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717年5月，在弗吉尼亚海域附近，英国海盗船长贝拉米和他俘获的一位商船船长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他想拉这位船长入伙。但这位船长觉得当海盗风险大、地位低、名声差，就满脸堆笑加以婉拒。
　　哪曾想，这竟然激起了贝拉米的“布道欲”。不到30岁的他，认为对方思想顽固、落后，完全辜负了自己邀请其携手同领时代之先、自由游弋海上的一番美意。
　　因此，他先义正词严继续拉拢：“那些诽谤我的人（指政府官员）在法律保护下掠夺穷人，我们凭借自己的勇气掠夺富人，孰善孰恶？难道你不想成为我们的一员，而不再偷偷跟在坏人屁股后面当牛做马了吗？”
　　接下来，又软硬兼施：“那些法律都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才制定的，简直无异于一群狡猾的无赖，你竟然为之服务，真是个傻瓜，和他们一样该死。”“（如果你不加入我们）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继续拥有你的船了，因为你还会向他们的统治屈服。”
　　贝拉米仿佛海盗世界的一股新鲜空气。在人们的印象中，海盗大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恶棍。每当埋藏完珍宝都会把帮助自己的水手杀掉的“黑胡子 ”蒂奇，以及曾经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大玩“杀人游戏”长达5周之久的 “恶魔”摩根，就是这群混蛋的代表。在他们眼里，这世界要么是黄金白银、烈酒美色，要么是抢掠屠杀、鬼混践踏。而贝拉米超乎寻常的口才，无疑让他与一般海盗区分开来。
　　说话刻骨三分、开门见山，争论有比较、有高度，场景若转换到现在，把这番话的主题从发展海盗换作激励创业，贝拉米不知会折服多少“90后”“小鲜肉”。他的话太吸引人了：俯耳听命的唯唯诺诺，怎比得上海阔天空的无拘无束。
　　从义和理的角度为自己从事海盗事业开脱，甚至试图为海盗现象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让贝拉米在满口粗话、整天只知铤而走险的海盗中，显得那么卓尔不凡。
　　但是，卓尔不凡不可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贝拉米说话之所以火气这么猛、底气这么足、语气这么犀利，不过因了先辈们的血泪史以及自己那一代人“政治上的逐步觉醒”。
　　早在近2000年前，贝拉米的地中海前辈与恺撒一段不愉快的过往，就昭示过，海盗们的单纯在世俗统治者的尔虞我诈面前，是何等脆弱。
　　那时候，地中海有两个主人：罗马与海盗。一度，和作为当时人间霸主的不可一世的前者“对阵”时，海盗们的藐视和嘲讽态度不加掩饰。
　　常常是，一旦听说对方是罗马人并报上姓名，海盗会表现出惊恐的样子，跪倒在地，请求谅解。随后，罗马人的傲慢和优越感一般会马上回到脸上。这时，海盗们就给他们换上彰显其身份的长袍和鞋子，把梯子放到海里，让其选择走进海洋还是被扔进海洋以获得“自由”。
　　一来二往，海盗与罗马最后演绎成“默契的双簧”：海盗抢人越货，倒霉的当事人花钱保平安。执政官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女儿，至少两位大行政区执行官，以及不少内阁大臣，都遭遇过这种不幸。
　　不过，当海盗们无意间囚禁了谙熟政治机巧的恺撒之后，游戏规则被翻盘了。海盗们本以为，恺撒会和其他人一样，在海盗拿到赎金依约放人后，溜之大吉。谁知道，他不仅取消了之前向大学者阿波罗尼乌斯·摩隆学习法律和演讲的计划，更置程序上的瑕疵（处死海盗要经过大法官的允准）不闻不问，也不顾被绑架期间有的海盗还对他殷勤照顾的事实，把惊吓他的海盗团伙“整窝”钉上了十字架。
　　从此以后，类似的剧情，像大片一样持续上演。
　　1392年，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和瑞典贵族阿尔布莱克特争夺瑞典王位的第三年，斯德哥尔摩深陷丹麦军队重围，日常供应短缺而危在旦夕。这时，海盗组成的义军“粮食兄弟同盟”应运而生，该组织冒险提供的粮食、武器以及决战中的里应外合，最终帮助斯德哥尔摩在这一年守城成功。
