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少年不知愁
　　
　　1945年,农历八月初七,在一片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欢庆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祖父谯志才边务农边打铁,与早已过世的侯祖母生养了大爹、大姑、幺姑和父亲兄弟姐妹4人。续娶的陈祖母没有生育,待人和善,视我父亲兄弟姐妹如己出。大爹和父亲都进过私塾。大爹谯怀德解放初即不幸英年病逝。侯大母生堂兄谯礼三,病故后续娶的吴大母生堂弟谯润三。大爹走时,堂弟还在母腹中。大姑小名胖花,嫁一富农家,终生屈辱;幺姑谯德玉性格开朗,婆家虽贫寒,但姑父为人诚朴善良。为了接上娘家的路,幺姑特地托人做媒将其婆家亲侄女王永孟与我定亲。其时,我们都还是孩子,自然并没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父亲谯树德不只读过私塾,还教过半年私塾。年轻时就参加了土改,以后又当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副社长、大队财务、生产队长;五十年代末还到宣汉修过公路,当过小头头,不识抬举,自动离职回家。如今83岁高龄了,还是个农民,仍在田间辛勤劳作。
　　父亲爱读书,所以我从小就偷看或半公开地看了父亲借读过的书,如《说岳全传》、《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万花楼》、《粉妆楼》、《隋唐演义》等。
　　母亲李树梅祖籍达县李家梁,但母亲至今没到过李家梁。因为外祖父是上我老家沿山(现更名红峰)乡做生意时认识外祖母并与之结婚的。生育两子一女。两子皆夭亡,女即我母亲,6岁时,外祖父回李家梁探亲,一病不起,魂归故土。外祖母含辛茹苦将我母亲抚养成人,于解放初去世。母亲16岁就与父亲成婚,生了我和大妹玉三外,还有一弟文明和两妹淑云、玉慧。文明和淑云还没走路就病死;玉慧长到3岁于1960年正月初一清晨凄然离去。烧伤和饥饿夺走了她幼小的生命;而仍旧是饥饿又让她死后被人吃了。虽然吃她的人也很不幸,她男人偷吃了粮管员的狗被吊打且扣口粮含恨上吊自杀,她也疯了,病好后曾痛哭流涕向母亲认错,母亲流泪原谅了她;而我至今仍觉心痛。
　　母亲娘家李家梁没有至亲,只有几个堂叔伯。听父母说将要解放时母亲一个小名叫五儿的堂兄上山到我们家去过。以后就再无娘家人上山。母亲一直想去李家梁看看,并给外祖父扫下墓,却无法与李家梁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联系上了。李家梁我的几个堂舅已搬迁进了达县城。妹弟曾在达城一个舅父母家吃过饭,而父亲还与堂舅的子女们一起上过真佛山。那时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又不会处事。大概是嫌与我们家交往没啥意思,此后就再无联系。我从1971年7月到万源,1994年9月才回到宣汉。以前交通不便,加上我又不愿去攀附条件比我好的亲戚,所以尽管我深知母亲的心思并写过一篇《母亲的心事》发表在《通川日报》上,却从没想主动去寻找母亲的娘家人。后来母亲就再没说过要去李家梁了。她感叹地说啥亲戚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的儿孙。
　　母亲身体不好,年轻时就曾大病一场,差点没熬过来,痛惜我的三个弟妹早亡,便一心指望我有出息,节衣缩食,忍饥挨饿都要让我读书。她只上过几天夜课班,仍是文盲,不知道书的好坏,怕我看父亲的闲书影响了学习,所以不准我看,我只好偷看。父亲管得不严,母亲没在身边时,当着父亲,我还能半公开地看。看了父亲看过的那些闲书,至少在我少年的心田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我最先喜爱数学,后来就更爱语文,爱文学,不是一般的爱,而是痴恋,如今痴心未改。这与我从小偷看父亲的闲书有很大的关系。为此,我很感激父亲。当然感激的原因还不只此。小时,父亲对我非常关心和爱护。我读村小时没有校舍,蒙师曾把自家的虚楼让出来做我们的教室。到蒙师家得穿过一片小树林。每天上学时,父亲都要把我背过小树林子。在学习上,他要求我很严。记得好像是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张长生》。在校没认真,背不得。回家后,父亲守着我直到背熟了,才让去睡觉。我读中学时还没字词典。上了高中,认不了的字,我还不时问父亲。父亲的字写得好,对我也有影响。我小学6年,买不起钢笔,全用毛笔,这使我后来渐渐爱上了书法艺术,而毛笔字写得也不比父亲差。
　　蒙师谯富才,按辈份我该叫爷爷。学校在距我们家大约两里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发蒙时,我提着一块腊肉由父亲陪送,走拢先给蒙师磕了一个头。开初我住在祖父家。我们没与祖父母住在一起,相隔一里多路。住祖父家一是离学校近些,二是有堂兄和别的伙伴同路。
　　蒙师一人教复式。两间教室,只隔一层板壁。趁蒙师到隔壁上课去了,我与几个贪耍的伙伴就跑出了教室;蒙师讲课时我也没专心,结果有一天蒙师抽我到黑板前去演算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我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恼,气得蒙师一巴掌将立在桌子上的黑板打滚了。蒙师性情温和,平时很少生气。所有的学生都怔住了。那一巴掌打的是黑板,痛的是我的心,羞的是我的脸。自那一巴掌后,我就很少贪玩了,学习一直领先。我感谢蒙师那一巴掌将我从懵懂中打醒了。多年后,我已赓续着蒙师的未竟事业20多个春秋了,为感念蒙师,特地写了《振聋发聩一惊雷》发在了2000年《陕西教育》的第2期。我把那一巴掌喻为使我醒悟的惊雷。
　　蒙师家贫,却勤奋好学,也比当时好些村小教师有学问,不知何故,连个少先队辅导员也没当成。学生们在他手里读了几年书,红领巾都没见到过。我是到了中心校后才加入少先队的。读到四年级上期,班上只剩了3个学生,蒙师决定把我们转到中心校去。一个不想上街便留了一级,我和另一个去了中心校。四年级只有一个班,班主任是王隆炳老师。
　　从家里到学校有十多里远,去来要经过一个高而且陡的坡,叫南岩坡。我们读的是跑跑书,早上自己煮饭吃,小跑着去赶课,中午偶尔吃点家里带的炒米,多数时间都是饿着肚子,等下午放学回家才吃得成午饭。
　　我基础好,学习又认真,顺利考上了高小。
　　与我一起转到中心校的那个学生是本家,高我两辈,没考上,就一直在家务农生产,生儿育女。后来千方百计都让子女读书。
　　高小两个班。教过我数学且当过班主任的是赵世齐老师,语文有侯献尧老师、庞克己老师;唐继德是教导主任,也教过语文。校长冯家饶,教过数学。其他教过历史的有侯仲益老师、图画有王自大老师。我考进宣汉中学读初中,王自大也到宣汉中学读高中,我们由师生而成了同学。
　　高小期间,碰上整风反右,我没多少感觉;而大跃进则直接参与了,还与大人们一起夜战过。但学校除放农忙假外没专门停过课。六年级最后那学期,开初,我和几个低我一级的伙伴没去住校,走读。那时吃饭在公共食堂。我们有时走到南岩坡就不上学了,钻进岩洞安榨塌老鼠;耍到中午便绕道从三岔河回去,正好赶上食堂开饭。
　　晃荡了一周,被校长和教导主任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一顿。此后,我便去住校了。那时无论那一级升学考试都只有一次。我想读书,更想升学,所以我后来很努力,曾借着月光看过书。
　　升学考试在毛坝中学举行。毛坝中学当时是紧排在宣汉中学和南坝中学之后的宣汉第三中学,环境优美、清静。我是第一次下山,当然也是第一次走进毛坝中学。我记得语文里有一道题是将拼音翻译成汉语:英雄好汉当红军。我也不晓得紧张,似乎轻轻松松就考完了,却不慎将我的准考证与谯玉坤的弄掉换了,被带队的唐继德主任狠训了一顿。谯玉坤读过中学没有,我不清楚,但他一直在农村却是我知道的。我至今不了解:如果弄掉换的准考证没被发现或者说发现了没再掉换过来,我和谯玉坤的命运是否就会对调?然而我还是非常感激唐主任,可惜他已离世多年了,走时年纪并不大。他女儿唐家英与我是同学,比她父亲还走得早。我上街读四年级时,同班的女生有三英,除唐家英外,还有任先英和鲁学英。自高小毕业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母亲勤劳惯了,把农活看得紧,我回家从没耍过。升学考试后,我就天天跟着大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边劳动,一边盼通知书。那些年考学挺难,一个乡中心校上百人参考,能考上五六个就不错了。几个成绩不如我的考生已收到了毛坝中学的通知书,我却没有。母亲很着急,责怪我没努力,我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有闷着劳动。一天,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还是宣汉中学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一届实行了全县选拔。我们沿山中心校被拔尖的除我外,还有唐家贵。毕业考试也是我们俩成绩最好。令人遗憾的是唐家贵初中没读完就当了学校的总务,后来离开宣汉中学回乡务农,搞科学种田,还相当不错;他的儿子曾在我手里读过高中,但他大概才过知天命之年就遽然病逝了。考上了中学,而且还是被选拔上了宣汉中学,父母非常欣慰,忙着给我凑上学的费用和添制新衣。乡亲们一直认为我成绩好,见我考上了县城中学,都为我高兴。走那天晚上蒙师还专门来到我们家。他亲手教我洗衣挤水时要把衣扣包着才不会因用力而挤破了。
　　我老家到宣汉县城说的是180里路,而实际上可能有150里左右,没有车,全靠脚走。我才14岁,从没出过远门,更没去过宣汉县城,就由父亲送我。母亲蒸了和有嫩瓜儿丝的包谷巴作为我们父子路上的干粮。太阳快升起的时候,我流着泪告别了母亲和两个妹妹,跨出了下山的第一步。通知书上要求自带生活必需品外,还要带锄头等劳动工具。父亲背着母亲给我的一口小皮箱和我的被盖卷走在后面,我扛着锄把像孙猴子似的走在前边。一路阳光明亮,当晚宿方斗场。次日一早又动身往城里走。现在坐车从方斗进城只须半个小时,而我们当年就走了半天。
　　
　　中学六年苦有乐
　　
　　父亲为我缴费报名注册后就去住了旅馆。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流了几次泪,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旅馆去找父亲。父亲要回家了,在解放街,我跟在他身后依依不舍。父亲要我安心学习。见我不肯回校,一个与父亲同路的中年男子慷慨地给了我一元钱,并对我说好好读书。我只好流着泪,站住不再往前走,望着父亲和那位陌生男子越走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抹着眼泪回到学校。前几年听父亲说当年钱不够,他去找到庞伟烈校长同意缓交后我才报成名的。庞校长的老家也在沿山,是我尊敬的校长,为宣汉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60年曾赴京出席过群英会,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听了父亲的话,我很感激他,也怀念他。2009年北京夕阳红文化中心拟编辑《共和国不能忘记》一书向全国征稿。我认为庞校长不应当被忘记,便写了《拓荒育苗功常在》一文,获一等奖,入选。我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迄今却不知道那个给了我一元钱的中年男子姓甚名谁,也不知他家住哪里,想报答而不能,但我从没忘记过。我上高中时,一位本家伯父连吃的盐都买不起,却给我送了由分分角角凑成的一元钱。我也一直感念。那位伯父早已去世,无法报谢。两个一元钱,现在看来微不足道,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五分钱一碗面条,可是20碗呀!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足5元;而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是多大的资助和激励啊!我不能忘怀,也没有忘怀,今年初便满怀深情地写了《难以报答》一文,发在《达州日报.生活周刊》上,算是一种表达方式。
　　离开了熟识的家乡和曾经朝夕相处的亲人,父亲走后,我就开始了有苦有乐于我人生极其重要和关键的6年中学生活。
　　我是1959年秋进入宣汉中学的。
　　开初很长一段时间,我老想家。以前没睡过午觉,午睡时我没有瞌睡,躺在床上光流泪。后来,我就看课外书,慢慢转移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读书期间,我都没睡过午觉,看课外书。学校管得严,每天午睡时有值周老师,即便不说话坐在床上看书也不行。高中时,一次我正看得入神,被教政治的杨仙华老师不声不响地给逮住了,书被收缴,还挨了批评。午睡时,要关校门。也是高中,有个学期,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偷跑出校门,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先后看了60多个川剧剧本。
　　我们初62级共4个班,每班50人。唐家贵分在一班,曾在沿山小学与我同窗后又回毛坝的刘子忠分在三班。我分在二班,全是男生。班主任有哪些,差不多都忘了,几位科任老师却印象深刻。教语文的有张能斌、邹哲生、李保均、苏武轩。张老师教初一,语文第一课是一首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50年过去了,当年张老师朗读的情景还宛然如在眼前;邹老师的字与众不同,不是写得好,而是不规范,却较独特。邹老师后来离开宣汉中学,曾到我家乡红峰中学任教,他的女婿也是红峰人。教数学的有王懋鑫,当过校长,反右时被划成了右派,据说除体育外,他啥课都能教,而我进宣汉中学时,他已落魄,是一般教师。还有陈策老师,好像也落过难。另一个印象深的是胡先敏老师,中年,戴一副宽边眼镜。一次我在课堂上无意中打了一声口哨,课后被她批评了一顿。教英语的有成燕新老师,他的画也不错。卫贡金老师是教高中语文的,也教过我一学期英语。一次上课,我埋头偷看《水浒传》。他发现了,走到我座位边大喝一声,把书没收了,课后批评了几句还是还给了我。1994年我从万源回母校任教时,卫老师已退休,听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加上我自己的感受,写了一篇散文《火红依旧》,发表在《云南政协报》上。卫老师已于去年病逝,享年近九十高龄。教化学的黄炳祥老师年轻活泼,爱打乒乓球。教生物的沙明秋老师是少数民族,也活跃,不催老,现在身体和精神都还不错。教政治的刘仕万老师后来当了宣汉县文教局局长。我在罗文中学时,他因公到万源我们见过一面。1994年我想回宣汉,给他写信,他回信表示欢迎,并说该挑重担。我最初没打算进城,只到毛坝职中。他所说的挑重担是要我去毛坝中学负责。家人亲友和一些学生都劝我到宣汉中学。我对官场不感兴趣,他便让我到宣汉中学去讲课。我最终被宣汉中学接受。能顺利调回宣汉,我得感谢刘老师。我一直喊他老师而没称局长,对他也没什么报答,仅仅与文义一起买了70多元钱的营养品以学生的名义去拜访过一次。买东西时,我们都争着给钱,结果文义比我还给得多些。刘老师现早已退休,我们不时在滨河路上碰到,我依然喊老师。
　　刚进宣汉中学头一个月生活还可以,而国庆节一过,农村饥荒日盛,学校的生活也越来越差。
　　国庆节放假4天。第一天,我与高61级的同乡张宗信一道当天将黑时走回了家。第三天下午与大队书记谯廷才同路走到胡家住宿,第四天下午就又回到了学校。那时纪律严,不能超假。离开家时,母亲用稗子面和红苕做成馍让我带在路上当干粮。等到寒假结束我上学时母亲只能用蒸熟的酸枣给我路上充饥了。农村人均定量日减,后来每人每天只有2两大米。放寒假回去路上已见饿殍。我们生产队原有70几个人,仅隔数月,只剩下50多个了!我回去那天早上看到公共食堂只煮了大半锅菜汤,好多人都饿变了形,不是骨瘦如柴,就是得了浮肿病。大年三十中午,在大队卫星排当排长的父亲没回家团年。母亲从食堂端回半瓦钵萝卜稀饭,清汤寡水,米粒煮开了花,沉在钵底,箩卜片浮在水面。母亲想给我和两个妹妹舀点米粒,再舀也是水。公元1960年正月初一的早晨,母亲煮的早饭还未熟,妹妹淑云就死了!
