欧盟，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虽然略有减少，但连欧盟专家都必须承认，这要更多地归功于能源利用率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广泛的化石燃料的控制和民众消费习惯的变化。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细则，它为所有国家设置的减排方案有三种：合作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相比前两种要求对技术革新和节能技术的大笔投资，显然，碳交易不用做任何实质努力，又可以用现金来节省投资，很多国家宁可选择第三种方式。碳交易的火热，并不必然带来排放量的减少，但却使得政府可以轻松达到《京都议定書》规定的减排量（以欧盟为例，《京都议定书》规定其到2012年实现总排放量比1990年的基线减少8%，要求所有35个国家平均减少量是5%）；公司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碳排放受到政府惩罚和公众形象的损失；石油——最大的污染源，甚至可以不用理会舆论关于停产的压力。专家预测，全球碳交易的总额将在未来两年增至400亿美元，对一个存在巨额利润的新兴市场，像“绿色乘坐”这样的碳交易中间商早打着算盘，高兴地合不拢嘴了。
在碳交易问题上走出“美国阴影”的欧盟抢占了先机，其碳交易市场无论在交易量还是交易额方面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英国也不甘示弱，自2002年试运行碳交易市场，已先后投入资金达2亿英镑；而美国也早在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相比政府，企业对碳交易投入的热情和兴趣也毫不逊色。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正不遗余力地尝试建立自己的内部交易机制，所有的交易报告以及减排量确认都建立在一个自我监控的机制之上，例如，2002年BP自称其碳排放量减少了5%，因为没有来自任何第三方机构的审核（英国碳交易所的大部分投资并没有用在完善其机制上），BP不仅可以声称自己完成了减排任务，“逃过”政府和公众的苛责并建立负责任的“Beyond Petroleum”（超越石油）的公众形象，而且还可以将多余的减排量拿去交易。
不论是欧盟还是BP，他们都是挖掘碳交易市场速度最快的领跑者。同时很遗憾，他们也是最大的污染者。最富有的国家和石油公司，不正是气候问题的始作俑者吗？
碳交易带来的问题还远不会止步于对新兴碳交易市场份额和资源的竞争和争夺。十余年前，英国著名环保学者理查德·格拉夫曾经撰写了《绿色帝国主义》一书，以浩瀚的实地考察佐证了在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殖民中如何衍生出最初期的环保思想。书中有一章节描绘了法国植物学家皮埃尔·普瓦沃是如何带领着他的科研小组，在“寻找《圣经》中的伊甸园”这样神圣的使命下，对毛里求斯进行系统的勘察和研究。当科学家满载而归离开这座“伊甸园”，接踵而至的就是挎着步枪的法国士兵。
几百年后，同样头顶神圣的“环保”光环而再次踏上非洲土地的西方人，是否在实践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绿色帝国主义”？
夹杂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便捷和作为污染源给良心造成的巨大“拷问”之间，如何获得心灵解脱？
简单。点击任何一个碳排放额度销售的网站，花不到100美元，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你就可以消除所有因污染大气而产生的罪恶感。而这笔钱有可能被用在土耳其的风力发电机，也有可能用在美国、厄立特里亚或哥斯达黎加发展太阳能项目，甚至很有可能在印度被用来开发一个养牛场的沼气池; 当然，也很有可能，在非洲的某个雨林里用于赶走种地的农民，从而腾出地方可以种上那些令工业社会的“我们”减轻罪恶感的树木。
“当我们决定要乘坐飞机，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和保护树木来抵消乘坐飞机带来的大气污染，这些树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一家名为“绿色乘坐”（Greenseat）的荷兰公司在其网站上的标语如是说，仅仅28美元，就足够在乌干达的艾贡山国家公园内种植66棵树。
“绿色乘坐”经营着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业务——碳交易。13年前，“绿色乘坐”与乌干达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获准租用艾贡山国家公园的部分土地用于植树，从而获得“碳信用额度”，并贩卖给那些急着“赎罪”的客户——这些客户包括荷兰议会、化妆品企业以及像“大赦国际”这样的NGO。在光荣地宣布 “我终于碳中和了”这一最时髦口号后，荷兰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安慰是以艾贡山里的上万农民丧失家园为代价的。
最近，艾贡山农民的一纸诉状，将当地政府与碳交易公司10年来对当地农民的“驱逐”运动推到了公众瞩目的台前。
“政府对树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我们的生命。”村民们回忆当年被赶出家园时的一幕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自1994年开始，艾贡山国家公园内就时时可见滚滚浓烟。正是这一年，乌干达政府野生保护局与“绿色乘坐”开始合作，“造林”项目覆盖了近3000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家公园面积的近1/3。为了腾出农耕土地，政府决定将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0多年的农民赶出去，公园内的巡逻队放火烧毁了农民的房屋，砍倒他们种在田里的玉米。无处可去的农民只能蜷缩在邻村的山洞或寺庙里，烧柴聊以驱寒。
