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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阅读《鸿门宴》时，读者往往聚焦于范增举佩、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惊险环节，而对刘邦逃脱这一细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结合《史记》相关章节，揣摩这几句话，我们不得不惊叹太史公谋篇布局之精巧，刻画人物之匠心独运，见识之深卓。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刘邦早晨“从百余骑来见项王”，怎么逃脱时仅有一匹马，五个人呢？这一点值得玩味。刘邦是在生死关头为避免全军覆没而赴鸿门请罪的。要显出诚意，就必须轻车简从；要安全系数高，就必须保证随从忠诚可靠，智勇双全。如果其中再潜伏着一个“曹无伤”式的奸细，将刘邦野心和计谋和盘托出，他必死无疑。因此，刘邦的“百余骑”必是精锐中的精锐，亲信中的亲信。但为了不惊动范增，不惊醒项羽，他果断抛弃这些亲信，断尾求生仓皇而逃，不仅表现出刘邦的狼狈相，更暴露了他的狡诈、冷酷与自私。
再看下一句：“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刘邦一人骑马，其他四人步行。即使有敌军追赶，让四人拼命迎敌，拖延时间，自己也可以快马回营。刘邦为个人安危考虑得何其周密！为深入了解刘邦为人，我们梳理一下《史记》中关于这四员大将的信息。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吕后的妹夫。他自跟随刘邦起兵以来，几乎每战都身先士卒，斩将夺旗，屡立奇功，骁勇异常。鸿门宴上，他粗中有细、有勇有谋的表现使刘邦得以化险为夷。后来，黥布造反，刘邦卧病，大臣们不敢觐见，樊哙排闼而入，犯颜强谏，使刘邦重振精神，歼灭叛军。夏侯婴是刘邦故交，早年曾被刘邦误伤，有人告发刘邦，夏侯婴为保护刘邦，矢口否认此事，因此被关押了一年多，“掠笞数百”。自刘邦起义一直到汉文帝时期，夏侯婴一直任“太仆”之职，主管最高统帅的车辆、马匹，皇帝出行时，亲自为御车。下面两件事可见夏侯婴对刘氏的忠诚。一是韩信获罪即将被杀，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史记·淮阴侯列传》）夏侯婴觉得他出语不凡，立刻推荐给萧何，使韩信得以拜为大将，位居己上。二是刘邦被项羽追赶，夏侯婴看到刘邦的一双儿女，就拉上车，刘邦怕影响车速，屡次把他们推下去，夏侯婴反复把他们放回车上来，以至于“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夏侯婴可谓忠心耿耿，不计个人利益和安危。
纪信对刘邦更是一片赤胆忠心。《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困，纪信主动献计，穿汉王衣，乘汉王车，带领两千妇女到东门诈降楚军，刘邦趁楚军争观“汉王”投降的混乱之际，带数十骑从荥阳西门逃脱，而纪信自己却被楚军烧死。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刘邦的一线生机，可见其忠诚远远超越了建功立业封侯裂土的个人目的，而是把刘邦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史记》中关于靳强的记载很少，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功侯。”他的封地延续了子孙四代，这在汉代并不多见，可见他一家对刘氏江山的忠贞不二，绝无异心。
总之，这四人对刘邦绝对忠贞不二，刘邦让他们保护回营，体现了其知人之明，而让他们带剑盾步行，又暴露了其极端自私狡猾。