　　农村闹饥荒直接影响到学校。我们学生是27斤定量。但学校却分成了3个等级:年级高的吃30斤,中间的27斤,我们初中低年级只有24斤。8个人一桌,用瓷盆蒸饭,每桌一盆。盆有大小,盆小的饭稍干,我们都喜欢大盆,虽像干稀饭,而看起来体积大些;饭盆由炊事员摆放,都不愿碰上小盆,更怕碰上蒸偏了的饭盆。盆多,不注意盆就放偏了。偏了的饭,一边在盆口,另一边则落到盆底。为了分均匀,我们动用了学数学时才使用的三角板,轮流用它将一盆饭划成8个三角体。即使用了三角板,也难说就能划得均匀,所以往往是一人动手,其余的7双眼睛都盯着那个划饭人的手,生怕给自己划少了。
　　
　　低年级的男生吃了饭大多留在寝室,叫花子嫁女──尽谈吃。古人说饥寒起盗心。那时因为饥饿而偷盗的人不少。冬天黑得早,吃晚饭时已是夜色将临,有时放一碗饭在饭桌上,只是在碗槽洗下碗筷,转过身饭就不见了。有个高中学生半夜钻进学生厨房偷馒头被抓住了,学校让他跪在学生食堂下面的一张桌子上,然后开除了学籍。听说那个学生后来在拉板板车。不知现在如何?也不知他的子孙是否进过给他耻辱使他丢失学籍的宣汉中学?
　　那时学生厨房喂有猪,我们每周除了从河里给食堂和开水房挑水外,还要打猪草。有学生趁外出打猪草就偷附近农场的菜,被逮住,要学校去领人。许多学生的交往也重在吃上,成了酒肉朋友。
　　我生在山里,出自农家。从小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母亲对我的影响极大。母亲虽不识字,但心地善良、纯洁、正直、非常有志气!灾荒年间,从山上往毛坝运公粮,有人就偷出一些,母亲也去运过粮,却从不动国家一粒;生产队有时瞒产私分粮食,送到我们家,母亲都不要。尽管饿得面黄肌瘦,我们家屋后就长有青旺旺一田菜,母亲从没去取过一匹,也一再叮嘱我和妹妹做人要有志气,偷摸是最丢人的行为!所以,6年中学生活虽艰苦,我却从没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亏心事,手和心都是干净的。
　　饥饿不仅考验着我们每个学生,对教职工也是一种考验,是品德的考验,也是良心的考验。记得有个叫赵大学的炊事员,生得矮胖。据说他晚上将给我们学生量米的木升子磨短,而在量米时不是用手板抹平升子口,而是拱起手背,因而成了“节约模范”。可怜我们这些正长身体学知识的青少年学生,定量本来就少,不够吃,他还丧了良心来克扣!那时教师食堂的伙食比我们学生食堂好得多,听有人说占了我们学生的便宜。我那时不懂事,一次路过教师食堂闻到一股诱人的菜香,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反话:“好臭!”那个长得肥胖姓李的炊事员举着锅铲冲出来就要打我,我慌忙逃之夭夭。
　　我初一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冉崇庸老师。课教得怎么样,现在没法说了,而班主任却当得不够好。给我和同学们印象特深的是“搜饭”。农村已有人饿死时,班上离校较近的学生到了周末就将平时节约的米饭带回家去。冉老师不准,到了星期六放学时,他就到我们的寝室挨个搜查。一次将清溪冉茂瑞的饭搜缴了,害得冉茂瑞伤伤心心地哭了。听说冉崇庸老师将搜缴的饭自己吃了,我们不仅气愤,而且很看不起他。他后来调出了宣汉中学。我们读中学那阵学校很重视教学质量,能力强的调进来,能力差的调出去。不知冉老师的调出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一直不知他调走后的情况。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可一旦回想或谈论起来,心中还是难以平静。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学校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啊!当学生的能遇上一个德才兼备而又具有爱心的班主任该是何等的幸运!
　　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两周寒假有7斤供应粮,我和一些同学还欠学校的伙食费没领到,我们向学校苦苦哀求,从早上一直求到午后,断定学校不会发善心了,我们只好空着肚子失望地踏上回家的弯弯小路,开学补交了欠费才将那7斤粮食手续拿到手。
　　开年后,饥饿仍紧紧地追随着我们。每月供应的不全是大米,还配搭了豌胡豆和红苕,而豌胡豆大多蛀了。我们初一学生每天8两定量,每顿不足3两,“节约模范”一“节约”,落在我们碗里的就更少了;而再除去蛀了的豌胡豆,下肚的还有多少呢?所以,我们虽没像农民那样饿得变了形貌甚至丢了生命,但也是遭遇了一种严峻的考验。有不少学生很聪明本可以学好,也能继续升学的,就因为饥饿而影响了学习和升学;有的还半途辍学而懊悔终生。我也受到了影响,只是还算幸运,没在饥饿面前打退堂鼓,咬牙挺过来了,并相继考上了高中和大学。
　　我们那时不兴补课,星期天和寒暑假都是自己的,但劳动较多:要轮流从西操场下面的河里给厨房和开水房挑水,每次大概是20担。那时河水清亮,没污染,师生们洗脸洗衣煮饭都用河水。学校喂有猪,打猪草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们学生肩上。每周要管理菜园,每学期都要到几十里以外的天生去为食堂挑煤;农忙时要下乡支农,往往是一周,吃住都在生产队。我们到西北、东南、新红、明月等公社都去割过麦、栽过秧、种过地。其中挑煤最辛苦,路远费力,更难忍受的是饥饿。早饭就没吃饱,来回六七十里路程,仅有1个不足2两的冷馒头。支农虽也不轻松,但红苕洋芋还能填饱肚子。
　　饥饿之外,对我影响较大的就是冬天的寒冷。
　　我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我更是衣单裤薄,没有秋衣秋裤绒衣绒裤,也无棉衣棉裤,甚至袜子也没有,晴天雨天都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雨天鞋湿脚也湿,冬天脚冻得冰凉,久久难以入睡。初中时,我常在灭灯铃后,悄悄钻到学生厨房的煤灶下面去烤火。有个星期天,我在西操场旁边的石灰窑上烤火,竟中毒昏倒。
　　上高中后,穿上了第一件新棉衣,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就再没钻过灶孔,也没上过石灰窑了。星期天有时与二三友到城外漫步,更多的时候是到新华书店买书和看书;还给附近农场割过青草卖。有个春天,与朋友一起登上笔架山采缬山花,至今仍觉诗意盎然。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却喜欢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小时受《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影响,读高小时与杨大荣、谯世哲结成了兄弟。后来我一个堂姑嫁给了杨大荣,于是我就把杨大荣叫姑父了。高小毕业后,我进了中学,世哲回家务农,一直没再见过面。时隔近50年,为修族谱,我和两个本家特地去了谯家湾找到世哲。我一眼认出了他,而他却不认识我了。他丧妻多年,为了儿女,不肯再娶。儿女早已成家,他仍很辛苦。虽吃住都在他家,他却不是特别热情,对族谱也无兴趣。第二天早上告别时明知上街有几十里路远,却舍不得给我们煮一顿早饭,要不是半路遇上一个热心人留我们吃饭,那天就只有饿着肚子上街了。事后我写了《家门》一文,发表在《四川科技报》,对当年的朋友又是家门的世哲很感失望。
　　我早就对管仲与鲍叔牙、俞伯牙与钟子期的交往推崇备至,心仪已久,而最看不起那些势利小人和酒肉朋友。到了中学,我对择友大体按照了古人讲的3条标准:友直、友谅、友多识。当然前提必须是志趣相投。我交友比较审慎,决不会一见钟情。我的想法是交一个就是一个,决不半途分手,更不愿反目成仇。多年来我交的朋友都是家庭贫寒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感情有变淡和失去联系的,却没有像庞涓与孙膑那样成仇成敌的。
　　初中阶段,除了与李茂志、廖文周、范明富关系不错外,往来最多的是汪光明、曾凡成和王友礼。我们关系密切,情同手足。3年时光转眼即逝。初中毕业,光明回家,凡成、友礼和我将他送到农场下面的河边,久久不忍分开,但最终还是洒泪而别。光明回乡后,当了几年农民,结婚生子,先代课,后成为民办,再后转成公办。光明聪颖好学,只因饥饿而影响了学习,加之考场失误未能继续升学,但他自学能力很强,自修完成了中文大专学业,教学又特别认真,常教毕业班,统考一直名列前茅,屡获先进,被评聘为小学高级教师。
　　1972年夏,光明不辞辛苦到了我老家,这是我们自1962年夏在宣汉分别整整10年后的第一次重聚。离开我老家那天清晨,我们以山泉代酒互相祝福。我和永孟将他送到老鹰岩尽头红岩山口,望着他消失在崎岖的山路上,好久还不愿转身回家。
　　隔了10年,即1982年,带着长子谯韧,我第一次去拜望汪兄和尹嫂。汪兄带着建忠和华忠父子三人专程到宣汉城里接我们。到了他家后,他和尹嫂提前做了要做的活,硬是陪我们父子耍。那时他家房旧且窄,晚上将床铺让给我们父子,他和尹嫂却在地坝里睡。我们走时,他们又将我们父子送了很远仍难分难舍。我于1981年已正式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并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先生娘子》。汪兄读书时作文就写得好,我便鼓动他搞创作。他也许早有此心,果然一出手就初获成功,相继在《通川日报》、《巴山文学》和《教育导报》发表作品,坚持不懈,如今已成绩显著。汪兄家住天宝,任教和退休都在天宝中心校。退休进城定居前曾不幸突发脑血栓,经多方治疗,健康得以恢复,除左手和左脚不如先前灵便外,其他无碍。病时,我还在万源罗文中学任教,曾组织学生捐款,数量虽不大,却体现了我和学生们对汪兄的一份关心和情意。之后,我第二次到汪兄所在学校去看望他。只是当年手长袖短,在经济上未能对汪兄有什么帮助。
　　没到退休年龄,汪兄和尹嫂就住进了宣汉城,我们再用不着相互思念了,也不必劳动书信了。两家相距不远,想见随时都可以。
　　上高中后,高65级3个班150人,我依旧分在二班,凡成和友礼分在一班。高中毕业,凡成考上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多年不见,也无通信,前年在宣汉城总算见到了。我邀他夫妇到我新居闲聊一阵,他们忙,匆匆告别。走时我送了一本《藏在心中的歌》作为纪念。此后又没了消息。不过,倒不时碰见凡成的外侄女。对凡成现在的样子,我没有印象,留在脑海里的仍是中学时的模样和神情。友礼考到兰州大学生物系,后分配在康县第一中学任教。“文革”中见过面没有,记不起了,但我们曾相互通过信,还收到过他爱人的回信。他曾想调回来,因进不了城而不得不将爱人迁到康县。不幸的是他爱人已病逝。谯韧在兰州读书时也曾与他有信往来,还专门去看望过他在兰州读中专的小女儿。我调回宣汉中学后友礼回老家以为我还在万源,曾特地在罗文火车站下车到中学去找过我。他老家只有一个妹妹,他与黄正林是同乡,以往回来都住黄正林家。那次我们是分别几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很高兴,也多感叹。前年友礼回来,黄正林已举家迁往成都。汪兄和我陪他到北门对面去耍,还合影留念。友礼的爱人病故后,找了一个伴,没多久两人已分道扬镳。友礼的妹妹已当了奶奶,有病,曾求助过我,我尽了力,他妹妹和妹夫颇重感情。
　　到了高中,除与凡成和友礼继续保持友谊外,与李茂志、胡宗安、廖文周的关系更密切。文周的字写得好,他、艾正太和我常在一起抄写黑板报。宗安家住双河,虽后来考的是化学系,却爱咬文嚼字,不时还写几句顺口溜。他父亲不在,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姐姐。我曾在他家吃过几次饭,他不在家时我也去过。他母亲和姐姐都热情,每次做的菜样数多而精,很可口,都没吃完过。他和茂志曾上山到过我老家。他考入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后,我们似乎就没再联系了。他与张绍白的关系很好。绍白考入北京矿业学院。高中时我们同班,处得也不错,后来他分到攀枝花,我们曾多次通信,互吐衷曲。再后来他调回宣汉,任教于南坝中学,退休前,我们曾在宣汉见过两次面,现居住在宣汉城里。向他打听过宗安,他也不知。茂志算高中时期我最亲密的朋友。他长于数理化,而高考前体检却不能报考他钟爱的一类,只好填报属于文科的三类。那时我们不像现在这样早在高二就分科了,而是高三毕业考试后才分,离高考仅一个月时间。茂志平时偏重理科,突然让他考文科,受到的打击不小。我和文周安慰他,并将我们的复习资料给他看。填报志愿时,他只打算能考上就行,要报南充师范学院,我坚持让他填报了中央财经学院,最终被录取。上大学后,我们仍书信不绝,有段时间我连交信的邮票也买不起,他知道后,将在厂里学工的津贴寄给了我。他的语文不是强项,字也不算好,但他不怕丢丑,勇于实践,结果大学几年他的字和文章都写得相当好。“文革”中,他曾再次到我老家,我们还一起去过康家岭任文义家里。毕业分配,他到了湖北枝江,我进了万源,还有书信,后来就断了联系。他家住胡家石佛坪,我现在回山里去坐车要经过,却无从打听他的信息。我常思念他和宗安,还有文周和文义。文周最近刚联系上,我们除通了一次长长的电话外,就是每天相互给对方发短信,追忆往事,倾吐心声。
　　文义与我既同乡,又同学,先是村小后是高中。还记得高中一年级开学初,文义的哥文礼送他到校时对我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文义高小在姚坪读,初中与于显群一起在毛坝中学。高中他和显群在三班。高中毕业,显群考入四川大学,文义上了成都大学。中学和大学期间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我们三人甚至三家关系都很密切。相互参加婚礼,一旦回家,都要相聚。聚时亲热,别时依依。显群先同文义都在宣汉炉坪煤矿,不得志,后调到达县参加对犯人的管教,地位和待遇都非在炉坪时可比。随后其妻何培全和子女也离开于家坝住在了达城。文义在炉坪时已是管人之人了,后进城当了供销公司的经理和书记,曾一度风光。1989年秋为给永孟办农转非手续,我们一起住宿于文义家。其妻赵嫂早已进城,子女或参工或读书,都在城里;新买了住房。他家当时正红火,宾客盈室,以至于他和赵嫂想陪我们多拉一会家常都不空。为了不影响文义的工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他家。回校后我写了散文《我们依旧是朋友》发表在《鸭绿江》文学函授教材《文学之友》上。文义提前退休后与人合作开办煤厂,亏损负债,舆情不佳。前两年赵嫂又猝然去世。文义无奈,只好离开宣汉到他儿子那里去了。他有两子一女,究竟在哪里?无从打听。我回家要经过康家岭,几乎每次经过时我都会想到他,也不时回想起我们以前交往的情景。偶尔听到议论他的言语,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古今亦然。
　　高中阶段,我遇到了几位终生铭感的老师。
　　教高一语文的是李少高老师,身材修长而不清瘦。他曾借给我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又额外批阅了我的好几篇作文,并多有鼓励。高一时,我的一篇作文《真正的铜墙铁壁》和“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毛笔揩书,均获学校甲等奖,至今还将证书存放在老家。这都是与李老师的关心和培养密不可分的。1982年到汪兄家去转来,我专门拜望过李老师和他爱人王俊辉老师,还吃了他们煮的小汤圆。后又因学生读书的事给李老师写过信,他的回信,我还珍藏着。1994年我调入宣汉中学时,李老师已去成都治病。他和王老师回来过一次,我去看望,两位老师对我当时的境遇都很关心。我看李老师气色不错,估计没啥大碍;我们虽各住一栋房,但都在3楼,相距不过几米远,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站在阳台上锻炼身体,心想他会恢复健康的。哪知不过半年就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我很悲痛,后来写了《绵绵思念》一文寄托哀思。
　　李化民老师教我高二和高三的语文,他也给我借过书,是现代的。他的字写得好,课也有吸引力,常给我的作文打高分。现在我老家还保存着高中时的作文,偶尔会拿出来翻看。李老师和王慧才老师于“文革”后双双调去达县师范专科学校。王老师为校领导,李老师当中文系主任。我曾经去拜访过。王老师到万源路经罗文中学关心过我。与李老师有几次通信。因受岳父牵连未能去改学葡萄牙语,便想考研,给李老师写信求助,他回信鼓励并给我寄了书。考研未成,他曾告诉我想调我去教中学语文教学法,因我家属当时还是农业人口而作罢。后来两位老师又联袂调到了成都,李老师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王老师任职于四川音乐学院。那以后就没了联系,但我一直未忘记他们。
　　教数学的有柏占成老师,其子柏长青在宣汉中学搞后勤,其孙女柏萍于1994年进初中,刚好我从万源回来,就教了她的语文。教过我数学的还有罗丽元老师、罗再伦老师、陈学孟老师。罗再伦老师一脸络腮胡,上课只拿三角板、圆规和粉笔。听说他能双手打算盘。陈学孟老师是从南坝中学调来的。他退休后致力于书法艺术的探索,长于楷书和行书,频频参赛,也频频获奖和入选,只是往往得买入选的书。2007年陈老师编印了《陈学孟诗书选辑》,辑有他1980──2007的书法作品和诗歌;也将我2003年写的《晚霞灿烂翰墨香──记陈学孟老师》收入其中。给我送了一本,在扉页他的彩照下边写了“谯义三学弟惠存”。我保存得好,想起他时就取出来翻看。
　　爱穿长衫的黄正英老师教历史。我第一爱语文,第二爱历史。当了历史科代表,每堂课后我都要整理笔记,有时还会将整理好的内容抄写在黑板上。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外语学院,我选的专业第一是中文,第二就是历史。尽管既没读成中文系,也没学历史专业,但是我至今仍非常喜欢文史。
　　教英语的有两人:杨宏秋老师,女;徐世群老师,后来他当到了四川省的副省长。
