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谋生的路上无心观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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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潮:开放政策的标志物
  
  我很难忘记四川华蓥山区的那条破公路,和路边那简陋的小商店。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初三,我们在去广安的路上,我们饿极了,便用普通话问守店的女青年:“那饼干几个钱?”
  “五蚊鸡!”她脱口说出一句粤语。
  可以想像我们的惊讶。她倒只是平淡地解释,去广州打工几年,回来帮家人看看店,口音还转不过来。
  同样的事发生在当天。我们到达邓小平的家乡协兴镇,向一个穿着入时的姑娘问某条公路是否通向广安。我们用的自然是普通话。
  “系呀!”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让我们两个来自广州的记者惊讶地笑起来。而她也猛然惊觉,捂着嘴巴一脸羞急。
  她姓肖,在东莞打工。她南下广东前来到小平故居看一下再走。她已是少数的坐飞机来去的打工族。
  可以想见,广东对内陆省份农村社会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在四川、重庆、湖南、江西一带,民工潮一涌出,土地上就只剩老弱病残了。四川达县火车站的官员说:每年达县打工者汇回家乡10多亿元,成为达县经济支柱。
  初三那天,我们还在小平故居所在的牌坊村走访一些农户,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家庭有个广东打工者。他们都明白一点:同村长辈小平的开放政策出台后,他们才能下广东。
  这时站在牌坊村泥泞的乡村田埂上,小平的国策与中国百姓的家计的关系是如此直接而真实,其间距离可以说只有几十米,穿过竹林下个坡就到了。
  由此几十米向3000公里以外的四方辐射开去,一个政策改变了中国,其标志物民工潮至今方兴未艾。我们视这里为民工潮的源头,我们春运采访的开始。面对细雨中静默的故居,我们感到有一种来自中国土地的呐喊。我们很难不略具历史感地观看这次民工潮。
  
  农业、工业、e时代的拼接
  
  初五晨,我们从达县车站上了临时客车,和打工者挤在一起,奔向东南。这一路都不缺乏风景。我们的列车在大巴山中迎来黎明,冬日沉红的阳光从巴山之巅的白雪上倾泻过来。这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后来铁路在高山峡谷中、在一条平静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汉水,它叫人想起三国的烽烟。
  但当风景递次向我们迎来的时候,乘客却不观看。开车不久,他们就把车厢变成了一幅农村新年世俗风情画:勾肩搭背、闭言碎语,嗑瓜子,吃桔子,乱扔瓜子壳,乱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了,露出一副麻木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好处说是沉默,它甚至在阳光从窗外泻进的时候,让车厢连接处变成伦勃朗式的油画效果,从而竟会让我有一种宗教感。这对风景的木然让我感到沉重。
  时值正月,山居顶着白雪,挂着火红的春联,人们还在拉着长长的队伍走亲戚拜年。这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有人情味、最让人醉的时候,打工者节前千辛万苦奔回家乡为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钢铁般的力量把他们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车?这是一种最为生硬和残酷的分别。
  民工的经典表情是麻木、漠然。这就是道别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脐带、被强行离家、被工业社会拐带后茫然无知的表情。在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车上的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应是清澈明亮的,可这时都也沾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来,少女可都是纯洁可爱的,往后发展就是两种可能了:一种是唾沫飞溅的胖大妈,一种是让生活锤炼出韵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观察后的结论是打工少女大多会走向前者。这让人感到哀伤。这像是注定的命运。
  再后来,列车路过湖北武当山。武当山下有座庞大的玉虚宫,规模相当于故宫之半。当年汉丹铁路的设计师极富创造力,做了个贝聿铭式的举动(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广场修了个现代金字塔),把铁路路基压过宫殿遗址的横中轴。由此我们的列车拉着中国的农民无情地碾过古代宫殿的朱墙玉阙了。
  这一刻很有些象征意味:工业革命的怪物把农业社会强行拖向e时代。这一刻就像现代艺术,把各个时空拼贴在一起,让我搞不清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了。
  我想,如果刘白羽在世的话,他也许会写一篇《襄渝一日》之类的美文来。我反正是无心写的,因为一个巨大的事实摆在面前:成千上万的农民远走谋生,这时应是风景看着他们。
  