“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句话同样暴露了刘邦的性格。从史记惜墨如金的风格来看，这条逃生捷径不是事先和张良商量好的，否则刘邦不会详细介绍这条路的里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得出两点：一刘邦绝对信任张良；二在生死面前只考虑个人。刘邦对张良的信任是建立在反复检验的基础上的，张良是在鸿门宴的前一年加盟的新人，他提出的迎难而上拿下宛城，利诱守将巧取峣关等建议被刘邦采纳，使大军才得以势如破竹，直入咸阳。刘邦入关之后，贪图享乐，樊哙等人冒死强谏未果，直到张良劝谏，刘邦才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张良的器重程度。尽管这样，他对张良仍存有戒心，当张良领着项伯来见时，刘邦机警地问道：“君安与项伯有故？”设想张良是一个与自己没有地缘亲缘关系的新人竟然是项伯的至交，他是否可靠？何况自己暂处弱势，他是否会落井下石，卖主求荣？彻底信任张良之后，刘邦见风使舵与项伯结为婚姻。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张良的忠诚被刘邦当成充当替死鬼的条件。“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将刘邦贪生怕死，自私狡猾，甚至厚颜无耻的嘴脸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正是张良等几个文臣武将的舍生忘死，同心协力才使得刘邦虎穴逃生。我们是结合这些人的生平来盖棺定论的，而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凭感觉和印象做出准确判断，其察人之明、知人之深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同时，刘邦完全利用了这几个人的忠诚和智勇，不顾他们的生死，自我保全的行为更突显了其狡诈、自私与残忍的个性。对比项羽兵败时，为八千子弟兵损失殆尽而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的行为，二者人格之高下，太史公对二人的褒贬就不言自明了。
郭嵩焘说：“此等乃后世史家所应略者，史公偏于此等处委细言之。正为鸿门之会险绝奇绝，于此为之助势，亦自喜其摹写物情曲折之工也。”为什么“委细言之”呢？《鸿门宴》是项羽事业由盛转衰的关节点，暗示了项羽失败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项羽之所以失败绝非仅仅是缺少识见，刚愎自用，还包括他重情重义，忠厚憨直。对手是一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道义上的高尚未必能带来功利上的收益，甚至为不守道义者提供可乘之机。
项羽的重情重义在《鸿门宴》中表现得很突出。项伯的“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一席话，因为小人离间就伤和气，破坏灭秦统一战线实在不“义”，立即取消了作战计划。刘邦登门谢罪，花言巧语回顾二人战友情谊，对项羽的尊敬与思念，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樊哙闯帐，一番慷慨陈词，项王自觉理亏，不但不责备樊哙，还赐坐。《鸿门宴》中对项羽的描写仅此寥寥数语，在表现其憨直有余、谋略不足的同时，也强调项羽做事始终是坚守底线的，那就是“义”。刘邦在反秦起义中立下大功，且不居功自傲，前来认罪，如果杀了人家实在不合情理。有人脱离当时语境，以成王败寇的思维来评判，说项羽犹豫不决，是妇人之仁。殊不知，项羽在鸿门宴之前就已放弃杀刘计划，鸿门宴在项羽眼中是一次叙旧宴会。可以说，鸿门宴中项羽表现出的是豪杰气，丈夫气。相比之下，刘邦则是小人气，无赖气。如果说拉拢项伯求生，曲意逢迎项羽，借如厕逃脱等不太光彩的行为仅仅是处理敌我矛盾时虑事周密、圆滑狡诈，那么，结尾断尾求生的细节，就将其贪生怕死、卑劣渺小、残忍歹毒的嘴脸含而不露的刻画出来了。在《项羽本纪》中加入描写刘邦的细节，既是用“互现法”表现《高祖本纪》不便表现的内容，也是有意识地把刘邦与项羽进行对比。
项羽出于“义”，放走了刘邦，刘邦集团表面情真意切，义正辞严实则心怀诡诈，刘邦本人更是仅仅将情感和道德当做偷生和谋利的手段，其知人善任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刻准备抛弃爱将，以图自保。这无疑为刘邦登基后猜忌杀戮功臣埋下了伏笔。在《鸿门宴》一节中，司马迁通过一系列细节表现了项羽阵营的潜在危机，并无情揭露了刘邦人格的猥琐，以《史记》对抗权力和功利，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对道德与功利的矛盾的思索。其见识已远远超越了成王败寇的庸俗实用主义历史观，这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
