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无疑受到世界关注。在中国抗击疫情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世界范围内疫情发展仍不容乐观的情形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了两会的热议话题。
抗击疫情给了我们哪些启示？中医药战“疫”又收获了哪些经验？针对这些问题，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
在此次抗击疫情中，中西医两种力量的汇聚、携手、结合，最终炼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中国方案。这种新医学模式获得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的青睐。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共同分享了自己在抗疫一线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具有显著作用。中医与西医联手打了一场漂亮的战疫，再次证明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中西医结合的构建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
黄璐琦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对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方法，以及治疗疾病的用药原则都不相同。中医是整体观，讲究系统思维、辨证施治;西医遵循还原论思路，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中药加西药，或是西医检查、中药调理。在突发新发传染病缺乏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运用中医药防治瘟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法，发挥中医药整体调节、提高免疫的作用，激发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卢传坚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中西医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中医类的医疗机构数量规模远远小于西医类机构，中医科学研究的科研投入明显低于西医科学研究，重大科研平台中的中医类平台数量寥寥无几，中医药类项目在科技成果奖励竞争上也举步维艰。最后，目前国家高层次人才体系中的中医药人才屈指可数，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要想中西医相互补充、協调发展，应该将中医和西医的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资金投入、硬件建设、政策引导、人才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有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机会，共同为维护群众健康提供保障。”卢传坚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应急医疗体系
虽然此次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但目前，仍有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药作用的发挥。
卢传坚认为，首先，未将中医药常规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国家疾控中心未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导致中医药未能够常态化进入传染病防控的流调、监测、决策、规划、防治和研究全过程;在传染病防控临床体系中，全国所有的传染病医院几乎都是西医主导，没有一家可以收治传染病的中医院和研究传染病的中医研究机构，疫情发生时中医医疗机构只能以协作单位的方式参与部分临床和研究工作，妨碍了中医药在防治新型传染病方面的作用发挥和相关科学研究的开展;国家未建立中医药防疫研究体系，中医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实验条件不完善，即使有确切有效的方药也不能迅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筛选研究;中医药系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缺乏更好的机制和预案，往往临急上阵，准备不充分，力量分散，缺乏统一的科学决策机制;重视治疗，不重视科学研究总结，虽然事实上发挥了作用，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材料让社会各界信服和认可。
基于此，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应当将中医药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
张伯礼表示，从制度上、从体制上、从机制上，如果能够把中医药融入到传染病的防治体系当中，融入到整个重大疾病救治体系当中，我们的工作会更主动。
黄璐琦也表示，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巩同疫情防控成果，需要做好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临床总结，对临床救治有效的方案、方剂开展机理研究，并加快药性研究和临床适应症研究。从长远看，要探索中医药更好融入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让中医药这个中华文明瑰宝发挥更大作用。一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二要加强循证分析，提高精准施治能力。一方面，完善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以临床为导向，突破中医诊疗关键技术，建立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客观采集分析数据库。另一方面，在强化中医循证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优势，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强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的研究工作。三要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在同家各级疾病防治决策和方案制定中，更好发挥中医专家的作用。
卢传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医药法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保障中医药学在同家传染病防治体系中与现代医学具有同等地位;在同家、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在全同遴选并重点建设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定点医疗机构，同家给予重点支持;建立中医药传染病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研究条件;优化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工作预案，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
（摘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抗击疫情给了我们哪些启示？中医药战“疫”又收获了哪些经验？针对这些问题，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
在此次抗击疫情中，中西医两种力量的汇聚、携手、结合，最终炼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中国方案。这种新医学模式获得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的青睐。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共同分享了自己在抗疫一线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具有显著作用。中医与西医联手打了一场漂亮的战疫，再次证明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中西医结合的构建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
黄璐琦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对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方法，以及治疗疾病的用药原则都不相同。中医是整体观，讲究系统思维、辨证施治;西医遵循还原论思路，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中药加西药，或是西医检查、中药调理。在突发新发传染病缺乏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运用中医药防治瘟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法，发挥中医药整体调节、提高免疫的作用，激发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卢传坚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中西医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中医类的医疗机构数量规模远远小于西医类机构，中医科学研究的科研投入明显低于西医科学研究，重大科研平台中的中医类平台数量寥寥无几，中医药类项目在科技成果奖励竞争上也举步维艰。最后，目前国家高层次人才体系中的中医药人才屈指可数，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要想中西医相互补充、協调发展，应该将中医和西医的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资金投入、硬件建设、政策引导、人才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有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机会，共同为维护群众健康提供保障。”卢传坚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应急医疗体系
虽然此次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但目前，仍有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药作用的发挥。
卢传坚认为，首先，未将中医药常规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国家疾控中心未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导致中医药未能够常态化进入传染病防控的流调、监测、决策、规划、防治和研究全过程;在传染病防控临床体系中，全国所有的传染病医院几乎都是西医主导，没有一家可以收治传染病的中医院和研究传染病的中医研究机构，疫情发生时中医医疗机构只能以协作单位的方式参与部分临床和研究工作，妨碍了中医药在防治新型传染病方面的作用发挥和相关科学研究的开展;国家未建立中医药防疫研究体系，中医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实验条件不完善，即使有确切有效的方药也不能迅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筛选研究;中医药系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缺乏更好的机制和预案，往往临急上阵，准备不充分，力量分散，缺乏统一的科学决策机制;重视治疗，不重视科学研究总结，虽然事实上发挥了作用，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材料让社会各界信服和认可。
基于此，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应当将中医药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
张伯礼表示，从制度上、从体制上、从机制上，如果能够把中医药融入到传染病的防治体系当中，融入到整个重大疾病救治体系当中，我们的工作会更主动。
黄璐琦也表示，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巩同疫情防控成果，需要做好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临床总结，对临床救治有效的方案、方剂开展机理研究，并加快药性研究和临床适应症研究。从长远看，要探索中医药更好融入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让中医药这个中华文明瑰宝发挥更大作用。一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二要加强循证分析，提高精准施治能力。一方面，完善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以临床为导向，突破中医诊疗关键技术，建立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客观采集分析数据库。另一方面，在强化中医循证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优势，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强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的研究工作。三要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在同家各级疾病防治决策和方案制定中，更好发挥中医专家的作用。
卢传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医药法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保障中医药学在同家传染病防治体系中与现代医学具有同等地位;在同家、省、地市级疾控中心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在全同遴选并重点建设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定点医疗机构，同家给予重点支持;建立中医药传染病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研究条件;优化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工作预案，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
（摘选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