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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是解决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随着在价值观、人物设计、故事题材、传播方式、观影体验等方面取得的创新和突破，中国主流电影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初步确立。但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仍然发展不足，包括国内国外传播失衡、部分影片价值观表述上存在瑕疵、类型化创新不够、传播心态上操之过急、产业总体道德形象不佳等。从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发展趋势看，需要建设这样的内容体系：坚定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文化自信;发挥主流电影引领现实的功能;进一步激发全产业创新活力;规范产业发展，重塑行业主流形象;从价值观单边输出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电影产业发展
中圖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116-（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13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争议和市场意识的相对落后，中国电影产业真正的发展是在2002年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统一了思想，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此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经院线制改革，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电影产业力量全面融合，国有企业转企改制和上市等重要阶段，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尽管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短暂阻滞，受益于产业的综合改革、市场需求的激增等因素，从2004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以年均近30%的速度扩张发展。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440亿元，同比增长48.7%，全年观影人次达到12.6亿，增幅达51.08%。（尹鸿、孙俨斌：《2016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17年第2期。）2016年，中国电影院线银幕规模和影院数超越北美，高居世界第一，尤其在该年第一季度，我国内地市场票房高达144.68亿元，《美人鱼》单片票房纪录突破33.91亿元，市场对全年突破600亿元票房普遍乐观，并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在2016年第二季度急转直下，随着该年3月国家电影局对上海快鹿投资集团主导发行的电影《叶问3》涉及票房造假和融资“庞氏骗局”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票补、买票房等电影行业泛滥的“金元”策略被紧急叫停。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最终报收457.12亿元，同比增长仅为3.73%。此后的2017—2019年，虽然年均票房增幅也超过了9%，但与之前的飞速增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直到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电影产业按下了“暂停键”，为我们思考中国电影产业的重启发展提供了空间。
其实《叶问3》的发行事件只是导火索，增速放缓的背后，是中国电影市场长期自由化和缺乏监管与约束导致的产业无序发展。这首先表现为产业乱象丛生。从2002年开始，尽管中国电影生产高速膨胀，年产量从100部扩张到2019年的1000多部，但电影艺术创作的精度却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大量逐利的“劣币”入局，这些粗制滥造的“烂片”不仅剧情经不起推敲，遭到观众口诛笔伐，更给行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电影院线只注重明星和投资量的“歧视”排片，也助长了片商简单粗暴的“IP+明星”制片思维。而盗版泛滥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又严重阉割了中国电影的回收渠道，客观上让用心做电影的投资人和制片方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这几年频发的恶性事件，如《叶问3》票补风波，知名艺人补税事件，影视企业退税潮，某些电影急功近利的发行行为，票房造假，以及明星吸毒、出轨等，不仅影响了产业的良性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电影行业的产业形象。其次是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创作本身反映出的主流电影缺位和价值观迷失。笔者2014年所做的统计就发现：在中国最卖座的50部国产电影中，不仅因为传播价值观复杂散乱，导致中国主流价值传播乏力，更有近1/5的影片因为主题的争议，导致观众对于国产电影价值观和质量的广泛质疑。（吴春集：《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中国主流价值在商业电影中的传播方法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更何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失序，产业大而不强、基础设施薄弱、创新不足，全行业的风险过大，赚快钱成为“共识”，使中国电影难以形成产出主流精品的根基。不知从何时起，电影行业成了潜规则深不可测、真乱的“贵圈”，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电影产业。
与其他传统产业一样，产业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放任发展。为了规范和发展电影产业，这几年来国家针对性地出台了电影行业促进法、票补禁令、企业补税政策、限薪令、劣迹艺人封杀令等产业调整手段，又将电影局划归中宣部管理，不断改革和落实属地审查制度等。这虽然对产业乱象有所遏制，但严苛的产业管理客观上也使得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根据MPAA报告，2019年整个国际市场电影票房上涨了3%，亚太地区上涨了4%，而中国电影票房只上涨了1%（其中有汇率因素影响），（MPAA，“2019 THEME Report”，www.mpaa.org，2020年3月。）迥异于过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强势带动。考虑到每年近万的银幕增长量，中国电影观影人次和票房却增长有限，市场集中度过高，（2019年票房前十的国产片占国产电影票房总量过高（约61.5%），春节和国庆两个档期票房过于集中（14天近102亿元票房，占国产电影票房总量近1/4）。）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实际上进入“滞涨”状态。2019年，A股影视传媒板块的融资金额不足200亿元，较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有2996家影视公司注销;（侃见财经：《每天亏100万、2996家影视公司倒闭！影视行业熬得到疫情结束吗？》，“今日头条”，2020年2月18日。）2020年初，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整个电影业持续停摆，一季度全国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2200多家影院倒闭，A股上市影视公司绝大多数亏损惨重。（影视风向标：《一季度上市电影公司巨亏，2200余家影院倒闭，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今日头条”，2020年4月15日。） 其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最核心的矛盾，是体制管理和市场发展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建设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到底应该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产业？这些都是摆在产业面前的难题。中国电影亟待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突破口。尽管形势不容乐观，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电影，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发展的转机，这就是已经初现雏形的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
二、中国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初现
自1987年被提出以来，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间也诞生了《开国大典》《开天辟地》《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等精品力作。但遗憾的是，由于主题先行、人物易概念化、改编空间有限等创作上的天然劣势，主旋律电影一直难以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明确提出了主旋律应该成为主流的要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主旋律电影通过创新改良，以新主流电影的样式在新时代成为市场主流，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法国学者马特尔则把“主流”界定为“主导”或者“大众”，认为通常是指媒体、电视节目或者针对广泛受众的文化产品;并引申为一种试图引导大众的思想和运动，或者是一个目前正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党派。（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序言，第10页。）本文认为，主流既可以代表大众，也可以代表统治阶级。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统治阶层和社会大众的主流利益诉求是合二为一的。主流并不一定等同于多数人认同的价值，群体失智也可能成为“乌合之众”。主流价值更多代表着为了民族、国家乃至全世界未来共同利益而做出的集体理性判断和选择。因此，本文认同尹鸿先生的看法，他把新时代主流电影界定为：既是被主流市场所接受、认可、欢迎的大众电影，但同时又是鲜明地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
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在意识形态上主动与党和国家的战略政策高度融合和匹配，在当前市场上表现为重点影片多，票房高，口碑好，专业领域肯定，影响力几乎覆盖全年重要档期，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和传播成功。借助这些优秀的主流电影作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在开展更为高效的传播。
1.价值观：人本思想和美好生活
