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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听说过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给孩子们两个选项：一个是他们能立即享用一颗棉花糖，另一个则是他们要独自等待20分钟，之后可以获得两颗棉花糖，二者只能选一项。
这个实验在2006年经《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布鲁克斯报道后广为人知。实验者后来发现，那些能等待得到两颗棉花糖的孩子，成年后身材保持得更好、社交更活跃、人生更成功，并且有更高的成就——坚持时间最短的3个孩子与坚持时间最长的3个孩子，SAT（美国高考）总分相差210分。
只是，米歇尔这个实验的名字并不叫“棉花糖实验”，因为孩子们的喜好各不相同，奖品除了棉花糖，还有曲奇饼、小脆饼、薄荷糖之类。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
“延迟满足”，其实就是通常说的对眼前诱惑的忍耐力，虽然拗口，但显然更准确。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派比米歇尔更早关注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们用的名词更拗口——时间偏好。
经济学家把时间偏好视为中性概念，但显然这一概念无法成为成功学概念，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经济学家注意到，整体上，狩猎、采集和游牧社会的时间偏好，明显高于精细的农业社会。在同等情况下，人口压力较大、竞争激烈的社会，延迟满足的能力通常也更强。
很显然，经济学家的时间偏好理论，不像棉花糖实验那样著名，他们实在是缺少像米歇尔那样细致的实证研究。
米歇尔这项实验最惊人的是其后续研究。2009年，参与实验的部分孩子重返斯坦福大学。当年他们是斯坦福必应幼儿园的孩子，此时他们大都年满45岁。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前额叶皮层区更活跃，这个区域负责解决问题、克制冲动行为;而延迟满足能力较弱的人，中脑皮层更活跃，该区域位于大脑深处更原始的部分，与人们本能的欲望、快感及成瘾有关。
中国人喜欢说“三岁看大”，我们的普遍经验也认为自律的人更容易成功。但米歇尔的实验昭示的结论似乎过于残酷——一个人的命运，难道完全是由先天的基因决定的？
最有力的挑战来自美国同行。2012年，塞莱斯特·基德等人发表了有关重复棉花糖实验的论文。他们对实验做了更细微的控制，由此发现孩子的表现取决于他走进实验室之前习得的信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的影响。简言之，将孩子的一切表现，均归结为先天控制力的差别，显然为时过早。
这个研究结果或许比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来得更残酷——贫穷不但来自父母的遗传，更来自父母造就的家庭环境。在一个无法建立承诺与信任反馈的家庭，孩子会更倾向于即时满足，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那个承诺过的奖励是否还在。
在极端情况下，延迟满足能力与成就大小体现得非常直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前后花了40年时间;歌德写《浮士德》，则用了60年。
欧洲那些恢宏壮丽的大教堂，体现得更为极致。最夸张的当属科隆大教堂，建造时间前后竟然花了632年。
跨越几代人的接力工程并非古代才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迄今仍未完工。1883年接手主持工程的设计师高迪说：“我的客户（上帝）并不着急。”1926年高迪去世时，大教堂的工程完工度不到1/4。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一个倾慕者为她订购的一块怀表，制作时间长达44年。完工时，距离王后被砍头已过去34年。当初的接单者也已经去世4年。
瑞士的侏罗山谷是传奇名表的汇集地。人们喜欢说，这里之所以是瑞士手表的真正发源地，是因为气候条件恶劣，常年大雪封山，农户只能躲在家里靠制表來打发时间。这个解释显然没考虑延迟满足能力起到的关键作用。侏罗山谷的匠人，以极高的延迟满足能力，花费难以想象的工时，打造出了极为精密的钟表。
酿酒师也是延迟满足能力突出的一群人，因为酒的酿造也需要繁复的工艺和精湛的技术。诸如此类对时光的打磨，显然与“打发时间”相去甚远。
在延迟满足能力上，不同人群表现出的集体差异，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长期关注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他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参考。
克拉克发现，英格兰的银行利率自1400年的10%开始稳步下降，到1850年已降至3%。克拉克认为，利率变化排除通胀和其他因素，主要来自社会不断提升的抑制消费冲动的能力，即英格兰人越来越有耐心和储蓄意愿。
