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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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市宾馆八号楼现在是办案重地,近期内不断有本市官员和企业主被通知到这里接受问讯。有幸到此一游者无不与 “1022”案有所牵扯,前市政协副主席简增国也不例外,但是他表现得格外镇定。
  “1022”是日期,那一天有一位高层领导在一封举报信上作了段措辞严厉的批示,一起腐败大案进入办理。目前案件主角,本市市委副书记蓝伟立已被“两规”,省纪委洪主任等一组人员奉命来到本市调查取证。
  洪主任说希望老领导能配合他们工作,简增国表示十分乐意。被问起与蓝伟立的私人来往,比如金钱方面,简增国毫不含糊表示没有。
  本次讯问就此结束。洪主任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紧追不放,显然他们手中有了某个线索或者疑问,但是还处于了解摸底范围。
  简增国回到家给儿子简哲挂电话,说是老妈想他,让他周末回家。简哲表示昨天打过电话给妈妈,正在忙乡镇征地拆迁的事儿,回不去。简哲与母亲林老师关系良好,却与父亲说不到一块去。
  简增国决定另辟蹊径,他给邵海洋家打了个电话。
  邵海洋跟简家关系特殊,他曾是林淑惠的学生,大学毕业分到县农业推广站做小技术员。周末林老师常去给县长简增国洗衣服,邵海洋就去拜见老师,一来二去被简增国看上了,调到身边当了秘书,悉心栽培,眼下轮到他当了县长。
  简哲就在邵海洋手下当乡长。邵县长对简哲一向特别关照,主要体现在施加各种压力,包括调派简哲到困难乡镇任职,处理比较棘手的工作任务,这是按照简增国的要求。
  简增国让邵海洋帮忙把简哲叫回家,这件事对邵海洋很简单。当着简增国的面,邵海洋打电话让简哲送一份乡里在建工业园区周边环境的介绍,说是到北京跑项目用。
  邵海洋起身告辞,离开前握住简增国的手,感谢他当年提醒自己与蓝伟立保持距离,还说到蓝伟立进去后就垮了,每天的口供十几张纸,有一个蓝名单。
  简哲赶到邵县长家送材料。邵海洋不动声色收下材料,让他给林老师捎一袋子土产,并表示已打过电话告知她了。
  简哲只好回家,简增国问他和蓝伟立有无私人往来,简哲表示没有。
  二
  简增国有个“师长”的雅号,源自他会剃头。他起自基层,在多个职位上历练,积累了大量经验,世界上似乎没有他对付不了的难题。
  但是简增国与儿子简哲却不对路,简哲12岁时就要求独立,并着重列举了三项:日后他读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找什么老婆,这三件是他自己的事情,父母不要管。日后竟一一应验。
  简哲高考填志愿时,简增国建议报考政治或经济类专业,日后从政。他却选择了法律。
  在省城一所大学毕业后,简哲面临工作问题。简增国依然考虑让儿子从政,最便捷的办法是当选调生回本市。简哲再次拒绝,要留在省城当律师。
  第三件事最伤感情,儿子找的媳妇是高中同学王小娟。
  王小娟的父亲叫王明元,当年旧城拆迁涉及王家居住的农械厂宿舍,住户对补偿标准不满,相继到县政府、市政府上访,王明元是三个为首者之一。
  当时简增国是相关项目的总指挥,负责解决该难题。
  项目举行开工典礼当天,王明元等几人铤而走险,躺在挖掘机下阻碍施工,被送到附近派出所暂扣。不料王明元在派出所突然倒地死亡。事后法医鉴定,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病发而猝死。王家人不接受,怀疑王是被警察殴打致死,并将矛头对准县长简增国,在他的办公室外哭天喊地,要“拿命还命”,闹得沸沸扬扬。简增国不动声色,拖以待变,事件时起时伏闹了一年多,终于渐渐平息。
  拥有这样的往事,简增国禁止儿子与王小娟交往实不奇怪,他发了狠话,娶她就不要回家了。
  三
  第二次见面,洪主任依然保持客气。他没有兜圈子,开门见山的表示,根据掌握的情况,简增国给蓝伟立送过十万元。
  简增国断然否认。
  传闻说蓝伟立当年有职有权,一些人为了个人升迁,投其所好,以钱开路,此刻这些钱都被交代到“蓝名单”里。
  洪主任表示1022是个大案,上级领导非常关注。“蓝名单“人员涉嫌买官卖官,性质严重,但毕竟是送钱一方,区别处理,表现好的可以从轻。