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前提，主旋律电影在中国被要求及时反映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政策，以及亿万人民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参考新中国成立历届十周年的献礼片（表1），我们发现，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主题与国家战略和党的核心理念结合更紧密。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在主题上更倾向于歌颂个体对集体利益的无私奉献，难免不顾及个体的價值和需求，从而造成部分主旋律电影主角符号化、脸谱化的刻板印象，宣传的价值观难以令人信服。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最大突破是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如《我和我的祖国》所强调的是把个体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昌盛紧紧捆绑在一起，是个体与国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和实现。《流浪地球》《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电影，也都有明确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个体发展的国家表达，而这也更符合当前公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
2.人物形象：扎根于现实生活的“超级”英雄
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让我们联想到“建国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那个时期辈出的银幕英雄人物，大多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一线。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人物的群像，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平凡生活中的“超级”英雄，如《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方新武，《红海行动》中的杨锐、顾顺，《战狼2》中的冷锋、何建国、卓一凡，《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马卫国，《中国机长》中的刘长健、毕男、徐奕辰，《流浪地球》中的刘培强和刘启。不同于美国“漫威”式纯虚构的超级英雄，中国的“超级”英雄没有超能力，但他们更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来自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群体，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大多拥有热诚的爱国思想、坚强的意志、卓越的个人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强大信念。除了《流浪地球》，其他几部影片基本上都改编自现实生活，有很强的真实感，因而对于观众是一种坚实的认知：英雄人物就在我们中间。这无疑比虚构的英雄更加振奋人心！
与以往相比，过去的主旋律电影人物更纪实，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过去把主旋律电影称为记录“好人好事”的影片，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出于剧情的需要，允许合理的虚构和想象;过去的主旋律电影由于过分强调个体为国家牺牲，容易抹杀个体的个性和诉求，从而造成主要角色难以令人信服，影响了主流价值的传播，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一般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个体生命诉求，在生死抉择中完成了个体与国家利益的和谐统一，从而更为令人信服和产生共情。 3.故事题材：全球视野，海陆空一体
与过去主旋律电影主要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好人好事”不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不仅聚焦火热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而且具备了全球视野和海陆空一体的开阔胸怀。
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主流电影创作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几乎没有什么是中国电影无法表现的题材。多元民族文化融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材是这个时期的重点，如《湄公河行动》把故事的主要场景放在了东南亚，《红海行动》《战狼2》则同时聚焦海外撤侨事件。
因为技术的进步，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故事也不局限于日常的生活场景，而是把想象力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甚至外太空。不仅有《中国机长》还原祖国航空事业真实事件，《烈火英雄》坚守城市火场第一线，《攀登者》把“摄影机架上了珠峰”，《流浪地球》更是把视角放在了2075年的全球和外太空。这在过去中国电影的表现题材中是无法想象的。《流浪地球》还开启了中国电影重工业制作的大门。全新的视野、多元的视角、前所未有的题材探索，不仅给中国观众带来全新的异域奇观感受和从未有过的震撼体验，也让中国观众更全面地感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火热现实，从而对国家和个体在历史及全球的定位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知。
4.传播方式：市場化运作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运作，其实国内电影企业早就有所探索。如从最初《红樱桃》走市场发行之路，《红色恋人》启用张国荣等港台明星演绎主旋律电影，到2004年上影出品的《邓小平·1928》以惊险片的样式演绎伟人传记，到《云水谣》呈现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爱情史诗，再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影出品《建国大业》和华谊兄弟出品《风声》，以全明星的阵容和类型片的创作获得市场和口碑的双认可，主旋律电影一直在突破原来依靠政府资金支持、主要表现“好人好事”和革命历史题材、依靠红头文件发行推广的运作模式，试图以商业化运作赢取市场的青睐。而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产业化运作和市场探索更有蔚然成风之势。这其中既有中影、上影、华夏等国家队的强势介入，如2019年的《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主要操盘力量分别是中影、华夏和上影;又有民营企业博纳、北京文化、登峰国际等持之以恒的努力，它们奉献了《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行动”系列和《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中国骄傲三部曲这些优秀的影片。主流电影创作也因此呈现了多点开花的热闹局面。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大多根据市场需求和观众审美品位进行产品设计，依据观众的观影习惯进行娴熟的档期运作，在春节、暑期、国庆等重要档期有合理的战略布局，使用成熟的宣发手段开展市场营销，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巨大成功（表2）。主旋律电影也因此成功转型成为市场主流的商业票房大片。
5.观影体验：娱乐感染
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全面融合，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理想方式。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一度与时代脱节，在观影体验设计上落后于观众的需求。新时代主流电影取得高票房的主要原因，是观影体验的重大调整。其一，过去部分主旋律电影缺乏感染力，流于说教，人物形象高大全，意识形态宣传简单粗暴;而新时代主流电影更新了影片的商业品质，大多有鲜明的类型特点，诉诸观众的娱乐体验，通过娱乐的手段使影片表达的价值观更具感染力，更具振奋人心的效果。其二，明星制是新时代主流电影提升观众体验的重要手段，众多明星在各自的作品中贡献了扎实的演技，很多娱乐明星在这些主流电影中的表演被认为是其从演以来最具突破性的。其三，类型化是新时代主流电影提升观众体验的重要抓手。如《战狼2》采用了战争题材与功夫片的结合，《红海行动》对中国战争片有所拓展，《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烈火英雄》采用了灾难片的样式，《中国机长》是惊险片类型，《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则结合了谍战片等。其四，高度差异化的视听体验也很重要。例如同样是动作片，《战狼2》不仅有《美国队长》系列的动作指导加盟，其水下打斗也聘请了《加勒比海盗》的拍摄团队，打造出了华语动作电影登峰造极的感官体验。《流浪地球》则让观众第一次领略了国产太空片的想象魅力。而过去有些主旋律电影虽然也打动人，但缺乏传播度，如《美丽的大脚》《张思德》《任长霞》等。新时代主流影片以其全新的观影体验，在以普通观众为主的猫眼和淘票票两大平台上都获得了很高的评分，在专业网站上的评分也不低，真正做到了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三性”合一。
综上，新时代主流电影作品在价值观、人物设计、故事题材、传播方式、观影体验方面，较之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创作都有了全新的突破，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内容体系。
三、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发展不足
当然，尽管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新突破，但仍有许多发展不足。要建立中国电影产业的主流内容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1.价值观表达上有瑕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中国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尽管在价值观传达和意识形态塑造上，很多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已经做得很成功，但还是有部分影片所展现的国家形象离这个目标有差距。实际上，像《战狼2》这样的优秀电影，在对待非洲的价值观和生命观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在这部影片中，非洲似乎只有战乱和病毒，普通黑人只是被迫害、被保护的对象，面对滥杀无辜的反政府军势力，中国军人只是带着国人和与自己关系友好的黑人朋友悄然离去并为此“自我感觉良好”。价值观上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已成为部分主流影片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红海行动》等也面临同样的尴尬。没有很好地理解和传播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使命，是制约这类电影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因素。明星阵容更强的《攀登者》在竞争激烈的2019年国庆档没有达到票房预期，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价值观处理上存在偏差。其在角色设定、剧情发展上没有突出个体与国家期待美好生活的平衡发展，因而引发的全社会共鸣不如其他竞争影片。新时代主流电影需要以党和国家的最新重要思想和理论武装自己，对于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观要有更清晰、更准确的设定。 2.类型化创新不够