　　教体育印象最深的是符德言老师。我们读中学时,每天要到西操场出早操。冬天怕冷,有时也会装病。符老师言传身教,从不疾言厉色批评学生,很受学生尊敬。他后来调到了南坝中学,并在那儿退休,现居县城,已九十高龄,仍身板硬朗,常在滨河路指导人们打拳舞剑。我在万源时,他女婿黄熙仲曾任万源市文教局长。回宣汉后常看到符老师。为学校写校志多次拜访他;教过他的孙子;他八十寿辰,他的众多亲友学生纷纷前往祝贺,场面感人,我也参加了他的寿宴。
　　教化学的是二肖:高一肖注道老师,高二高三是肖时茂老师。肖时茂老师后来被评为特级教师,当了副校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颇有绅士风度。
　　肖注道老师平易近人,书教得好,做人也堪为学生表率。因教学成绩显著,曾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肖老师优秀的品格是多方面的,而我最为称道的是他有亲和力,对学生的尊重和好学不倦的精神。我爱写毛笔字,高一时,上课前也写。肖老师提前来到教室,看我写字,不干涉,还含笑说谯义三的字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我的化学成绩不算好,肖老师并不因此而歧视,反倒多加鼓励。学生写给他的信,其中也有我写的,他都保存得很好。对那些不尊重学生的人和现象,肖老师很是反感。肖老师的好学,我重返母校才深切感受到。退休后,许多老师都是以打麻将为主要活动来消磨时光。肖老师不吸烟,不打牌,每天早起与二三友好散步回来,上午读书,下午再出去走走,回来又继续学习。令我惊叹的是肖老师退休后读的几乎全是古代文史书籍,他还抄录成语,编写成语故事,并装订成册,给儿女每人一份。十多年来肖老师单是用钢笔抄录编写的文字已达数百万字。肖老师有多种爱好和基础,兴之所至,还写古体诗。我深深敬佩肖老师,先后撰写了《一生常在平易中》发表于《散文潮》和《乐在其中──记一个没有节假日的退休老师》选入《中华老人诗文书画作品集》。与肖老师很有缘分,他和李师母也信任我。我从万源回来不久,他的外孙何萧也从万源来到宣汉读书,在6个班中他们选择了我教的班。
　　我们读书那阵,教哪个年级的老师相对固定。高一物理是陈英福老师,高二是潘广飞老师,高三是余武胜老师,余走后就是潘坐头把交椅。潘老师长得敦实,声音宏亮,语言干净,课讲得好,后来调到宣二中任教还被评为特级教师。但他有一个教师不该有的缺点:最爱讥讽学生。成绩差的学生最怵上他的课,怕他抽问,只要答不上或答得不好,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当堂挖苦。别看他笑一笑的,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可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听起来只有那么难受了。学生背后称他是“笑面虎”,很贴切。我向来不喜欢物理,最不想上物理课,当然也最怕他抽问。我们那时自尊心特强,课堂上答不起问,就自觉很丢面子,心里已相当难过了,再被讽刺一番,真恨不得有地洞可钻。所以上别的课尤其是语文历史我都是抬头挺胸,巴望老师抽问,唯独上到潘老师的物理课时,我总是埋着头,不敢看他,生怕抽问点到了我的名字。
　　对学科的态度固然由学生的认知决定,但不庸讳言:教师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喜欢上语文和历史课,主要是因为我爱好语文和历史,但也与我对语文和历史老师怀有敬佩之情有关。我不喜欢物理课,一方面是我对物理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对教我物理的老师缺乏信任。对潘老师是敬而远之,我不记得整整两年我是否当面向他请教过疑难问题,但却清楚记得我可以随时向李少高老师、李化民老师、黄正英老师请教任何文史中不懂的问题,并且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只是有一个早自习后,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追着李化民老师问:李白和杜甫为啥没考中进士?李老师笑而未答。现在想来我当年是多么的幼稚无知,竟发出了那么简单的问。
　　我不喜欢物理,与教我物理的老师是有关的。前面说了潘老师,再说说教我高一物理的陈英福老师。他还是我高一的班主任。可是在我和好些学生心目中他却没啥威信,甚至印象不好。他教学不如潘老师,讲课时满口泡子,缺乏魅力,但还有自知之明,常端个学生凳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后面想听潘老师的课。潘老师根本瞧不起他,见他去了,马上不讲了,让学生自己看书,他则背着双手,站在教室前面的门口,仰望对面的笔架山。陈老师走不是,不走也不是,瓜兮兮地,如坐针毯。但他不怕羞辱,仍坚持。我读高三了,还见他被难堪过好几次。陈老师的不受同行尊重,显然是他的能力不如别人,还有无其他因素不得而知;而被学生看不起,除业务水平不高外,还有人品至少情趣也不高。一次课堂上讲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他竟然当着班上的男女生说出“你爹给你妈一个作用力,你妈就给你爹一个反作用力”那样的话来,引起哄然大笑,很久都成为学生们的笑谈。陈老师后来也调离了宣汉中学,据说在南坝,不知还健在否?虽然他没教给我多少物理知识,高一学年考试,我物理补考才及格;他当班主任也没给过我多少关怀,但毕竟是教过我的老师,我还是很感激他。从他身上我获得了两点启示:第一、不管做啥,一定要有真本事,不能滥竽充数;第二、当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务必热爱和关心学生。在我后来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尽力在这两方面下了功夫而且颇有成效。前几年曾碰到过潘老师,他的样子没变,见人还是笑一笑的。陈老师则自我高中毕业离校后就再也没看到过,要是他还健在的话,我衷心祝愿他晚年幸福!
　　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能不能人才辈出,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深孚众望的校长和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我很幸运自1959年秋进入宣汉中学到1965年夏高中毕业这6年中,虽生活艰苦而学习条件总的说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伟烈校长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在师生中很有威望;全县有名的教师差不多都集中在了宣汉中学。除教学的老师外,职员中也有的是人才,管理学校图书借阅的谢辛人老师的行书草书全县闻名。学校管理有序,纪律严明,教风和学风纯正,读书风气浓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同窗们不仅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习基础,磨练了意志,培养了情操,而且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我高一时就偏重文科,立志当文学家。
　　中学6年,我基本上是饿着肚子在读书,在努力,有苦有乐而乐多于苦。我常为钱不够报不了名而忧心,也因欠伙食费怕停餐而睡不着觉。母亲多次剥桦草皮和摘金银花卖了给我凑生活费。然而,我一见到心爱的书就想买。每周星期天,来不及吃早饭,我就等候在新华书店门口。大门一开,往往是我第一个走向新书架,两眼搜寻喜爱的新书。一旦发现了,就毫不犹豫地买下。许多时候钱不够,就飞跑回校向同窗好友告借。借不到,固然沮丧;而借到了钱,买到了书,虽然欣喜,但想到得尽快还账,又不觉愁上心头,只好硬着头皮给父母写信让家里想法找点钱来。中学6年我买了不少的书,其中有: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主编的4卷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主编的3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出版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中册)、《唐诗三百首》、《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和《唐宋词一百首》;还有《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上大学时,我将这些书带到了外语学院。武斗期间,我从外地回校,听先回校的好友王英华说寝室被抄,一片狼藉。我的被子撕破,钱和粮票都不在了,而书则散了一地。是他帮我把书收捡好的。被子遭殃,钱票被抢,都不足惜,我十分庆幸我中学时买的那些书虽被轻慢而尚未受损失。回家时,我赶紧带回山里;6年前买了新房,特地做了3个书橱,又才将它们接到我身边,可朝夕亲近,不再分离。
　　中学6年,我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除一次在双河坐庞武功的货车进城外,全是靠两条腿步行,且多数时候都要在路上歇宿。进初中第一学期放假,我独自一人,饿了就在路边地里寻找社员没捡干净的红苕充饥。夜宿斗尊,回家心切,半夜就起身往家赶,拿着火柴头没走多久就熄灭了,摸着走到观音岩,鸡才叫三遍,天未亮。站在屋檐下久等不见有人起来,寒风刺骨,浑身冷得打抖,只好麻起胆子向红岩沟走去。红岩沟沟深林密,平时一个人走都觉心怯,何况饥荒年代!可是要回家要上学,它又是必经之路。不走不行,我当年也是横了一条心,踏着积雪,浑身汗湿,直到爬上了山口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后怕。初三毕业,我脚上长了疮,疼痛难忍。父亲和于显仁表叔赶宣汉,顺便接我回家。我一路咬牙艰难行走,夜宿双河莲池坝,夜蚊又多,一夜难眠。有一次放暑假,在校吃了晚饭就走。我们一行五六人,踏着月色,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瞌睡,在人家屋檐下坐着小憩一会儿又走,走走歇歇,到胡家时天已亮明。现在从宣汉城到胡家客车1个小时,小车40几分钟。而我们读书那阵宣汉到胡家,别说客车小车,货车都很少。即便有车我们穷学生也没钱坐。
　　中学阶段值得回忆的事和人很多,难以一一叙写,有必要提及的是我的亲事。我和永孟从小由幺姑牵线、亲戚冯国玉为媒人、双方父母作主定了亲。1961年夏,即我进初中后的第一个暑假,是我记事起头一次到幺姑家,也是头一次与永孟见面。她是幺姑父的亲侄女,同一个院子,比邻而居。院子大,长辈同辈很多,未来的岳父当时是本公社信用社主任,家教特严,我们都不懂事,又害羞,不敢说话,更不敢单独在一起。我吃睡都在幺姑家,未来的岳母很慈祥,烤了一根嫩包谷送到了我手中。岳母已于3年前病逝,当年的情景还记忆清晰。幺姑全家都在食堂吃,却在家里用小铁罐将省下的米给我单独煮。表姐因劳动而得的一张毛巾也送给了我。幺姑母和幺姑父已先后去世,表姐也走了几年。我每到表弟家,都会想起他们。
　　
　　川外虚掷好时光
　　
　　我一心想考到北京大学读中文系,以致高中毕业那一整个学期都失眠。没想到既没上京城,也没读成中文专业,却考进了我压根儿没想到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我很沮丧。离家赴校的头天傍晚,么姑来了,走在她前面的我以为是她的二女,拢了一看,才是永孟。我们依旧没说话。母亲和么姑都想给我们提供接触的机会。走那天早晨,雨很大。母亲让永孟在虚楼上给我钉新衣的扣子。我去拿衣服时只问了句:“钉好了?”她看了我一眼很快就低下了头,轻轻“嗯”了一声,没说什么;我也没说啥,拿了衣服转身就走了。其实我是想说话的,不好意思,也不知说啥好;她更怕羞。这种情况我们一直延续到结婚前,在公社登记时才开始说话,真有点奇特。婚后至今我们的感情和关系都很好,她说那时也想说,怕羞;又笑着埋怨我,说我一个男娃都不主动,没出息。想想也是,我是太胆小了,不过也有顾忌,不知她的心,爱面子,怕开了口她不回应,难堪。实在是我过于小心谨慎。她虽没说话,而我每次到么姑家,她都要给我煮饭吃。么姑又多次称赞她,一再说她没意见,也是听么姑说武斗期间她还为我的安全担忧。我完全可以主动跟她说话,甚至在没人时拥抱她。然而,我不敢,也不会,即使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人,也不可能。任何行动都要受当时的思想和意识支配。我们俩那时都太单纯,也太理性、太冷静!然而情是有的,而且很真,在心里,嘴上没有,行动上也少。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上大学走的情景,同院住的一个叔母告诉我,当我背着行囊告别父母、么姑和妹妹而没向永孟说上一言半语就走进雨中踏上远行的出山小路后,永孟倚门望了很久;当叔母看她时,她就赶忙躲开了。这个画面,很美,富有诗意!我没亲眼看到,但我深信是真的,它一直并将永久铭刻在我的心中!
　　四川外语学院诞生于新中国刚建立的1950年,是一所年轻的高校,也是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典型。早年校本部在北碚的三花石,前临嘉陵江,下有北温泉,后是缙云山,背靠松林坡。面积小,校舍简陋。我进校时全院只有英语系、俄语系、法德语系、西班牙语系4个系和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5个语种。师生员工才一千多人。英语系是大系,在歇马场,距院本部有几十里远。宣汉中学高65级考入四川外语学院的有李正荣,英语系;廖文周和我都在法德语系学习被称为“稀有金属”的德语。我在一班,文周在二班。每班10个男生、5个女生,全级30人。两班教室相邻,只有一面隔音墙。我班男生有王英华,来自资阳、邓步尚,后改名邓晓波来自乐至、叶智奎,来自自贡、肖体荣,宜宾、陈维礼,酉阳、邢学安,仪龙、赵宝琦、罗昌海、杨光富3人均来自成都;女生杨茂芬,岳池、曾凡贵,宜宾、顾永碧,开江、杨贵金,成都、唐文美父母早亡。
　　进校后先是一个月军训,临近结束,实弹射击,在学校侧面的溪沟里举枪打斜上方空中划动的飞机模型,我们班打了个满堂红。这为我们班开了一个好头。我们班比较团结,班风正,即便在“文革”中不少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亲戚朋友都因观点不同而各属一派,甚至水火难容,其他班级的同学之间势不两立的也多。独有我们班尽管也有观点分歧,部分同学之间也免不了时有矛盾发生,但全班并没四分五裂。1971年夏从孟塘军垦农场分别后,时隔37年于2008年4月在成都聚会时,除叶智奎病故、陈维礼没联系上、邢学安因故未到外,其余12人都赶到了,以至别的系和班的人对我们班羡慕不已。
　　饿着肚子度过了6年的艰苦岁月,一进入外语学院就明显地感受到了大学比中学的优越。首先是吃,不仅可敞开肚皮吃饱,还吃得远比中学好。我和文周中学6年一直同班,本来就是朋友,到了外语学院关系更加密切。开初那一周,我们不好意思多吃,怕被笑话,没吃够,又在校外食店吃过几回小面。后来就无所顾忌了。其次,学校图书丰富,可借出,也可在阅览室坐着看。学校每周还在操场放电影。上体育课,有时还在北温泉游泳池学游泳。
　　可是,我是带着一种失落的心情去的。我中学6年全是学的英语,成绩尚可。填报志愿时,四川外语学院是排在第二批的第4个位置上的,且选的专业是英语。当时也只是凑数,我前面填的都是非外语院校,而专业全是中文和历史,我以为满有把握被录到别的学校,不是中文就是历史。哪料到偏偏就被我不在意的四川外语学院录取了,而且不是我熟悉的英语而是陌生的德语!我情绪低落,又思乡思亲,便将苦闷流泄于信中给李化民老师寄去。李老师很快回信了,别的话我记不得了,而信中有一句话我终生难忘:你有较好的汉语基础,这是学好外语的有利条件;将来你要是能读懂马克思和歌德的原著那是很幸福的。
　　读着李老师的来信,想到他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我就逐渐安下心来,立志学好德语。学校也给我们新生描绘了一幅灿烂的远景:我们4年毕业后正好赶上新中国诞生20周年大庆,很有可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给外宾当翻译。而事实上德语专业的分配也不错,即使上不了天安门,也会分到外交部、国防科委、卫生部,教书也在高校,决不会到中小学。随着对德语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不仅完全安心了,而且是下功夫在勤奋学习。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该带头学好;来自边远山区,怕被城里人看轻,更有一种争强好胜之心。为了练好那个弹音R,我上课练,下课练,走路睡觉都在练。学习上名列前茅,政治思想上也要求进步,积极创造条件加入共青团。1965年12月9日那天下午,班上团支部讨论通过了我和杨贵金的入团申请。1966年1月6日,校团委批准我们为正式团员。那个年代,我们视人生的三大追求和愿望是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我很激动,因为已实现了两大愿望,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们都很单纯,也很幼稚,认为太阳总是明亮的,只要奋斗不息,我们的人生路上多的是芳草和鲜花!第一个寒假3周时间,我很想回家探亲,却独自留在了学校。没钱固然是个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我想留在学校自学。放了假,学校空了,冷清了,又是春节期间,我想念家乡,想念父母,想念亲人,但我依旧每天早起到学校后面的松林坡和附近的田野上去读书,主要是德语。
　　我和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富于幻想、浪漫多于现实,一个个做着色彩斑斓的美梦,理想的种子刚刚发芽,没想到,谁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不仅击碎了我们的美梦,摧毁了我们理想的幼芽,还差点将我们吞没!
