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提起《论语》，不同学人的脑海中，大约都会有不同的图景定格着，在笔者而言，则是《论语·宪问》篇里这个孔子击磬于卫的现场。当言不尽意，只剩肉身与金石在广袤的时空之下相击撞的时候，孔子在想些什么？声声磬音，传达出的是孔子的低喟，或咏叹。
　　有从容沉思的时空条件，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尽管可能像朱熹那样欣赏荷蒉者听音知意的高明，却也懊恼于荷蒉者顺世知止的言说唐突地打破了孔子沉静的思考，甚至逼着孔子不得不说出“果哉”的感叹。孔子是有忧思的，忧患意识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深刻内里，刘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种本体的‘忧’”，也可称作无名之忧、自律之忧或自寻之忧。对于种种偶然性的担忧，“对于人生的死生大限，暗自生出无名的悲壮、苍凉与微茫”，会引导学人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种“困境中的生命意识”，进而为自我的“晚期写作”给出解决方案——这也许可以看作刘东继《天边有一块乌云》之后要写《前期与后期》的内在动因。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刘东一直保持着对《论语》文本的研读，而心得的纸面落实，直到二0一八年的《天边有一块乌云》才初见系统的发摅。至于新近出版的《前期与后期》，更是时时处处在孔子与儒学的思域中展开论说。在这两本书中，刘东基于自身所寻得的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对人文学者的“二度生命”“两个世界”做出了诠解，忧时伤世，溢于楮墨之间。
　　刘东常提到《论语》中的两段故实：其一，是孔子对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生命周期的把握，这是一种基于价值理性的人生进阶，而不是对自然生命的客观归纳;其二，是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删述六经的使命承当，这是孔子在人生后期所寻得的身心安顿，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刘东看来，这两段故实都是和人文学者的“后期”（或称“晚期”）有关：在学术生命的后期，人文学者会自然有一种与时间竞走的意识，“只要有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对于刘东而言，《前期与后期》是他在进入“后期写作”之后，山中看山，从而做出的对人文学者生命周期的省思。“我们循着这种角度，既可以见出在‘生命周期’中纷至的困扰、固有的节奏和独到的彻悟，也可以领略分属于不同人生阶段的特定心气、风格和语调。”（《前期与后期》，2页）
　　在儒家关于生命周期的理解中，悦乐精神和忧患意识可以说是联袂并辔的。于是，我们既同感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百年俱是可怜人”的深深喟叹，也景慕于“不知老之将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意气纵横。在《前期与后期》中，刘东思考的是“仁者”在“泰山其颓”之前的生命安顿。他创造性地解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话，指出对一位人文学者而言，其中的“天”，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便是“一个人能享有多少‘天年”’。人生天地之间，在天边有一块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奋袂自強，抵抗流年，自具一种拔山盖世的浩然之气。而若真要写出像马一浮“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那样的诗句，则更需要理性的刚毅与坚卓，“不啻把‘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学精神，化作了一种个人的尊严与抗争”（《前期与后期》，41页）。
　　在《真想读一点马一浮》（《浮世绘》，一九九七年）中，刘东谈到前期的陈寅恪不过“清俊书生”，而后期的陈寅恪肖像之矜重、孤愤，“简直就是中夏文明整个命运的写照”。可以说，至少在二十年以前，刘东便开始思考“前期与后期”这个问题了。而到了二00五年的“知天命”之年，刘东则于年末放慢脚步，回顾了彼时彼地所处的“盛年”：“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歌剧，那么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这个盛年，也就正好比人生的咏叹之年。”（《这一年，我的咏叹之年》）在这一年，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生命限制的年岁，也是一个最接近于超越自我极限的年岁。二0一二年，在《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一文中，刘东指出梁启超“后期”自我变法、退而著书的重要内因，便是“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四年前，在《引子与回旋》中，刘东更是在与访客的谈话中有过一段“六十述怀”：“六十岁的他有一种‘晚期写作’的紧迫感，也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落。”（《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循着对“后期”问题的一贯思考，二0一八年，《天边有一块乌云》著成。刘东在书中说：“既然转瞬间也已到了‘晚期写作’的阶段，自己的这次充满紧迫感的写作，就绝不是为了什么与时俱进的‘创新’，恰恰相反，倒是为了退回到孔子当年的语境中，以便同情地理解他原有的问题意识。”至于今年新版的《前期与后期》，则直面“充满挑战与变数的晚期”，重新去体认了“三不朽”的文化传统，声倡学人应具备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做足准备、高歌猛进、发挥出毕生积聚的学术功力，从而涵养一个创造性的“后期”（《前期与后期》，169页）。
　　许多人会认为，就像古语所说的“人书俱老”那样，“后期写作”也许具有瓜熟蒂落的自如自在。可实际上，刘东在书中指出，“后期写作”恰恰也是充满了病痛、危机与不确定性，而人文学者正是要在这样一朵乌云的不确定性之下，担荷起弘扬传统与价值的使命感。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乃至更早的阿多诺的《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阿多诺曾指出，人文艺术晚期风格的成熟，并不像果实基于生命韵律的甜美成熟，反而，它是具有“褶皱”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更进一步，那是作者对于平庸的时代精神的憎恨和鄙弃。黄德海于此概括说，这就是过去中国士人所讲的“苦词未圆熟”（《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萨义德所论述的晚期风格，主要还是迹近“以偏概全”的西方世界的“晚期”：晚（lateless），并非指暮年（senility），因为生涯的中期，就会有“晚期风格的影子或种子”;更多的，是指一种“不适时”甚至是“不合时宜”（untimely）——这种“不合时宜”与之前的作品构成一种“本质有异的风格”。是故，刘东并未将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取来作为本书运思的范导。本书认可的是，贝多芬式的“义无反顾”“我行我素”的紧迫感，这种面对“天边乌云”的紧迫感对后世的启发作用都是深远的，无论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