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标题意味着这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篇的议题，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歧想，我还是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句话的出处。结果如我所料，这是对一位智者一生的总结，以赛亚·伯林—一个思想史研究者，他的一生最能对这句话作出诠释。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的一生
　　
　　伯林的另一个身份是犹太裔流亡者，然而在流亡结束时，他的年龄仅有十一岁。也许流亡的經历给了伯林一颗冷静的心，使他一生都以思想上流亡者的身份走在与时代所背离的路上，最终成为他怀疑与自由精神的起源。
　　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萨义德这样对知识分子定义标准时，他心中的形象也许是那些历史上为真理而不断奋斗的人。思想上的流亡是他们不断探索真理并维护真理的动力，他们不愿意轻易去接受哪怕最小的论断。这样的人算得上能改写人类历史的人，虽然其中的很多人失去或拒绝拥有这样的机会，但他们是智者。当我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知识分子精神，也就彻底否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曾经的俄国知识分子被视为最具知识分子精神，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然发生了改变。以赛亚·伯林作为一个具有俄国血统的犹太人，居然成了最后一个俄式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现实中，伯林算不上一个十足的流亡者，儿时三年的流亡经历也许早已被他淡忘，但他的父母却不会忘记，他们内心的痛苦在伯林身上得到传承，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始终试图找回那对于流亡的深切体验。伯林在谈到俄国十九世纪的思想史时曾指出，这个阶段的外来思想在俄国不会经过如同西方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相竞争的过程，那里的青年如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外部的“新鲜念头”，一旦被认定为真理，他们就会运用自身的哲学逻辑能力，坚定地实践，而国民素质整体低下更是给予了他们努力实践的勇气和自信。无论是屠格涅夫、赫尔岑还是托尔斯泰都是这一时代伟大思想的体现。他们又不无例外的是身体或思想的流亡者。在流亡中，他们一方面会疾书个人对社会的不满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流露出自己对祖国的爱。他们的思想是自由，宽容和批判的。然而，他们又会因自身所处社会的局限性而表现出思想上的不冷静和不成熟。但伯林却不一样，过早的流亡使他没有经历这个国家太多的痛苦，感到沉重的责任感，这使他始终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却没有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但以赛亚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国家和它的变革的关注。
　　“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些盛有杏仁果和一种芬兰薄脆饼干的铁盒。他常揣着这些食品去参加宴会。在紧靠他的座椅的书架上，有一堆摆成金字塔形的巧克力。”伊格纳蒂夫在《以赛亚·伯林的一生》中的描述表现了他的家庭背景，中产阶级的出生使以赛亚·伯林的童年记忆在晚年的生活细节中微妙体现。儿时的幸福与流亡使他对俄罗斯的感情如此复杂，以致于反复说对故乡“根本不想，过新的生活，我要重新开始”的话。以赛亚·伯林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对前苏联的挞伐，直至苏联的解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盛行的时期，但是当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的时候，以赛亚·伯林却没有对自己反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产生动摇。
　　他一直在用冷静的眼光来凝视这一切。他的思想曾受过许多著名学者的驳斥，但有关“消极自由”的提法却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对前人大量研究的总结中，以赛亚·伯林认识到尽管世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从人类基于对“天赋人权”的崇高追求，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确定这样一个理念一人类不可受到无辜的侵犯。“我们需要有为自己打开的门，但我们不应强求管理为他人打开的门。”积极的自由往往伴随着对他人基本人权的侵犯，在社会的发展中，它不应成为由政府强制推动的目标，甚至人人都可以享受积极自由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他没有像马尔库塞那样被共产主义风潮冲昏头脑，他的思想犹如他的文章一样理性，永远不会热情的对待任何思想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曾经批判过同样具有批判精神的康德、同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斯·韦伯和同样从过去创造哲学理论的维柯，也与同样反对极权主义的哈耶克、同样是犹太人的维特根斯坦辩论，尽管因此而四面竖敌，但每一次辩论都让对手感受到其思想的深邃和思维的锐利。以赛亚·伯林冷静地对待学术，他的思想最终被人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力量。他“生活在表层上”，但这却使他更冷静，更豁达的看待问题，如他所说。虽然在自己的理论中强调人类的悲剧性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对我是痛苦的。”
　　伯林喜欢在自己的思想巨著中，旁敲侧击地发表一些见解，而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长篇大论的论述，这正和他那略带怀疑主义的思想相符。以赛亚·伯林的确是一个在不断的怀疑中悟得大智慧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价值多元论才会如此的有力量。当初，他总结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理论，使历史上种种正义和对幸福的追求一下子失去了意义，也把自己推向了和母国对立的一面，这也许正是基于他对“是”和“非”的清醒认识。对于真理的追求让以赛亚·伯林由怀疑最终走向浅薄，一个快乐老人的生活秘诀是“总是生活在表层”，他有足够的魄力和理由做到这一点。
　　中产阶级的出生和尚为顺利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伯林不会为自由主义而奋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伯林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伯林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他希望能过简单而舒适的生活，从这一点看，他不仅追求自由的理论，也追求自由的性格。他崇拜屠格涅夫和赫尔岑，与爱赫玛托娃结为挚友，而马尔库塞却是他心中虚伪的人，在有众多英国王室参加的授勋晚宴上，伯林被一个女子戏讽为“一个为人们谈话作出贡献的人”，但他却做笑礼之。伯林坚持自由的实质，是因为他曾目睹过极权主义的恐怖，既是犹太人又是俄国人的他对于二十世纪屡遭劫难的犹太民族不发一言，却屡屡将目光投向俄国，是因为这里给予他的一切让他对自由有了太多感伤的思考。伯林提倡政府应将保障公民的消极自由和追求积极自由的权力视为已任。对消极自由的坚持虽然让他远离社会游戏，但却使他有了一颗喜欢游戏思想的心。伯林的一生告诉我们，人人皆有飞翔的思想和心境才应该是社会的追求，对于积极自由的追求意味着得不到永远的自由。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只有怀疑、冷静和自由的人方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