克拉克认为，13世纪后，英格兰很少遭到外敌入侵，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和平。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克拉克研究大量遗嘱后发现，富裕家庭的后代人数远比贫困家庭多——遗产低于24英镑的中低收入家庭，他们的后代人数低于两人。
克拉克还从稀有姓氏着手，对比其中的富裕家族与在法庭留有案底的家族，这再次佐证了他前面的推断——如果说自律、延迟满足是一种富裕基因，那么时间筛掉了更多的贫困基因，虽然很多富裕家庭的后代会变成中下阶层。
在克制即时消费能力提升的同时，英格兰人的劳动意愿也变得更强烈，他们的劳动时间变长，能忍受无休止的重复劳动。此外，整个社会的暴力行为也大幅下降，600年间，男性谋杀率从0.3%下降到0.01%。
克制、忍耐是违反人自然天性的特质，但一个保护和注重财富积累的社会，会通过强烈的竞争压力不断筛选并形成自我规训文化，逐渐抑制人天性中的冲动，比如好斗——这是狩猎采集社会利于个体和部落生存的特质。
英格兰人经过数百年和平的农业发展，整体的延迟满足能力不断提升。以25年为一代，工业革命前几百年的稳定社会，足以改变整个英格兰社会在延迟满足上的整体表现。克拉克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而非其他地方，前述的自我进化，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
克拉克的观点似乎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经历了比欧洲更漫长的精细农业，人口高密度的竞争压力，培养出举世无双的吃苦耐劳和精打细算能力，在工业化上总是比其他非西方国家有更卓越的成就。
让我们回到棉花糖实验。塞莱斯特·基德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贫穷来自“遗传”，那么，其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环境塑造的。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人的自控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科学方法加以提升，人可以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这也是米歇尔后期研究的重点。对天生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过程当成一种享受。
（鹿 鸣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个观点，不一定对》一书，李 旻图）
这个实验在2006年经《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布鲁克斯报道后广为人知。实验者后来发现，那些能等待得到两颗棉花糖的孩子，成年后身材保持得更好、社交更活跃、人生更成功，并且有更高的成就——坚持时间最短的3个孩子与坚持时间最长的3个孩子，SAT（美国高考）总分相差210分。
只是，米歇尔这个实验的名字并不叫“棉花糖实验”，因为孩子们的喜好各不相同，奖品除了棉花糖，还有曲奇饼、小脆饼、薄荷糖之类。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学龄前儿童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物的自我延迟满足实证研究”。
“延迟满足”，其实就是通常说的对眼前诱惑的忍耐力，虽然拗口，但显然更准确。事实上，奥地利经济学派比米歇尔更早关注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们用的名词更拗口——时间偏好。
经济学家把时间偏好视为中性概念，但显然这一概念无法成为成功学概念，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经济学家注意到，整体上，狩猎、采集和游牧社会的时间偏好，明显高于精细的农业社会。在同等情况下，人口压力较大、竞争激烈的社会，延迟满足的能力通常也更强。
很显然，经济学家的时间偏好理论，不像棉花糖实验那样著名，他们实在是缺少像米歇尔那样细致的实证研究。
米歇尔这项实验最惊人的是其后续研究。2009年，参与实验的部分孩子重返斯坦福大学。当年他们是斯坦福必应幼儿园的孩子，此时他们大都年满45岁。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前额叶皮层区更活跃，这个区域负责解决问题、克制冲动行为;而延迟满足能力较弱的人，中脑皮层更活跃，该区域位于大脑深处更原始的部分，与人们本能的欲望、快感及成瘾有关。
中国人喜欢说“三岁看大”，我们的普遍经验也认为自律的人更容易成功。但米歇尔的实验昭示的结论似乎过于残酷——一个人的命运，难道完全是由先天的基因决定的？
最有力的挑战来自美国同行。2012年，塞莱斯特·基德等人发表了有关重复棉花糖实验的论文。他们对实验做了更细微的控制，由此发现孩子的表现取决于他走进实验室之前习得的信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的影响。简言之，将孩子的一切表现，均归结为先天控制力的差别，显然为时过早。
