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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杭州、成都、桂林、湛江、五大连池市五个具有地域代表性和不同经济社会水平的休閑城市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建构模型分析发现，生活条件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又以休闲娱乐便利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和家务负担程度;地域文化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应当至少包括对生活条件、地域文化、休闲时间、个人休闲生活、邻里关系等社交状况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评估。本文的模型不仅表明了地域差异导致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是显著的，而且量化了差异有预测功能，为有效提高居民的休闲生活满意度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地域差异;居民休闲活动;休闲生活满意度;文化比较;形成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1（b）--04
自2007年“十大休闲城市”（2007年，由求是《小康》杂志社和中国休闲产业经济论坛组委会经过网上调查和问卷调查、专家推选及相关城市的互动，综合经济发展状况、城市休闲基础设施、城市休闲环境、休闲文化、休闲满意度五大方面20余个小项，从全国推选出“中国十大休闲城市”：杭州、成都、昆明、湛江、北海、三亚、桂林、丽江、松江、五大连池市）名单公布后，笔者对这些城市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发现：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满意度反而高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查阅文献发现，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地域差异与休闲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经过预调研，选取杭州、成都、桂林、湛江、五大连池市（以下简称“五市”）五个具有地域代表性和不同经济社会水平的休闲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地域差异对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影响。
地域差异涉及地域文化差异和生活条件的差异，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区域流传下来的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包括地域内的历史积淀、文化传承、文化古迹、生态、民俗、传统、习惯和信仰等，是区域内社会大众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以及伦理价值模式的总和（Kathleen M etc，2002）。休闲生活满意度可简称休闲满意度，是人们对休闲生活状况的评价。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比较流行的是伯德和瑞赫博（Beard & Ragheb，1980）的观点，他们认为休闲满意度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该定义实际上是指休闲活动满意度，而休闲生活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多项基准之一，涉及的范畴要宽泛得多，它涵盖了休闲活动满意度。Shin D C 和Johnson D M（1978）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性认知评估。由此，本文所定义的休闲生活满意度是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休闲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性认知评估，除了对自身的休闲生活作评估之外，也包括对家庭休闲生活的评估，已婚者还包括对夫妻共度休闲生活的评估。
1 文献综述
国外对休闲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范式大多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单维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对休闲满意度予以测量，分析其影响因素或与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的关系（刘松、楼嘉军，2017）。国内近年对休闲经济（如休闲产品、产业）和休闲地理（休闲空间）的研究大幅增加，其他方面研究成果相对增幅较小（李响、赵新元，2010）。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2003）提出，文化价值观既会直接影响人对事物的满意度，也会通过影响社会互动的方式和规则、知觉等，间接影响人对事物的满意度。费正清（1999）指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 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宋子千和蒋艳（2014）以杭州为样本城市，研究得出休闲时间、休闲参与频率对休闲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休闲活动满意度对休闲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小，收入和休闲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不大。楼嘉军等（2008）对上海、武汉和成都进行调研，认为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高低大致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秦学和刘少和（2010）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发现休闲质量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刘世栋和王静（2014）在西安的调查表明，道路交通情况、道路标牌、停车场数量、基础设施指引、休闲环境等，都会影响市民的休闲体验活动满意度。龚江辉、王琪延（2009）指出，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减少家务负担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杨菊华（2014）认为，造成中国女性劳动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过长。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现有研究基本认同文化价值观、休闲时间、社交、环境以及家务负担对休闲满意度都有影响，但各自产生多大影响则不得而知。第二，收入对于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研究对象的地域差异可能是导致结论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第三，关于休闲的比较研究很少，当前已有文献为李菡（2011）对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张乐和吴文新（2009）对山东威海、青岛、烟台居民休闲生活作代际比较研究;王娟和楼嘉军（2007）对成都、武汉、上海居民的休闲活动满意度所做的一些研究。第四，没有专门针对地域差异与休闲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五，没有关于休闲满意度的间接影响因素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的甄选及依据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低于785美元时，它就处于前工业化社会，人们的主要需求是维持生存;当人均GDP在786～9655美元时，它就处于准备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人们主要是追求更多的物质产品;当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时，它就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人们的主要追求是高品质的生活（何建民，2008）。