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电影及其人才模式研究

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donis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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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波兰洛兹市的城市历史演变为背景,通过梳理1948年选址洛兹市、现已成为欧洲顶尖电影人才基地的波兰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创办至今的发展脉络,探讨“洛兹电影人才模式”及其对世界电影史的长远贡献,由此更深入地思考国家电影人才培养、电影艺术资源累积以及城市文化渊源的内在关联,并试图为中国当下电影人才养成的理念和愿景提供更多维度和视角,亦即电影不仅兼具经济和大众文化娱乐功能,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电影更是思想表达的形式,并肩负文化传承的使命。
  关键词:波兰;洛兹;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波兰电影;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J993/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2-0143-(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2.015
  2014年,电影权威杂志《好莱坞报道》将波兰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Państwowa Wy?sza Szko?a Filmowa, TV iTeatralna im. L. Schillera w ?odzi)列为全球排名第二、欧洲大陆排名第一的电影专业院校。该学院培养了安杰伊·蒙克(Andrzej Munk)、安杰伊·瓦依达(Andrzej Wajda)、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克日什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和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等诸多电影巨匠,孕育、诞生了世界电影史上两大重要流派,包括代表波兰电影风格的“波兰电影学派”(Polskiej szko?y filmowej)和广泛影响了全球知识界的“道德焦虑电影”(Kinem moralnego niepokoju)。该学院师生至今已为波兰赢得了几乎所有国际电影奖项。可以说,没有第二所电影院校取得过如此成就。这来自波兰的艺术传承、国家支持和洛兹国立电影学院长期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专业性”为两大准则的教学模式。
  波兰国家电影教育条例中指出:“学校在普适性美学原则、教学自由、独立创作与研究的主旨指导下,在艺术和艺术创造领域,需支持真理、主见、民主和包容,秉承艺术教育的传统。”1 经历了战争、苏联模式、犹太裔教授被全部驱逐、国家改制以及电影全面数字化和娱乐化等各个阶段,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从未向任何时势或日益盛行的速成式教育妥协。
  由此可见,当本国、本地大片协同好莱坞消费模式大规模地占据影院并逐步改变电影的定义时,电影院校和专业除了完成职业教育,即让学生从技艺或就业目的出发求学之外,有必要更远瞻和持续地致力于国家电影的人才培养和文化功能建设。
  一、“二战”后的洛兹和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创立
  “二战”重创后的波兰在致力于国民经济复原的同时,将教育文化事业列入国家布局与社会振兴计划。当时波兰的情形是,国家首都因“华沙起义”中德国纳粹的报复性轰炸被夷为平地。洛兹(Lodz)作为仅次于首都的波兰第二大城市(21世纪后在人口总数上位居第三),1 与华沙相距仅一百多公里,不仅是战前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也因“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收入麾下,除了城内的“犹太人隔离区”外,几乎是华沙附近唯一未受法西斯重创的地区。由此,1945年,波兰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洛兹大学成立。该校拥有波兰最大的图书馆。同年,在洛兹创办的大学还有洛兹科技大学、洛兹音乐学院和洛兹美术学院。1948年,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成立。
  1.“应许之地”:洛兹及其经济文化背景
  洛兹,作为一座现代工业都市,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它起初只是一片乡村小镇,在1793年波兰被第二次瓜分时隶属于普鲁士治下。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后,洛兹又被归为俄罗斯统治。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到访洛兹,并确立其工业化发展方向。
  19世纪20年代后,随着德国实业家路德维希·盖尔(Ludwig Geyer)、卡罗尔·沙伊布勒(Karol Scheibler)和波兰成衣商人卡尔马诺维茨·波兹南斯基(Kalmanowicz Poznański)等相继到来,有效推動了当地纺织工业,并进一步促成了资本累积及城市经济发展。于是,洛兹迎来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黄金年代”。2 在其工业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城市人口每十年增长一倍,曾被称为“波兰的曼彻斯特”和“东欧的曼哈顿”。1914年,洛兹曾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工业城市。