  按照办案要求,洪主任他们将“蓝名单“人员一一叫来核对,涉嫌送钱者必须交出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情况,承认所犯错误,反省自己的行为。
  涉案人员给蓝伟立送的钱,在本案中都被列为赃款,必须追缴。一方面蓝伟立的非法所得将被全部没收,另一方面送贿官员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承认事实之后必须缴出相应款项。
  简增国表示确实没送过那笔钱,尽管十万数额并不大,他从多年积蓄中拿出十万上缴目前也没有天大的困难,不是他小气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是他不知道后果严重,问题是没有就是没有。
  洪主任表示既然这样,简主席要写一个书面说明给我们,可以容他回忆清楚再写,明天上午交来。
  简增国回到家中,妻子告诉他儿子打电话来问他去哪儿了。林淑惠觉得异常,简哲几乎从不主动询问父亲的事。
  邵海洋打来电话,请简增国去市会议中心的会场看看布展情况,他一边介绍展览,一边压低嗓音向简增国报告情况。邵海洋表示“他”交代一定要把握好,哪怕暂时受点委屈。
  “他”是省里身居高位的一位领导,跟简增国有渊源,彼此熟悉,可以了解很多情况,可能的话也会提供帮助。
  前些时候,简增国第一次被请去问询,自知遇上麻烦了,特地与“他”通过一次电话。由于事涉案件,比较敏感,不能牵累上级,简增国打过电话后就不再联络,转而交代邵海洋帮助沟通。
  据邵海洋在省里了解,北京的高层领导和省主要领导对1022案件和连带出来的“蓝名单”非常重视,办案部门抓得很紧。目前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已供认不讳,坚决否认者简增国不能不引起上级注意。该案已经不是省里那位“他”可以影响控制的,因此“他”很担心简增国。“他”告诉邵海洋,简增国目前退一步为好,承认下来不会成为大问题,一味坚持则肯定后果严重。   当晚,简增国找出几张稿纸,在家里写“反省书”。没写几行,儿子简哲打到他的手机上,询问他怎么样。简增国告诉儿子,眼下老爸一切安好,无须操心。跟儿子通完电话,简增国把桌上写了几行的“反省书”一撕了之。
  隔天上午他如约交上所写的一份材料。不是“反省书”,是“书面说明”。
  四
  当年简哲执意与王小娟结婚,简增国发狠,让简哲从此不要回家。小夫妻婚后分居两地,简哲在省城当律师,王小娟在乡下中学教书。
  那段时间里简增国自己遇到情况,工作岗位接连变动。先是简增国如愿接任县委书记。不料书记位子还没坐热,他又突然被调整到市政府当秘书长。
  有一天晚上林老师突然冒出一句,简哲生了个儿子。
  简增国悄悄打听情况,亲家母原本也坚决反对,女儿生孩子后改变了立场。她把王小娟接回家中住,帮助照料婴儿,简哲从省城回来也住在王小娟的家中。
  说来是造化弄人,王家的住房是简增国亲自安排的。当年王明元猝死于派出所,王家人告状不断,成为老上访户,简增国软硬兼施,拖以待变。
  直到王家遗孀心力交瘁,情况有了变化。当时信访局提出大套小套两个方案,小套是两室一厅,按照王家原有的补偿标准也够了,大套的话,工作更容易做通。简增国一听只剩母女两口,即拍板决定按小套的方案解决,免得让老上访户产生错觉,撑大胃口。
  有一天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邵海洋向简增国报告,简哲报考了山区乡一个副乡长。
  几天后,工作人员审阅材料时对简哲表示遗憾,解释说这个职位想招一名科技副乡长,需要科技教育背景的年轻干部,设置条件时的表述是“农业、其他科技类以及相关专业”。简哲专业不符。
  简哲不认同,他说公告只标明是“副乡长”,并没有特指“科技副乡长”。公告面对全社会,必须以此为准,内部考虑不能取代。该职位考生条件虽然强调了科技类,但是也有“相关专业”提法。
  简哲拿起手机,直接拨通了邵海洋。他直截了当地询问是不是他爸的意思,邵海洋承认了。他告诉简哲,简增国不赞成他考这个职位,他认为基层情况很复杂很实际,简哲不合适,干不了。
  简哲称自己决心已定,他的事情不需要父亲插手。他设法回来,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妻儿,更重要的是想改变当前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想从基层做起。
  邵海洋按照相关程序开会研究,最终认定简哲的申诉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意报考。结果简哲考上了。