  “农民起义”般的情景
  
  在路上,我们共选乘了5辆南下列车,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拥挤。还有一个一般人难以了解到的场面,就是多年经历春运后,今年终于看了一个冲击列车的典型的中途小站。那就是距武当山不远的六里坪站。
  初六傍晚我们赶到该站时,站台有三四百打工者准备抢上当晚开向广州的三趟列车。车站都向他们卖了票,但却不管他们是否能上车,如果上不了,可以改签明日的车票,退票只能拿回50%的票价。前一天,我们就是坐这种四川到广州的车来到六里坪的,我们知道,列车驶出车站后不久,均会发出超载紧急电报,要求沿站不再卖票,列车到站后一般拒绝开门。车站不公平的做法逼得打工者只有一条路:强行登车。
  于是在每一趟列车到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惊心动魄。列车未停,一队队、一群群就沿车奔突,寻找一个没有关紧的窗子或车门,然后蚂蚁缠虫般地附上去,拼命往里钻。这里的背景声是一阵阵“开门!”的怒吼,和往来奔突的大呼小叫。有人捡起铁路路石砸碎车窗,然后用身体钻入,挤开那窗上的玻璃口子。我见到一个车厢厕所,铁条焊住窗子,只留下了大约20×30cm的空隙,但一个个奋不顾身地从这里挤进去。有个打工仔猛捶一个车门,叫里面开门,里面的人不理,突然他发现锁是松动的,于是一阵狂怒,大声指一指打工女,叫骂着一遍遍撞门,门一点点被撞出一条缝,打工仔进去了,也许那个女人还要躲闪他的报复。当时这打工仔脸上闪出的刻骨仇恨让我心惊。
  这“农民起义”般的情景就发生在我周围,我却像一个无关的人置身其中,他们当然也当我是真空。我当时一阵震撼,几乎过电般地躲在那里。那是一种置身历史的感受。我感到巨大的悲怆。
  然而,在爬车门的一些人中,在置身车窗高空的时刻,当闪光灯响起,他们竟会有嘻嘻哈哈的笑容。抓腿、顶着屁股,像一场游戏,他们感觉到滑稽,却感觉不到我认为的痛苦。然后,投进车厢里后的女孩,或在车内被登车者挤得疼痛的女孩们,会发出一片抽泣声。就像民工潮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样,人类的各种情感会这样混乱、无序地在同一刻爆发。
  这整一个荒诞图景。一连三次,大部分人终于成功了,反倒是我们无法上车。没有一个车门敢为我们打开。
  半夜,我们在古老的玉虚宫用数码相机、手提电脑、无线电话向报社传送刚拍下的图片。这时我猛然感到:这种工作方式与民工爬车反差太大了,而这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着,这给我的感觉,就像秦始皇在看《2001太空漫游》一样。
  看来,今天的民工潮,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已与20世纪80年代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进入珠三角,农民、市民都搅和到一起,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度开始启动其发展历程,此后10多年阶层开始萌动诞生(或称重组)。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先搅和,再反应,再析出。到现在,可以说大致整出了资本所有者、中产阶级、平民等不同的层次。
  在经济上,民工收入无大增长。现在流水线上的收入一般每月六七百元,比10
  年前增长不大,但感觉更糟,因为当初比民工强的也强不了多少,而现在,仅北京市而言,去年白领人均月入是7000多元,是民工的10倍多了。民工终于实实在在地处于收入最底层。
  民工的社会地位、形象也是同样。当然作为搅拌旧秩序的一根玻璃棒,民工在中国大地上“横插一杠子”,以草莽英雄的形象,奔向南方,“闯荡广东”,是开放政策的象征之一;而现在,南方不再引领中国,浦东、北京甚至西北成为中国前进的先锋,民工仅仅成为因谋生而流动的一群,社会意义降到低点,处于最底层———感觉更糟的底层。
  这经济和地位上的变化,根源在于生产力和贫富差距都像一个面团一样被拉开了,扯大了,锄头和笔的差别,已变成锄头和互联网的差别了。民工始终是那柄锄头,相对变得更低贱的锄头。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像一出古典悲剧,总有一种《出埃及记》一样的感觉,体现着追求彼岸的命运感、崇高美;而现在正沦落成一出“悲的剧”,那种英雄和命运的交响曲已经乐声渐去,闯荡广东所具的理想色彩已经淡薄,纯属一次糊口行动,已不再是主流社会的关注焦点了。
  他们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潜在的最大问题
  
  在达县站,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工作也不好做。因为民工也不同往日,以前“叫他坐就坐、叫他站就站”,现在稍一粗暴,民工就会投诉,甚或拿起法律武器。
  我们在列车上也看到这种变化。车上已有不少穿西装打领带的民工,记者拍照时也有不少人会拒绝,会维护自己的尊严了。在六里坪,不少民工拒绝爬窗,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堂堂正正走进车厢,于是宁愿走不成,也不做“趴着的人”。
  在广州,我接触过相当多的民工。民工群体有相当部分的人已经有意识地向白领或市民的目标前进。这种“阶层的跃进”谈何容易。我甚至见到不少经济上富足起来的一些民工朋友,即使西装革履,进天河城或绿茵阁也是怯生生的。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两套生活、工作、语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还没见到。
  但民工们的这一变化实在是个信号,不管它会在这一代实现还是“三代换血”。我隐约感觉到这是问题所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且不甘于此。
  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传统的田园时代已经过去,甚或田园本身已经消失。在不少农村,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风景点、黄金地段、矿脉等)被资本拥有者占有,而有限的农田,其现实是大量抛荒,因为若把劳力折成价格,种粮等于亏本……
  由此可见,21世纪的民工潮是这样流动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实际上背后已无退路。这亦说明,21世纪的中国潜在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
  (摄影:颜长江谢建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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