　　当然“文革”初期,与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学生一样,我也是积极参与者。我们对伟大领袖太信任,也太忠诚,把他的话都当成真理,奉若神明,句句照办。他说打黑帮,我们就高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战歌去抓“黑帮”,批“黑帮”;他要我们破“四旧”、打倒“牛鬼蛇神”,我们就“隳突乎东西,叫嚣乎南北”,挖地三尺,到处去破“四旧”、天天去揪斗“牛鬼蛇神”,“虽鸡狗不得宁焉”;他说党内有“走资派”、身边有“赫鲁晓夫”,我们就去找“赫鲁晓夫”,就去批斗“走资派”!我们还一度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过教我们的一般教师。我实在找不到揭批的对象,而形势又逼迫我不得不表态,于是我就给教我语音和口语的李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李老师上课用德语“爱”一词造句:我爱我的母亲。爱母亲,天经地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然而在那个事事讲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是不允许有爱的,要爱也只能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在大字报里就批判李老师立场和感情有问题,不该爱属于剥削阶级的母亲。不要说现在看来非常荒唐,就是当时我也觉得对不起李老师,所以看到李老师我就愧疚不已。然而,在“文革”初期,人们对伟大领袖过于崇拜,大多是自觉投身于滚滚洪流,也有不少人是被洪流裹挟。伟大领袖叫我们走东,我们决不走西;要我们站起,我们就决不坐下,也不敢坐下!我虽然没像有些人那么狂热,对“黑帮”和“走资派”那么心辣手狠,甚至连批斗他们的大会都很少参加,更别说“触及皮肉”了,但办批判专栏我是自觉和积极的。我流畅的毛笔字派上了用场。一天晚上我抄写批判文章通宵未睡,第二天本该休息的,我却心甘情愿去参加了建校劳动。无论是抄写批判稿还是参加体力劳动,我都当成是忠于伟大领袖的实际行动。
　　1966年国庆节,我们在北京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从西长安街往东长安街走。队伍刚走到金水桥边,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们像沙漠里突然看到了绿洲,像快被水淹没的人抓到了救生圈,更像久别的儿女找到了亲娘,好激动啊!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前面的不走了,后面的却一个劲地往前挤,顿时乱作一团。周总理挥动着红宝书大声呼喊着:“红卫兵小将们继续前进!”从城楼那头走到这头,又从这头走向那头,声嘶力竭了,而游行的队伍还是没有向前移动。有人帽子挤掉了,有人鞋被挤脱了,但谁也没在意,还是疯狂地高呼万岁。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我也流泪了,是激动的泪、真情的泪!能亲眼在天安门前见到伟大领袖,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幸运!又是多么的幸福啊!
　　时隔23年,我第三次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创作短训班,曾两度走进纪念堂,面对着似乎刚刚睡着的伟大领袖再也没了当年的激情,甚至也没了悲痛,没了怀念。
　　可是在那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疯狂造神时代,我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拼命造神和信神!
　　从北京回来不久,我们就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继承和发杨革命传统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步行串联。
　　1966年11月16日上午,我、英华、文周、赵宝琦、万丹培和法语专业的蒲玉祥、蒋中昊、姚老五一行8人,参加完在北碚人民解放台隆重举行的誓师大会后,就背上被盖卷,在热烈的欢送中,高举着“四川外语学院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红旗出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我们激情满怀,一路走,一路高唱语录歌,向人们特别是向农民宣读毛主席语录,还一路做好事。为了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锻炼,在半路上我们一致决定改道:走红军长征之路。于是我们在遵义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贵阳刻印了语录和社论,始终扛着红旗跋山涉水。当我们行走在风沙扑面的云贵高原时,一个开货车的四川老乡看到我们的旗上有“四川”两字,赶紧停住热情地请我们上车,我们婉言谢绝了。我们很老实,是真心实意一步一步在重走红军长征路;我们也确实在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当时全国大串联,各地都有接待站。不少人借机游山玩水,专走风景名胜之地;缺了钱、粮票和衣物,就向当地接待站借,不写自己的名字而落本单位“当权派”或“牛鬼蛇神”之名。我们不屑于此,甚而痛恨那种行为。带的生活费和粮票不够,我们就在昆明等学校寄属于我们的钱和粮票。等了将近半个月。在等待中,我们除看了滇池外,还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我站着看了大半部《艳阳天》。那时,浩然很红,各地新华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就只有鲁迅和他的作品。
　　到了金沙江畔,听接待站的人说曾有几个中学生不顾劝阻,硬要背着被盖卷泅渡金沙江,结果被江水吞没;劝我们住招待所,要过江就坐船。我们说不住招待所,要住对面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但不会像中学生那样傻乎乎地白去送命。于是我们坐船过了江。此前,英华脚痛,难以继续步行被送回了学校;之后路遇昆明邮电学校4员女将,合在一起同行。毛主席住过的江边窑洞分里外一大一小两个,小的可能就两三个平方,大的也只是稍大一点。过江当晚,4员女将挤在里面的小窑洞,我们7名男生挤在外面的大窑洞。当时不在于睡觉而认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在泸定桥上我们一行留下了一张合影,黑白的。那时我有点清瘦,腰间系着草绳。
　　我们缺乏政治头脑,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把握不住,以为过了年还会继续全国大串联,就计划到了延安后再上北京,然后去井冈山。结果到宝兴才看到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其时已是腊月三十,该过年了。宝兴是川西一个偏远小县,距夹金山有一百多里山路。正月初一清晨,空中飘着雪花。我们背上被盖,扛了红旗迎着风雪继续上路,向大雪山前进。天黑后被雪山脚下接待站的人们举着火把在路上接到。饭后汉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男男女女载歌载舞对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当晚我们睡在一个大屋子里,大碗口粗的干柴棒燃着红红的火,不觉寒冷。翻雪山须在上午10点钟前,之后会起狂风,一旦被刮下雪谷,便难以活命。所以,我们每人带上1个大烧饼,由向导在前面引路,半夜就动身登山了。积雪盈尺,一脚踩下去,差点没了膝盖。我光脚穿双旧胶鞋,开初犹如针扎般的疼痛难忍,而走了一阵就不觉得僵和痛了。大雪山最高峰是王母顶,海拔4200米。红军当年没上王母顶,而是从它下面3900米的地方翻过的。快上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却毫无暖意。我那天肚泄,独自掉在后面,很费了一些力气才追上前面的人。下山很快,我们不是走而是连滑带滚。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小金后,我们就坐了接待站派的货车先到成都,然后带着遗憾和疲惫回到学校,结束了历时3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的步行串联。
　　后来派仗由笔战转为枪战,全国武斗蜂起,重庆尤为惨烈。两派最初对立时,有天早晨我也去向对方阵地上投掷了几块瓦片。但很快我就冷静了。我和英华、晓波、文周都不写派性文章,都厌恶武斗,躲避武斗。非常欣慰,我们既没打过别人,别人也没打过我们。后来清查阶级队伍时,那些武斗英雄们一个个惶惶不安,最终难逃法网,而我们却心中无冷病,自然坦坦荡荡。
　　武斗期间,经常交通阻断。为避武斗,我们东躲西藏,还曾徒步回家。那时还没修襄渝铁路,遥遥近千里,从重庆坐汽车到达县都要大半天。我们从山城出发,经江北、邻水、大竹,一路岗卡林立,武斗车来来往往。走路我们不怕,怕的是被误伤,子弹不认人;更让我们小心谨慎的是应对岗卡的盘查。川内两派尖锐对立,如果遇上本派的,就会被当作战友热情相送;要是碰上的是对立派,则很可能受皮肉之苦,能不能保住性命还难说。我们当然希望遇上观点相同的了,可是人生地疏,不知底细,不敢冒险。每遇盘查,问是哪一派,我们都只回答哪一派都不是。“哼,浑蛋!逍遥派!”逍遥派是受鄙视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停课了,我们都废寝忘食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而我们德语专业二年级一个男生居然置身于运动之外,啥活动都不参加,天天坐在寝室抱着德语书啃。我们这些所谓的革命小将都看不起他,称他为“逍遥派”。谁知后来逍遥派学有所成,当祖国需要时便能以德语专业为祖国作贡献;而我们众多的革命派却不学无术,备遭冷眼。那当然是拨乱反正河清海晏之后,而在“文革”中逍遥派不仅被鄙视,还受谴责。过了大竹,在木瓜铺,农民不肯让我们住屋里,信不过,怕上当;不过并不冷酷,还是准许我们睡在屋檐下。我们几人卷曲着身子挤在一张大簸箕里,喂了一晚上的夜蚊子。到了达县,街道上仍有战壕,到处关门闭户,十分冷清。在木瓜铺就没吃东西,走了几十里路,早就饿了。达城没卖吃的,我和文周只好往罗江走。到了罗江依然买不到充饥的东西。与文周分手,他回宣汉君塘,我独自一人回沿山。细雨纷纷,又累又饿,还担惊受怕。过了罗江,我总算在路边一个老大娘家买了饭吃。老大娘单身一人,很慈祥,给我煮了一大碗白米饭,我给了她半斤粮票、五角钱。感激地告别老大娘后,往双河的路上不时碰上装有武斗人员的货车,戴藤帽持钢钎的大多是农民吧,一个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我唯恐被他们盘查或扣留。直到天黑前拢了双河场,我一颗咚咚悬吊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我一直感激和怀念那位给我做饭吃的老大娘。后来襄渝铁路修通了,我就没再坐汽车,也就没再经过老大娘的家门口了。20多年后,我曾专门去寻访过老大娘,人和屋都不见踪影。我怀着感激而又感伤的心情写了散文《寻觅土屋》,发在了《教育导报》的“绿原”副刊上。
　　躲武斗,我们也并不一听到枪声就跑,我们很看重专业学习。学校停课了,我们却舍不得放弃书本,特别是愈到后来,对派仗越来越厌倦,对武斗越来越憎恶。学校稍一安静,我们就到学校阅览室去。听惯了枪声,不再惊慌失措地出逃了。教体育的张碧琴老师是英华的同乡,她避武斗回家后就把屋子留给了英华照看。于是英华、文周和我就躲在张老师屋里,每天凌晨鸡鸣即起,朗读德语。有一段时间,我和英华、晓波,好像还有陈维礼,我们一听到枪声就将寝室门闩了,还抬一张床将门抵住。有一个月时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写一万个楷体大字。任务倒是完成了,只是进展不大。我发蒙就用毛笔,中学时答文科题,偶尔也用毛笔。却没花多少功夫练字。上了高中才买了柳公权的《玄秘塔》和汉隶《曹全碑》,练过几天,未能持之以恒。真正花时间练字也就是武斗中关在学校寝室那一个月。
　　武斗稍歇,我们也曾复过课。然而当时的形势已如洪水泛滥,波涛汹涌,书桌是难以放稳的。在教室里屁股还没坐热,我们又被抽去参加由重庆市委领导的清查敌伪档案工作。
　　1966年12月,四川外语学院从北温泉三花石迁到北碚文星湾西南师范学院原速中新址。那时,我和英华、文周正走在长征路上。
　　根据四川省革委《关于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搬迁有关问题的通知》,1970年10月24日四川外语学院再次搬迁,从北碚文星湾迁至沙坪坝烈士墓原决定撤销的西南政法学院内,11月30日,搬迁毕。那时,我们正在资中孟塘军垦农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从1965年9月走进四川外语学院,到1970年4月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将近5年时间。要是不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至少能够掌握两门外语,于自己学有所长,对祖国能用所学作贡献。然而时运不齐,5年大好时光就在动乱中虚掷了!我们那一届除少数人,如英华、体荣、谭万友改学葡萄牙语几次出国当翻译,文周用上德语专业外,大多数人都改行了,用非所学,只好从头学起,而最初无不备受歧视和冷遇;有的被当成万金油随意涂抹,尽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直到退休连个高级职称也没得到。不能不令人悲痛。我一直教中学语文,虽多数时候教高中,并于1989年4月就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坚持自学和业余文学创作也有所获,但我依然为自己没学好德语,未能读懂马克思和歌德的原著,辜负了恩师的期望而遗憾和羞愧。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多次到北温泉三花石。嘉陵江还在日夜奔流,松林坡仍是满眼葱翠,当年打石头的号子声仿佛还回响在耳畔,校园里的房屋依旧,只是早已成了一家仪表厂的厂房。每次站在它的门口,我都想落泪。学校迁到歌乐山下后,我几次经过沙坪坝都没进去,一是对新校址太陌生,二是我实在无颜。今年5月2日建校60周年校庆,我才怀着复杂的心情与陈维礼、杨茂芬、顾永碧、杨贵金、唐文美一起跨进了位于沙坪坝烈士墓旁的四川外语学院,参加了校庆和德语系建系50周年座谈会,并拜望了刘德鑫和李承言老师。刘老师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李老师是四川外语学院的高材生,人又漂亮,读完大三就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教我们一班时,为了让我练好那个弹音R,多次在课堂上抽我发音,“文革”伊始我却给她贴过大字报,一直歉疚;参加工作后,她又帮我补办毕业证和翻译资料,我更是心存感激。时隔40年,再见李老师,她已满头白发,而风韵犹存。她和刘老师都未能评上正教授。我们深为两位老师感叹而不平。没有财力资助母校,更无成绩可以汇报,我只是献上了一本《藏在心中的歌》。
　　
　　孟塘一身稻花香
　　
　　1970年5月中旬,四川外语学院该69年毕业而未毕业的276名学生到了四川资中中国人解放军332部队孟塘农场劳动锻炼。
　　孟塘位于三县交界之处,属小丘陵地带,多小土包,圆的,少树,有巴茅,远望活像蒸笼里的包子,近看又让人联想到该地的癞头。农场周围尽是农家,多土屋,卫生差,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污水坑。热天蚊蝇乱飞。孟塘癞子多,男女都有,既不戴帽子,也不包头巾,即便当场天在街上来来去去也全无顾忌和遮掩,老远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没有要事,我们都不愿当场天到孟塘街上去。
　　我们名为“五七战士”,干的全是农活。比附近农民稍好点的是我们不会饿肚子,管饱;收谷时,每天还吃4顿饭。与农民不同的是我们每天还要学语录,雨天也要政治学习,偶尔还得军训,有时半夜忽然紧急集合。我所在的班班长是一个入伍不久的安徽籍战士,叫李庆来,遇到我们不听话时,还会哭鼻子;好在副班长王英华常帮他。连长姓李,合川人,是真资格连长,壮实质朴,说话干脆,做事爽快,没有架子,不打官腔。而首任指导员姓宋,听说以前在部队文工团吹拉弹唱,临时调来任职的,瘦高个,白脸,戴副眼镜,神情凛然,斜眼看人。每次集合不讲大道理就训话。讲话前,先清清嗓子,才喊:“请注意!”他要我们马上立正,他再喊“稍息”。我们瞧不起他,更看不惯他的派头,开初,还勉强照做了;而到后来越发反感,他喊“请注意”,话音刚落,就有人小声说:“放个屁!”他听到了,生气地追问:谁喊的?没人回答。他便声色俱厉地训斥,然后昂然而去。我们更加不满。再次集合,他刚喊出“请稍息”,下面就几乎齐声回应:“放个屁!”他气得脸都青了,想发作,却没有,很是尴尬。还是连长替他解了围,批评了我们几句。实话说,连长即使骂我们,我们心里也舒服。我们喜欢连长,偏不买姓宋的那个假知识分子的账。
　　连长不骂我们,也很少批评人,对我们很友好,领导我们,也尊重我们。与连长一起干活,我们都很卖力。