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商业成败对于主流价值电影内容体系的建设很重要。类型的核心是重复和变奏。重复和变奏对于好莱坞为最大数量的观众提供最大限度的快感，从而保证最大利润的商业动机来说，具有最关键的地位。（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一方面，主流电影创作需要强调遵循类型的规律，给观众以期待中的体验满足;另一方面，这类电影也强调创新，不断给观众更强的刺激和更新的体验。根据有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为庆祝建国70周年，全国拍摄的献礼电影共约38部。但这么多影片中，真正取得市场和社会效益成果的，也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寥寥几部。即使是像《解放·终局营救》《特警队》这样重量级的影片，其传播效益也只能用“惨败”来形容。近几年虽然主流电影创作蔚然成风，新时代主流电影也在类型化上做了很多新的探索，但还是有更多的主流电影没有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类型化创新不足。像《古田军号》《十八洞村》这些很有特点的影片，难以做到类型化，审美有余，娱乐体验不足，对观众影响力不够，很难有更大的传播力。而即使是像《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影片，其创新体验仍然不够，审美水准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铁血英雄片的阶段。此外，新时代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新不足还表现为成熟度不够，与观众沟通的能力不足。比如《空天猎》有想法，但表现力欠缺;《辛亥革命》价值表达不清，影响人物塑造;《解放·终局营救》《特警队》的故事逻辑混乱等。
3.传播心态和手段上操之过急
如果一部影片传播手段操之过急，对于影片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意识形态传播其实是一种伤害。尽管中国已经明令禁止，但票补、买票房等非常规营销发行手段仍然是业内的潜规则，虚假消费、“幽灵场”等影市乱象层出不穷。新时代以来，也有部分主流电影虽然票房不错，却被广泛质疑存在票房“注水”、在发行中仍然过度倚重党员“形式”上的组织包场等问题，并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即使像《我和我的祖国》这么成功的影片，在发行的时候，也有在团体市场上过于刻意之嫌。而“市场化”的另一个极端是对所谓噱头和商业效果的恶性炒作。部分影片的这类传播行为反而伤害了影片本身的价值影响力。如《风声》对于日伪刑罚手段的刻意宣传，部分主旋律题材电影的自我吹捧，以及2020年春节档原计划上映的《夺冠》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引起巨大爭议并因此被迫改名等。总而言之，不管是部分电影仍然希望遵循过去主旋律电影发行的老路，依靠红头文件和政治影响力，还是某些电影走所谓的市场化道路，依靠某种噱头和投机取巧的炒作来取得市场成功，这样的传播心态和传播手段其实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是适得其反的。
4.过于民族主义倾向导致的国内外传播失衡
近年来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有了较大的提升，如2017年这项指标达到42.53亿元，比2016年的38.25亿元增长了11.19%;（刘阳：《去年中国电影票房逾五百五十九亿元》，《人民日报》2018年1月2日，第12版。）2019年，华人影业在5大洲、103个国家、281座城市共发行《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17部电影，票房总额达1700万美元（约11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次达110万人，《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澳新地区近十年华语票房冠军，《流浪地球》成为北美地区近五年华语影片票房冠军。（尹鸿、许孝媛：《2019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20年第2期。）但是，华语电影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成功仍然停留在2000年初的《英雄》《卧虎藏龙》等武侠电影。迥异于《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流影片国内票房和口碑爆棚，并激发了国内民众空前观影热情和爱国激情的传播现状，这些影片在国际上的票房收入差距极大，国外评分也明显低于国内，所谓的海外几十国同步放映，其实并未进入主流院线，更没有被世界主流观众接受（表3）。国际评论界对于这些中国主流大片的评价，主要还是认为有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三泰虎：《为什么美国影评人对中国电影〈战狼2〉的评价低呢》，http：//www.santaihu.com/47541.html，2019年5月3日。）这当然不是我们期望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隐忧，也是中国价值影响世界的瓶颈。
当然，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不足，还深受当前产业发展不规范、行业道德失范的影响。当一个行业本身道德形象欠佳的时候，我们很难指望它还可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纵观美国、韩国等电影发达国家，其主流电影内容体系的建立基础还是体制机制的健全和产业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深度推进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
四、建设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内容体系
美国传播学者帕梅拉·休梅克认为，影响传媒内容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 从高到低依次是社会制度、社会机构、新闻机构、新闻工作惯例和新闻工作者本身的各种素质对内容的影响。（陈力丹：《美国传播学者休梅克女士谈影响传播内容的诸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第79页。）衍生到电影产业领域，结合电影产业和艺术的发展特点，可以认为影响主流电影传播内容的因素包括国家制度和电影管理体制、产业体系与电影企业、行业共识、评论机制、观众选择与审美风尚、电影人才培养等。按照建构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内容体系的重要性原则，本文选择从顶层规制、监管空间、产业体系、行业共识（社会责任、国际视野）这几个方面谈谈中国主流电影内容需要突破的空间。
1.顶层规制：坚定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以主流电影为内容主体的中国电影产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文化自信和政治定力的体现。新时代主流电影涵盖的题材其实非常宽泛，并不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所有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以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鼓舞和激励人。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文化自信，我们应该勇于“亮剑”。 变革管理专家库尔特·卢因认为，变革管理的过程是解冻—变革—冻结的过程。（斯蒂芬·P. 羅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第7版）》，孙健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关于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从建国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前后、再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从冻结到解冻、再到变革的变化过程。新时代中国主流电影的创新突破，是一个新的、成熟的冻结阶段。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市场成功，源于体制上顶层设计的战略引导、观众市场的迫切需求、社会审美风尚的转变和电影业界的自觉，这为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价值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集体拥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和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强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中国新时代电影内容体系建设，加强对发展和创作主流电影的战略认识，应该成为从政府管理到行业选择的共识。
2.监管空间：发挥主流电影引领现实的功能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创造与持续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尽管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一时打不开局面，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生产适合国际市场口味的电影为优先。各大电影企业首先还是应该深耕本土市场。国际传播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重要的还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立足我们自己的本土生活，重视本土的需求满足，给本土受众以真诚的电影关怀。现实有时是敏感的，但好的价值观、先进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怕讨论和论战。道理越辩越明，借助电影的传播和社会讨论，全社会才更可能就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和价值观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近年来，《摔跤吧，爸爸》《看不见的客人》《何以为家》等国外电影能够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靠的都是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性反思力度。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当然要有，实事求是、自我批评、艰苦奋斗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
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仍然要时刻保持警醒。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美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和西方国家不断挑起的紧张局势，还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中的重大事件，都启发我们需要坚定地直面现实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电影产业的实践也一再证明，很多现实主义影片的传播有助于社会情绪的疏导和公众达成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共识。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集结号》《人民的名义》等现实题材主旋律影视作品，其实在当时都发挥了缓解矛盾和释放压力的社会功能。美、韩等国的电影产业实践也表明，宽松的电影创作环境有利于一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强盛，更有利于国家软实力增长和主流价值的传播。近年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电影局划归中宣部管理以后，《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少年的你》等影片以其可贵的“温暖”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不局限于呈现现实冲突，更聚焦人文关怀），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可谓近期中国主流电影引领现实的典范。新时代主流电影并不是简单地传播“好人好事和歌功颂德”，而是让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我们的国家共同成长、发展，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相关的管理和审查部门给予新时代主流电影直面现实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3.产业体系：进一步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差异化是市场营销的基本策略。新的审美形态只是相对而言，主流电影只有力求创新突破，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在目前最强的应该是文化层面。……而中国软实力最弱的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民间的力量。”（黄滢：《约瑟夫·奈：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环球人物》2014年第1期。）新时代主流电影方向的核心把控在于党的精神、战略、方针、政策的引导，而对新时代精神的弘扬和文化演绎则需要更多鲜活创意的参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进一步深入人心，更需要艺术的表现手段、表现视野和批评角度的多元，正是因为文化的多元化，电影才展现出了艺术的无限魅力，并达成主流价值观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是高风险的行业，其中最具风险的是产品的创意研发。从产业经济学上讲，激发多元创意活力，可以有效降低产业的研发风险，为电影艺术创作带来全面繁荣。