  洛兹的另一显著特征是有来自四个民族的居民共存——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这也造就了洛兹“多种族、多文化”的城市历史遗产和文化渊源,尤其是在城市布局和建筑遗产等方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瓦迪斯瓦夫·斯坦尼斯瓦夫·雷蒙特(W?adys?aw Stanis?aw Reymont)的小说《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中,曾描述了“纺织工业城”洛兹贯穿19世纪的一盛一衰。同时,他将洛兹喻为“应许之地”的说法被沿用至今。1975年,已是波兰国家级电影大师的安杰伊·瓦依达改编并拍摄了同名电影《应许之地》,重新将其历史叙事带往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城市。
  2.波兰电影教育在洛兹的发端: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创立
  继1943年法国国立电影高等学院在巴黎开办之后,1948年波兰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成立(1958年洛兹高等戏剧学院并入其中)。同年,捷克也创办了布拉格电影学院。这三所院校为世界电影的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40年代末起,洛兹因电影学院及其他两所艺术院校的创立,逐渐由纺织工业旧城转变为当代波兰的“电影和美术之都”。
  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全称是“里翁·席勒国立电影、电视与戏剧高等学院”,得名于创校校长、波兰演员里翁·席勒(Leon Schiller)。3 作为全球第一批建立的专业电影院校,20世纪40年代末,波兰国家委派“START电影小组”(全称为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ilm Art,1929年创建于华沙)进行最初的筹建和管理,小组主要成员中有: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 Ford),执导拍摄了波兰战后复原期最成功的电影《华沙一条街》(Ulica Graniczna,1948年),并在日后长期执教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电影史学家耶日·托普利茨(Jerzy Toeplitz),1949—1951年和1957—1968年两度担任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校长,直至1968年“反犹太主义运动”被迫离开波兰,曾建立一整套基于美学、人文关怀和电影技艺等“作者策略”、由一线电影工作者构成师资,坚持用胶片拍摄学生作业并以“电影小组”为制片方式的洛兹电影人才培养模式,堪称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历任校长中最重要者之一。   自1948年起,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课程教学包含了电影史、艺术理论和影片精读课,以及在专业电影剪辑室和胶片洗印间的长期实习。不同学科的学生需按十分紧密的教学计划合作完成大量短片作业和毕业作品。学校除无偿提供胶片外,还向学生开放各类胶片摄影机、数字机和后期设备的使用。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在2011年被该学院授予荣誉博士时曾回忆,当年他就读纽约大学电影专业时导师就告诉他,纽约大学电影系的教学模板来源于传奇般的波兰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由此,他知道在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学生们不仅要学习怎么拍电影,还必须思考为什么拍电影。
  3.洛兹电影人才模式:波兰电影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洛兹的电影人才培养和学生拍片模式在1948年之后便成为波兰国家电影工业的基本形式,直至21世纪的今天。其构成如下:
  (1)师资构成。专业课教师全部由经验丰富的一线电影工作者直接担任,这让洛兹的教学体系始终与电影业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建校之初,安杰伊·瓦依达的老师是导演亚历山大·福特;罗曼·波兰斯基的启蒙教师是安杰伊·蒙克;基耶斯洛夫斯基既得到导师、纪录片导演卡齐米耶日·卡拉巴奇(Kazimierz Karabasz)的教诲,又受益于年轻教师扎努西的思辨力,而毕业后他自己又在母校教授导演课和编剧课,成为下一代电影人才的导师。在摄影系,自1950年起便任教于此的耶日·沃伊奇克(Jerzy Wójcik)是瓦依达导演名作《灰烬与钻石》(Popió? i diament,1958年)的摄影师,更堪称该学院摄影系的一代宗师。
  (2)胶片拍摄。建校至今,学校持续提供35毫米胶片和专业辅导课程以保证学生创作的专业精神和技术质量,这一教学实践原则不仅让历届学生引以为傲,更为他们日后真正进入电影界提供了先决优势。尤其对摄影系学生而言,专业摄影师执教和胶片的使用令其更深入地体会到电影“光与影”的本质,这也是其他院校所无法教授的“电影的魔法”之一。电影史名作《十诫》(Dekalog,1989年)的九位摄影师,均为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生,这体现了这一教学方法的成功。