五市大致分布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中部，分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按顺序五市的经济社会水平呈递减状态（如表1所示），可以视作我国经济社会水平逐步提升的阶段性样本，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其中2010年只有杭州的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至2016年五市GDP虽然都有明显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加剧。 2.2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面向“五市”各发放问卷5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是杭州40份、成都41份、桂林32份、湛江42份、五大连池41份，总共196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78.4%。
3 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3.1 概念模型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以下概念模型：地域文化差异对休闲满意度存在直接影响;地域文化差异会导致生活条件的差异并最终影响休闲满意度，即生活条件是地域文化影响休闲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地域差异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是上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总和（如图1所示）。
3.2 研究假设
3.2.1 内模型
H1：地域文化差异会显著影响休闲满意度的感知;H2：地域文化差异会显著影响生活条件;H3：生活条件对休闲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
3.2.2 外模型
地域文化差异通过城市变量刻画;生活条件由四个方面刻画，分别是：收入、休闲娱乐便利度、居住地周围环境、家务减负度。休闲满意度的刻画由四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休闲时间、邻里关系、社交状况（与非家人的，下同）、个人休闲生活。基于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a，收入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b，休闲娱乐便利度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c，居住地周围环境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d，家务减负度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3a，休闲时间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b，邻里关系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c，社交状况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d，个人休闲生活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
3.3 赋值说明
地域文化差异通过城市变量刻画，以虚拟变量代表城市，1～5分别代表杭州、成都、桂林、湛江、五大连池市。对生活条件（收入、休闲娱乐便利度、居住地周围环境、家务减负度）和生活条件（休闲时间、邻里关系、社交状况、个人休闲生活）的各个构面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评价，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好说”“ 满意”“非常满意”五种程度，并依次赋值为1～5。
4 模型研究结果分析
本模型包含两部分，外模型（即测量模型、生活条件和休闲满意度的测量）以及内模型（地域文化差异、生活条件以及休闲满意度的关系）。由于两个测量模型是形成性模型（formative model），我们采用smartPLS3.0软件，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对模型进行估计，采用路径加权法，最大迭代次数3000次，终止阈值10-7;显著性检验采用倒脱靴法（Bootstrapping），抽样次数为5000次。
4.1 外模型结果评估
对于形成性测量问题，最重要的是其有效性检验。首先根据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共线性，无论是生活条件构面还是休闲满意度构面，各因素都是VIF<5，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除了居住地周围环境因素权重较低，仅为0.144之外，其他因素权重都较大，并且t检验值都在alpha=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如表2所示，因此可以判断外模型是有效的。
4.2 内模型（结构模型）评估
内模型的评估是本研究推荐模型最终是否成功的关键。对于内模型（结构模型）的评估主要考察内生潜在变量的可决系数R2。根据Chin W W（1998）的研究，模型解释力分为三档，R2高于0.67为最高档解释力，0.333～0.67为中等解释力，低于0.190表示解释力薄弱。
从表3结果来看，三条路径系数都大于0.100，并且统计上都具有在anpha=0.05水平上的显著性;从Cohen J的f2来看，两条路径的影响力在中等以上。地域文化差异对生活条件的R2 =0.27，解释力稍弱，但地域文化差异对于休闲满意度的R2 =0.45，解释力较好。本模型不但表明了地域差异导致休闲满意度的差异是显著的，而且还量化了差异并有预测功能。
5 理論建构
地域差异对于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模型表明：生活条件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又以休闲娱乐便利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和家务负担程度;地域文化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应当至少包括对生活条件、地域文化、休闲时间、个人休闲生活、邻里关系等社交状况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评估。本研究特别要指出的还有以下两点。
5.1 地域文化影响着特定区域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差异明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又集中反映在人们群体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与精神境界的文化面貌上（雍际春，2008），因而能够显著影响其休闲生活满意度。调研中发现，五大连池市政建设比较落后，居住条件也差强人意，可是居民却认为休闲生活充实。第一作者对三名当地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位是在家带孩子的年轻母亲，一位是在商业城里开裁缝档的中年母亲，还有一位是男性公务员，三人均表示，每天早上都去附近老黑山、药泉山等公园运动和取水，认为当地自然环境好，这是上天的眷顾，觉得生活健康又快乐。
5.2 国人对自身的关注比对家庭的关注更多
在调研以及建模过程中发现，与家庭休闲、夫妻共度休闲时间相比，个人休闲生活对于整体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明显得多，反映出国人对自身的关注比对家庭的关注更多。甚至由于面子问题，邻里关系以及与非家人的社交显得更受重视，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参考文献
Kathleen M， Lloyd， Christopher J， Auld.The role of leisure in determining quality of life： issues of content and measurement[J].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 2002（05）. Beard J G，Ragheb M G.Measuring leisure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80，12（01）.
