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二十二岁的丰子恺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的的初级师范学校，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的丰子恺，无意当一名小学教员，渴望在绘画上能得到深造。但是，他的家境既不允许他继续深造，更不允许他专修绘画。
　　踌躇之际，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吴梦非和刘质平，邀请他一起去上海，创办一个培养绘画和音乐教员的专科师范学校。“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应允，成了创办人之一，在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丰子恺说这话，不是假惺惺的谦虚，是真心认为，以自己当时掌握的绘画技能，去教授学生，有点“勉为其难”。
　　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中汲取知识补充和提升自己。当时，国内画界尚在“闭门造车”阶段。对石膏模型写生很有兴趣的丰子恺，利用休息时间，在图画教室费了十七个小时，描成维纳斯头像的木炭画，给学生做示范，并主张学生走“忠实写生”路线。但渐渐地，美术界的“海归”们，在上海相继办起了教授外国绘画知识的学校和美术杂志，给国内绘画界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
　　丰子恺买来几本杂志，从中了解了一些关于欧美及日本美术界的信息，深深觉得自己“土包子”的水平和知识远远落后了。开始懊悔冒昧地当了这教师，误人子弟。一次美术课上，他给学生布置静物写生标本时，被一只青皮橘子弄得伤感和自卑起来：自己不就是这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标本吗？惭愧和自责，让他突然间作出一个决定——出洋留学，学成个美术家归来。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彼时，已为人夫的他，做教师所得的微薄工资，养家尚且不够，哪来的钱留学深造呢？纠结、彷徨、矛盾、挣扎了一段日子后，他仍不甘心，决定不顾一切，冒险去东京。好心的姐夫倾其所有，借给他400块钱。可这在异国他乡能维持几天呢？他不管这些，只想：大不了，用完这些钱就回来，也总算去东京美术界长了见识了。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到了东京，国内的亲戚朋友（包括吴梦非、刘质平）给了他大约两千块钱的经济资助。不过，这也仅够他在东京维持十个月的用度。而此时的丰子恺，就像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猛然见到水源的人，十分兴奋和贪婪，既想学绘画、学日语，又想学英语和音乐。
　　他精心做了个学习计划：在前五个月，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心学习画画，下午学日文；五个月后停学日文，转为下午到音乐研究会学习提琴、晚上学英文；其间，还要挤出时间去听音乐会，去图书馆翻阅资料、看各种各样的绘画展览……要学的知识太多太多，而他，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要获得一种知识，必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能间断，如同吃饭一样。”他说。他觉得外文学习班老师授课太慢，索性辍学，去旧书店买来相关教材，每晚伏在简陋的旅舍中自修。他限定自己在几个礼拜之内学完一本日文小说或英文名著，他把书中的所有生字抄写在纸上，剪成一块块纸牌，放在一个盒子里，每天算命一般向盒子里探摸纸牌，进行温习和背诵。这样学了三个多月，他已经能全篇通读日文、英文版书籍了。而那些日文、英文班，才刚刚教到全书的几分之一。
　　短短十个月，丰子恺学习了西洋绘画、提琴、日文、英文，参观了各种画展，开拓了视野。回国后，他为了还债和生计，仍旧做教师——教图画、音乐和艺术理论。空闲的时候，他不停阅读有关中国和外国的绘画、音乐艺术方面的书籍，把经典的故事翻译出来，写成教课讲义。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将他积累的讲义印成书稿，它们竟然大受推崇和欢迎。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由此走上了一条翻译编著之路。最终，他成为了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