  (3)“电影小组”的集体拍摄模式。1955年起波兰国家电影业的制片模式一直沿用着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电影小组”(Zespoly Filmowe)的集体工作方法。每个电影小组的构成人员包括一名总负责的艺术总监、一名剧本写作指导、一名影片制作主管,以及多位年轻电影导演、编剧和制片人。1
  “电影小组”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前文提及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建校团队“START小组”,其建立初衷在于推广艺术电影,提高观众的接受水准,并努力为公众拍摄高质量的作品。2 “电影小组”的工作方法在建校初期能保证每年摄制完成2至4部长片。瓦依达曾回忆称:“电影小组出现前,我们困于好剧本、好决策的缺乏。……之后在最兴盛的那几年,我们同时有着456个电影小组和123部电影在运作,小组的负责人努力把更多机会给予年轻人。”3 其中,由耶日·卡瓦莱罗维奇(Jerzy Kawalerowicz)创立并负责的“KADR小组”(1955年创建)为该学院和波兰电影做出了最大贡献,学生时代的蒙克和瓦依达等都是该小组成员。“TOR小组”,1967年由波兰学派代表导演、导演系教师斯塔尼斯瓦夫·罗泽维奇(Stanis?aw Ró?ewicz)和波兰国家电影部主席安东尼·博希维茨(Antoni Bohdziewicz)创建,最初的团队成员有亚努兹·马耶维斯基(Janusz Majewski)、安杰伊·瓦依达(他创办了自己的“X”小组后离开),以及1979年后主管小组的克日什托夫·扎努西。1989年后,“TOR小组”转制为电影制片厂。
  “电影小组”在专业教师的带领和指导下,让导演、摄影、编剧和表演等专业的学生自发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五年就读期间通過集体创作了解电影工作的团队属性,这对更成熟、更准确的电影表达来说无疑是意义深远的。
  二、洛兹的电影贡献:人才培养、电影大师和电影学派
  最初开创“电影教育”这一门类的法国教育家希莱斯坦·弗雷奈(Célestin Freinet)强调,电影不仅有娱乐和教育功能,也不仅是艺术,它更是思想和自我表达的形式。4 遵循“博洛尼亚协议”之五年学制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从导演系和摄影系起步,逐渐成为波兰和世界电影不可或缺的电影人才孕育之所。它对世界电影史的贡献也恰恰在于,除了卓越的电影技艺传授之外,它特别培养了每一个学生对社会、历史和个体的独立思考。
  1.人才的选择与培养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让每个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师从专业教师并得到实践锻炼,洛兹国立电影学院跟欧洲其他电影名校一样,录取率非常低。建校之初,每年在上百名考生中仅固定录取8名学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其导演、摄影和制片三个专业才逐渐独立,随后又设立了表演系。至今,该学院导演系仍每年只招收8名新生,其录取人数最多的表演系也仅为20名,而每个系的考生则有数百名之多。1 很长时间内,洛兹的教师人数都高于学生人数。
  在人才选择标准上,该学院通常属意于有一定艺术创作基础、价值认知体系初步完善的考生。在录取的新生中,大部分都已有工作经验或其他大学的教育履历,另一些年轻人则被认为有着电影方面的天赋。例如,安杰伊·瓦依达入校时已完成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美术系三年学业;2 蒙克入读摄影系前已相继就读过华沙工程大学建筑学院和华沙大学法律系;扎努西在华沙大学物理系和雅盖隆大学哲学系学成之后才进入该校。至于20岁入校的卡齐米兹·库茨(Kazimierz Kutz)和罗曼·波兰斯基,凭借的则是他们的天赋及先前跌宕起伏的生活阅历。
  为增进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艺术认知,洛兹国立电影学院这个以实践见长的精英式电影学院将文学、音乐、艺术史、电影史和导演艺术等设为必修课程。瓦依达曾一再强调,他当时的校长耶日·托普利茨从法国乔治·萨杜尔(George Sadoul)及其法国国家电影学院那里引进的“先锋电影”课程对他尤为关键,该课程的观摩片目包括《机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1924年)、《黄金时代》(L’Age d’or,1930年),以及热内·克莱尔(René Clair)和德国表现主义的作品,这让他那一代学生觉悟了有关电影语体和艺术形式的基本理念。   对每一位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学生来说,上述全面而专业的教学过程也意味着五年高强度的学习生涯。哪怕是后来的国际电影大师如瓦依达、波兰斯基或基耶斯洛夫斯基,日后仍难忘求学阶段完成各科作业时日复一日的忧惧。学校的教学大纲规定,五年间每个学生都需要完成两部无声片、两部纪录短片、一部虚构短片和一部长短不限的毕业作品。同时,学校每年都会甄别不合适的学生离校。
  列宁曾经说过,电影是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艺术形式。3 深谙电影技艺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师生们在20多年间建立起一套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导向的电影方法和完整表达,波兰国家电影的特有风格和语汇遂基本成型。作为“波兰电影摇篮”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也如其校长耶日·托普利茨所愿,不仅引领东欧电影,更代表着欧洲大陆的电影教育,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电影学院。
  2.波兰电影学派和道德焦虑电影