Shin D C， Johnson D M.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05）.
刘松，楼嘉军.国外休闲满意度研究述评与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7（01）.
李响，赵新元.我国休闲研究的理论视角[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1）.
Yvette Reisinger， Lindsay W. Turner.Cross-Cultural Behaviour in Tourism： Concepts and Analysis，Butterworth-Heinemann， An imprint of Elsevier Science Limited[M]. First published 2003，28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宋子千，蒋艳.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机制：以杭州为例[J].人文地理，2014（02）.
楼嘉军，徐爱萍，岳培宇.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满意研究——上海、武汉和成都的比较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04）.
秦学，刘少和.关于“经济发展促进休闲质量提升”一般认识的实证研究——以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为例[J].旅游学刊，2010（03）.
刘世栋，王静.西安市民休闲环境满意度研究[J].旅游纵览，2014（08）.
龚江辉，王琪延.城乡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报告[J].调查世界，2009（04）.
杨菊华.时间利用的性别差——1990—2010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5）.
李菡.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學报，2011（06）.
张乐，吴文新.宜居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代际比较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06）.
金倩.成都、武汉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王娟，楼嘉军.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7（11）.
何建民.城市休闲产业与产品的发展导向研究——基于休闲需求结构与行为的分析[J].旅游学刊，2008（07）.
Chin， W.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In G. A. Marcoulides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8：295—336.
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
关键词：地域差异;居民休闲活动;休闲生活满意度;文化比较;形成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1（b）--04
自2007年“十大休闲城市”（2007年，由求是《小康》杂志社和中国休闲产业经济论坛组委会经过网上调查和问卷调查、专家推选及相关城市的互动，综合经济发展状况、城市休闲基础设施、城市休闲环境、休闲文化、休闲满意度五大方面20余个小项，从全国推选出“中国十大休闲城市”：杭州、成都、昆明、湛江、北海、三亚、桂林、丽江、松江、五大连池市）名单公布后，笔者对这些城市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发现：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满意度反而高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查阅文献发现，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地域差异与休闲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经过预调研，选取杭州、成都、桂林、湛江、五大连池市（以下简称“五市”）五个具有地域代表性和不同经济社会水平的休闲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地域差异对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影响。
地域差异涉及地域文化差异和生活条件的差异，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区域流传下来的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包括地域内的历史积淀、文化传承、文化古迹、生态、民俗、传统、习惯和信仰等，是区域内社会大众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以及伦理价值模式的总和（Kathleen M etc，2002）。休闲生活满意度可简称休闲满意度，是人们对休闲生活状况的评价。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比较流行的是伯德和瑞赫博（Beard & Ragheb，1980）的观点，他们认为休闲满意度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该定义实际上是指休闲活动满意度，而休闲生活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多项基准之一，涉及的范畴要宽泛得多，它涵盖了休闲活动满意度。Shin D C 和Johnson D M（1978）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性认知评估。由此，本文所定义的休闲生活满意度是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休闲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性认知评估，除了对自身的休闲生活作评估之外，也包括对家庭休闲生活的评估，已婚者还包括对夫妻共度休闲生活的评估。
1 文献综述