　　女生连队,位于我们男生连队与场部之间,相距好几里。去场部办事或看电影,我们要经过女生连队前面的小路。没有特殊关系,男女生平时少有来往,而有恋爱关系或正在恋爱的男生才往女生连跑,女生一般都不来男生连队。
　　因全是男性,我们热天大都光着膀子干活。记得割麦时,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中午也不休息。吃得饱,又天天劳动,我不仅没得过病,而且还长了力气。一次我挑了两箩筐包谷条子,在平路上走了十多丈远,一过秤,居然有两百斤重。割谷时,我一个人挥镰,两个人打拌桶还忙不过来。
　　连里搞批判,办专栏。我的毛笔字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回,大概是文周回校治病期间,除了刊头画外,其余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效果还不错。连长以赞许的口气对我说:“我看你像农村人,又像城里人!”他是说干农活我像农村人,而舞文弄墨又像城里人。
　　所以,尽管我请假回家探亲超了假,还受了批评,但仍然被评为了“五好战士”。
　　过年后春草还未长出来,连长让我去喂牛。我家乡的青草多而茂盛,以前我也不时割草喂牛,本非难事。可是孟塘那地方草少而浅,使用的镰刀又与我家乡不一样,所以虽然每人只喂一条,却并不轻松。割草要跑很远,光靠割草牛不够吃,每天早上还要牵出去放。连部有规定,不准我们到附近农家去,也不要与附近的人有联系。但喂牛割草往往要走出连队所管范围之外,不进农家做得到,而不与农场以外的人接触就难。有个喂牛的男生与附近一个农家少女关系暧昧被发现,我们离开农场时他还被关着受审,后来才分配。据此,我写了小说《绿色的山沟》发表于2008年《西部潮》第2期。小说是以“我”来叙述的。我把“我”和那女孩都写得很纯洁。情是真情,而事却是虚构的。
　　姓宋的指导员没当几个月就被调走了,换了个连队的真指导员,好像与连长同姓。中等个,较胖,开初来也是一脸严肃。过年时他家属来了,走后他对我们就明显亲和多了。可能是他家属起了一些作用。清理阶级队伍时,连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让我参加了。在给几个英语系“收听敌台”和“攻击中央文革”的学生定性处理时,后来的指导员要重,我在执笔,坚持轻一些,说批判可严,处理得轻,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以后的路还长。不知是我的话有道理,还是由于我的一再坚持,最后依了我的意见:处理从轻。事后,指导员说我太固执。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好布,胶鞋也不好买,啥都凭票,定量;许多时候拿着票也买不到。记得一个星期天,听说外县有白糖卖,我和几个人跑了十多里路去一人买了几斤。相比之下,孟塘有时还能买到其他地方奇缺的东西。
　　我们既没按时分配,工资也拖了很久,离开农场前几个月才发。我已于1968年农历腊月十八与永孟结婚。妹妹小我4岁,要出嫁了,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了一床被面,另给她和永孟各买了一双尼龙袜子。很想报答一直关爱永孟和我的幺姑,但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她在我领到工资前就不幸病逝了。我自进初中起就老是欠债,有时生活都困难,没发工资想报答也不成;有了工资,幺姑又离开了人世。在远离家乡的孟塘农场,从父亲来信中惊悉幺姑去世的噩耗,我忍不住悲泪盈眶。
　　1970年5月到农场正值枇杷黄,麦子熟,1971年7月离开孟塘时,我们亲手栽种的稻子已纷纷扬花。400多个日日夜夜,局势变化难测,分配遥遥无期,每天就像农民一样,丢了锄头就是镰刀,滚了多少身泥巴,流了多少的汗水!除了偶尔看一场电影外,缺少文化生活,没有可读的书报,天天学语录、念报纸,表面上虔诚,而心已飞向别处。对政治历经了狂热到冷静,再到不感兴趣,而到离开农场前早已厌倦。休息时,英华学二胡,我也凑热闹,只学了半天就没了信心;英华坚持,还能拉成曲调。我睡上铺,有时就以箱子为桌写几页字,依然没坚持。生活单调枯燥,前途未卜,常常思乡思亲,做啥事都没有初到农场时的情绪高。正式分配前,有几个男女生先离开农场。我们班有叶智奎,二班有彭跃,他们是一对,分到贵州。在学校那些年,叶智奎与赵宝琦、罗昌海要好,到农场后,我们还很谈得来。想不到他已走了好几年。2008年4月在成都聚会时,我们班到会的12个人以酒酹地,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拖延了整整两年的毕业分配。掌管分配大权的人似乎没有七情六欲,像法海一样讨厌谈情说爱者,凡是有恋爱关系的大都被打发到甘孜、阿坝、凉山。没有的则回各自的专县接受再分配。王英华和刘素芳分到兴文中学,算不错的;邓晓波和王淑文分到美姑中学也有后福。我和文周、正荣回达县专区,再分配时,正荣要回宣汉,先在峰城中学,后调入宣汉中学;文周留在达县分到碑庙中学,后调到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作德语翻译,重回四川外语学院再学一年,之后又远赴新疆扎根于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继续当翻译,后任外联处处长;我先到万源县中学,一年后调到河口中学,又一年后调入罗文中学,直到1994年9月调入宣汉县中学。
　　军垦农场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而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忘怀的。30年了,至今,那里的山包,那里的小溪,曾在那里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以及许多的往事都还能记起。早就有一个愿望:找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邀上当年的同窗好友再到孟塘去看看。不知这个心愿能否实现?
　　
　　万源是我二故乡
　　
　　1971年7月下旬,襄渝铁路还没修好,我从达城坐汽车风尘仆仆到了万源,正碰上全县中小学教师暑假政治学习。一过毛坝,山势由平缓变陡峭,经罗文、王家、长坝、青花、平溪,一条狭长的沟一直延伸到了万源城,天地才稍敞亮一点,但万源城仍在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底。罗文离我老家近一些,我想去罗文中学,却被分到了万源中学。当时,位于城里的万源中学还驻有部队,暂时借原民办中学复课。校址在城外去白沙方向的一个斜坡上,房舍简陋。只有初中一、二两个年级8个教学班。让我教二年级的二、四班;一、三班由“文革”前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黄世明老师教。黄,女,戴眼镜,有点傲气。“九.一三事件”是她在办公室最先告诉我们的。当时,我们都吓了一跳,不敢相信。我去时已上课了,一接手就交给我一摞学生作文。那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有十七八岁的,个子也高,又多住在城里,还有干部子女,不好教,也不好管。开初就有学生想给我下马威,课堂上不听话,课后专挑冷僻字考我。一次他们闹得太凶,我生气,口不择言骂了一句“乌合之众”。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给我难堪,一个后来考上大学的男生硬要我解释:“啥叫乌合之众?”
　　我读中学时就不想当教师,所以师范院校填得少。没想到偏偏摊上了教书这个行业。无论思想上还是知识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一次分析课文中的小说人物时,将“肖象”误写成了“俏象”。学生没看出来,课后我自己察觉到了。当时出于虚荣,怕被学生瞧不起,没有向学生承认错误;但它使我一想起就觉不安。直到1995年《教师报》和湖南的《爱心天地》联合举办“最难忘的一课”全国教师征文大赛,我才挥笔写了《终生难忘一字羞》发表在《教师报》上,获三等奖,并选入《中国当代教师优秀文选》一书。1998年《陕西教育》和西安桑锐学校联合举办桑锐杯“我第一次登上讲台”征文,我又写了《是起点,也是转折点》发表于《陕西教育》1998年第4期,获二等奖,选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涉教坛》一书。
　　那两个班与我当时和后来有较多联系的只有李舒曼、蔡国华和肖福乾。舒曼朴实开朗而好学,她父亲李光亿老师擅长音乐,我常到他们家去。离开城里后,仍与舒曼父女多有书信往来;我在罗文中学时又教过舒曼的妹妹。舒曼也曾在罗文中学教过几年,与周凡结为夫妇,后来回城里和肖福乾一起当了万源职中的领导;再后来被评为特级教师,其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不幸的是周凡已于去年突然病逝。蔡国华性格较内向,家境也不算好,因我去家访,她和她母亲都很感动。初中毕业后没读成高中,听说去了茶场,就再无联系。肖福乾读了大学,在万中和职中时见过面。初二我只教了一学期,第二学期就接了初一两个班,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王立学同教一个级。王立学后来当了万源市的文教局长和万源中学的校长,对我有关照,关系尚可。教政治的刘红东后来当了宣传部副部长。我到了罗文中学后,一次在城里碰到,他说想让我当教导主任,我说我不干。初一那两个班我也只教了一学期就被调到了河口中学。那两个班的学生年龄和个子都小,留下的印象模糊,我走后就没啥联系。22年后,我回到宣汉中学却见到了华林,当时的小女孩早已亭亭玉立,和王专结成了连理,已先我从万源中学调到宣汉中学教高中英语。其女高中毕业那一学年我教过。我们没啥往来,但他们夫妇对我都客气。
　　分到万源中学最先认识而后成为好友的是王光泉。我们年龄相当,又同是高65级的。听说他成绩很好,因病未能考成大学而留在万源中学任教。他发展全面,性格外向,能说会道,为人爽快,教英语,教语文都行。我往学校走时,他站在街上家门前,向我友好一笑。我们有缘,心有灵犀,一见如故。当时他还没结婚,姐已出嫁,家中有一老母。我常到他家去闲聊。在万源中学时,我们曾一起写过一篇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未来得及修改我就调走了,草稿至今还放在我山里老家。后来长子谯韧在万源中学读高中,光泉夫妇多有关照。我们现在仍有联系。
　　当时一起分到万源中学的除我外,还有王华敏,女,重庆人,教数学,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蒲武德,万源黄钟人,也是数学,来自南充师范学院。后来王华敏当了万源中学的校长,蒲武德回黄钟中学也当了校长。我们三人于1989年4月同时被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王华敏退休后回了重庆北碚;而蒲武德没等到退休就病故了。至今还记得蒲武德结婚时的情景:他的妻子是农村人,害羞,话都不敢说。山高路远,没机会探望,不知她如今景况如何?
　　比我们三人先分到万源的还有北京大学法语专业的崔世远,高个,戴眼镜,北京人;郑圆圆,女,上海人,个子不高,也戴眼镜,很精明。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万源文教局让全县的高中语文教师考附卷:基础题30分,作文70分。好些教师没及格,郑圆圆独站鳌头得93分,我得91分。听说最初还将他们打发到了城外小学。后来崔世远到了成都,几年前在老郭和陈姐家里见过一面;郑圆圆和胡平生双双到了北京,再也不曾见面,也无消息。还有一个秦志仁,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我、文沫飞和他三人曾住一个房间。秦志仁后来调到达县师范专科学校当过领导。
　　当时学校负责的是革委会副主任郑瑞槐,以前万源中学教政治的,其夫当时是万源县的武装部头头。我初去不久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学校可能也打算培养我,但我几次与领导的意见不合,又常与一些爱议论时事、领导看不惯的年轻教师在一起,加上我岳父的被陷害入狱,所以郑瑞槐认为我碍她的手和脚,就让文教局以照顾家庭为名将我调到了河口中学。离开万源城前,洪恩齐等老师为我饯行。洪老师教物理,为人正直重情;后来调回成都,带学生外出活动,不幸被学生误伤而死,留下病妻弱女,甚为凄惨。
　　我是1972年9月到河口中学的。
　　河口区辖大沙、河口、秦河、庙垭、鹰背5个乡,大部分地区与宣汉的沿山接壤,同草坝区一道被誉为万源的粮仓。翻过东林山就到了沿山地界,的确比从从万源城里回家近些。我曾两次早晨从家里起身,翻过东林山,上午就到了学校。河口中学坐落于傍河边的公路上面,背靠山,对面是山,左右也是山,是一所单设初中。我去后接了初二年级,仅一个班,61人,那时算大班了。当班主任,教该班语文和历史,帮着做点学校团的工作,还不时用毛笔为学校抄写东西,如办专栏之类。负责校革委的是陈义全,有点婆婆妈妈的,不利索,我常与他争论,好在他没给我穿小鞋。学校评选先进,有炊事员刘肇远,他对教师很不错;教师中是易和图和我。校革委还有一个叫黄俊金,为人还算正派,我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他后,他曾坦诚地对我说政审过不了关。我调到罗文中学后,他女儿在我班上,成绩不算好,人很老实,我给予了关爱。
　　在河口中学那一年,我与所有的教职工都处得好,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与学生以及一些学生家长还有了感情。刚去上课时,张春宗迟到了,让他呼报告,他很傲气,不呼,我教训了他。后来我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还有侯佑章,也是我喜爱的学生,他、春宗、元宗、侯元曾向我学写毛笔字。我到罗文后,春宗和佑章都去看望过我。2007年,我与老郭和老吴到河口去,春宗不顾妻子有病,专门到河口街上陪我们。可惜没见着佑章,他已去世多年了。还有张政德,也是个实心人。一次到他家,与他父亲海阔天空夜话到鸡鸣。他父亲是个石匠,见多识广。他对我说平时来了人客,他说得很少,与我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很感动,他不仅热情招待我,还愿与我说上大半夜的话,算是对我的最高礼遇。
　　去河口中学时,教历史的黄传敏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还在给学校喂猪。此人系国民党军起义人员,胸有城府。其女儿读高中时在我班上,毕业后病死。其妻廖桂仙曾在宣汉中学教过英语,后双双从河口中学调到罗文中学。黄先任副教导主任,后做学校党支部负责人。1986年12月10日晚上学校党组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蒲占怀和李锦文。是夜月色很美,会后我了无睡意,独自走在学校背后的公路上望月遐思。后来我写了《追月》发在了《春风》文讲所的教材上;还写了《永远的月夜》发在了《教育导报》。1987年我如期转正。1989年我赴京学习,碰上“六.三事件”。回校后,党员过关,黄传敏想为难我,可我是清白的,有在京的每天日记,还有短训班党组织的证明,便顺利过关了。黄夫妇后调回了兴文县,去冬,黄病逝,罗文中学还派人去吊唁。
　　当年在河口中学教语文的有张纲老师、童和年老师、苟兴荣老师,美术有刘柏林老师,英语有肖林芳老师、赵林友老师,数学有易和图老师。张纲老师为人谦和,已病逝。那阵他家属在秦河一个山上教村小,去来都走路,相当艰苦。我在罗文时教过他的儿子和儿媳。童和年老师和他家属陈维立、刘柏林肖林芳夫妇后来都调到了罗文中学。易和图到了县进修校,赵林友毕业于四川大学,他父亲就是教二班文周课的赵老师。赵林友后调入万源中学。听说他要考研,万源文教局怕他走了,不给他发试卷,他气得哭了。后来他调离了万源,据说已死。苟兴荣家住鹰背,系宣汉中学高63级毕业生,考入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任职于万源师范校和河口中学,与老郭和唐荣华老师关系不错。我从河口中学往罗文中学走时,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到罗文中学后去找唐、郭二人,成就了我和唐荣华、郭绍华、吴建业4人几十年的友谊。
　　当年河口环境清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在那里一年,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尚可,虽是走路,回家还不算难。我本想就在那儿安身立命的,区上大概也不想我走。然而,1973年9月初一个阴霾的雨天,一个中年农民帮我背着行李,我们一路泥泞到了罗文中学。工宣队的高师傅拉着我的手表示欢迎后,就向我诉说学校住房的困难,最后把我暂时安置在了工宣队办公室。两个女生给我端来了洗脸水和饭菜。她们一个叫唐达菊,一个叫代大琼,后来都成了我的学生。
