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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套机制，把握长远发展方向
你辛苦打拼，创建了规模宏大的企业，但你现在年纪大了，总有一天要把一手创建的帝国交给下一代。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如何打破这个诅咒，延续企业的生命力，使你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我们不妨从李光耀的治国之道吸取一点经验。
新加坡乃弹丸之地，人口不过400万。但这个城市小国却在东南亚举足轻重。新加坡建国不到半个世纪，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迅速发展到东南亚最富有、经济增长最快的东盟领导者，离不开李光耀的卓越领导。
李光耀是东盟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国家领导人。他不仅是新加坡的建国之父，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导者。他引导新加坡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名垂新加坡史册；他的气魄和才干，更为世人称 赞。
现在李光耀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建立了一套政治机制，自己做新加坡内阁资政，把握新加坡长远发展方向，扮演政府的“远程雷达”角色。如果把新加坡看作一个大型企业，李光耀的这一套治国战略俨然是企业半退休的董事长做“甩手”掌柜的楷模。
任用年轻人
李光耀确信未来10年新加坡会稳健发展，至于是否能在未来10〜15年取得好政绩，则取决于能否引进较年轻的决策者——熟知政府的运作、以廉洁为本、强调政绩，并以民众的利益为决策依归，而非以私利为出发点。
新加坡政府的很多部长都相当年轻，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大多从英国和美国的名校毕业，有理想、有朝气。这样一支官员队伍熟悉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新加坡依靠贸易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谙熟英语和西方商业文化的政府对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跨国公司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李光耀的做法类似于现在很多企业家把小孩送到国外名校接受教育，学成后回国加入企业。当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时，也当大胆启用年轻的海归人士。这些职业经理人有在国外跨国公司任职的经验，熟知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西方国家的商业规则和政府监管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比如吉利沃尔沃项目的运作，就基本上由在国外有工作经验的海归团队负责。
远程雷达
李光耀已经不再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但在启用年轻人的同时，自己扮演政府的“远程雷达”角色。所有顶尖的执行人员都知道他们是直接同年轻的政府部长接触，决策也由部长们决定。李光耀的工作是发挥远程雷达的功能，寻找发展的机会和捕捉可能对新加坡构成威胁的事情。
这听起来有“垂帘听政”的味道，但区别在于李光耀很少事必躬亲，只把握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大方向，具体的政府日常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他早已成“甩手”掌柜，留给年轻人处理。扮演“远程雷达”的角色，不仅仅是把握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还需要时常督促、监督政府官员，调节部门之间的纷争，创造公平、和谐的政务环境。
同样作为董事长也需要发挥“远程雷达”的作用，把日常事务留给管理层，自己注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把精力放在开拓新业务、并购新企业上面，同时平衡企业各部门的利益，督察各部门的负责人，营造企业内部安定团结的环境。
效率工资制
李光耀主张高薪养廉，就是政府支付部长一定薪金，让他们靠这份薪水打点自己的一切。部长虽然薪金不高，但有许多额外津贴和优惠，就连一些最低薪的部长，他们的妻子都穿得珠光宝气，住的是豪宅。
高薪养廉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效率工资的理论。效率工资是指企业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工资，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故称之为效率工资。实际生活中，效率工资早就存在，20世纪初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给工人支付高工资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将效率工资制度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上世纪80年代，效率工资理论迅速发展。关于效率工资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怠工模型”（Shirking Model），其基本观点是，厂商的监督能力有限，从而被迫向工人提供一种激励，促使工人努力工作。效率工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今西方国家的工资决定机制，正受到西方学术界乃至实际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运用。
李光耀的高薪养廉政策可以看作是把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怠工模型”延伸到制止贪污腐败现象。假设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贪婪的，在政府和官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防止官员腐败就必须提供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薪水，让官员知道一旦腐败行为被查，丢了工作，就再也没有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薪水了。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严厉惩处，彻底断了腐败官员的一切生存后路，这样官员自然就不敢贪污腐败了。
薪水不高，必定鼓励政府官员在权力上寻租，这就必定产生一系列腐败行为。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似乎要朝着高薪养廉的方向发展。
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讲，高薪养廉意味着给经理层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辅以期权奖励机制。中国有些企业的高级经理人通过把供应商的机会给亲戚朋友，通过高价进货转移企业利润，这也是对企业股东不负责、不道德的行为。除了高薪养廉，企业董事长还需要加强雷达监控的功能，杜绝腐败行为。