国外对休闲满意度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范式大多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单维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对休闲满意度予以测量，分析其影响因素或与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的关系（刘松、楼嘉军，2017）。国内近年对休闲经济（如休闲产品、产业）和休闲地理（休闲空间）的研究大幅增加，其他方面研究成果相对增幅较小（李响、赵新元，2010）。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 Turner（2003）提出，文化价值观既会直接影响人对事物的满意度，也会通过影响社会互动的方式和规则、知觉等，间接影响人对事物的满意度。费正清（1999）指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 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宋子千和蒋艳（2014）以杭州为样本城市，研究得出休闲时间、休闲参与频率对休闲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影响，休闲活动满意度对休闲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小，收入和休闲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不大。楼嘉军等（2008）对上海、武汉和成都进行调研，认为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高低大致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秦学和刘少和（2010）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发现休闲质量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刘世栋和王静（2014）在西安的调查表明，道路交通情况、道路标牌、停车场数量、基础设施指引、休闲环境等，都会影响市民的休闲体验活动满意度。龚江辉、王琪延（2009）指出，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减少家务负担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杨菊华（2014）认为，造成中国女性劳动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过长。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现有研究基本认同文化价值观、休闲时间、社交、环境以及家务负担对休闲满意度都有影响，但各自产生多大影响则不得而知。第二，收入对于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研究对象的地域差异可能是导致结论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第三，关于休闲的比较研究很少，当前已有文献为李菡（2011）对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张乐和吴文新（2009）对山东威海、青岛、烟台居民休闲生活作代际比较研究;王娟和楼嘉军（2007）对成都、武汉、上海居民的休闲活动满意度所做的一些研究。第四，没有专门针对地域差异与休闲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五，没有关于休闲满意度的间接影响因素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的甄选及依据
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低于785美元时，它就处于前工业化社会，人们的主要需求是维持生存;当人均GDP在786～9655美元时，它就处于准备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人们主要是追求更多的物质产品;当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时，它就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人们的主要追求是高品质的生活（何建民，2008）。五市大致分布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中部，分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按顺序五市的经济社会水平呈递减状态（如表1所示），可以视作我国经济社会水平逐步提升的阶段性样本，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其中2010年只有杭州的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至2016年五市GDP虽然都有明显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加剧。 2.2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面向“五市”各发放问卷5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是杭州40份、成都41份、桂林32份、湛江42份、五大连池41份，总共196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78.4%。
3 建构结构方程模型
3.1 概念模型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以下概念模型：地域文化差异对休闲满意度存在直接影响;地域文化差异会导致生活条件的差异并最终影响休闲满意度，即生活条件是地域文化影响休闲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地域差异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是上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总和（如图1所示）。
3.2 研究假设
3.2.1 内模型
H1：地域文化差异会显著影响休闲满意度的感知;H2：地域文化差异会显著影响生活条件;H3：生活条件对休闲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
3.2.2 外模型
地域文化差异通过城市变量刻画;生活条件由四个方面刻画，分别是：收入、休闲娱乐便利度、居住地周围环境、家务减负度。休闲满意度的刻画由四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休闲时间、邻里关系、社交状况（与非家人的，下同）、个人休闲生活。基于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a，收入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b，休闲娱乐便利度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c，居住地周围环境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2d，家务减负度正向影响生活条件;H3a，休闲时间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b，邻里关系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c，社交状况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H3d，个人休闲生活正向影响休闲满意度。
3.3 赋值说明
地域文化差异通过城市变量刻画，以虚拟变量代表城市，1～5分别代表杭州、成都、桂林、湛江、五大连池市。对生活条件（收入、休闲娱乐便利度、居住地周围环境、家务减负度）和生活条件（休闲时间、邻里关系、社交状况、个人休闲生活）的各个构面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评价，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好说”“ 满意”“非常满意”五种程度，并依次赋值为1～5。
4 模型研究结果分析