这个研究结果或许比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来得更残酷——贫穷不但来自父母的遗传，更来自父母造就的家庭环境。在一个无法建立承诺与信任反馈的家庭，孩子会更倾向于即时满足，因为他不知道下一刻，那个承诺过的奖励是否还在。
在极端情况下，延迟满足能力与成就大小体现得非常直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前后花了40年时间;歌德写《浮士德》，则用了60年。
欧洲那些恢宏壮丽的大教堂，体现得更为极致。最夸张的当属科隆大教堂，建造时间前后竟然花了632年。
跨越几代人的接力工程并非古代才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始建于1882年，迄今仍未完工。1883年接手主持工程的设计师高迪说：“我的客户（上帝）并不着急。”1926年高迪去世时，大教堂的工程完工度不到1/4。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一个倾慕者为她订购的一块怀表，制作时间长达44年。完工时，距离王后被砍头已过去34年。当初的接单者也已经去世4年。
瑞士的侏罗山谷是传奇名表的汇集地。人们喜欢说，这里之所以是瑞士手表的真正发源地，是因为气候条件恶劣，常年大雪封山，农户只能躲在家里靠制表來打发时间。这个解释显然没考虑延迟满足能力起到的关键作用。侏罗山谷的匠人，以极高的延迟满足能力，花费难以想象的工时，打造出了极为精密的钟表。
酿酒师也是延迟满足能力突出的一群人，因为酒的酿造也需要繁复的工艺和精湛的技术。诸如此类对时光的打磨，显然与“打发时间”相去甚远。
在延迟满足能力上，不同人群表现出的集体差异，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长期关注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他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参考。
克拉克发现，英格兰的银行利率自1400年的10%开始稳步下降，到1850年已降至3%。克拉克认为，利率变化排除通胀和其他因素，主要来自社会不断提升的抑制消费冲动的能力，即英格兰人越来越有耐心和储蓄意愿。
克拉克认为，13世纪后，英格兰很少遭到外敌入侵，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和平。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克拉克研究大量遗嘱后发现，富裕家庭的后代人数远比贫困家庭多——遗产低于24英镑的中低收入家庭，他们的后代人数低于两人。
克拉克还从稀有姓氏着手，对比其中的富裕家族与在法庭留有案底的家族，这再次佐证了他前面的推断——如果说自律、延迟满足是一种富裕基因，那么时间筛掉了更多的贫困基因，虽然很多富裕家庭的后代会变成中下阶层。
在克制即时消费能力提升的同时，英格兰人的劳动意愿也变得更强烈，他们的劳动时间变长，能忍受无休止的重复劳动。此外，整个社会的暴力行为也大幅下降，600年间，男性谋杀率从0.3%下降到0.01%。
克制、忍耐是违反人自然天性的特质，但一个保护和注重财富积累的社会，会通过强烈的竞争压力不断筛选并形成自我规训文化，逐渐抑制人天性中的冲动，比如好斗——这是狩猎采集社会利于个体和部落生存的特质。
英格兰人经过数百年和平的农业发展，整体的延迟满足能力不断提升。以25年为一代，工业革命前几百年的稳定社会，足以改变整个英格兰社会在延迟满足上的整体表现。克拉克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而非其他地方，前述的自我进化，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
克拉克的观点似乎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经历了比欧洲更漫长的精细农业，人口高密度的竞争压力，培养出举世无双的吃苦耐劳和精打细算能力，在工业化上总是比其他非西方国家有更卓越的成就。
让我们回到棉花糖实验。塞莱斯特·基德等人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贫穷来自“遗传”，那么，其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环境塑造的。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人的自控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科学方法加以提升，人可以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这也是米歇尔后期研究的重点。对天生延迟满足能力强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过程当成一种享受。
（鹿 鸣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个观点，不一定对》一书，李 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