直到 2000年，总共有13个当地村庄的近8000名农民被赶出国家公园。2002年后，更多农民遭到驱赶，在当地为“绿色乘坐”监督项目进展的合作伙伴——同样来自荷兰的“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简称FACE）甚至建议：“驱赶速度要加快，以保证造林项目顺利进行。”
发生在乌干达的这一幕新“圈地运动”仅仅是全球日益壮大的碳交易的一部分，“驱赶农民”、“改田种林”，同样的故事在非洲其他国家，以及巴西、印度都有上演。
事实上，科学界对于利用植树造林来吸收二氧化碳排放这种做法尚存怀疑，科学家坦言，人类对生物圈（包括森林、大海）和大气层间的复杂交换机制的认知实在很有限。“绿色乘坐”在艾贡山种植的上千棵树到底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甚至是否能够吸收真正意义上由矿物燃料燃烧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连“绿色乘坐”自己都说不清楚。
而更糟糕的是，“改田种林”所激化的社会矛盾，给当地的造林项目带来致命的打击。愤怒的艾贡山农民认为这些树木是导致自身悲剧的“始作俑者”，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在毁林上。截至2004年，近两千棵新种植的树木遭到砍伐，散落在国家公园内那一截截裸露着的树桩 ，成为这场闹剧最有力的见证。
“不用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变得碳中和”，“绿色乘坐”和“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所宣扬的口号，对习惯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方便的“发明”。花上几十美元，给自己买上几个“碳交易额度”，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继续沉浸于过往的生活习惯披上一件光鲜的“道德”外衣。所有的植树项目都选择在南半球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富裕国家的民众过度消费应承担的责任，似乎已经被转嫁到了包括艾贡山农民在内的地球另一端人民身上。
道德的天平在倾斜，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利益权重。碳交易设立之初的真正目的，如今看来已经幻化成一场由政府、公司以及NGO领导公众的集体意淫。
在乌干达实施“造林项目”的另一个大户挪威，不但没有实现其1997年所作出的减排承诺，数据显示，挪威目前的排放量早已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而且这一增长还将持续到2010年。在碳交易最活跃的欧盟，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虽然略有减少，但连欧盟专家都必须承认，这要更多地归功于能源利用率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广泛的化石燃料的控制和民众消费习惯的变化。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细则，它为所有国家设置的减排方案有三种：合作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相比前两种要求对技术革新和节能技术的大笔投资，显然，碳交易不用做任何实质努力，又可以用现金来节省投资，很多国家宁可选择第三种方式。碳交易的火热，并不必然带来排放量的减少，但却使得政府可以轻松达到《京都议定書》规定的减排量（以欧盟为例，《京都议定书》规定其到2012年实现总排放量比1990年的基线减少8%，要求所有35个国家平均减少量是5%）；公司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碳排放受到政府惩罚和公众形象的损失；石油——最大的污染源，甚至可以不用理会舆论关于停产的压力。专家预测，全球碳交易的总额将在未来两年增至400亿美元，对一个存在巨额利润的新兴市场，像“绿色乘坐”这样的碳交易中间商早打着算盘，高兴地合不拢嘴了。
在碳交易问题上走出“美国阴影”的欧盟抢占了先机，其碳交易市场无论在交易量还是交易额方面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英国也不甘示弱，自2002年试运行碳交易市场，已先后投入资金达2亿英镑；而美国也早在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相比政府，企业对碳交易投入的热情和兴趣也毫不逊色。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正不遗余力地尝试建立自己的内部交易机制，所有的交易报告以及减排量确认都建立在一个自我监控的机制之上，例如，2002年BP自称其碳排放量减少了5%，因为没有来自任何第三方机构的审核（英国碳交易所的大部分投资并没有用在完善其机制上），BP不仅可以声称自己完成了减排任务，“逃过”政府和公众的苛责并建立负责任的“Beyond Petroleum”（超越石油）的公众形象，而且还可以将多余的减排量拿去交易。
不论是欧盟还是BP，他们都是挖掘碳交易市场速度最快的领跑者。同时很遗憾，他们也是最大的污染者。最富有的国家和石油公司，不正是气候问题的始作俑者吗？
碳交易带来的问题还远不会止步于对新兴碳交易市场份额和资源的竞争和争夺。十余年前，英国著名环保学者理查德·格拉夫曾经撰写了《绿色帝国主义》一书，以浩瀚的实地考察佐证了在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殖民中如何衍生出最初期的环保思想。书中有一章节描绘了法国植物学家皮埃尔·普瓦沃是如何带领着他的科研小组，在“寻找《圣经》中的伊甸园”这样神圣的使命下，对毛里求斯进行系统的勘察和研究。当科学家满载而归离开这座“伊甸园”，接踵而至的就是挎着步枪的法国士兵。
几百年后，同样头顶神圣的“环保”光环而再次踏上非洲土地的西方人，是否在实践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绿色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