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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演论》是严复的代表译作。严复在翻译时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大幅度改译，同时翻译文体也选择了文言文。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针对《天演论》当中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天演论 语言哲学 变译 诗性
《天演论》是近代中国的一本救亡图存的呐喊之作，对于其的解读不胜枚举。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对该进行解读。对文本的理解是读者对创作者体验的再体验的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完全是区别性的实体，它的意义产生于符号系统内部的关系中，即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所以翻译不是语言单位之间简单的信息转换，而是语言单位在其整体中的关系而形成的深层结构的对称。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严复深谙文化意义必须通过语言深层结构去再制造。
一、从语言哲学看《天演论》当中的变译
语言哲学中对于“指称论”的经典反驳之句便是：“我可以口袋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意义从来不是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语言本质在于人的知识系统与表达系统关系之中，即语言是人类对世界的“切分与轮廓”。
严复精通于翻译当中概念的会通，即概念的融洽与翻译。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概念命名是建立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的逻辑性就来自于生活的逻辑性，而这种生活的逻辑性来自与文化的逻辑性。如：“若远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三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洪荒、三古、民族性，这种“切分与轮廓”可以认为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
严复认为的“天演”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天命演化的态度。西方是基督教文化，是没有“天命的”，这里天命容易产生歧义，大体指耶和华；而在天道中华文明中，特别儒家所有思想都是围绕天命展开的，比如“五十而知天命”。而严复对于绝对真理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里的“神”，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而西方是基督文明，一切围绕上帝展开。这里的赫胥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也就是说即使上帝即使存在，人类的知识也无法感知，这里总有一个“神”及绝对真理的存在。而这种绝对真理所带来的排他性正是严复在翻译中所要过滤的，因为他深知这种排他性只会带来各种“神”的冲突。而中华文明早就认识到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在翻译中使用了“天”这个模糊的概念代替西方的逻各斯主义。
二、从语言哲学看《天演论》当中的诗性
文学艺术的核心离不开诗，也是思想的本质属性。虽然二者在特征上有所不同，但就本质上说则是一致的。从二者的同一性来说，诗性最能体现出语言哲学的特征。而诗性可以在翻译中失去，也可以在翻译中增加。
为了使《天演论》的译文能与史家经典《史记》相提并论，严复在用词上面非常强调回归汉以前的文体，就是使译文“汉”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描述相同的内容在选词上面稍微有所不同就使译文风格改变，有一句话叫做“诗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失去的东西”，而严复反其道而行之，他想强调的是“诗也可以是在翻译的时候增加的东西”。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的哲学便是一门孤独哲学。无论是儒家的“内省不疚”、佛教的“禅定静虑”、还是老庄的“无为虚静”都要求主体处于孤独的心境中，这一点反映到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性便注定了“独”是一种意向性思维，注重情感、感觉的综合。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思维方式笼统地概括为“诗性思维”：即以主体体验为特征的意向性思维，或者说是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向思维，这种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诗性。
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这句话来看，一方面叔本华在其《人生的智慧》写到：“独处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严复作为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一个“独”字道出了当时严复的真实处境和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他的一种诗性思维：增添一字“独”，反映出当时个体与社会的脱离，严复以一种近似乎一种超前的思维成为时代思想上的独行者，当时时代的主题便是救亡图存。
同时，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文言文文体。文言文当中含有大量的助词和虚词，这也是文言文鲜明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人们在阅读文章时的断句以及揣摩作者的情感基本上是靠着助词和虚词来实现的，这就赋予了助词和虚词的结构意义，它们的成对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如“物竞者，物争自存也”；此句中“者”与“也”的选词就是翻译中增加诗性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虚词助詞增加诗性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按照现代的新批评主义理论：一首诗实际意味着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意义不过是扔给读者以分散注意力的肉包子；与此同时，诗却以更为具体和更加无意识的方式悄然影响读者。而这种无意识的存在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提出的语言背后的深层次结构，这种结构是一个民族数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要想了解这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字。那么，汉文化的结构在哪呢？就在上面所说的实词和虚词的选词上面。换言之，某几个汉字成体系地出现就是一种“诗”性的显现表达。严复在翻译时深知汉文化意义的重构与建立，后来才被吴汝纶称赞“高文雄笔”。
三、结语
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单单从文学分析层面出发，翻译不仅是一项文字工作，更是一项对于思想进行诠释的工作。《天演论》作为近代史上的思想巨著，文字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是其所包含的追求进步的思想。语言学发源于哲学，语言的分析离不开哲学，治学的目的在于学贯中西，这也是笔者一直所推崇的。