张志强，语文教师，现居江苏扬州。责任编校：剑 男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刘邦早晨“从百余骑来见项王”，怎么逃脱时仅有一匹马，五个人呢？这一点值得玩味。刘邦是在生死关头为避免全军覆没而赴鸿门请罪的。要显出诚意，就必须轻车简从；要安全系数高，就必须保证随从忠诚可靠，智勇双全。如果其中再潜伏着一个“曹无伤”式的奸细，将刘邦野心和计谋和盘托出，他必死无疑。因此，刘邦的“百余骑”必是精锐中的精锐，亲信中的亲信。但为了不惊动范增，不惊醒项羽，他果断抛弃这些亲信，断尾求生仓皇而逃，不仅表现出刘邦的狼狈相，更暴露了他的狡诈、冷酷与自私。
再看下一句：“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刘邦一人骑马，其他四人步行。即使有敌军追赶，让四人拼命迎敌，拖延时间，自己也可以快马回营。刘邦为个人安危考虑得何其周密！为深入了解刘邦为人，我们梳理一下《史记》中关于这四员大将的信息。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吕后的妹夫。他自跟随刘邦起兵以来，几乎每战都身先士卒，斩将夺旗，屡立奇功，骁勇异常。鸿门宴上，他粗中有细、有勇有谋的表现使刘邦得以化险为夷。后来，黥布造反，刘邦卧病，大臣们不敢觐见，樊哙排闼而入，犯颜强谏，使刘邦重振精神，歼灭叛军。夏侯婴是刘邦故交，早年曾被刘邦误伤，有人告发刘邦，夏侯婴为保护刘邦，矢口否认此事，因此被关押了一年多，“掠笞数百”。自刘邦起义一直到汉文帝时期，夏侯婴一直任“太仆”之职，主管最高统帅的车辆、马匹，皇帝出行时，亲自为御车。下面两件事可见夏侯婴对刘氏的忠诚。一是韩信获罪即将被杀，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史记·淮阴侯列传》）夏侯婴觉得他出语不凡，立刻推荐给萧何，使韩信得以拜为大将，位居己上。二是刘邦被项羽追赶，夏侯婴看到刘邦的一双儿女，就拉上车，刘邦怕影响车速，屡次把他们推下去，夏侯婴反复把他们放回车上来，以至于“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夏侯婴可谓忠心耿耿，不计个人利益和安危。
纪信对刘邦更是一片赤胆忠心。《项羽本纪》记载：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困，纪信主动献计，穿汉王衣，乘汉王车，带领两千妇女到东门诈降楚军，刘邦趁楚军争观“汉王”投降的混乱之际，带数十骑从荥阳西门逃脱，而纪信自己却被楚军烧死。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刘邦的一线生机，可见其忠诚远远超越了建功立业封侯裂土的个人目的，而是把刘邦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史记》中关于靳强的记载很少，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眛，功侯。”他的封地延续了子孙四代，这在汉代并不多见，可见他一家对刘氏江山的忠贞不二，绝无异心。
总之，这四人对刘邦绝对忠贞不二，刘邦让他们保护回营，体现了其知人之明，而让他们带剑盾步行，又暴露了其极端自私狡猾。
“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句话同样暴露了刘邦的性格。从史记惜墨如金的风格来看，这条逃生捷径不是事先和张良商量好的，否则刘邦不会详细介绍这条路的里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得出两点：一刘邦绝对信任张良；二在生死面前只考虑个人。刘邦对张良的信任是建立在反复检验的基础上的，张良是在鸿门宴的前一年加盟的新人，他提出的迎难而上拿下宛城，利诱守将巧取峣关等建议被刘邦采纳，使大军才得以势如破竹，直入咸阳。刘邦入关之后，贪图享乐，樊哙等人冒死强谏未果，直到张良劝谏，刘邦才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张良的器重程度。尽管这样，他对张良仍存有戒心，当张良领着项伯来见时，刘邦机警地问道：“君安与项伯有故？”