  波兰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相继产生过两个重要流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波兰电影学派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道德焦虑电影。两大流派均萌芽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在时间线和电影美学上有显在的延续性,但对民族、国家与社会、个体命运及其两难困境的解读各有侧重。
  (1)波兰电影学派
  它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针对波兰电影粉饰现实的理论批评之后,亦受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方法的影响,又因文学的深刻介入(非简单的经典改编)而有着很高的起点。4 耶日·卡瓦莱罗维奇的《走上斗争的道路》(Celuloza,1953年)、扬·雷布科夫斯基(Jan Rybkowski)的《满怀希望的时刻》(Godziny nadziei,1955年)和瓦依达的《一代人》(Pokolenie,1955年)这三部作品推动了波兰电影学派形成。在该学派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的主要发展阶段,亚历山大·福特、耶日·卡瓦莱罗维奇、旺达·雅库博夫斯卡(Wanda Jakubowska)、安杰伊·蒙克和安杰伊·瓦依达等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波兰电影学派关注波兰民族命题,其作品大多深植于波兰多舛的国家命运和复杂厚重的民族人格。它的人文主义史观、美学主张和方法可以说是波兰电影当代走向的源头所在。例如,作为“KADR小组”的创始人和艺术总监,耶日·卡瓦莱罗维奇的代表作《夜车》《修女乔安娜》《法老》都是技术上臻于完美的大师之作,他也是“KADR小组”所有成员心目中的大师。英年早逝的安杰伊·蒙克,采用超越现实的视角表述波兰并不平静的普通人生活和噩梦般的战争经历,同时,寓言性地揭示着波兰的英雄主义;他未完成的遗作《女旅客》(Pasa?erka,1963年)被称为“人们所知道的唯一成功使用虚构方式令人信服地重现集中营世界的影片”。1 洛兹首批导演系学生安杰伊·瓦依达,师承卡瓦莱罗维奇,其电影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波兰电影学派,在从《下水道》(Kana?,1956年)、《参孙》(Samson,1961年)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灰烬与钻石》(1958年)中,他在时代背景明确的历史题材中精准地运用了寓言手法和象征主义表达。还有,导演亚努什·莫根斯坦(Janusz Morgenstern)和卡齐米耶日·库茨(Kazimierz Kutz)也是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第一批学生,他们的战争题材电影均带有鲜明的波兰电影学派风格。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年仅41岁的安杰伊·蒙克1961年因车祸去世,亚历山大·福特1968年移居以色列,于是,波兰电影学派在60年代末逐渐式微。
  (2)道德焦虑电影
  在1979年的波兰国家电影节上,亚努什·吉约夫斯基(Janusz Kijowski)和安杰伊·瓦依达首次提出了“道德焦虑电影”这一名称,专指那些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以审视当代问题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影片。其主要参与的导演有克日什托夫·扎努西、安杰伊·瓦依达、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阿涅斯卡·霍兰、菲利克斯·法尔克(Feliks Falk)和皮奥特·安德烈耶夫(Piotr Andrejew)等。当时,波兰社会正处于动荡与窘迫并存时期,从1968年的“反犹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初令民众不安的屡次物价上涨,直至1981年全国实施“战时状态”(Stan wojenny w Polsce,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2 由此,波兰电影进入了更注重日常现实与社会责任的阶段,“道德焦虑电影”成为当时的智性表达之一。有别于同时期西欧的德国新电影运动和意大利电影对社会体系及国家机器的批判,波兰的道德焦虑电影诠释着普通人的生活,借助电影题材和人道主义表达的探索对个体之于社会现实的两难处境加以描摹。
  1966年毕业后留任导演系的克日什托夫·扎努西,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者,也是道德焦虑电影的主导人物。他的当代主题作品大都以低预算和固定演员班底来完成,从创作立场、文本到电影手法都不同于波兰电影学派时期的创作者。他的《水晶的结构》(Struktura kryszta?u,1969年)初现了其理想与冲突主题的辩证思索,他之后不懈的追问和精确的表达令其《灵性之光》(Iluminacja,1972年)成为杰作,他的《黑幕风云》(Barwy ochronne,1977年)和《山巅的呼唤》(Constans,1980年)则更具批判性地质疑了社会和道德问题。
