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渐渐地被这样的“制度”同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人性与良知的力量。他们与制度一道,结成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在遏制他人良知的同时,也遏制了自己的人性
　　
　　年轻姑娘杨元元带母上学,其尴尬、艰辛可想而知,非一般人能够承受。要是出现在古代,她便是一位“大孝女”。其行为所释放出来的价值观,正是全社会所需要的。放在我去世多年的祖母,她老人家会感叹,这样的好姑娘,要修多少世才修得来啊。
　　而在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年轻的宿管对她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
　　在这之前,已有两名宿管找到杨元元,限令她在半小时之内搬走母亲所有的东西,不许杨母再来。结果是,杨妈妈在学校礼堂前整整坐了一夜。当日上海的温度骤降,只有4℃。
　　杨元元坚信会帮助她解决问题的学校领导没有出现。出事之后,校方的回应是,“学校按照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意即说明自身的做法没有过错。
　　校方与宿管之间,是一个循环论证的关系。所有人都是为了维护有关宿舍管理的规章制度。这个“制度”对于任何人都摆出同一种表情,不管是带母求学的,还是其他理由。因此,它拥有一张非人性的面孔。实际上,杨母暂时与女儿挤在一起,没有任何人从这件事情上受到直接损失。但是,不同程度依赖于这个“制度”的人们,还是感到自己受了伤害。因为他们觉得“制度”本身受到威胁。他们站在抽象的“制度”一边,而不是具体的人的一边。
　　他(她)们将自己隐藏在规章制度的背后,以规章制度的面孔作为自己的面孔,以规章制度的缺乏人性作为自己的人性,仿佛他们本人就是规章制度的某个注脚,是它的“再版前言”或者“后记”。
　　这便是“庸常的恶”。从主观动机上来说,他(她)并不想作恶;作为个人,他们也远非大奸大滑,充其量他们只是一些性格平庸的人们,看上去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规章制度得到一一落实。
　　只要躲在规章制度背后,以落实规章制度的名义,他(她)们的行为,就不需要任何个人的或者传统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性的尺度,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这是“制度”与“人性”的矛盾冲突。“制度”是不带人性的,执行“制度”的人们因而需要摘下自己的人性面具,才能够与制度取得契合一致。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地被这样的“制度”同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人性与良知。他们与制度一道,结成一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在遏制他人良知的同时,也遏制了自己的人性。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被构建起来。
　　但我要说,事情还要复杂一点。我们看到,即使是躲在规章制度背后的人们,还是会抑制不住地释放出他(她)们自身的某个语调和面孔,将他(她)们自身的某种“个性”,硬塞到“制度”中去,将那张严密的网撕开一个小口子。
　　比如规章制度并没有让那位年轻的宿管(她的年龄应该与杨元元相仿),来决定杨元元是否能够得到毕业文凭和学位文凭。这是她自己添加的。她主观加进去的还有对杨母说:“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说出“乡下的”“农村的老太婆”,这种对带有偏见和歧视的词汇,尤其是对于来自乡村人们的直接羞辱,没有写在任何规章制度里面,这是她个人的偏见与恶,是她个人骨子里的东西,它们难以掩饰,终要表现出来。
　　还有那位学院领导,他居然说出:“没钱,没钱读什么书?”必须有钱才能够读书,没钱就不要来上学,仿佛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是他作为领导自制的“思想章程”,实际上没有任何出处。
　　正是这样一些人,他(她)们往“制度”里夹杂了一些私货。他(她)们的个人之恶,通过“制度”之出口,释放了出来。实际上,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人伸出援手,将杨妈妈留到最终找到合适的住房,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即使是杨元元整个在校期间都与母亲同住,就像杨元元在武汉大学时那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有人会说,如果人人都像杨元元,那么宿舍不是乱套了吗?我反对这种说法。不可能人人都像杨元元。杨元元只是个别现象。困难并愿意带年迈的母亲上学,很少有人遇到。而个别现象就需要个别对待,需要针对性地放宽措施。
　　那种习惯性地一刀切,尤其是习惯性地将一切“拖泥带水”的东西,一切“节外生枝”“粗糙不齐”的东西,连根拔出,这是一种可怕的思维定势。这个世界,本来是由各式各样的人们组成,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非常具体的处境当中,每一种处境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形成,因而每一种处境都不一样,不可能被复制。
　　对身处困境的人,我们应抱有更多的体谅和理解,而不是摆出一副缺少人性的面孔,这才是今天“以人为本”的社会所需要的。★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