本模型包含两部分，外模型（即测量模型、生活条件和休闲满意度的测量）以及内模型（地域文化差异、生活条件以及休闲满意度的关系）。由于两个测量模型是形成性模型（formative model），我们采用smartPLS3.0软件，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对模型进行估计，采用路径加权法，最大迭代次数3000次，终止阈值10-7;显著性检验采用倒脱靴法（Bootstrapping），抽样次数为5000次。
4.1 外模型结果评估
对于形成性测量问题，最重要的是其有效性检验。首先根据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共线性，无论是生活条件构面还是休闲满意度构面，各因素都是VIF<5，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除了居住地周围环境因素权重较低，仅为0.144之外，其他因素权重都较大，并且t检验值都在alpha=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如表2所示，因此可以判断外模型是有效的。
4.2 内模型（结构模型）评估
内模型的评估是本研究推荐模型最终是否成功的关键。对于内模型（结构模型）的评估主要考察内生潜在变量的可决系数R2。根据Chin W W（1998）的研究，模型解释力分为三档，R2高于0.67为最高档解释力，0.333～0.67为中等解释力，低于0.190表示解释力薄弱。
从表3结果来看，三条路径系数都大于0.100，并且统计上都具有在anpha=0.05水平上的显著性;从Cohen J的f2来看，两条路径的影响力在中等以上。地域文化差异对生活条件的R2 =0.27，解释力稍弱，但地域文化差异对于休闲满意度的R2 =0.45，解释力较好。本模型不但表明了地域差异导致休闲满意度的差异是显著的，而且还量化了差异并有预测功能。
5 理論建构
地域差异对于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模型表明：生活条件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又以休闲娱乐便利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和家务负担程度;地域文化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休闲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应当至少包括对生活条件、地域文化、休闲时间、个人休闲生活、邻里关系等社交状况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评估。本研究特别要指出的还有以下两点。
5.1 地域文化影响着特定区域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差异明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又集中反映在人们群体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与精神境界的文化面貌上（雍际春，2008），因而能够显著影响其休闲生活满意度。调研中发现，五大连池市政建设比较落后，居住条件也差强人意，可是居民却认为休闲生活充实。第一作者对三名当地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位是在家带孩子的年轻母亲，一位是在商业城里开裁缝档的中年母亲，还有一位是男性公务员，三人均表示，每天早上都去附近老黑山、药泉山等公园运动和取水，认为当地自然环境好，这是上天的眷顾，觉得生活健康又快乐。
5.2 国人对自身的关注比对家庭的关注更多
在调研以及建模过程中发现，与家庭休闲、夫妻共度休闲时间相比，个人休闲生活对于整体休闲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明显得多，反映出国人对自身的关注比对家庭的关注更多。甚至由于面子问题，邻里关系以及与非家人的社交显得更受重视，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
参考文献
Kathleen M， Lloyd， Christopher J， Auld.The role of leisure in determining quality of life： issues of content and measurement[J].Social Indictors Research， 2002（05）. Beard J G，Ragheb M G.Measuring leisure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80，12（01）.
Shin D C， Johnson D M.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05）.
刘松，楼嘉军.国外休闲满意度研究述评与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7（01）.
李响，赵新元.我国休闲研究的理论视角[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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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宋子千，蒋艳.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机制：以杭州为例[J].人文地理，2014（02）.
楼嘉军，徐爱萍，岳培宇.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满意研究——上海、武汉和成都的比较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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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栋，王静.西安市民休闲环境满意度研究[J].旅游纵览，2014（08）.
龚江辉，王琪延.城乡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报告[J].调查世界，2009（04）.
杨菊华.时间利用的性别差——1990—2010年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5）.
李菡.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學报，2011（06）.
张乐，吴文新.宜居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代际比较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06）.
金倩.成都、武汉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王娟，楼嘉军.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7（11）.
何建民.城市休闲产业与产品的发展导向研究——基于休闲需求结构与行为的分析[J].旅游学刊，2008（07）.
Chin， W.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In G. A. Marcoulides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8：295—336.
雍际春.地域文化研究及其时代价值[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