  道德焦虑电影将个体与社会政治间的微妙关系置于叙事核心位置。例如瓦依达的《大理石人》(Cz?owiek z marmuru,1977年)、《乐团指挥》(Dyrygent,1980年)和《铁人》(Cz?owiek z ?elaza,1981年)等片,均以社会现实化为叙事前提,个人的选择和被选择则是各种映射的集合。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转拍剧情片,其《生命的烙印》(Blizna,1976年)被称为他的道德焦虑电影起始之作。他的《影迷》(Camera Buff,1979年)假借主角的那台摄影机,进一步完成了道德自省的反转。而这些改变又在他的《机遇之歌》(Przypadek,1987年)、《十诫》(Dekalog,1989年)、《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和《三色》(Trois couleurs)等作品中臻于完善,最終将道德焦虑电影带入更大范畴的国际视野中。   还有同属于这一流派的阿涅斯卡·霍兰,虽就读于布拉格电影学院,但她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及其电影小组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波兰题材的影片《发热》(Gor?czka,1981年)、《愤怒的收获》(Bittere Ernte,1985年)和《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1990年)等,往往对现实主义下个体困境的普遍性问题存有执念。
  综上所述,萌芽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波兰电影大师及其电影流派为波兰电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们自身则得益于波兰文学和艺术的深厚渊源,尤其是浪漫主义传统。“如果说波兰电影运动有着浪漫主义的传统,那是因为对波兰人民来说,浪漫主义是最强烈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传统。”1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洛兹电影教育的持续发展
  1989年9月12日,波兰政体骤然转型,成为东欧剧变的第一块融冰。2 波兰的电影业也同步从社会主义模式进入自由市场经济,其国家补贴制度几乎全面崩溃,法律法规缺失,电影审查制度1990年被废止,电影产量持续下降,年产量从以往的25至30部下滑到不足10部。3 这时期,(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电影全面侵入,观众、市场和电影制作的走向发生明显变化。2005年,波兰国家电影协会成立,在电影资助体系逐步改革与完善中波兰电影的整体局面才渐趋稳定。在国家体制转型、电影和新媒介环境的全新互动格局下,在导演、摄影、表演和制片等传统专业外,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新开设了电影剪辑、剧作、平面摄影、动画和特效专业,并在其校园扩建和设备更新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1.续写世界电影史的洛兹国立电影学院
  波兰国土的多次分合、世界大战、集中营记忆、二战后的苏联影响、反犹运动、“战时状态”、政体改制和天主教信仰等问题,令波兰电影长期浸淫在战争、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等沉重母题中,直接造就了其作品的多重复杂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东欧政治格局及相应经济市场的巨变也影响到波兰电影,在其作者电影的主流之外,商业电影分支开始萌芽。然而,其艺术和商业两大类别电影的创作主体,基本仍以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毕业生为主。
  1992年的《猪》(Psy)被誉为波兰电影的新思维。该片凭借对英美动作片的大规模借鉴,成功地讲述了波兰题材的故事。它作为全新的波兰电影类型——商业电影,为波兰国内市场带来了新的可能和希望。而该片导演瓦迪斯瓦夫·帕西科夫斯基(W?adys?aw Pasikowski,1988年毕业于洛兹导演系)之前的长片处女作《克罗尔》(Kroll,1991年),已先期将动作片的娱乐性带入波兰电影,曾获得过波兰国家电影节的五个奖项。
  同时期,犯罪喜剧片也作为受欢迎的商业片种进入波兰电影市场,其代表导演尤利乌斯·马胡尔斯基(Juliusz Machulski,1980年毕业于洛兹导演系)早在1981年就曾以同类题材处女作《抢银行》(Vabank)获得波兰国家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20世纪90年代后,他相继拍摄了《基列尔》(Kiler)和《芬奇》(Vinci)等高票房商业影片,其内容兼具好莱坞电影程式和波兰电影的人性讽刺。
  而将美国类型片成功转化为波兰电影的那些佳作则均由1955—1970年间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毕业者执导,包括沃依切赫·武伊齐克(Wojciech Wójcik)的《最后杀戮》(Zabic na koncu,1990年),杨·沃姆尼齐(Jan Lomnicki)的《倾倒》(Wielka wsypa,1992年),以及道德焦虑电影的代表导演菲利克斯·法尔克的《无法无天》(Samowolka)。
  进入21世纪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毕业生的作品更是不断创新。鲍里斯·兰考兹(Borys Lankosz)的《颠倒黑白》(Rewers,2009年),菲利普·奇耶扎夫斯基(Filip Dzierzawski)的纪录片《爱》(Mi?o??,2013年),以及马切伊·佩普日察(Maciej Pieprzyca)的《我是杀人犯》(Jestem Morderc?,2016年),都代表着新波兰电影更为多元的创作格局。
  商业题材的尝试与成功,扭转了波兰电影在改制后前十年的市场颓势,开拓了题材和类型的疆域。然而,带着洛兹标签的艺术电影大师仍以严肃题材引领着波兰电影的主流。