设想张良是一个与自己没有地缘亲缘关系的新人竟然是项伯的至交，他是否可靠？何况自己暂处弱势，他是否会落井下石，卖主求荣？彻底信任张良之后，刘邦见风使舵与项伯结为婚姻。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张良的忠诚被刘邦当成充当替死鬼的条件。“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将刘邦贪生怕死，自私狡猾，甚至厚颜无耻的嘴脸不露声色地表现出来。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正是张良等几个文臣武将的舍生忘死，同心协力才使得刘邦虎穴逃生。我们是结合这些人的生平来盖棺定论的，而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凭感觉和印象做出准确判断，其察人之明、知人之深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同时，刘邦完全利用了这几个人的忠诚和智勇，不顾他们的生死，自我保全的行为更突显了其狡诈、自私与残忍的个性。对比项羽兵败时，为八千子弟兵损失殆尽而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的行为，二者人格之高下，太史公对二人的褒贬就不言自明了。
郭嵩焘说：“此等乃后世史家所应略者，史公偏于此等处委细言之。正为鸿门之会险绝奇绝，于此为之助势，亦自喜其摹写物情曲折之工也。”为什么“委细言之”呢？《鸿门宴》是项羽事业由盛转衰的关节点，暗示了项羽失败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项羽之所以失败绝非仅仅是缺少识见，刚愎自用，还包括他重情重义，忠厚憨直。对手是一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道义上的高尚未必能带来功利上的收益，甚至为不守道义者提供可乘之机。
项羽的重情重义在《鸿门宴》中表现得很突出。项伯的“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一席话，因为小人离间就伤和气，破坏灭秦统一战线实在不“义”，立即取消了作战计划。刘邦登门谢罪，花言巧语回顾二人战友情谊，对项羽的尊敬与思念，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樊哙闯帐，一番慷慨陈词，项王自觉理亏，不但不责备樊哙，还赐坐。《鸿门宴》中对项羽的描写仅此寥寥数语，在表现其憨直有余、谋略不足的同时，也强调项羽做事始终是坚守底线的，那就是“义”。刘邦在反秦起义中立下大功，且不居功自傲，前来认罪，如果杀了人家实在不合情理。有人脱离当时语境，以成王败寇的思维来评判，说项羽犹豫不决，是妇人之仁。殊不知，项羽在鸿门宴之前就已放弃杀刘计划，鸿门宴在项羽眼中是一次叙旧宴会。可以说，鸿门宴中项羽表现出的是豪杰气，丈夫气。相比之下，刘邦则是小人气，无赖气。如果说拉拢项伯求生，曲意逢迎项羽，借如厕逃脱等不太光彩的行为仅仅是处理敌我矛盾时虑事周密、圆滑狡诈，那么，结尾断尾求生的细节，就将其贪生怕死、卑劣渺小、残忍歹毒的嘴脸含而不露的刻画出来了。在《项羽本纪》中加入描写刘邦的细节，既是用“互现法”表现《高祖本纪》不便表现的内容，也是有意识地把刘邦与项羽进行对比。
项羽出于“义”，放走了刘邦，刘邦集团表面情真意切，义正辞严实则心怀诡诈，刘邦本人更是仅仅将情感和道德当做偷生和谋利的手段，其知人善任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刻准备抛弃爱将，以图自保。这无疑为刘邦登基后猜忌杀戮功臣埋下了伏笔。在《鸿门宴》一节中，司马迁通过一系列细节表现了项羽阵营的潜在危机，并无情揭露了刘邦人格的猥琐，以《史记》对抗权力和功利，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对道德与功利的矛盾的思索。其见识已远远超越了成王败寇的庸俗实用主义历史观，这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
张志强，语文教师，现居江苏扬州。责任编校：剑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