在漫威、迪士尼、开心麻花等国内外著名电影企业的经营成功中，我们看到了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垂直一体化又称纵向一体化，分为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就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若干个处于生产经营环节下游的企业实现公司的扩张和成长，如制造企业收购批发商和零售商。后向一体化则是通过收购一个或若干供应商以增加盈利或加强控制。电影垂直一体化企业是指在制、发、放等各个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具备掌控力的企业。垂直分离作为一种与垂直一体化相反的过程，是指某些生产环节，主要是制造环节，从原来一体化企业中分离出去的过程。电影企业为了提高某个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和经营效率，也会积极推动垂直分离。）同步演进商业模式的优势。漫威有5000多个漫画角色等待迪士尼垂直一体化商业体系的电影开发，开心麻花十几年的舞台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剧目正在被逐渐搬上银幕，两者都是以垂直分离保持创意研发低成本和产品创新活力，最后借助垂直一体化商业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产业实践案例。相对于好莱坞动辄超级英雄的影片，新时代主流电影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广阔的题材空间和深厚的发展潜力可供发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类基金、青年影展、大型电影公司尤其是国有电影企业桥头堡的作用，为年轻的电影创意人才提供更多艺术探索和展示的机会;通过进一步激发全产业的创新活力，开拓中国主流电影的内容体系以及艺术创新与探索的支撑体系，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打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
4.社会责任：规范产业发展，重塑行业主流形象
行业的整体价值取向，实际上对产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电影行业是明星行业，是受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行业，这个行业的任何道德和伦理问题都会比其他行业有更明显的放大效应和影响力。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后，对中国电影行业的法治管理有所加强，但依然有很多行业灰色地带有待进一步规范，比如影院排片经理收受红包的潜规则问题、票补实际上的屡禁不止问题等。《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指出，“电影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业务交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维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但目前这个条款并没有落到实处。中国电影行业组织和各级协会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制定和出台电影产业道德自律条例，并形成全行业的广泛共识。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入发展，内容自律、营销伦理和竞争伦理等目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讨和规范。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制定的《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要求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主要考核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作品创作生产、受众反应和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内容。这个办法对国有影视企业追求社会效益实际上有了更明确的要求，相信也会辐射影响民营影视企业和整个行业。当然，最核心的是，电影行业应积极推进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和管理，形成从内容到产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氛围，加强社会责任担当意识，重塑自身的良好道德形象，以此给全社会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5.国际视野：从价值单边输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在国际上传播乏力，问题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单边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电影《黑豹》在国际上的传播。该片不仅在北美（6.59亿美元）和全球（12.8亿美元）取得高票房，（时光网：《超〈侏罗纪〉！〈黑豹〉跻身北美票房第四》，时光网，2018年4月4日。）而且成为2017年12月沙特阿拉伯解除35年电影院禁令的首映影片。（薛雍乐：《解除35年电影院禁令后沙特王储访好莱坞，首先引进〈黑豹〉》，“澎湃新闻”，2018年4月6日。）该片之所以能不仅叫座而且打破文化隔阂，主要得益于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从单边输出到多元共享的转型。其他如《与狼共舞》《阿凡达》等美国电影，其实也一再表述肤色、种族甚至国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正义一方的价值观。以《黑豹》《复仇者联盟》《碟中谍》系列等为代表的近期美国英雄片，已经把多边合作、自我拯救、利益共享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传播诉求。
《黑豹》的出现，不仅弥补了黑人电影在纯商业作品和超级英雄形象上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全黑人主角，白人精英甘当配角，赋予非洲拯救世界的自觉意识，其实仍然是美式价值观，但换个角度就轻松解决了价值接受的问题。这当然还和美国这个国家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国民构成特点有关，好莱坞可以轻松融合全世界的文化为己所用，炮制出拥有美式价值观的世界故事，并且行销全球。
中国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也是和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共融合作、共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只考虑单边利益，我们的电影创作更应该站在多元共享的角度，与世界展开合作，推进意识形态的广泛交流和互利共赢。《流浪地球》在这一点上已经有所突破和探索，新时代主流电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命题上也有潜力取得更大的国际传播。
五、结语
总之，当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中国主流电影创新突破的新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荣幸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大时代的开创和建设中。2019年，中国电影城市院线观影总人次17.27亿，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刘阳：《中国电影 稳健前行》，《人民日报》2020年1月2日，第12版。）两项指标都已经远超北美市场，稳居全球第一。未来几年，中国处在成长为世界第一票房市场的临界点。在此，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宝贵的实践经验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电影产业的借鉴和财富。目前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问题虽然还很多，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电影产业按下了“暂停键”，但本文相信，只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优势，进一步推进改革，坚决贯彻和传播国家主流价值观，坚持发扬电影艺术的创新魅力，建设完善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中国的电影产业终将取得更大的辉煌！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nt System of Chinese Mainstream Film in New Era
WU Chunj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film content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current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As the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matic values， character design， story topics，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viewing experience， China’s mainstream film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main role in China’s film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tr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the imbalance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flaws in the expression of some film’s value， less innovation of film genre， excessive dissemination of some films， and the poor moral image of the industry. Judging from the trend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the mainstream film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industry， to play the key role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leading China’s reality，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 whole industry creative vitalit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to regula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with reshaping the moral image of the industry; and to have a global vision from the exporting values unilaterally to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New Era， China’s mainstream film， content system， development of film industry