  20世纪90年代后,安杰伊·瓦依达的创作进入历史回望阶段,波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持续成为其思想和叙事的载体族群,得到了观众的呼应和评论界高度认可。他1998年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让“波兰电影前所未有地占据了60%的本土市场份额”。4 2007年的《卡廷惨案》(Katyn)打破了苏联和波兰就屠杀波兰军官悬案的话题禁忌,以家庭记忆和史诗般的篇章再度成为瓦依达和当代波兰电影的代表性杰作。2016年,瓦依达完成了逝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残影余像》(Powidoki),以现实主义笔法记录了波兰形式主义大师瓦迪斯瓦夫·斯彻明斯基(W?adys?aw Strzeminski)的最后岁月。
  罗曼·波兰斯基,曾以学生时代的作业——短片《两个男人和一个柜子》(Dwaj ludzie z szaf?,1958年)引起世界关注。1962年他与耶日·斯考林莫夫斯基(Jerzy Skolimowski)合作完成《水中刀》(Nóz w wodzie),成为20世纪60年代波兰极少数获多项国际荣誉的作品。移居国外后,他仍拍摄了诸多风格鲜明的影片,如《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唐人街》(Chinatown)和《苔丝》(Tess)等。他2002年的《钢琴家》(The Pianist),直面自身集中营经验和波兰主题,获得包括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戛纳金棕榈奖在内的多个奖项,也是波兰电影有史以来获得的至高国际荣誉。
  耶日·斯考林莫夫斯基,堪称波兰电影独立精神的旗手,曾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国际影坛。他1963年毕业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在校期间就为瓦依达和波兰斯基担任编剧。他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轻取》(Walkower,1965年)便入选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佳,之后他与波兰斯基几乎同期移居海外,其间的创作半数以上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威尼斯金狮奖和柏林金熊奖等荣誉。波兰改制后,斯考林莫夫斯基回归祖国,继续成为波兰新电影话语的中坚力量之一。他进入21世纪后的作品包括《与安娜的四个夜晚》(Czterynoce z Anna,2008年)、《必要的殺戮》(Essential Killing,2010年)和《11分钟》(11 minut,2015年)等。   克日什托夫·扎努西,在“战时状态”结束之后回到波兰,继续其电影的理性思辨。他的《仁慈之心》(?ycie za ?ycie,1991年)审视了宗教信仰与集中营主题,《狂奔岁月》(Cwal,1992年)喜剧性地重现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时代下的波兰,《生命宛如致命恶疾》(?ycie jako ?miertelna choroba przenoszona drog? p?ciow?,2000年)与《爱在山的那一边》(Suplement,2002年)将生死悖论以互文的形式呈现,续写着道德追问与生命焦虑。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与编剧、律师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奇(Krzysztof Piesiewicz)的深度合作。他们相继完成《无休无止》(Bez końca,1985年)和1989年的旷世杰作——电视电影合集《十诫》。20世纪90年代后他移师法国,拍摄了《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1991年)和生命最后的三部曲——向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国旗致敬的《三色》系列电影,包括《蓝》(Bleu,1993年)、《白》(Blanc,1994年)和《红》(Rouge,1994年)。这些堪称美学形式和人道主义表达上的拓荒之作,也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成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波兰导演。
  2.新格局下的波兰电影人才摇篮
  正如A. W. 霍奇金森(A. W. Hodgkinsin)所指出的,电影学院应加强学生从电影中获得认知的愉悦感;督促学生研习人性与社会,认识到个体的独一无二;教会学生在电影工业和其他剥削中懂得自我保护;持续鼓励学生的自我表达,不仅借助传统的(演讲、写作、绘画等)形式,更需运用银幕的语言来拍摄电影。1 进入21世纪后至今,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仍每年保持300部影视作品的创作量,包括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和电视剧,以及实验和数字影像创作等。
  (1)民族、历史与艺术形式母题的回归
  电影作者仍然是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最重要的输出人才,然而与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有了更多样的题材选择、技术及合作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毕业生最终以“波兰新电影”极其丰富而专业的作品回归民族、历史与艺术形式的母题,带着波兰的集体记忆去解读每一个体的特殊境遇。