李光耀的这套政权过渡机制目前来看相当行之有效。他自信地说，确信在现有领导团队的掌舵下，未来10年新加坡会稳健发展。李光耀边治国、边退休之道，对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交接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中国企业历史不长，但这短短的三十年却不乏知名大型企业轰然倒下的例子。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心血打造成百年老店？这需要一套合理、有效的经营权力过渡和交接的机制，李光耀的 “远程雷达”管理哲学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辛苦打拼，创建了规模宏大的企业，但你现在年纪大了，总有一天要把一手创建的帝国交给下一代。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如何打破这个诅咒，延续企业的生命力，使你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我们不妨从李光耀的治国之道吸取一点经验。
新加坡乃弹丸之地，人口不过400万。但这个城市小国却在东南亚举足轻重。新加坡建国不到半个世纪，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迅速发展到东南亚最富有、经济增长最快的东盟领导者，离不开李光耀的卓越领导。
李光耀是东盟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国家领导人。他不仅是新加坡的建国之父，也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导者。他引导新加坡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名垂新加坡史册；他的气魄和才干，更为世人称 赞。
现在李光耀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建立了一套政治机制，自己做新加坡内阁资政，把握新加坡长远发展方向，扮演政府的“远程雷达”角色。如果把新加坡看作一个大型企业，李光耀的这一套治国战略俨然是企业半退休的董事长做“甩手”掌柜的楷模。
任用年轻人
李光耀确信未来10年新加坡会稳健发展，至于是否能在未来10〜15年取得好政绩，则取决于能否引进较年轻的决策者——熟知政府的运作、以廉洁为本、强调政绩，并以民众的利益为决策依归，而非以私利为出发点。
新加坡政府的很多部长都相当年轻，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大多从英国和美国的名校毕业，有理想、有朝气。这样一支官员队伍熟悉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新加坡依靠贸易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来发展经济。谙熟英语和西方商业文化的政府对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跨国公司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李光耀的做法类似于现在很多企业家把小孩送到国外名校接受教育，学成后回国加入企业。当中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时，也当大胆启用年轻的海归人士。这些职业经理人有在国外跨国公司任职的经验，熟知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西方国家的商业规则和政府监管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比如吉利沃尔沃项目的运作，就基本上由在国外有工作经验的海归团队负责。
远程雷达
李光耀已经不再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但在启用年轻人的同时，自己扮演政府的“远程雷达”角色。所有顶尖的执行人员都知道他们是直接同年轻的政府部长接触，决策也由部长们决定。李光耀的工作是发挥远程雷达的功能，寻找发展的机会和捕捉可能对新加坡构成威胁的事情。
这听起来有“垂帘听政”的味道，但区别在于李光耀很少事必躬亲，只把握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大方向，具体的政府日常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他早已成“甩手”掌柜，留给年轻人处理。扮演“远程雷达”的角色，不仅仅是把握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还需要时常督促、监督政府官员，调节部门之间的纷争，创造公平、和谐的政务环境。
同样作为董事长也需要发挥“远程雷达”的作用，把日常事务留给管理层，自己注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把精力放在开拓新业务、并购新企业上面，同时平衡企业各部门的利益，督察各部门的负责人，营造企业内部安定团结的环境。
效率工资制
李光耀主张高薪养廉，就是政府支付部长一定薪金，让他们靠这份薪水打点自己的一切。部长虽然薪金不高，但有许多额外津贴和优惠，就连一些最低薪的部长，他们的妻子都穿得珠光宝气，住的是豪宅。
高薪养廉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效率工资的理论。效率工资是指企业支付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工资，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劳动效率，故称之为效率工资。实际生活中，效率工资早就存在，20世纪初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给工人支付高工资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将效率工资制度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上世纪80年代，效率工资理论迅速发展。关于效率工资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怠工模型”（Shirking Model），其基本观点是，厂商的监督能力有限，从而被迫向工人提供一种激励，促使工人努力工作。效率工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今西方国家的工资决定机制，正受到西方学术界乃至实际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运用。
李光耀的高薪养廉政策可以看作是把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怠工模型”延伸到制止贪污腐败现象。假设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贪婪的，在政府和官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防止官员腐败就必须提供比市场平均水平高的薪水，让官员知道一旦腐败行为被查，丢了工作，就再也没有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薪水了。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严厉惩处，彻底断了腐败官员的一切生存后路，这样官员自然就不敢贪污腐败了。
薪水不高，必定鼓励政府官员在权力上寻租，这就必定产生一系列腐败行为。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似乎要朝着高薪养廉的方向发展。
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讲，高薪养廉意味着给经理层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辅以期权奖励机制。中国有些企业的高级经理人通过把供应商的机会给亲戚朋友，通过高价进货转移企业利润，这也是对企业股东不负责、不道德的行为。除了高薪养廉，企业董事长还需要加强雷达监控的功能，杜绝腐败行为。
李光耀的这套政权过渡机制目前来看相当行之有效。他自信地说，确信在现有领导团队的掌舵下，未来10年新加坡会稳健发展。李光耀边治国、边退休之道，对中国老一代企业家的交接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中国企业历史不长，但这短短的三十年却不乏知名大型企业轰然倒下的例子。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心血打造成百年老店？这需要一套合理、有效的经营权力过渡和交接的机制，李光耀的 “远程雷达”管理哲学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