（責任编辑：陈 吉）
作者简介：吴春集，博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
关键词： 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电影产业发展
中圖分类号：J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116-（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13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争议和市场意识的相对落后，中国电影产业真正的发展是在2002年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统一了思想，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此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经院线制改革，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电影产业力量全面融合，国有企业转企改制和上市等重要阶段，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尽管有2003年“非典”疫情的短暂阻滞，受益于产业的综合改革、市场需求的激增等因素，从2004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以年均近30%的速度扩张发展。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突破440亿元，同比增长48.7%，全年观影人次达到12.6亿，增幅达51.08%。（尹鸿、孙俨斌：《2016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17年第2期。）2016年，中国电影院线银幕规模和影院数超越北美，高居世界第一，尤其在该年第一季度，我国内地市场票房高达144.68亿元，《美人鱼》单片票房纪录突破33.91亿元，市场对全年突破600亿元票房普遍乐观，并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在2016年第二季度急转直下，随着该年3月国家电影局对上海快鹿投资集团主导发行的电影《叶问3》涉及票房造假和融资“庞氏骗局”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票补、买票房等电影行业泛滥的“金元”策略被紧急叫停。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最终报收457.12亿元，同比增长仅为3.73%。此后的2017—2019年，虽然年均票房增幅也超过了9%，但与之前的飞速增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直到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电影产业按下了“暂停键”，为我们思考中国电影产业的重启发展提供了空间。
其实《叶问3》的发行事件只是导火索，增速放缓的背后，是中国电影市场长期自由化和缺乏监管与约束导致的产业无序发展。这首先表现为产业乱象丛生。从2002年开始，尽管中国电影生产高速膨胀，年产量从100部扩张到2019年的1000多部，但电影艺术创作的精度却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大量逐利的“劣币”入局，这些粗制滥造的“烂片”不仅剧情经不起推敲，遭到观众口诛笔伐，更给行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电影院线只注重明星和投资量的“歧视”排片，也助长了片商简单粗暴的“IP+明星”制片思维。而盗版泛滥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又严重阉割了中国电影的回收渠道，客观上让用心做电影的投资人和制片方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这几年频发的恶性事件，如《叶问3》票补风波，知名艺人补税事件，影视企业退税潮，某些电影急功近利的发行行为，票房造假，以及明星吸毒、出轨等，不仅影响了产业的良性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电影行业的产业形象。其次是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创作本身反映出的主流电影缺位和价值观迷失。笔者2014年所做的统计就发现：在中国最卖座的50部国产电影中，不仅因为传播价值观复杂散乱，导致中国主流价值传播乏力，更有近1/5的影片因为主题的争议，导致观众对于国产电影价值观和质量的广泛质疑。（吴春集：《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中国主流价值在商业电影中的传播方法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更何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失序，产业大而不强、基础设施薄弱、创新不足，全行业的风险过大，赚快钱成为“共识”，使中国电影难以形成产出主流精品的根基。不知从何时起，电影行业成了潜规则深不可测、真乱的“贵圈”，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电影产业。
与其他传统产业一样，产业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放任发展。为了规范和发展电影产业，这几年来国家针对性地出台了电影行业促进法、票补禁令、企业补税政策、限薪令、劣迹艺人封杀令等产业调整手段，又将电影局划归中宣部管理，不断改革和落实属地审查制度等。这虽然对产业乱象有所遏制，但严苛的产业管理客观上也使得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根据MPAA报告，2019年整个国际市场电影票房上涨了3%，亚太地区上涨了4%，而中国电影票房只上涨了1%（其中有汇率因素影响），（MPAA，“2019 THEME Report”，www.mpaa.org，2020年3月。）迥异于过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强势带动。考虑到每年近万的银幕增长量，中国电影观影人次和票房却增长有限，市场集中度过高，（2019年票房前十的国产片占国产电影票房总量过高（约61.5%），春节和国庆两个档期票房过于集中（14天近102亿元票房，占国产电影票房总量近1/4）。）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实际上进入“滞涨”状态。2019年，A股影视传媒板块的融资金额不足200亿元，较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有2996家影视公司注销;（侃见财经：《每天亏100万、2996家影视公司倒闭！影视行业熬得到疫情结束吗？》，“今日头条”，2020年2月18日。）2020年初，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整个电影业持续停摆，一季度全国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2200多家影院倒闭，A股上市影视公司绝大多数亏损惨重。（影视风向标：《一季度上市电影公司巨亏，2200余家影院倒闭，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今日头条”，2020年4月15日。） 其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最核心的矛盾，是体制管理和市场发展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建设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到底应该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产业？这些都是摆在产业面前的难题。中国电影亟待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突破口。尽管形势不容乐观，新时代以来的中国电影，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发展的转机，这就是已经初现雏形的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
二、中国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初现
自1987年被提出以来，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间也诞生了《开国大典》《开天辟地》《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等精品力作。但遗憾的是，由于主题先行、人物易概念化、改编空间有限等创作上的天然劣势，主旋律电影一直难以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明确提出了主旋律应该成为主流的要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主旋律电影通过创新改良，以新主流电影的样式在新时代成为市场主流，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法国学者马特尔则把“主流”界定为“主导”或者“大众”，认为通常是指媒体、电视节目或者针对广泛受众的文化产品;并引申为一种试图引导大众的思想和运动，或者是一个目前正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党派。（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序言，第10页。）本文认为，主流既可以代表大众，也可以代表统治阶级。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统治阶层和社会大众的主流利益诉求是合二为一的。主流并不一定等同于多数人认同的价值，群体失智也可能成为“乌合之众”。主流价值更多代表着为了民族、国家乃至全世界未来共同利益而做出的集体理性判断和选择。因此，本文认同尹鸿先生的看法，他把新时代主流电影界定为：既是被主流市场所接受、认可、欢迎的大众电影，但同时又是鲜明地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
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在意识形态上主动与党和国家的战略政策高度融合和匹配，在当前市场上表现为重点影片多，票房高，口碑好，专业领域肯定，影响力几乎覆盖全年重要档期，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和传播成功。借助这些优秀的主流电影作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正在开展更为高效的传播。
1.价值观：人本思想和美好生活
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前提，主旋律电影在中国被要求及时反映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政策，以及亿万人民参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参考新中国成立历届十周年的献礼片（表1），我们发现，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主题与国家战略和党的核心理念结合更紧密。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在主题上更倾向于歌颂个体对集体利益的无私奉献，难免不顾及个体的價值和需求，从而造成部分主旋律电影主角符号化、脸谱化的刻板印象，宣传的价值观难以令人信服。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最大突破是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如《我和我的祖国》所强调的是把个体的发展和祖国的繁荣昌盛紧紧捆绑在一起，是个体与国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和实现。《流浪地球》《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电影，也都有明确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个体发展的国家表达，而这也更符合当前公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