　　该同盟中领袖人物，来自德国的施托尔特·贝克尔，由于表现出色被称为“可爱的海盗”，事后还收到了阿尔布莱克特代表瑞典王室颁发的彻底将其海盗活动合法化的“海盗证书”。他的英勇甚至还被诸多丹麦的盟国或敌国视为制衡丹麦的法宝，这些国家纷纷秘密向其示好或者提供支持。
　　1397年，伴随阿尔布莱克特的失败，已经收获丹麦、挪威两顶王冠的玛格丽特，再下一冠，将瑞典王位收入囊中。这种情况下，瑞典宣布取消对贝克尔的合法保护，无可厚非，可各国终止与贝克尔的“私下交易”甚且反目为仇就只能用“趋利”和怯懦来形容了。
　　临上砍头台前，贝克尔依然抱有讲和的幻想。例如，用重金换取自己和73名海盗兄弟的性命；不成之后，又与政府商量自己死、他人生，一样不成。审判者们戏谑说：“你要是脑袋掉了，人还能走得动，能走过你几个兄弟，就有几个人会活命。”
　　他受够了这群面目可憎的人的嘴脸，所以，临终前一语中的：“（统治者）就像站在教堂布道坛的老狐狸，给贫穷的人讲道德、讲顺从、讲虔诚，自己哪一点都做不到。”语气与逻辑，和贝拉米何其一致？
　　贝克尔的判断果然没错。他的无头之身沿着十几个兄弟身畔走过才最终倒下，然而，承诺言犹在耳，审判者就忘得一干二净，海盗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赦免。
　　恺撒和海盗之间的“斗气”，不但说明海盗和政府之间想建立某种游戏规则是痴人说梦，而且政客们的“气量”小得多，发起狠来不计代价。罗马与海盗之间的战争即是从恺撒的斗气拉开序幕的，罗马帝国的百姓由此陷入几十年生灵涂炭的悲惨光景。
　　贝克尔的遭遇则有另外一层深意：海盗是所有政府的敌人。当对抗中处于优势时，还有条件可讲；一旦处于劣势，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不会有交易，更不会有公平和正义。
　　既然如此，到了贝拉米这一辈海盗当道的时候，相同的故事仍旧层出不穷，就在情理之中了。英国和它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搜刮和压榨，人人尽知，可是，宣称永远做“英国人的朋友”的海盗亨利·艾弗里，却因为袭击向莫卧儿王朝进贡的珍宝船而被英国列入“死亡通缉名单”。多么明目张胆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巴赛罗缪·罗伯茨被誉为“绅士海盗”，他为了减缓海盗们的暴虐情绪，曾把音乐治疗引入海盗队伍，并因禁止手下滥杀无辜成为海盗群雄中的异类。可是，海战指挥才华深受同行以至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钦佩的他，因抢掠英国的贩奴船被各国联合追杀。
　　阿玛罗·帕尔格，18世纪和英国海军、海盗对阵都始终不败的西班牙海盗。一生传奇却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虽然“道上混”时被母国依畀甚多，但一俟年老身退故乡，这位打算用余生致力慈善事业的海盗，便因莫须有罪名锒铛入狱。
　　行胜于言，贝拉米所言所感，何曾只是个人对海盗与世俗社会关系的观察与理解，分明也是他们这一辈海盗生与死、刀剑与血肉的检验结果。
　　只是，海盗中藏龙卧虎，在贝拉米口若悬河的时候，已有人对海盗的世俗命运洞若观火，所以，不乞求和解，不希求关照，而是对世俗社会敬而远之，悄悄选择一个“世外桃源”，搞起了“建设新社会”的实验。
　　这个“世外桃源”就是马达加斯加。詹姆斯·米松、托马斯·图和卡拉克西奥里在这里的利维尔塔蒂亚建立了“自由国”；亚伯拉罕·塞缪尔在这里的道芬港被手下“黄袍加身”，拥称“海豚港之王”；詹姆斯·普兰汀亦不甘人后，在这里的兰特湾，自封“兰特湾之王”。
　　其中，最有名者是“自由国”，“田产共享、人人为公”不说，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农奴合法化、政教合作都初见雏形，公共治理的权力框架搭得也有模有样。“海豚港之国”和“兰特湾之国”虽缺少制度的支撑，但自由欢乐的气氛也称得上一片绚烂天地。
　　想当年，托马斯·莫尔写下《乌托邦》，念兹在兹的，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成书200年后，在更多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还在捕风捉影、苦思冥想之时，海盗们就开始此等前卫的重构社会组织的探索，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