　　我拿着苟兴荣写的纸条去找唐荣华、郭绍华二位,唐热情,郭豪爽,我们竟一见如故。由唐、郭,我又结识了吴建业。唐老师、老郭和我都教语文,老吴虽教美术、音乐,也爱语文,且教过语文。家属都不在身边,我们4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往往食则同锅,寝则同床,真个有福同享,有祸同担;而且周围还有一批我们都喜爱的得意学生。那时,学校兴办专刊,逢重大节日必办,而且贴在罗文街上最显眼的地方。每次办专刊都是老吴画刊头,我和唐老师用毛笔抄写,多楷书和隶书;内容为诗词短文,出自语文老师。唐老师和老郭自然是每期必写的,我也写。我们抄写时,老郭就守在旁边观赏。实际上老郭没调走前,每次办专刊基本上就是我们4人包揽了。期期都有吸引力,凡在罗文上下车的旅客都要看,边看边赞赏。1975年五.一节,老郭冒着细雨步行,第一次到我老家看望我父母和妻小。秋季开学,他就调回了成都,离开罗文时,我将尹嫂给我做的一双新布鞋送给了他,并把他送到毛坝火车站,挥泪而别,让侯世斌将他送到达县。1983年7月,我第一次到成都阅高考卷,与一别8年的老郭同床夜话至鸡鸣。他和陈姐把我留到暑假将尽时才放我走。1985年我再次赴成都阅卷,毕,带郭渝和郭蓉姐妹川东行,路经达县,唐辉同行,到罗文,再到万源,回罗文,到毛坝,世斌背着猎枪同路上沿山我老家。1986年夏,老郭一家4人顺长江而下,陆路返回,停住万源老吴家。老吴1983年被调到他家乡的王家学校初中,不久抽去万源战史陈列馆,而后到了万源中学教初中语文。那时,他尚未站稳脚跟;本慧被安排看守校门。两人都挺忙。老郭一家到万源,第二天一早我就进城将他们接到了罗文,永孟也专门从老家赶来。一天傍晚,我们从罗文中学下边渡口坐船到沙坝电站,吃了王英平和王英清等昔日学生的鲜鱼,又坐船回校。水平如镜,月光流泻,笑语满河,世斌笛声悠扬,很有诗情画意。隔了32年后的2007年金秋,老郭第二次上我老家看望我父母,同行的除我和永孟外,还有老吴、本慧夫妇和友山、昌珍夫妇。在山上耍了两天,阳光明丽,秋色宜人,宾主都非常高兴。过后我写了散文《又到橙黄桔绿时》发在2009年《安徽文学》第5期,并在第四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评选活动中,荣获散文类二等奖。几年后唐老师也调回了达县。老郭和唐老师走后,我与何继平关系相当密切。他的字刚劲有力,板书尤为工整,很注重教学艺术,我们常在一起探讨。
　　老何后来也走了。蒲立国老师从万源农校调到了罗文中学,教语文,有能力,为人正直,有傲骨。我们相处日密,共同语言较多,常在一起探讨语文教学,相互激励,都写并发表了好几篇语文教学方面的文章。我回宣汉后,为我的事,他与学校发生了矛盾冲突,备受打击和委屈,我却毫无知晓。2008年赴万源为蒲占怀老师祝寿,专门去拜访了已调到万源二中任教的立国老师,谈起曾在罗文被整的往事,他忍不住潸然泪下。蒲老师为我受了那么大的屈辱,我十分感激之中更多了一些歉疚。
　　教语文的成进老师与我同住一栋房,中间只隔两家。她母亲曾到罗文中学与她住过一些时候,很慈祥和善。还有教过谯韧语文的李永碧老师,也住同一栋房。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成进温柔;李永碧较泼辣,调回达县后还给我来过信。
　　教语文的还有雷淑清老师,与廖武臣夫妻感情不合,调到贵州后离异独居,学画有成,与我至今保持着联系,我经济困难时,她曾慷慨寄给我300元人民币。
　　1987年秋,重庆大学两女一男3名年轻教师到罗文中学支教。其中山西财经学院毕业的魏兰美老师比较活跃,参加学校的活动多,与罗文中学的师生相处融洽。当时我是教导主任,对3名支教老师有所关照。支教结束,魏兰美老师被四川省支教讲师团评为先进工作者。魏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将奖品《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寄赠给我,信中说:“但愿这本书能对您有所用。”信和辞典我都保存得很好。后来我还写了散文《真诚的回报》,获都江堰市文联和玉垒诗歌学会《老年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尚健杯”征文大赛优秀奖,入选香港新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心》一书。
　　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黄英老师,年轻、热情、活泼、好学,我当高三文科班的班主任,教语文,她教历史。她不仅认真上好每堂课,还助我班主任工作,特别是指导学生排练文艺节目,与学生关系亲密。她敬重我,我更赞赏她奋发向上的精神,为此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是烈火就该熊熊燃烧》,发表在《鸭绿江》文学函授创作中心的教材《文学之友》上。我离开罗文中学后,她与后来分去教英语的黄文孝老师结为夫妻。黄文孝老师从加拿大学成归来分到重庆交通大学,她也调进该校,先当辅导员,现已获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走上大学讲台了。我们经常保持着联系。巧的是她的哥还与谯韧是在万源中学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去年我到北碚去接孙儿,她带着女儿专程到谯韧家中看望我们。节假日,往往是她先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
　　与校外往来密切、成了终生朋友的有孙仁权和郑友山。
　　仁权系罗文本地人,初中毕业后就当知青,插队于罗文火石梁,与刁达钧伯伯的幺女刁桂齐结婚,生孙昵和孙茂,从罗文小学、长坝小学,到罗文中学,再到万源农广校,由教师而副校长而校长。相识相交近40年来,我们情挚而深。在罗文那21年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谈诗论文的时候多。仁权才思敏捷,为人爽直坦荡,对我的习作常直言批评,是我难得的诤友。当然有时他也襟怀自负,恃才傲物。
　　仁权的连襟,即刁伯伯的大女婿王茂修,曾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上世纪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到罗文探亲,我拿着习作《春雨情》去请教。他认真地给我一一评点,并说他初到报社写的稿子被老记者逐字逐句地扣得他汗水打颗颗滴。虽只偶然一面,却让我受益不少。
　　刁伯伯曾教书、办厂经商,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磨难而志节不改;旧学功底深厚,吟诗填词,终生不辍,系罗文乃至万源诗坛盟主。因了与仁权的关系,我得以经常向刁伯伯请教。老人很客气,对我多有鼓励。1981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先生娘子》发表于《四川文学》第4期。刁伯伯马上写了《读谯义三〈先生娘子〉》一诗赠我:“君事园丁垦大荒,阿侬朝夕备耕忙。门前摇曳先生柳,笑向东风竞短长。”刁伯伯的诗让我想到陶渊明的自传性散文《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仁权和刁伯伯两家家风纯正,为人不卑不亢,好学重才,给我良好印象和深刻影响。刁桂烈亦能诗,与其妹刁桂齐均很能干。仁权之姐孙仁德,医生;其姐夫张兴邦写得一手好字;其女孙昵和儿子孙茂都有出息;其外侄张劲和外侄女张亚军都是我的学生,各自均有满意的工作和成绩。
　　我每次回到罗文都要去仁权家,拜望老人,会会朋友,天南海北聊个没完。
　　郑友山是万源城里人,为人正派慷慨,重情义,多才,能画,字也写得好,刚劲有力。刘昌珍,面善心好,教书育人,经验丰富,成果累累。夫妻俩都深得学生爱戴。我的3个儿女谯韧、谯勖、谯卉都在罗文小学读过书,每一个都得到了友山和昌珍的关爱,孩子们也喜欢去麻烦他们,尤其是谯勖与他们的两个儿女年龄相当,在他们家里更是无拘无束。现在我回罗文首先就去友山和昌珍家报到。
　　陈守余老师也算我一个文友。他比我年长,长期教村小,年轻时就爱写,还在省级报刊发表过文章。为人实在,又不大注意细节,吃了一些亏。1977年暑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罗文区的所有中小学教师集中在罗文中学礼堂开批判会。陈老师是站在台上被批判的对象之一。找不出陈老师与“四人帮”及其爪牙有任何联系,就批生活作风。陈老师当时也是人到中年儿女都进校读书了,还有人把他求婚的事拿来批判,说陈老师求婚时可能是女方父母不同意,陈老师就从虚楼钻进去幽会。尽管当时就有人觉得荒唐,但那些一惯极左的积极分子唯恐显不出斗争锋芒,拼命上纲上线,往“四人帮”的帮派上扯。我和老吴虽没被喝令到大会上去挨批判,但也要求在中学组“说清楚”。我们本来就是清白的,还要说什么?但又不得不说。那以后因同爱文学,我和陈老师都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普及部的函授学习,往来就多一些。他家在罗文的卢家山,我曾先后带班在山上农场边上课边劳动了整整两个学期,上山下山都要经过他家附近。陈老师为人真诚。我当罗文中学教导主任期间,他除了希望我好好抓一下教学质量外,还提醒我得多写些教学文章。我偏重形象思维,散文小说写得多。评上高级职称前,我全是发表的文学作品而没教研文章,高评委意见不统一,开初没通过。后来我才重视了,不只在市级报刊发表多篇,而且在安徽师大的《学语文》杂志和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上各发表了3篇较有份量的文章。离开讲台后我依旧坚持写,迄今已发表了20多篇教研文字。我很感谢陈老师,只是自调离罗文后,我就再没看到过他,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不知他还康健否?还在写吗?真想见见,聚聚。
　　此外,早年与邱易东交往的时候也较多。我1986年发在上海《少年文艺》第9期的《卖牛》,就是受他的启发而修改的,后来又经他推荐入选《黑眼睛孩子》一书。另外曾与他、仁权以及《巴山文学》编辑部的几个人一起坐船夜游到沙坝母猪滩,下船上河中沙洲,欢叫着放火烧茅草而惊动了岸上的农家。
　　罗文中学建于1958年,1972年开始招收高中,一个班,学制两年,即高74级。我初到罗文中学,接了初一年级两个班。那个年级印象最深的是向贵菊,因她较特别,至于如何特别,已记不起了。一学期后改接初75级春班。那时招生不正规,秋季和春季都在招,高中只有两年,而初中则有3年的,也有两年的。春班只是一个班,1972年春招进罗文中学,该1975年春毕业,故称春班。春班印象特深,不只是教了一年,还因了那个班能干的学生多而又恰好碰上了动荡的年代。好些学生后来上了高中或在我班上,或由我教语文;有的虽没再教,我们依然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关系。
　　春班的班长是陈质章。毕业那学期,我带春班与高76级(也是一个班)在卢家山农场。陈质章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带着班里部分学生与我闹情绪,好在班上最终并未乱。他后来没读高中,好像在家务农,毕业离校后,我就再没见到过他。
　　学习委员兼班团支部书记是唐达菊,还是校团委委员,纯朴、踏实、好学,有组织能力,在学生中有威信;上高中又在我班上,仍当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后来与班长袁宗胜缔结良缘,先在罗文信用社,后调到万源信用联社任职。我调离罗文时,她和宗胜给我买了一件西装。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文体委员是侯世斌。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生性活泼风趣,爱好文体活动,是老吴校宣传队的骨干。我看到他在学校礼堂台子上做些怪动作,说些引人发笑的话,就认为他油嘴滑舌。后来才真正了解了他。他其实是一个勤奋好学、聪明诚恳、能吃苦耐劳而又感情深挚的人。1975年元旦收假后,过了两三天他才上卢家山,到我寝室含泪向我告别。问缘由,才知他父亲抽空编了一些篾器打算卖了给他做生活费,篾器被没收,他父亲还挨了批判。他已无力读完最后一个月。我原想批评他作为班干部不该超假的,但听了他的哭诉,除了对他生产队的做法表示愤慨外,对他的处境很是同情。我宽慰他,要他坚持读完,我和朋友们帮助他,并立即写信给唐、郭、吴三人。世斌读完初中,回家劳动了半年,秋季上了高中,虽没再在我班上,但我仍教他的语文。高中毕业后,世斌代过一段时间的课,然后在曾家当副乡长、罗文任副镇长。他与群众关系好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却不谙官场规则或不愿说违心的话更不愿做违心的事,所以未能再晋升。他的为人处世多受我和朋友们的影响。我既为他能不染于污泥而欣慰,又对他的仕途不顺而不平。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他到我老家去过几次,有一年春节还和光萍带着孩子一起去的。他爱打枪,1986年夏与老郭的女儿郭渝、郭蓉和唐老师的儿子唐辉一道上山。他背着猎枪走在前面,经过我们乡场时,引来了很多好奇的目光。他发展相当全面,吹笛子、唱歌、表演节目、篮球、乒乓球都打,字也写得漂亮。我们都是实心对实心,真情对真情,所以关系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至今仍然密切。
　　李大刚外秀内慧。上了高中,我没再当他的班主任,也没教他的课。他后来参军学医,工作于重庆,任重庆市政协办的《重庆统一战线》常务副主编时,曾发过我的一篇散文《渣滓洞里的沉思》。我们有联系,不常见。
　　卢家山海拔过千米,山上人户稀少。山顶曾有过“五.七干校”,停办后就被罗文中学接过来作为校办农场。我带春班第一次上山时是秋天。到了冬天,山上十分寒冷,生活艰苦,上课之外,还要开荒种地。不过,那时我和学生热情都高,也不怕苦不怕累。学生天没亮就起床烧洗脸水,我也起来或写毛笔字,或读古诗文。烧水的学生就将红红的炭火送到我的寝室。没有课本,我就给学生选了一些古典诗文让他们抄来读。我与学生甘苦与共,事事以身作则。在山上的几位老师买了一只羊改善生活,叫我去吃,我躲了;打柴时,冰天雪地,我打着赤脚。不是矫情,而是想到班主任先要起好带头作用,才能让学生信服。战国时的名将吴起亲口吸吮士兵脚上的脓疮,感动得士兵们作战时奋不顾身,拼死相报。这让我从中受到启发:班主任对学生既要严要求,更要多关爱。所以,学生病了,我总是亲自将他们送到医院,还为他们熬药煮饭。在卢家山时,一天晚上姜尚莲突然生病,我带着学生立即将她送到罗文区医院,等病情有了好转后,才和护送的学生一道又连夜赶回了卢家山。我得到了多数学生的敬重,却遭到了当时校革委个别人的嫉恨。
　　春班毕业后,我去接了袁宗胜、袁安民、袁自义和朱光秀、朱光菊、蒋学习他们那个级,只有两个班,我依旧当班主任,教语文,还与教历史的黎芳秀老师一起负责初中团支部,任书记。
　　1975年秋,我推托不掉,硬着头皮上了高中。从高77级起,高79级、高81级、高83级、高85级、高88级、高91级、高94级,直教到1994年秋离开罗文中学。高77级4个班,何治世、何继平、我和李锦文分别为一、二、三、四班班主任;何治世和何继平分别教一二班的语文和数学。我和李锦文教三四班的语文和数学。1976年春三、四班到校办农场,我带班第二次上卢家山。学军到豆坪,遇上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和随后的中央两个决议。豆坪驻军举行了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的誓师大会,我们学军的全体师生参加了。唐达菊代表我们学校在大会上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稿子是我修改的,当时有些自得,后来才感到政治上的幼稚和识见的浅陋。
　　高77级的学生年龄稍大,有一定阅历,活动能力较强,要是不遇上那个时代,又能有3年时间,可能多数都能考上高校。然而他们生不逢时,学制两年,又并没全用来学文化。即将毕业了,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他们既惊喜,又茫然。我痛感他们没学到多少知识,忙里偷闲,给我所教的三、四班学生编刻了一本语文学习资料。可笑的是一年后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时,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居然说我事先没请示事后没汇报,是不要党的领导,在思想上与“四人帮”有联系。高77级毕业前学校评先进集体,其他3个班都是先进,独有我带的三班不是;而实际上我们三班在许多方面都强过别的班。我和同学们都不平。学生离校时,我把他们直送到校门外,他们流泪,我心里也不好受。不少学生给我留下了书、笔记本、枕巾,还有粮票。他们是真心实意,我不好推拒,也没法推拒。好些东西我都一直珍藏着,粮票早就作废,而情意长在。
　　尽管那个级绝大多数学生即便后来也没读成大学,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比别的级差,更不能说他们就不会有出息。相反,他们自学能力很强,又能拼搏向上,所以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成绩卓著的佼佼者甚多。比如唐艺在我班上学习、表现、能力都是突出的,因他父亲是右派,学校就是不让他入团。后来他顽强奋斗,不仅成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还参与了《万源县志》的编撰并主编了《万源市志》,成了专家。其父平反后恢复律师工作,还成了四川十佳律师之一。
　　高79级还是4个班,我当四班班主任,教三班和四班语文。刚恢复高考,整个社会读书风气都较浓,师生们对教和学也抓得紧。该级毕业后参加高考,四班向以鲜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班竺春明考入昆明工学院、一班张颖考入重庆师范学院。30年后2009年11月28日罗文中学高79级的部分师生回校聚会,气氛热烈,情意浓浓。与向以鲜等多年没见面的昔日学生相聚,很是兴奋,回来写了《三十年后喜相聚》,很快发在了《四川科技报》副刊上。