2.人物形象：扎根于现实生活的“超级”英雄
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让我们联想到“建国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那个时期辈出的银幕英雄人物，大多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一线。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人物的群像，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平凡生活中的“超级”英雄，如《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方新武，《红海行动》中的杨锐、顾顺，《战狼2》中的冷锋、何建国、卓一凡，《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马卫国，《中国机长》中的刘长健、毕男、徐奕辰，《流浪地球》中的刘培强和刘启。不同于美国“漫威”式纯虚构的超级英雄，中国的“超级”英雄没有超能力，但他们更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来自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群体，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大多拥有热诚的爱国思想、坚强的意志、卓越的个人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强大信念。除了《流浪地球》，其他几部影片基本上都改编自现实生活，有很强的真实感，因而对于观众是一种坚实的认知：英雄人物就在我们中间。这无疑比虚构的英雄更加振奋人心！
与以往相比，过去的主旋律电影人物更纪实，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过去把主旋律电影称为记录“好人好事”的影片，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出于剧情的需要，允许合理的虚构和想象;过去的主旋律电影由于过分强调个体为国家牺牲，容易抹杀个体的个性和诉求，从而造成主要角色难以令人信服，影响了主流价值的传播，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一般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个体生命诉求，在生死抉择中完成了个体与国家利益的和谐统一，从而更为令人信服和产生共情。 3.故事题材：全球视野，海陆空一体
与过去主旋律电影主要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好人好事”不同，新时代的主流电影不仅聚焦火热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而且具备了全球视野和海陆空一体的开阔胸怀。
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主流电影创作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几乎没有什么是中国电影无法表现的题材。多元民族文化融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材是这个时期的重点，如《湄公河行动》把故事的主要场景放在了东南亚，《红海行动》《战狼2》则同时聚焦海外撤侨事件。
因为技术的进步，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故事也不局限于日常的生活场景，而是把想象力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甚至外太空。不仅有《中国机长》还原祖国航空事业真实事件，《烈火英雄》坚守城市火场第一线，《攀登者》把“摄影机架上了珠峰”，《流浪地球》更是把视角放在了2075年的全球和外太空。这在过去中国电影的表现题材中是无法想象的。《流浪地球》还开启了中国电影重工业制作的大门。全新的视野、多元的视角、前所未有的题材探索，不仅给中国观众带来全新的异域奇观感受和从未有过的震撼体验，也让中国观众更全面地感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火热现实，从而对国家和个体在历史及全球的定位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知。
4.传播方式：市場化运作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运作，其实国内电影企业早就有所探索。如从最初《红樱桃》走市场发行之路，《红色恋人》启用张国荣等港台明星演绎主旋律电影，到2004年上影出品的《邓小平·1928》以惊险片的样式演绎伟人传记，到《云水谣》呈现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爱情史诗，再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影出品《建国大业》和华谊兄弟出品《风声》，以全明星的阵容和类型片的创作获得市场和口碑的双认可，主旋律电影一直在突破原来依靠政府资金支持、主要表现“好人好事”和革命历史题材、依靠红头文件发行推广的运作模式，试图以商业化运作赢取市场的青睐。而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产业化运作和市场探索更有蔚然成风之势。这其中既有中影、上影、华夏等国家队的强势介入，如2019年的《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主要操盘力量分别是中影、华夏和上影;又有民营企业博纳、北京文化、登峰国际等持之以恒的努力，它们奉献了《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行动”系列和《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中国骄傲三部曲这些优秀的影片。主流电影创作也因此呈现了多点开花的热闹局面。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大多根据市场需求和观众审美品位进行产品设计，依据观众的观影习惯进行娴熟的档期运作，在春节、暑期、国庆等重要档期有合理的战略布局，使用成熟的宣发手段开展市场营销，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巨大成功（表2）。主旋律电影也因此成功转型成为市场主流的商业票房大片。
5.观影体验：娱乐感染
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全面融合，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理想方式。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一度与时代脱节，在观影体验设计上落后于观众的需求。新时代主流电影取得高票房的主要原因，是观影体验的重大调整。其一，过去部分主旋律电影缺乏感染力，流于说教，人物形象高大全，意识形态宣传简单粗暴;而新时代主流电影更新了影片的商业品质，大多有鲜明的类型特点，诉诸观众的娱乐体验，通过娱乐的手段使影片表达的价值观更具感染力，更具振奋人心的效果。其二，明星制是新时代主流电影提升观众体验的重要手段，众多明星在各自的作品中贡献了扎实的演技，很多娱乐明星在这些主流电影中的表演被认为是其从演以来最具突破性的。其三，类型化是新时代主流电影提升观众体验的重要抓手。如《战狼2》采用了战争题材与功夫片的结合，《红海行动》对中国战争片有所拓展，《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烈火英雄》采用了灾难片的样式，《中国机长》是惊险片类型，《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则结合了谍战片等。其四，高度差异化的视听体验也很重要。例如同样是动作片，《战狼2》不仅有《美国队长》系列的动作指导加盟，其水下打斗也聘请了《加勒比海盗》的拍摄团队，打造出了华语动作电影登峰造极的感官体验。《流浪地球》则让观众第一次领略了国产太空片的想象魅力。而过去有些主旋律电影虽然也打动人，但缺乏传播度，如《美丽的大脚》《张思德》《任长霞》等。新时代主流影片以其全新的观影体验，在以普通观众为主的猫眼和淘票票两大平台上都获得了很高的评分，在专业网站上的评分也不低，真正做到了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的“三性”合一。
综上，新时代主流电影作品在价值观、人物设计、故事题材、传播方式、观影体验方面，较之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创作都有了全新的突破，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内容体系。
三、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发展不足
当然，尽管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新突破，但仍有许多发展不足。要建立中国电影产业的主流内容体系，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1.价值观表达上有瑕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中国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尽管在价值观传达和意识形态塑造上，很多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已经做得很成功，但还是有部分影片所展现的国家形象离这个目标有差距。实际上，像《战狼2》这样的优秀电影，在对待非洲的价值观和生命观上也存在一些偏差。在这部影片中，非洲似乎只有战乱和病毒，普通黑人只是被迫害、被保护的对象，面对滥杀无辜的反政府军势力，中国军人只是带着国人和与自己关系友好的黑人朋友悄然离去并为此“自我感觉良好”。价值观上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已成为部分主流影片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红海行动》等也面临同样的尴尬。没有很好地理解和传播新时代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使命，是制约这类电影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因素。明星阵容更强的《攀登者》在竞争激烈的2019年国庆档没有达到票房预期，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价值观处理上存在偏差。其在角色设定、剧情发展上没有突出个体与国家期待美好生活的平衡发展，因而引发的全社会共鸣不如其他竞争影片。新时代主流电影需要以党和国家的最新重要思想和理论武装自己，对于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观要有更清晰、更准确的设定。 2.类型化创新不够
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商业成败对于主流价值电影内容体系的建设很重要。类型的核心是重复和变奏。重复和变奏对于好莱坞为最大数量的观众提供最大限度的快感，从而保证最大利润的商业动机来说，具有最关键的地位。（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一方面，主流电影创作需要强调遵循类型的规律，给观众以期待中的体验满足;另一方面，这类电影也强调创新，不断给观众更强的刺激和更新的体验。根据有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为庆祝建国70周年，全国拍摄的献礼电影共约38部。但这么多影片中，真正取得市场和社会效益成果的，也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寥寥几部。即使是像《解放·终局营救》《特警队》这样重量级的影片，其传播效益也只能用“惨败”来形容。近几年虽然主流电影创作蔚然成风，新时代主流电影也在类型化上做了很多新的探索，但还是有更多的主流电影没有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类型化创新不足。像《古田军号》《十八洞村》这些很有特点的影片，难以做到类型化，审美有余，娱乐体验不足，对观众影响力不够，很难有更大的传播力。而即使是像《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影片，其创新体验仍然不够，审美水准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铁血英雄片的阶段。此外，新时代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新不足还表现为成熟度不够，与观众沟通的能力不足。比如《空天猎》有想法，但表现力欠缺;《辛亥革命》价值表达不清，影响人物塑造;《解放·终局营救》《特警队》的故事逻辑混乱等。
