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加息，存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市场意料之中，但充满困惑：如此小的加息幅度，与市场预测甚远。
　　中国央行未向外界披露其隐衷。法定程序是，加息由央行提出，由国务院决定。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工信部和国资委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挥了影响力。
　　相比财政政策工具目标明确、操作熟稔，货币政策工具目标充满挑战，既凸显了当前中国宏观金融体系运行的复杂性，也表明当下利益集团多元化重构的客观现实。
　　市场的困惑直接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通胀治理是今年全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但目前主要依靠非市场力量的行政管制，被压制的物价未来会否迎来一波反弹态势？
　　第二，房地产价格调整进入“疲劳期”，在严厉的调控和1000万套保障房压力下，商品房价格涨幅放缓，但房价仍未出现明显“拐点”。与此同时，地产投资未见下滑，前五个月全国住宅投资增长了37.8%，地产投资仍然强劲。
　　第三，中国央行担心加息导致更多“热钱”涌入，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利率远高于中国。“热钱”全球流动真相到底如何？与此同时，众多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以更高代价获取资金。
　　第四，结构性转型困难重重，由刺激计划带来的重工化复苏的惯性加重了调整难度。“十二五”期间“收入倍增计划”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目前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处于低位。收入分配改革仍待字闺中。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前苏东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正向“成功追赶型”国家靠拢，即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窗口期到来前，主动对原有增长模式进行调整。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复苏期进入转型期，经济增长模式期望步入“投资少一点、消费多一点、顺差（储蓄）少一点”的“黄金律”增长路径。
　　步入“黄金律”转型将面临诸多挑战。首要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得不那么确定。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这一目标，市场将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目前包括土地、能源、利率汇率等要素资源价格，仍受到严格管控，严重扭曲了市场效率。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资料，中国增长路径转型风险还面临诸多风险考验：
　　一是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基本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底线竞争”、粗放发展、财政金融风险积累等诸多问题。地方债务隐性风险即是主要表现；
　　二是国进民退态势不减。大型国有企业盈利状况好转，但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等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的改革课程仍相对滞后，如扣除资源占有、行业垄断等非竞争因素，其经营效率是否发生实质变化尚难预料。国企逆周期风险意识依然不足。
　　三是财政金融风险积累和后摊。地方投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不断积聚。高速增长使得上述风险后摊，一旦外部经济需求翻转，增速回落，不排除这些风险集中显露的可能，并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重大冲击。
　　四是“半截子”城市化问题突出。受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人口流动政策等制约，较大比例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镇，不仅制约劳动力等要素优化配置，还制约着消费需求增长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
　　五是社会纵向流动不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影响仍然存在，甚至有扩大之势。“贫二代”和“富二代”现象的出现，表明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显露固化之势。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不仅制约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受刘易斯拐点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回落，时间窗口分布在2013年至2017年之间。伴随高速增长回落，高流动性和资源消耗模式掩盖的低效率问题终将暴露。
　　中国必须把握住历史机遇，确保成功步入“黄金律”增长路径，以化解转型风险，这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要力争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