　　高81级我当一班班主任。毕业时,赵定勇考入成都商校、于建华考入中师;后来向阳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李群红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刘长秀考入重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唐文和冯春勇考上中专。
　　高83级我当文科班班主任,教语文和历史。王天发考入南充师范学院英语系;后刘明珠、蒲伟彩、胡永芳、张良平、任万秀、刘仕炳相继考入大学。
　　高85级我仍当文科班班主任。当年创罗文中学高考录取最高纪录,文科班一次考上5人:杨涛、陈焕福、王林洪、张定贵、刘仕炳。落选考生10余人留在罗文中学补习,我当高88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兼教补习班的语文。多方面的原因,致使补习班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补习班学生再到万源中学补习,王龙周、张守洲、张先兵、张述鸿、赖礼秀、叶娟、王思恬等考上大学;郭元双、李正碧、余兴国等考上中专。其中张述鸿系万源石窝张发义老师之子,后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编辑《蒙山》报时发了我的散文《我怕坐席》和《走自己的路》;编辑《西藏青年报》时发过我的《书之味》。2007年我到成都,他办的报业正红火,请我吃饭,给我买了成都到达州的卧铺票,并将我送进候车室。张发义笔名放牛娃,年轻时遭遇不幸,曾在康巴结婚生子。1982年在《诗刊》第2期发表《农家春》和《又是这块天》。不幸于2001年农历7月14日病逝。述鸿特地做了本纪念性的书《谁知人生多少爱》,将他父亲的生平和诗文及有关信函汇入一册,送我一本。
　　有一个学生很特别,她就是梁远珍。她1981年秋到我班上,成绩不算好,但单纯,活跃,任班上文娱委员,有组织能力。两年毕业没预选上,回到草坝茶场后渐感失落。我写信安慰,被感动,83年秋她又重回罗文中学,依旧在我班上,担任团支部书记,深得学生信任,实乃班主任一得力助手。遗憾的是她还是与大学无缘。后读万源师范,曾与我乡庞福厚一起到罗文中学实习。又在长坝教过村小和初中语文,教学效果良好,得学生爱戴。但终因只是代课而未能持续下去。以后就很长时间既不见人影又无音讯。多年后方才露面,原来她与家在西安的铁路工人老赵结了婚,一度对人生少了热情而有意隐姓埋名。前些年我们才联系上,她和老赵及其女儿赵耘艺一家人到宣汉我家来过,而她单独也来过几次;我和永孟带着孙女到万源也去过她家。我的《藏在心中的歌》出版后,她慨然答应帮我推销,一次就带走300本。她在保险公司任职,挺忙,销书的事让她费心费时,我很不过意。有些学生毕业的当年没考上大学,补习又在我班上,而在我班上连续读两个高中的仅远珍一人;毕业后至今仍与我保持密切联系的学生也有,而以前书信频频现在电话较多的还是远珍。
　　1985年后罗文中学的师资和高中生源都不如先前。罗文中学的教师子女都不肯在本校读高中而纷纷到万源中学。1985年初中毕业的教师子女有谯韧、石敦文的二儿子石胜猛、龚子达的二女儿龚庆玲、罗钊元的小儿子罗建华,都到了万源中学。优生留不住,外地学生倒愿意进罗文中学。我家乡就有何正森、谯群德、庞烈红、侯娟。何正森曾任班长,成绩较好,考入达师专政史系。成绩最好的是刘东海,后考到西北政法学院。文教局给罗文中学分了一个达师专的保送名额,我当时是教导主任,已定了王荣义。后勤主任方传生希望我改为出纳费习江的侄儿费光荣。要是未定时,保送费光荣也可以。因为他和王荣义表现都不错,毕业考试成绩也较好,在班上名列第七,只比王荣义差一点。我们在确定保送人员时,原则是第一名和外地学生除外,表现好的按成绩来定。刘东海是第一名,第二至五名都是外地学生,王荣义排第六名,就定了他。我没同意更改,不是对费光荣叔侄有意见,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想到却得罪了人。第二年费光荣考上了达师专。
　　谯群德到万源中学和宣汉东乡中学复读过,成绩尚可,考试失误而再次不得志,因定亲结婚而未能再去冲刺。现在成都搞建筑,有成绩。
　　侯娟未读完高中,后补办了毕业证,教小学。在罗文时,永孟没在身边,我有了客人需要做饭菜时,最早是叫唐紫玉。紫玉毕业后就是侯娟。那时我既是她的老师,又算她的长辈。第二个教师节,她生病了,我和学生冒雨把她背到了区医院。她与谯纳贤结婚后就成了我的弟媳。
　　学音乐,几经挫折最终考到成都师专的蒲容贤,在我班上学科成绩不算好,但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歌唱得好,二是上课答问时不像别的女生那样弯腰埋头,很大方,答不上问也是站端正的。因她而结识了她的父亲蒲树森老师和她的哥哥蒲崇贤。我曾到她家赶场去过,她也到过我老家。为了帮她考学,我资助她学习,还陪她到达县师范学校去拜访王文华老师。她在我班上毕业后又在高89级补习一年,未能如愿,再到万源中学补习才考走了。崇贤原在农校,后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没扩招考大学相当难的情况下,他们兄妹双双考上了大学还是令人羡慕的。
　　1987年我当了教导主任就没再做文科班的班主任。当年冬学生们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工整地写着:“谯老师:当人们品尝到蜜糖的芳甜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蜜蜂的。”
　　文科班冯春国高中毕业后曾回罗文中学代过一段时间的课,他与曾任班团支部书记的陈厚兰结了婚。杨仁平与张可桃结为夫妻。2004年4月10日仁平和可桃、柏建平和容贤各带着女儿杨纯和亚七与蒋宗庆一起来宣汉,晚上他们没住旅馆,愿意挤在我学校的旧屋里。我与仁平和宗庆闲聊到次日凌晨3点。2009年仁平和可桃建了新房,邀当年同窗一聚,也请了我。学生们每人送两百元人民币,我也送,而谭天不让我掏钱,帮我给了;晚上告别时,他又送我一个信封,我不收,他意坚,我只好接下,里面是一千元人民币。他读书时叫谭显忠,现在四川天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展。我回宣汉后买了一个书柜,既装书,又作纪念。
　　谯韧到了万源中学,得到过老吴夫妇、杨仁兴夫妇和王光泉夫妇的关爱,曾在罗文中学与我同事的常洪昌当过他的班主任。高中毕业考了487分,上了送档线。因考分不高,志愿也没填好,未被录取,复读一年,考了496分,被甘肃工业大学录取。两次我都是早晨从老家出发急急赶到万源,看了成绩后,才去吃早饭的。
　　高91级留下的印象不深。只有谭敏让我难以忘怀。她父亲也是教师,一次不幸被洪水吞没;母亲中师没读完就被迫回家,后招考教师时又失掉了机会,一直在家劳动;姐姐谭立高中毕业后代课,后外出打工;哥哥在白沙教书。她是从白沙转来我班上的。语文好,与她姐姐一样字写得好而且有骨力,但数学和英语差。我爱才加同情,对她有所关照。她母亲感动,要将她拜继给我,我和家人见她母女是真心,便收她为干女儿。曾到我们家过春节;谯韧结婚她也去了。她后来在万源中学补习一年,仍未能考上大学。不得已外出打工,一度情况甚好。我1994年回宣汉,1996年春节后他来宣汉看我。说已定亲,男方父母催回来结婚,不得不辞掉了不错的工作,心情不好。我那时刚回宣汉不久,压力大,手头又紧,既没深入了解她的情况予以宽慰,又没给她结婚礼物,她倒给妻送了一件短袖衫,还让我买来毛线,为我织了一件毛衣。她走后给我来了一封信,落款是“学生”,而以往都是“女儿”。我以为她不愿再作我们的干女了,就没回信。以后便没了消息。我很后悔自己太小气,没给她回信,常常既歉疚又思念。不知她可幸福?也不知她母亲和姐姐情况如何?去年我忍不住写了散文《心的呼唤》,受到编辑的好评,先后发表在《国防时报》副刊、《华西文学》和《散文潮》。
　　我接高94级时,罗文中学的高中已很不景气,只勉强招收了两个班。我当一班班主任,教语文;胡泽余当二班班主任,教数学。本地成绩好的学生都到了万源中学。但我家乡的侯正华在我班上,谯俊辉和苟于伟在二班。两个班的语文都是我教。我依然坚持让学生星期天早读。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早上在教室读书的:一班20人,二班14人。晚自习读报时我要求学生写《我的第一个星期天》,而我自己也补写了:早上醒得很早,睡不着,打算利用星期天修改假期写的一篇散文《青青草,草青青》,写的是母亲和家乡的妇女们每天都到很远的地方去割牛草,非常辛苦。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被起床铃声惊醒,头有点昏沉,不想起床,但考虑到是第一个星期天,要求学生早读,得开好头;要开好头,班主任就要作出表率。于是我一翻身就起来,洗了脸,便快步走到年级办公室,大声朗诵《中国现代短诗选》。不久,班上陆续来了学生,第一个是侯正华。一个钟头朗诵了20多首诗,有点口干舌燥,我就到操场去做了10个引体向上。
　　早饭后,花了一个多钟头重写了有两千多字的散文,题目也改为《草青青》。到教室看学生,碰见仁权,让他批评,他看后说题目换成《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说那是歌词中的话,不新鲜。回到寝室,我又作了第二次修改,加强了对母亲的思念和祝愿,文题更名为《芳草青青》。
　　下午翻阅《作品与争鸣》和《文摘周报》。小睡一会儿,4点过,上邮局,将《芳草青青》寄给《少年文艺》。火车晚点,帮学校管收发的老师取报回校,匆匆吃罢晚饭,就急于翻看取回的报纸。没有让人激动的东西。体育消息报道了徐德妹才在日本田径赛上获标枪金牌,而回北京在刚举办的国际田赛上却屈居第二。事多变化,人难常胜,不当以成败论人。
　　翻看完报纸,快打晚自习钟了,我又忙着向教室走去。
　　当班主任,我一贯坚持对学生一视同仁,严要求,而对班团干部和沾亲带故的学生要求更严。
　　作为科任教师,我对学生多有鼓励。讲评作文有时用对比的方式让学生明白怎样写才算好,怎样写不好。但有一次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个女生。那是才教高94级不久,对二班的学生我还没认识完,错把张久永当成了男生。我认为男生的承受能力比女生强,尤其是山乡来的女生面皮薄,自尊心特强。因我疏忽,将张久永的作文当成写得不好的例子在班上读和评了,尽管没说作者的名字,而张久永还是难过地哭了。我很抱歉,事后找到她,鼓励她把作文写好。
　　高94级曾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宣汉天宝中心校的汪光明老师得了脑血栓,该校发信到罗文中学,我发动我教的两个班献爱心,107名学生都作了表示,老师中我和刘仕炳也有捐献。那时都困难,数目虽不大,而情意足珍。
　　1994年7月2日文理两班举行毕业座谈会。7月4日晚上,我在操场边教师楼新居召集班上学生(苏丕亮回家)和二班的孔会芝、苟于伟、张仕江、罗广伟等聚在一起,将1─6学期班上的收支作了公布,由秦宗荣执笔算,然后将余款第五学期退费151.38元,按现有14人、第六学期余费102.65元按18人算退给学生。其中本期赵维孝、赵成的退费由秦宗荣带;陈飞、严太孟的退费由向世美带。将班上的6幅窗帘分别送刘、黄、王、胡4位老师,其中刘、胡大幅;黄、王小幅,由张贵方和秦宗荣送。
　　给班上14名学生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作纪念。张静、鲜兵、罗建华、向世美、向成、侯正华、曹方廷、蒲钊胜、张贵方、黄仙梅要求我留言。发毕业证。
　　蒲钊胜和侯正华后到宣汉中学复读,都考上了大学。
　　我从小接触文学书籍,读中学时就想将来当文学家。考入外语学院后,虽仍爱文学,但重心已移到外语上;很不情愿走上了中学讲台,教语文还算对路,而我仍旧惦记着德语。在万源中学、河口中学、罗文中学、甚至到了宣汉中学我都一直在抽空读德语,只是近两三年才没继续。然而岳父的不幸也给我带来了不幸。“文革”结束,专业对口成了泡影,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曾想去考研,终因一场痢疾而使身体变差,加上当时万源的“口袋政策”,准进不准出,而我又快到受限年龄,准备不及,便放弃了。不想一辈子当个教书匠,于是重新萌生了当文学家的念头。
　　1980年秋冬的一个晚上,原罗文中学的校长主持我们语文组开会,研讨教学问题。两个钟头,对我来说,纯是浪费时光,毫无收获。老校长是个好人,“文革”中又吃够了苦头,然而认识和思想已跟不上变化的时代。有感而发,我回寝室后关门闭窗连夜写出了6千余字的小说《陈校长》,第二天晚上待学生和在我身边读小学的长子入睡后,我重新写了第二稿。第三天晚上我几乎又是重写。第四天上完课,我就将它投寄给《四川文学》编辑部。尽管结束了十年浩劫,而极左的东西还随处存在。当时罗文中学的第一把手,是一个不学无术、靠“文革”起家的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视教师的业余创作为不务正业。我只好在夜里偷着写。以往想写而无从下笔。写了第一篇后就觉得啥都可以写。于是,我就给自己定任务,一周一篇小说,写了就只往《四川文学》寄。为了完成任务,我常常半夜半夜地写,第二天照常上课,批改作文,管理班上学生。有时还要为学校做些份外之事。第一篇被退,附了一张铅印退稿单。第二篇仍退,铅印退稿单上写了”公与私的斗争,立意不新“10个钢笔字。第三篇还是退,却有了编辑的亲笔信,多鼓励话。第四篇,没退也没发。当时我教高81级,学生快毕业了。县文教局要求寒假补课。我一听就不舒服,平时太忙,难得回家,就指望假期能与亲人多聚一聚;等补完课回去凳子还没坐热又要上学了。我想到了远在老家的亲人早就在盼我放假回去,也想到了家比我更远的外地老师,他们回家的心更迫切。刚好《四川文学》要在新的一年里为发现文学新人专门拿一期名为“蜀苑新枝”发新人作品。我就写了《先生娘子》。我老家有“先生男人,长年婆娘”的说法,意即男人当教书先生,可苦了先生的妻子。我觉得叫“婆娘”欠尊重,称“妻子”又显得古板,于是就用了古人常用的“娘子”。也是3稿,没用稿笺纸,用的是白纸,寄出稿还是毛笔抄写的。一个通宵,刚抄完,起床铃就响了。我叫醒儿子,用冷水抹了一把脸就跑去催班上的住读生出操。上午课完,我就将《先生娘子》寄给了《四川文学》,很幸运,发在了1981年第4期上。那一期“蜀苑新枝”共发了12名作者11篇小说,有陈朝璐的《竹号声里》、丁志平的《在鹞鹰飞翔的山谷》、漆丰的《洗肠子的姑娘》、牛俊才的《塌方》、蓝天的《一颗未冻僵的心》、萧萧的《路》、耕夫的《饮勿醉》、易森 易道的《皈依》、谯义三的《先生娘子》、潘文伟的《孙家渡》、谭力的《秋雨》;还有陈朝红的评论《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先生娘子》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在万源那个小地方也成了我的成名作。县里开文学创作会,说我是“异军突起”。以前县里搞创作,开会,没有我,认识我的人也只晓得我是学德语的,没想到我居然不声不响就在省级刊物上发了小说。教师中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想写,却缺乏信心,读了我的小说,受到鼓舞,也动笔写了。学校的老师都以为我写的是我的娘子,永孟一来学校看我和儿子,他们都把她叫“先生娘子”。
　　起先我认为写作很难,发了《先生娘子》,1982年在《通川日报》发了散文《牛》和《争论》;还在《巴山文艺》发了小说《“泥鳅”请客》;暑假又参加了《巴山文艺》编辑部组织的小说创作座谈会。我误以为创作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努力就能出成果,于是更加勤奋,见啥写啥,想啥写啥,选材不精,挖掘不深,立意陈旧而肤浅。写的多,退得多。但我毫不气馁,仍一个劲地写。为了提高,我先参加了《鸭绿江》文学函授创作中心的学习,不久又参加了《春风》青年文学讲习所、《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和鲁迅文学院普及部的函授学习,再后来还参加了安徽《未来作家》的函授。可是从1982年到1985年3年时间我的习作连函授教材也上不了。直到1986年我的散文《卖牛》和《徘徊在母校门前》才分别发在了上海《少年文艺》和《春风》文讲所的教材上。1987年7月我参加了《春风》文讲所举办的优秀学员“长白山笔会”,认识了文讲所所长傅子奎、《春风》编辑孙英民,与北京学员董永格一道去拜见了指导老师东北师大的张立国先生。长白山天池给我印象特深,水清无鱼虾。孙英民的字写得好,临别时,题字勉励我勤奋精进;嗓子也亮,多年过去,他那曲《乌苏里江船歌》仿佛声犹在耳。1989年3月1日至6月8日,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普及部在京的文学创作短训班。前期是请首都的中学教师给我们讲解和复习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为成人高考作准备。因为多数学员想拿大专文凭,于是普及部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就决定联合办一个中文面授与函授相结合的大专班。先补习,然后到北京师范学院去参加成人高考;后期才是文学短训。我也去参加了考试,而且以较高分数被录取。短训班的班主任罗丹老师3次写信要我去读书,并想我当班长。我虽有本科文凭,但不过硬,很想去,只是学校已给了我去短训的机会,不会再让我去,我也不能去了。我是教导主任,学校有许多事要我做;谯韧已考上大学,谯勖和谯卉还在罗文读初中和小学,我得照顾;经济上也不行,赴京学习期间虽是带薪,还是向罗文谯德孝叔父借了500元钱,旧账未了,又添新债。父母和永孟在老家太辛苦,我不能只考虑自己。我最终辜负了罗丹老师的期望,没再去北京学习。到长白山那次,回来在北京停留,我独自第一次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胸襟顿为开阔;在京短训参加完成人高考后,我们集体登临了八达岭。距第3次到北京已有21年了,当年有意留了一些景点没去,不知还有机会再去北京否?