3.传播心态和手段上操之过急
如果一部影片传播手段操之过急，对于影片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意识形态传播其实是一种伤害。尽管中国已经明令禁止，但票补、买票房等非常规营销发行手段仍然是业内的潜规则，虚假消费、“幽灵场”等影市乱象层出不穷。新时代以来，也有部分主流电影虽然票房不错，却被广泛质疑存在票房“注水”、在发行中仍然过度倚重党员“形式”上的组织包场等问题，并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即使像《我和我的祖国》这么成功的影片，在发行的时候，也有在团体市场上过于刻意之嫌。而“市场化”的另一个极端是对所谓噱头和商业效果的恶性炒作。部分影片的这类传播行为反而伤害了影片本身的价值影响力。如《风声》对于日伪刑罚手段的刻意宣传，部分主旋律题材电影的自我吹捧，以及2020年春节档原计划上映的《夺冠》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引起巨大爭议并因此被迫改名等。总而言之，不管是部分电影仍然希望遵循过去主旋律电影发行的老路，依靠红头文件和政治影响力，还是某些电影走所谓的市场化道路，依靠某种噱头和投机取巧的炒作来取得市场成功，这样的传播心态和传播手段其实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是适得其反的。
4.过于民族主义倾向导致的国内外传播失衡
近年来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有了较大的提升，如2017年这项指标达到42.53亿元，比2016年的38.25亿元增长了11.19%;（刘阳：《去年中国电影票房逾五百五十九亿元》，《人民日报》2018年1月2日，第12版。）2019年，华人影业在5大洲、103个国家、281座城市共发行《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17部电影，票房总额达1700万美元（约11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次达110万人，《哪吒之魔童降世》成为澳新地区近十年华语票房冠军，《流浪地球》成为北美地区近五年华语影片票房冠军。（尹鸿、许孝媛：《2019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20年第2期。）但是，华语电影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成功仍然停留在2000年初的《英雄》《卧虎藏龙》等武侠电影。迥异于《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流影片国内票房和口碑爆棚，并激发了国内民众空前观影热情和爱国激情的传播现状，这些影片在国际上的票房收入差距极大，国外评分也明显低于国内，所谓的海外几十国同步放映，其实并未进入主流院线，更没有被世界主流观众接受（表3）。国际评论界对于这些中国主流大片的评价，主要还是认为有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三泰虎：《为什么美国影评人对中国电影〈战狼2〉的评价低呢》，http：//www.santaihu.com/47541.html，2019年5月3日。）这当然不是我们期望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隐忧，也是中国价值影响世界的瓶颈。
当然，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不足，还深受当前产业发展不规范、行业道德失范的影响。当一个行业本身道德形象欠佳的时候，我们很难指望它还可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纵观美国、韩国等电影发达国家，其主流电影内容体系的建立基础还是体制机制的健全和产业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深度推进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
四、建设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内容体系
美国传播学者帕梅拉·休梅克认为，影响传媒内容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 从高到低依次是社会制度、社会机构、新闻机构、新闻工作惯例和新闻工作者本身的各种素质对内容的影响。（陈力丹：《美国传播学者休梅克女士谈影响传播内容的诸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第79页。）衍生到电影产业领域，结合电影产业和艺术的发展特点，可以认为影响主流电影传播内容的因素包括国家制度和电影管理体制、产业体系与电影企业、行业共识、评论机制、观众选择与审美风尚、电影人才培养等。按照建构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内容体系的重要性原则，本文选择从顶层规制、监管空间、产业体系、行业共识（社会责任、国际视野）这几个方面谈谈中国主流电影内容需要突破的空间。
1.顶层规制：坚定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以主流电影为内容主体的中国电影产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文化自信和政治定力的体现。新时代主流电影涵盖的题材其实非常宽泛，并不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所有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以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鼓舞和激励人。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文化自信，我们应该勇于“亮剑”。 变革管理专家库尔特·卢因认为，变革管理的过程是解冻—变革—冻结的过程。（斯蒂芬·P. 羅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第7版）》，孙健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关于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从建国十七年到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前后、再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从冻结到解冻、再到变革的变化过程。新时代中国主流电影的创新突破，是一个新的、成熟的冻结阶段。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市场成功，源于体制上顶层设计的战略引导、观众市场的迫切需求、社会审美风尚的转变和电影业界的自觉，这为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价值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集体拥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和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强以主流电影为主体的中国新时代电影内容体系建设，加强对发展和创作主流电影的战略认识，应该成为从政府管理到行业选择的共识。
2.监管空间：发挥主流电影引领现实的功能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创造与持续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尽管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一时打不开局面，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生产适合国际市场口味的电影为优先。各大电影企业首先还是应该深耕本土市场。国际传播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重要的还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立足我们自己的本土生活，重视本土的需求满足，给本土受众以真诚的电影关怀。现实有时是敏感的，但好的价值观、先进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怕讨论和论战。道理越辩越明，借助电影的传播和社会讨论，全社会才更可能就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和价值观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近年来，《摔跤吧，爸爸》《看不见的客人》《何以为家》等国外电影能够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靠的都是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性反思力度。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当然要有，实事求是、自我批评、艰苦奋斗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
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仍然要时刻保持警醒。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美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和西方国家不断挑起的紧张局势，还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中的重大事件，都启发我们需要坚定地直面现实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电影产业的实践也一再证明，很多现实主义影片的传播有助于社会情绪的疏导和公众达成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共识。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抉择》《集结号》《人民的名义》等现实题材主旋律影视作品，其实在当时都发挥了缓解矛盾和释放压力的社会功能。美、韩等国的电影产业实践也表明，宽松的电影创作环境有利于一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强盛，更有利于国家软实力增长和主流价值的传播。近年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电影局划归中宣部管理以后，《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少年的你》等影片以其可贵的“温暖”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不局限于呈现现实冲突，更聚焦人文关怀），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可谓近期中国主流电影引领现实的典范。新时代主流电影并不是简单地传播“好人好事和歌功颂德”，而是让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我们的国家共同成长、发展，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相关的管理和审查部门给予新时代主流电影直面现实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3.产业体系：进一步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差异化是市场营销的基本策略。新的审美形态只是相对而言，主流电影只有力求创新突破，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在目前最强的应该是文化层面。……而中国软实力最弱的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发挥民间的力量。”（黄滢：《约瑟夫·奈：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环球人物》2014年第1期。）新时代主流电影方向的核心把控在于党的精神、战略、方针、政策的引导，而对新时代精神的弘扬和文化演绎则需要更多鲜活创意的参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进一步深入人心，更需要艺术的表现手段、表现视野和批评角度的多元，正是因为文化的多元化，电影才展现出了艺术的无限魅力，并达成主流价值观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是高风险的行业，其中最具风险的是产品的创意研发。从产业经济学上讲，激发多元创意活力，可以有效降低产业的研发风险，为电影艺术创作带来全面繁荣。