参考文献：
[1]严复.天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介绍：崔捷（1991-），男，汉族，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关键词】天演论 语言哲学 变译 诗性
《天演论》是近代中国的一本救亡图存的呐喊之作，对于其的解读不胜枚举。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对该进行解读。对文本的理解是读者对创作者体验的再体验的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符号完全是区别性的实体，它的意义产生于符号系统内部的关系中，即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所以翻译不是语言单位之间简单的信息转换，而是语言单位在其整体中的关系而形成的深层结构的对称。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严复深谙文化意义必须通过语言深层结构去再制造。
一、从语言哲学看《天演论》当中的变译
语言哲学中对于“指称论”的经典反驳之句便是：“我可以口袋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意义从来不是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语言本质在于人的知识系统与表达系统关系之中，即语言是人类对世界的“切分与轮廓”。
严复精通于翻译当中概念的会通，即概念的融洽与翻译。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概念命名是建立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的逻辑性就来自于生活的逻辑性，而这种生活的逻辑性来自与文化的逻辑性。如：“若远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三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洪荒、三古、民族性，这种“切分与轮廓”可以认为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
严复认为的“天演”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天命演化的态度。西方是基督教文化，是没有“天命的”，这里天命容易产生歧义，大体指耶和华；而在天道中华文明中，特别儒家所有思想都是围绕天命展开的，比如“五十而知天命”。而严复对于绝对真理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神”的态度。这里的“神”，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而西方是基督文明，一切围绕上帝展开。这里的赫胥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也就是说即使上帝即使存在，人类的知识也无法感知，这里总有一个“神”及绝对真理的存在。而这种绝对真理所带来的排他性正是严复在翻译中所要过滤的，因为他深知这种排他性只会带来各种“神”的冲突。而中华文明早就认识到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在翻译中使用了“天”这个模糊的概念代替西方的逻各斯主义。
二、从语言哲学看《天演论》当中的诗性
文学艺术的核心离不开诗，也是思想的本质属性。虽然二者在特征上有所不同，但就本质上说则是一致的。从二者的同一性来说，诗性最能体现出语言哲学的特征。而诗性可以在翻译中失去，也可以在翻译中增加。
为了使《天演论》的译文能与史家经典《史记》相提并论，严复在用词上面非常强调回归汉以前的文体，就是使译文“汉”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描述相同的内容在选词上面稍微有所不同就使译文风格改变，有一句话叫做“诗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失去的东西”，而严复反其道而行之，他想强调的是“诗也可以是在翻译的时候增加的东西”。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的哲学便是一门孤独哲学。无论是儒家的“内省不疚”、佛教的“禅定静虑”、还是老庄的“无为虚静”都要求主体处于孤独的心境中，这一点反映到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性便注定了“独”是一种意向性思维，注重情感、感觉的综合。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思维方式笼统地概括为“诗性思维”：即以主体体验为特征的意向性思维，或者说是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向思维，这种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诗性。
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这句话来看，一方面叔本华在其《人生的智慧》写到：“独处是精神卓越之士的注定命运”，严复作为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一个“独”字道出了当时严复的真实处境和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他的一种诗性思维：增添一字“独”，反映出当时个体与社会的脱离，严复以一种近似乎一种超前的思维成为时代思想上的独行者，当时时代的主题便是救亡图存。
同时，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文言文文体。文言文当中含有大量的助词和虚词，这也是文言文鲜明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人们在阅读文章时的断句以及揣摩作者的情感基本上是靠着助词和虚词来实现的，这就赋予了助词和虚词的结构意义，它们的成对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如“物竞者，物争自存也”；此句中“者”与“也”的选词就是翻译中增加诗性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虚词助詞增加诗性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按照现代的新批评主义理论：一首诗实际意味着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意义不过是扔给读者以分散注意力的肉包子；与此同时，诗却以更为具体和更加无意识的方式悄然影响读者。而这种无意识的存在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提出的语言背后的深层次结构，这种结构是一个民族数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要想了解这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字。那么，汉文化的结构在哪呢？就在上面所说的实词和虚词的选词上面。换言之，某几个汉字成体系地出现就是一种“诗”性的显现表达。严复在翻译时深知汉文化意义的重构与建立，后来才被吴汝纶称赞“高文雄笔”。
三、结语
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应单单从文学分析层面出发，翻译不仅是一项文字工作，更是一项对于思想进行诠释的工作。《天演论》作为近代史上的思想巨著，文字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是其所包含的追求进步的思想。语言学发源于哲学，语言的分析离不开哲学，治学的目的在于学贯中西，这也是笔者一直所推崇的。
参考文献：
[1]严复.天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介绍：崔捷（1991-），男，汉族，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