　　从1982年参加《鸭绿江》函授,整整6年,我的习作都上不了函授教材,直到1989年小说《哥》在《文学之友》上发表后,幸遇邱长发、丁晓翁、李作祥、陆明友、范程、徐光荣等老师,我的小说和散文才频频在《文学之友》和《文学青年》上发表,尤其是范程老师不仅多次编发我的习作,还写评析我习作的文章,在回信中更是语重心长地谈为人为文,给我以有益的教诲和启迪。他说我所寄去的作品都够教材发表资格,但要受一定限制,要我借助“鸭函”平台,像雁飞得更高更远。范老作了我两届指导老师,还给我寄来了一张他在西安大雁搭下的留影。没再作指导老师时,我们还通过信,他也给我留了家中电话。可我因没有取得什么可告慰的成绩,就不好意思再与他联系。今年春节过后,收到范老长女范苓老师信,方知范老已于2010年1月15日病逝。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范老,我永远感念您》,发给了范苓老师。徐光荣老师是我参加“鸭函”的最后一任指导老师。他不只多次推荐我的习作,而且还将我的《绿汪汪的山湾塘》和《捉野鸡》放在一块交《文学之友》编辑,发在了头条。徐老师后来在信中告诉我:“放在头题发两篇,这在鸭函还是个破例。”
　　在罗文的最后几年,教学上无法取得多大成绩,而业余创作尚有进步。除了《鸭绿江》文学函授有较大收获外,小说《老久》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1991年第3期、小小说《老许的网兜》和《欸乃一声山水绿》先后发表于《百花园》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0期、小说《最怕枫叶红似火》发表于《剑南文学》1993年第5期、小说《卖豆腐的小男孩》发表于《雪花》1994年第1期、小说《苦涩的泪水》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1994年第5期;参加《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幸遇指导老师蒙古族作家特.达木林和责任编辑原《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朝垠老师,由达老师推荐,小说《雪呀,慢慢地飘》发表于1992年1月6日的《广西煤矿工人报》、散文《出山》发表于《敕勒川》1992年第5期、小说《福团团》发表于《人民文学副刊》、小说《青幽幽的包谷林》由达老师推荐、王老师精炼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93年第3期;教学研究也有收获,《板书值得重视》和《错别字.虱子.责任心》相继发表于重庆市的《教育周报》1991年5月24日和8月23日、《终生难忘一字羞》发表于1994年5月15日的《教师报》、《且说侯嬴之死》先发表于达州市的《教学通讯》1993年第4期,后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1994年第5期。
　　宣汉毛坝离我家近一些,我原打算再教一届高中,才调到毛坝职中去。当时职中没有升学压力,我可以在写作上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然而,罗文中学的分房让我失望。据称上面拨了16万为学校的高级教师修住房,学校添了4万,也加了楼层。房修好后,在分配上就没管什么职称,按人头计分,双职工的分数自然高于单职工。我的两对学生夫妇分数高,优先选房,我没想法,他们年轻,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而烧开水的女工和刚从平溪小学调来的丈夫也住上了,我和汪诚因家属不是学校职工,按单职工计分却住不成;阳世杰也是单职工,只因工龄比我和汪诚长点排在末尾而住顶楼。我忿然而顿生调离之心。1994年6月9日傍晚,各房主纷纷欣欣然拿到新房钥匙,我彻底失望了。当晚,我就分别给达县地区教育局、万源市委、万源文教局、宣汉文教局写了长信,次日上午寄出。在给宣汉文教局的信中还简要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我没打算进城,只是希望到毛坝职中。宣汉文教局局长刘仕万老师很快给了我亲笔回信,说欢迎我回宣汉,但要商调;又说进城难,到毛坝职中没问题,根据我的情况是该挑重担的时候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是想让我去毛坝职中担任领导,当时,该校的校长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当年49岁。我以为调动要经过地区教育局,所以写了信。其实,地区教育局不管,只要宣汉愿接万源肯放就行。我怕万源不放,找了中学同学饶应明。他当时是万源市委秘书长。宣汉发了愿接收函,万源没卡我,发了我的档案。宣汉发正式接收函。我利用暑假在万源和宣汉来回跑,终于在开学前办完了调动手续。开学前,刘老师对我说他和两个副局长已商量好,让我到毛坝职中任职,我赶紧说,我不感兴趣。刘老师没为难我,让我到宣汉中学去讲课。本是要高中教师的,但我和杜仁俊都从初中一年级教起。我是从罗文搬东西到宣汉的途中才听说的。
　　1971年7月中旬到万源,1973年9月到罗文,1994年9月5日调离罗文。23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期,我的青春,我的心血,都献给了我的学生;我的理想,我的追求,也在这23年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我早就把万源特别是罗文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学生、朋友和亲人!虽然我是不得已而走的,走得多少也有点黯然,但是我忘不了大巴山里那片热土,更忘不了在那片热土上度过的23年艰苦岁月!回宣汉10年了,我还惦念着万源,于是写了《梦绕魂萦巴山月》发表于2004年5月13日的《教育导报》。
　　调离罗文中学那一学期,石敦文等请我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教本校教师练毛笔字。大家热情参加,我也认真教,效果还不错。我离开罗文中学时,所有参加练字的老师合起来给我买了一个保温瓶,由石敦文用毛笔将参加的人名写在了一长条红纸上,我一直保存着。石敦文教物理,先在长坝,后调到罗文中学,我们在许多看法上一致,都注重真才实学,而在抵制和反对错误行为中成为朋友。1988年竞选校长时,我极力推举他,他则要我继续当教导主任,我答应了。1989年春我要赴京学习,他不想我走,但还是让我带薪去了;在京学习期间又帮我收寄信件。他为人正派,教学上也是好手,只是缺乏治校经验,少了魄力,后来用人不当,反受委屈。我调离罗文中学后,我们之间还有书信来往,他退休后到了他长子石胜勇那里,听说还在教人写字。几年前却听到他已病逝的消息,不胜感慨!他家属冯远容从罗文小学调到罗文中学后管收发,比他先走。仁权家里还悬挂着他的两幅隶书,有一些功力。回到罗文时,很容易想起他们。
　　
　　蒲江水暖我后知
　　
　　发源于万源的后河与宣汉境内的前河、中河流到宣汉城外汇成江口湖,再流向达州,流向渠江,流进嘉陵江,汇入浩浩长江。人们把流经宣汉城外的这条河叫蒲江。
　　1959年金秋,我从大山里第一次来到蒲江边的宣汉中学求学,6年后顺流到了嘉陵江畔的四川外语学院,5年后溯长江而上到了军垦农场。本可以顺江而下,奔向大海的,可是命运之舟却将我停靠在了大巴山深处的后河岸边,一停就是23年!当我再次回到蒲江边上时,水暖花艳的春天早已远去,林木阴阴啭黄鹂的盛夏也走了,正值清秋时节。从年龄上说,我也到了人生的秋天。秋天的色彩可是金色的,绚烂的,那是丰收的景象;也会是萧瑟的,灰暗的。宣汉中学虽是母校,但时过境迁,我初回来时常有新兵到了新战场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蒲江水暖我后知。至少在我重回母校后的第一年心情是萧瑟的,灰暗的。教惯了高中,改教初中,在人们眼里是没啥地位和份量的,而我当班主任的一班双差生又最多。年级组长也不好当。该年级的老教师多,资格老,又几乎全是曾经在台上威风过的,年轻的也没把我一个从外地区乡中学调来的乡巴佬放在眼里。当补课等涉及自身利益时,他们的自私、霸道暴露无遗,常给我下蹩脚棋。我开初忍让,尊重他们,后来也发火,锋芒渐露,他们才知道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温顺,加上我的教学并不差,为人正直无私,字又写得好,还能发表文章,对我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年级工作也才较顺利地开展下去。然而班主任工作却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班上不想读书而又捣蛋的多,常常使我半夜难眠。有的女教师太温弱,上课管不住学生,尤其是对调皮生束手无策,索性不管,任其在课堂胡闹;而许多想读书的学生和关心子女的家长很有意见。我只好常常守在教室外督阵。好不容易熬过了3年,我教的语文在年级没拖后腿,也完成了学校划给班上和年级的升学任务。考上高中的学生读高中,我和杜仁俊、代君海也上高中,我教了两个理科班。从高一教起,没再当班主任。送走高2000级,我去教补习生,一个文科班和一个理科班;然后接高2002级两个班,送毕业后,本想从高一教起,再教一届就退休,学校却安排我写校志。2006年4月出文让我退休;后应学校之请,将未完校志写毕,于年底我才正式退休。
　　从万源罗文中学到宣汉中学,是逼出来的,但对我和家人来说是件好事,尽管晚了一点,却直接影响着我的后半生。罗文在万源虽还算不错,但毕竟地处山沟,离城较远,信息相对闭塞,久居则心胸和视野都会狭小。
　　在罗文时,我住公房,没有像样家具,没有电视机,更莫说家里电话了;多年来都是穿中山服。一次在万源城里开会,天冷,老吴让我穿他的一件旧西装,回到罗文,试了几次都没勇气穿到教室去。到了宣汉,开初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住别人腾出的旧房,没有家具,没有电视,远在重庆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只好在别人家里接听;当班主任不好意思接受学生家长送的礼物,更拒收金钱;也不愿让家长和学生到我除了满屋书刊别无长物的新家。直到1997年2月为了观看邓小平追悼会现场直播才去买了一部21吋的彩电。后来,我也添制了家具,安装了私人电话,买了商品房,又有了手机和电脑。回宣汉后,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物质生活,教学上也取得了可喜成绩。顺利带完初97级,上了高中后,高2000级我教的理科二班罗田维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语文成绩129分,为宣汉理科最高分,得了100元奖金;教高2001级补习生和高2002级应届生,语文高考成绩也较好,有130和131的高分。还有比别的语文老师突出的是我多次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所教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获奖者,最高是二等奖;还推荐学生的习作,分别发表于甘肃的《少年文史报》、四川的《招生考试报》、《教育导报》、《中学生读写》和《北方作家》,符霞的获奖作文及获奖感言还入选了《中学生获奖作文奥秘》一书。我也多次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和指导教师二等奖、三等奖。
　　我于1989年4月被万源文教局聘为中学高级教师,1994年9月到宣汉中学,继续享受中高工资待遇,候缺,1996年10月才被宣汉文教局出文聘任。在教研中,我结合教材教学,撰写了《精神可嘉 不宜模仿》发表于《教学通讯》;《杨修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一个不真实的文学形象》和《蔺相如成功的背后》先后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的《学语文》杂志;继1994年在《中学语文教学》第5期发表了《且说侯嬴之死》后,《有惊无险<鸿门宴>》发表于1998年第1期、《私塾的语文教学值得借鉴》发表于2000年第6期。参加《中国校园文学》征文和《作文》“文心杯”全国中学师生作文大赛,屡获三等奖和二等奖。
　　文学创作也有新的收获,调回宣汉16年来,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和小说,数量和质量总的说来都超过了万源那14年。1995年加入郑州小小说学会,1999年加入达州市作家协会,2005年加入四川省散文学会,2006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散文小说选《藏在心中的歌》,当年5月31日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
　　宣汉虽多山,但比万源开阔。回宣汉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我的一些观念和为人处世也有所改变,比如,我以往对城市不信任,不愿生活工作在城里,喜欢乡村,向往田园风光,这很片面,对我是一种局限;回宣汉后我渐渐熟悉了城市,也习惯了城市生活,我切身感受到了城市自有乡村不具备的优势,对于业余创作来说,城市的条件和优势相当重要。比如,在城里用电脑写作、上网很方便,在山乡就不行了。再如,我在罗文中学那阵,每个教师都有一小块菜地,我种的菜吃不完,还送人,基本上不买菜,即便买,卖菜的往往是熟人或学生家长,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讲价。回了宣汉,天天买菜,没有熟人,也开始讨价还价,慢慢地变得精明了,甚至斤斤计较。也就是说在万源时我多少还有点清高,身子常常悬在空中,多一些虚浮的东西;而回到宣汉后双脚着地,多了现实,也就变低俗了。
　　因为教高中,多了外出的机会。高2000级考好了,年级老师到四川九寨沟旅游,我因脚伤未去;高2001级到黄山,我去了;高2002级从重庆坐船到宜昌,再坐车到张家界和桂林,然后坐飞机回重庆.我也去了,一路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开拓了视野,陶冶了情操。
　　退休后,时间充裕了,手头也不那么紧了。除常到成渝两地外,2008年10月,我自费参加了《中国作家》在山西绵山举办的金秋笔会,短篇小说《胜负》获了三等奖,大学同学杨茂芬作为陪同人员与我一道去来;2009年4月,我仍是自费参加了江苏泰州笔会,散文《又是橙黄桔绿时》获得二等奖。泰州笔会期间,与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南蔡乡徐庄村油坊组的作者苏永洁同住一室。永洁兄长我几岁,一生多磨难,为人诚朴,有志而又有才华。我们一见如故,别后一年多来,联系未断。今年九月下旬,我又赴南京参加了中国文学家网编辑部和《采风团》编辑部组织召开的“‘中国知名作家神州行’采风团团员签约、颁奖大会”。我只是一个业余习作者,离知名作家还很遥远,承蒙组委会不弃,给我鼓励,在创办的《采风团》第一期上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一场恶梦》,并给我颁了个短篇小说一等奖。以后争取每年有选择地参加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既长见识,又交真友。
　　长子在重庆安家了,女儿定居于成都,只有次子夫妇和孙女的户口还在宣汉。不少老师退休后随子女到了成都安度晚年,也有到重庆的。我不为所动,不只是因为次子3个人的户口在宣汉,我不能走,更重要的是我爱宣汉,也熟悉宣汉;蒲江边上留下过我的脚印,也有我做过的美梦。我要留在蒲江畔继续做我的梦,并让它化为绚丽的现实!再说我父母还在山里老家,我的故乡情仍是浓浓的,并没被流驶的时光冲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我的身在城里,而心仍系山中。我永远是大山的儿子!尽管我不再对城市抱有偏见,并得到过城市给我和家人带来的方便及好处,还将继续获得方便和好处;然而,作为大山的儿子,我对大山的挚爱依旧胜过了对城市的爱!只是不愿久处山谷,隔些时日,我更愿登上山巅,极目远眺。
　　
　　2010年7月1日于蒲江畔新居
　　于2010年9月28日小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