在漫威、迪士尼、开心麻花等国内外著名电影企业的经营成功中，我们看到了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垂直一体化又称纵向一体化，分为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就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若干个处于生产经营环节下游的企业实现公司的扩张和成长，如制造企业收购批发商和零售商。后向一体化则是通过收购一个或若干供应商以增加盈利或加强控制。电影垂直一体化企业是指在制、发、放等各个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具备掌控力的企业。垂直分离作为一种与垂直一体化相反的过程，是指某些生产环节，主要是制造环节，从原来一体化企业中分离出去的过程。电影企业为了提高某个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和经营效率，也会积极推动垂直分离。）同步演进商业模式的优势。漫威有5000多个漫画角色等待迪士尼垂直一体化商业体系的电影开发，开心麻花十几年的舞台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剧目正在被逐渐搬上银幕，两者都是以垂直分离保持创意研发低成本和产品创新活力，最后借助垂直一体化商业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产业实践案例。相对于好莱坞动辄超级英雄的影片，新时代主流电影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广阔的题材空间和深厚的发展潜力可供发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类基金、青年影展、大型电影公司尤其是国有电影企业桥头堡的作用，为年轻的电影创意人才提供更多艺术探索和展示的机会;通过进一步激发全产业的创新活力，开拓中国主流电影的内容体系以及艺术创新与探索的支撑体系，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电影打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
4.社会责任：规范产业发展，重塑行业主流形象
行业的整体价值取向，实际上对产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电影行业是明星行业，是受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行业，这个行业的任何道德和伦理问题都会比其他行业有更明显的放大效应和影响力。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后，对中国电影行业的法治管理有所加强，但依然有很多行业灰色地带有待进一步规范，比如影院排片经理收受红包的潜规则问题、票补实际上的屡禁不止问题等。《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指出，“电影行业组织依法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业务交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维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但目前这个条款并没有落到实处。中国电影行业组织和各级协会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制定和出台电影产业道德自律条例，并形成全行业的广泛共识。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入发展，内容自律、营销伦理和竞争伦理等目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讨和规范。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制定的《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要求国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主要考核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作品创作生产、受众反应和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内容。这个办法对国有影视企业追求社会效益实际上有了更明确的要求，相信也会辐射影响民营影视企业和整个行业。当然，最核心的是，电影行业应积极推进中国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和管理，形成从内容到产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氛围，加强社会责任担当意识，重塑自身的良好道德形象，以此给全社会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5.国际视野：从价值单边输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在国际上传播乏力，问题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单边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电影《黑豹》在国际上的传播。该片不仅在北美（6.59亿美元）和全球（12.8亿美元）取得高票房，（时光网：《超〈侏罗纪〉！〈黑豹〉跻身北美票房第四》，时光网，2018年4月4日。）而且成为2017年12月沙特阿拉伯解除35年电影院禁令的首映影片。（薛雍乐：《解除35年电影院禁令后沙特王储访好莱坞，首先引进〈黑豹〉》，“澎湃新闻”，2018年4月6日。）该片之所以能不仅叫座而且打破文化隔阂，主要得益于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从单边输出到多元共享的转型。其他如《与狼共舞》《阿凡达》等美国电影，其实也一再表述肤色、种族甚至国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正义一方的价值观。以《黑豹》《复仇者联盟》《碟中谍》系列等为代表的近期美国英雄片，已经把多边合作、自我拯救、利益共享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传播诉求。
《黑豹》的出现，不仅弥补了黑人电影在纯商业作品和超级英雄形象上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全黑人主角，白人精英甘当配角，赋予非洲拯救世界的自觉意识，其实仍然是美式价值观，但换个角度就轻松解决了价值接受的问题。这当然还和美国这个国家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国民构成特点有关，好莱坞可以轻松融合全世界的文化为己所用，炮制出拥有美式价值观的世界故事，并且行销全球。
中国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也是和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共融合作、共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只考虑单边利益，我们的电影创作更应该站在多元共享的角度，与世界展开合作，推进意识形态的广泛交流和互利共赢。《流浪地球》在这一点上已经有所突破和探索，新时代主流电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命题上也有潜力取得更大的国际传播。
五、结语
总之，当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中国主流电影创新突破的新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荣幸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大时代的开创和建设中。2019年，中国电影城市院线观影总人次17.27亿，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刘阳：《中国电影 稳健前行》，《人民日报》2020年1月2日，第12版。）两项指标都已经远超北美市场，稳居全球第一。未来几年，中国处在成长为世界第一票房市场的临界点。在此，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宝贵的实践经验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电影产业的借鉴和财富。目前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问题虽然还很多，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电影产业按下了“暂停键”，但本文相信，只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优势，进一步推进改革，坚决贯彻和传播国家主流价值观，坚持发扬电影艺术的创新魅力，建设完善新时代主流电影内容体系，中国的电影产业终将取得更大的辉煌！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nt System of Chinese Mainstream Film in New Era
WU Chunj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film content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current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As the innova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matic values， character design， story topics，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viewing experience， China’s mainstream film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main role in China’s film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tr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the imbalance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flaws in the expression of some film’s value， less innovation of film genre， excessive dissemination of some films， and the poor moral image of the industry. Judging from the trend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the mainstream film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industry， to play the key role of the mainstream film in leading China’s reality，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 whole industry creative vitalit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to regula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with reshaping the moral image of the industry; and to have a global vision from the exporting values unilaterally to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New Era， China’s mainstream film， content system， development of film industry
（責任编辑：陈 吉）
作者简介：吴春集，博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