  如1999年的《夺命债》(D?ug),被称为“年轻一代电影的复兴宣言”,也被看作波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高电影成就之一。2 该片导演克日什托夫·克劳泽(Krzysztof Krauz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入“TOR小组”,也长期活跃于洛兹市的“SE-MA-FOR形式主义电影小组”。他之后的多部杰作,包括《我的尼克夫》(Mój Nikifor,2004年)、《萨维尔广场》(Plac Zbawiciela,2006年)、《流浪诗行》(Papusza,2013年)和《基加利的鸟儿在歌唱》(Ptaki ?piewaj? w Kigali,2017年),都带着他早期的纪录片精神,以十分审慎的语调讲述波兰现实,触及和追问民族与历史的真相。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重要作者是扬·雅库布·科尔斯基(Jan Jakub Kolski),他1985年从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直接担任导演,是波兰新电影和超现实主义风格代表之一。他作品中并存的严肃性和幽默气质,根植于波兰历史、文学和乡村,却又超脱于日常的寓言表达。从他的《水瓶座的约翰》(Jancio Wodnik,1993年)、《梦幻狂想曲》(Grajacy z talerza,1995年)、《波兰电影史》(Historia kina w Popielawach,1998年)、《情欲印象》(Pornografia,2003年),直至近年的《凌晨四点在森林》(Las,4 rano,2016年),都可见波兰电影特有的唯美和隐喻传统。
  21世纪前后,波兰的女性电影创作群体被认为是“作者导演中极少数地在新世纪真正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1 这些女性导演除了前文提及的阿格涅斯卡·霍兰之外,均先后毕业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例如,芭芭拉·萨斯(Barbara Sass,1936—2015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执导了多部以女性困境为主题的优秀影片,包括《诱惑》(Pokuszenie,1995年)和遗作《魔鬼的代表》(W imieniudiabla,2011年)。多罗塔·肯杰扎夫斯卡(Dorota Kedzierzawska),堪称波兰当代女性作者代表,她的作品从《乌鸦》(Wrony,1994年)、《一无所有》(Nic,1998年)、《我是》(Jestem,2005年)、《死期将至》(Pora umiera?,2007年)到《明天会更好》(Jutro bedzie lepiej,2011年)和《另一個世界》(Inny ?wiat,2012年),几乎都饱含仁爱,却又使用着最节制的电影语言;其风格在于画面的平静之力和无关外界(包括受众)的独立性。约兰塔·迪勒夫斯卡(Jolanta Dylewska),毕业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导演系,是阿格涅斯卡·霍兰多年的摄影师,瓦依达未完成故事片的联合导演,更是波兰重要的纪录片导演;其作品有《马雷克·艾德曼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记事簿》(Kronika powstania w getciewarszawskim wg Marka Edelmana,1993年)和《Po-lin,记忆碎片》(Po-lin. Okruchy pamieci,2008年)。而年轻一代的玛戈扎塔·祖莫夫斯卡(Malgorzata Szumowska),已名列欧洲大陆优秀电影作者行列,她的作品从长片处女作《快乐的人》(Szcz??liwy cz?owiek,2000年)起,直到《人生三三景》(33 sceny z zycia,2008年)和《面目》(Twarz,2018年),都清晰可见独属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专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   同样卓越的还有来自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摄影师们。他们是享誉欧美合拍电影界的波兰摄影师军团,更是波兰电影史杰作的共同创作者。他们从视觉层面上创立了波兰电影美学,也都常年在母校教授电影摄影。这些人中包括:摄影师爱德华·克洛辛斯基(Edward K?osiński),瓦依达曾分别用一部纪录片和一部故事片来追述他,他也是《十诫》之二、《三色》中的《白》、《大理石人》及《生命宛如致命恶疾》的摄影师,并且他曾跟丹麦导演拉斯·冯·特里尔合作了《欧罗巴》(Europa,1991年)。摄影师皮奥特·索博辛斯基(Piotr Sobocinski),他的代表作有《十诫》之三和九,并曾凭借《三色》中的《红》获得奥斯卡奖最佳摄影指导提名。摄影师斯拉沃米赫·伊奇亚克(Slawomir Idziak),他拍摄了《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三色》中的《蓝》和《十诫》之五。他的作品还有英国片《黑鹰降落》(Black Hawk Down,2002年获奥斯卡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摄影提名)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等。帕维尔·艾德曼(Pawel Edelman),拍摄了《钢琴师》、《雾都孤儿》(Oliver Twist,2005年)和《影子写手》(The Ghost Writer,2010年),也是获多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影片《灵魂歌手》(Ray,2004年)的摄影师。
  20世纪70年代后为美国艺术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摄影师亚当·霍兰德(Adam Holender),同时担任着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教职。他曾经这样描述这所学校:“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和同事们有着共同的激情,……在洛兹学院,我们一起呼吸着电影。”2
