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外交系副主任赵可金认为，中国外交在变化，它的另一个镜像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走到了新的关口。相对于国内的改革发展，外交是第二位的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外交服务于国家，国家服务于人，所以相比较而言外交不是最优先的问题。外交人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外交的“核心关照”，应是通过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外交人必须了解国内改革发展正在发生的变化，办外交也必须做到名实相符，切忌国内国际两张皮，只有这样我们提出的各种新理念才能对外产生信服力、感召力、凝聚力。
　　我们常说“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事实上这“两个大局”已经联成“一个大局”，这就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转型其实是世界外交问题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外交都面临转型的任务。
　　既然“两个大局”变成了“一个大局”，那么这“一个大局”又是什么呢？赵可金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点没有变，和平、发展仍是全世界的普遍愿望。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命题变得重要起来——“民主”和“包容”。通观当今世界，无论是搞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协商制民主，人民民主是大势所趋。“包容”则是指文明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包容互鉴。正因为“和平”、“发展”、“民主”、“包容”这四大主题摆到了全世界人民面前，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制度安排才日益显示出不适应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核心的一条是把一切世俗的力量全赶走，整个世界只剩下两大力量：主权国家（属地性、本土化的力量）和资本（普遍化的力量），它们之间角逐不休，几乎构成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全部内容。
　　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到来和信息革命的发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被弱化的国际关系要素，比如宗教矛盾、族群冲突、移民问题，都重新突出起来了，在国际关系当中倡导“民主”与“包容”的重要性也就明显上升。西方文明处理世界上的问题讲究“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种信条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有新的创造。
　　赵可金说，中国外交应该从过去仅以“国家”为中心来进行布局谋划，逐步转向以“国家”和“人”为双重心。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国家主权固然重要，但外交要为国家服务，而国家并非天然就有，其存在是以“人”为前提的，终归是要为“人”服务的。中国外交要统筹兼顾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全球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怀。
　　关于中国外交如何转型，赵可金提出：首先，制度性不足可能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瓶颈。外交转型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只有落脚到制度成长上，做到制度先进，文明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外交才能高效。有些跨部门的联动制度设计还需要完善，以确保资源很好地发挥效力，部门利益不会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只是一个国际关系理念，它既面向国外，也针对国内。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切实做到使中国国内社会成为与国际社会相融通的一部分，不能再简单依循“国内是国内、国外是国外”的惯性思维。第三，进行外交路径的创新。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时候，核心利益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和平发展道路解决的是发展问题，核心利益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安全和发展两大问题都要处理好。第四，使我们自己的制度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田野侧重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了看法。他说，进入21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格拉泽的《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都浓墨重彩地勾勒了中国外交的图景。他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对中国外交的取向作出大相径庭的预判。这样的推导模式导致他们在寻求中国外交的实证和经验支持上仍然很不充分。如何在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提炼概念、提出命题和发展理论，有待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作出努力。
　　田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结合，需要通过在外交实践中提炼新概念、构建新框架来进行。外交转型是“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形成“双边—多边—国内”不同层次的递进发展关系。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对多边国际制度的更深入参与。中国政治的进步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上体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往往投射到对多边国际制度的参与中去，并与中国国家转型形成联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后，比较政治学领域开始讨论国家转型的问题。从学术脉络来看，国家转型主要是指从帝国、封建社会、城邦等前现代的组织形式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今天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阶段。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当然来自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但如果对外交适当加以运用，也可以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
　　田野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多边国际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外部变量，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国内政治文明的进步。首先，作为多边外交的舞台，国际制度可以重新分配国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从而使中央决策者的偏好更容易得到实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典型例证。入世使中央决策者超越了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抵触，建立和完善了适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的国家机构和法律体系。入世也促进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由经济的直接管制者转变为监管者，提高了政府以法制为基础的治理能力。其次，作为一种通过清晰表述的规则和规范，国际条约可以起到汇聚不同行为体期望的作用。中央决策者可以把国际条约作为国内相关立法和政策的蓝本，为自己所期望的改革提供相对清晰的目标模式和路线图。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劳教制度的废除，这个制度是与《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等多个国际条约相悖的。第三，国际组织在某一领域拥有更专门的专业知识，使其掌握的知识看似“更客观”。当中央政府接纳这些国际组织的建议、遵守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或者建立和这些国际组织交涉的专门机构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官僚制度以及官僚决策的专业性。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医改中所扮演的建议者角色。 　　田野说，通过对近20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这样一个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理解所谓“倒逼机制”的因果机理。一般来讲，“倒逼”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事务来反促国内改革。中国下一步在制定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时，不仅要考虑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上的成本收益，也要考虑国内的国有企业改革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固然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短期调整成本，但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国内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桃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她同意外交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延伸，认为中国外交转型需要关注“性别平等”议题。在此方面，除了加强妇女对外交流活动外，至少还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男女平等问题，即在外交人员中妇女的代表性问题，包括增加外交人员中女性的比例，增加高级别外交官和参与外交决策者的女性比例，关注外交官配偶、家属的待遇与保障问题等。中国妇女在中国外交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领域的男女平等问题不可忽视。
　　二是双、多边对外交往中的性别平等主题，即围绕性别平等开展的各项外交活动。在此方面，我国已有一定成效，积累了经验。1995年中国成功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15年是北京世妇会20周年，国际社会一致赞扬中国对全球性别平等运动的贡献，充分肯定北京《行动纲领》的作用。2015年9月27日，中国和联合国妇女署联合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重要讲话，中国外交实际上已经收获了“性别平等”议题的红利，并正在持续为全球性别平等作出贡献。
　　三是外交风格与外交方式问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中国外交呈现“女性面孔还是男性面孔”的问题，尽管这种提法有些绝对化和本质化。由于社会文化原因，在男性人数占多数的外交领域，刚性的行事方式、男性特质展现较多，而随着女外交官人数的增加，柔性的行事方式、女性特质确实更多地展现出来。必须强调，并不是只有女性外交官才能使用“柔性外交模式”。随着性别平等运动的发展和外交官中妇女人数的增加，外交风格与外交方式的变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李英桃说，在国际政治中，性别平等是一个具有全球普遍共识、占据道德高地的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中国外交也不例外。进一步提高外交人员的性别平等意识，能够使性别平等议题更好地成为中国外交的工具和抓手，为中国外交服务；但如果处理不好，性别议题也可能给中国外交带来很棘手的问题。重视全球治理和中国外交转型中的性别议题的收益是多重的：促进本国男女平等、提升国家形象、服务国家利益、推动全球性别平等运动发展。因此，中国外交需要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从这个意义上，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