  (2)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及其电影人才新局面
  20世纪90年代波兰改制后,政府着手实施相关计划保护洛兹的城市文化遗产和多民族的社会生态。其中,始建于1930年的波兰目前最大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兹艺术博物馆(Muzeum Sztuki),与洛兹美术学院并驾齐驱,这让洛兹城市继“电影之城”的称谓之后,又成为欧洲和波兰的艺术重镇。而2002年创立的“洛兹四种文化节”深植于洛兹城市的波、德、犹、俄四个民族共生的历史,再建了城市身份认同和21世纪后的“应许之地”。
  1990年,超现实主义风格大师沃依切赫·耶日·哈斯(1990—1996年任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校长)创立了隶属于学院的INDEKS电影制片厂并担任艺术总监,旨在帮助优秀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完成电影处女作。及至2020年,INDEKS仍运作良好,已支持完成包括多罗塔·肯杰扎夫斯卡、马里乌斯·格日戈泽克(Mariusz Grzegorzek,现任洛兹国立电影学院校长)和玛戈扎塔·祖莫夫斯卡等在内的诸多学生的长片处女作。IDEKS除了前期摄制外,也发行和销售学生影片,包括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建校以来上千名毕业生的各类影片。
  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现有影视导演、影视摄影、表演和电影艺术管理四个系所。导演课程的全职教师有故事片大师扬·雅库布·科尔斯基、菲利普·巴勇(Filip Bajon)、帕维尔·帕弗里考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修女伊达》和《冷战》的导演),以及纪录片大师马切伊·德拉加斯(Maciej J. Drygas)。摄影系教师有约兰塔·迪勒夫斯卡、安杰伊·雅罗泽维茨(Andrzej Jaroszewicz)、耶日·齐林斯基(Jerzy Zielinski)、安杰伊·巴特科维卡(Andrzej Bartkowiak)以及沃依切赫·斯塔隆(Wojciech Staron)。编剧专业教师有罗伯特·格林斯基(Robert Glinski)和安杰伊·梅林(Andrzej Mellin)。
  洛兹作为波兰电影之都,不仅孕育了历史最悠久(1947年创办)且活跃至今的“SE-MA-FOR电影小组”,而且,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动画片力量从专业设立起就人才辈出,并与SE-MA-FOR保持紧密合作。例如,创立了与波兰电影学派齐名的波兰动画学派的维托尔德·基耶什(Witold Giersz,1974年毕业)和达尼埃尔·兹切楚拉(Daniel Szczechura,1962年毕业),直接影响了之后的罗曼·波兰斯基。兹比涅夫·里布钦斯基(Zbigniew Rybczyński,1973年毕业)与SE-MA-FOR合作,完成了在电影形式上有先锋意义的《探戈》(Tango,1982年),并为波兰赢得首个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奖。
  在动画教学方面,波兰形式主义动画大师皮奥特·杜马拉(Piotr Duma?a)领衔任教于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动画专业,客座教师有《探戈》导演兹比涅夫·里布钦斯基和《至爱梵高》导演多洛塔·科别拉(Dorota Kobiela)等。近十年来,该专业在读学生已相继取得多项世界性荣誉,如法国安纳西动画节最佳动画电影奖(2013年)、美国电影学会电影节评审团大奖(2016年)、法国克莱蒙·费朗短片节最佳动画短片奖(201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2018年)以及戛纳电影节电影基石奖(2019年),等等。
  迄今为止,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师生几乎囊括了波兰的国际电影奖项,从戛纳共10届的金棕榈奖(瓦依达和波兰斯基等)、威尼斯共10届的金狮奖(卡拉巴奇、扎努西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和柏林共7届的金熊奖(斯考林莫夫斯基和波兰斯基等),直到好莱坞的4项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里布钦斯基,1983年)、最佳導演(波兰斯基,2003年)、最佳外语片奖(帕弗里考夫斯基,2015年)和终身成就奖(瓦依达,2000年)。2020年,由扬·科马萨(Jan Komasa,2005年导演系毕业生)执导、小皮奥特·索博辛斯基(Piotr Sobocińskijr,2008年摄影系毕业生)担任摄影指导的《基督圣体》(Corpus Christi),从威尼斯电影节一路走到波兰国家电影节,共收获11项大奖,并代表波兰提名奥斯卡国际电影单元奖。这部影片有关宗教、青年和正义的主题再度昭示了洛兹国立电影学院的教学宗旨。
  洛兹国立电影学院位于校长楼里的电影放映厅,曾在学校和教师们的努力下放映了大量电影史杰作。罗曼·波兰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叙了自己学生时代坐在放映厅前的巴洛克式木楼梯上探讨电影的宝贵时光:“我积极地参加在学校楼梯上进行的关于电影特性和电影理论的无休止辩论。有一次,为了辩论一部波兰电影的价值问题,我竟跟一个同学争斗了起来。”1 波兰斯基认为,洛兹国立电影学院这个通向二楼放映厅的阶梯,是继《战舰波将金号》之后,电影史上第二个最重要的阶梯。
  (本文得到波兰对外文化部和波兰洛兹国立电影学院在数据、资料提供等方面的支持)
  (责任编辑:陈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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