  一个双休日,简哲带着妻儿上门,简增国没跟儿子和媳妇说话,但出门前抱了抱孙子。简哲就这样再次进入家门。
  一年后市里换届,简增国成为新一届市政协副主席。
  简哲考上副乡长后,外边有人议论是简增国利用职权和影响把儿子弄上去。简哲听了非常不服,因为事实刚好相反。出于天生的相像性格,以及往事种种,作为儿子他即使不与父亲对着干,也一直保持着距离。直到“蓝名单”出现。
  五
  简哲往家打电话的频率陡增,显然他感觉不安。简增国不希望儿子回家趟浑水,因为此刻老爸麻烦大了。
  简哲却当晚就从乡下跑了回来,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引火烧身,如果情况属实,应当承认。简增国没有一丝含糊,硬是把儿子赶出家门,不许回来,也不要打电话,因为不需要。
  简增国退休数年,已经安全降落。一份“蓝名单”把他牵涉到案子里。
  “蓝名单”一案不是一起普通案件,其牵扯官员之多累计数额之大触目惊心,受到高层关注。简增国成为抗拒交代的出头鸟,办案部门不太可能轻易放过。
  特别是在邵海洋传达省里那位“他”的意见之后,改变态度的必要与紧迫已经无可置疑,这时候无论如何应当先把事情认下来,把悔过书与涉案款项缴交出去,那样的话,退休干部简增国的涉案将到此为止。如果他拒不坦白,则必定引发彻底调查,那时翻出来的可能就不只是十万元的问题。
  但是他选择继续抗拒。
  他把表明本人无辜的说明书交给洪主任后,情况突变,洪主任一组人员奉命扩展调查范围,从调查“蓝名单”转而深入到调查简增国。
  那一天简增国第三次到宾馆八号楼接受问询。洪主任向简增国核实三件事,都是简增国在县里工作时的陈年旧事。第一件是县城农贸市场的改造,包给承建商曹成会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件是当年简增国的母亲过世,治丧怎么安排?第三件却是王明元,王与简为亲家,当年王家住宅是怎么给的?
  当年这三件事都有些具体情况。
  县农贸市场年久失修,急需改造,但是县财政困难。简增国找来开发商,让他们投钱,帮助政府把市场盖起来,把道路修起来,改造过程中用地富余出来了,给开发商建房子卖钱,这是双赢。
  母亲治丧那件事比较特殊,母亲随务农的大哥一家生活,突然中风过世时,县里刚好在进行中层班子考核调整,听说县长的老娘死了,县里跑去吊唁的人特别多。
  洪主任还想拉简增国一把。追查的三件陈年旧事都不是必要的,无论已经掌握了什么,此刻还可以挂起来不问,只要简增国认下“蓝名单”。所谓“两害权其轻”,如果继续顽抗,所查三件事里则肯定潜藏着巨大危险。
  简增国没有回头。
  六
  当年简增国县长拍板,把县农贸市场改造交给了开发商曹成会。曹成会给简增国送钱被拒绝,他只好说以后简县长有什么需要,给他一句话。
  后来,简增国让他帮忙到开明货栈去结过两笔小账,说是县财政不好处理,要他帮忙。曹成会立马去结了,一笔六万,一笔八万,都是高档烟酒和补品,毫无疑问都是送礼公关的东西。曹成会二话没说结清账目,只是他留下了票据,几年后交给了专案调查人员。
  第二件事是母亲治丧。母亲病故,简增国中断访美日程,赶回奔丧。此前县里众多下属官员已经纷纷到简氏老宅表达过哀悼,并留下若干慰问金,多装在信封里并写有名字。
  简增国的大哥收下这些钱,在简增国归来后如数交给他,兄弟俩清点款项,实收十五万余元。丧事办完之后,简增国烧掉那些信封,现款则全数留给大哥盖房子。那一年县里中层班子考核调整,动了百余干部,有的提拔,有的交流到更好位子,这其中不少人曾经给简母奔丧并留下信封。若干年后专案人员多方取证,认为这些钱不是一般礼金,具有买官卖官性质。   办案人员还追查了简增国亲家的住房问题,如果定为简增国利用权力假公济私,那么其案值将增加数十万元。考虑到简王两家情况的复杂性,简增国批准给王家的住宅被专案人员放过,没有计入简增国腐败案。
  简增国对个人腐败事项承认相当爽快,曹的两笔账,留给大哥的一堆现款,有多少认多少。奇怪的是他对并不具备真正杀伤力的“蓝名单”却始终否认,决不改口。
  事实上该款项难以抵赖。
  根据蓝伟立交代,二人本无私交,工作关系尚可。蓝伟立上层关系很硬,属于“空降兵”,下派到市政府当秘书长,但是他不感兴趣,因为他最缺基层主官的履历。当时几个县委书记里,简增国年龄偏大,蓝伟立通过上层运作,跟他做了轮换,非简增国所愿,但他清楚蓝伟立的背景,并无二话。
  蓝伟立任县委书记时,送初中毕业的儿子到美国读高中,一天简增国到他的房间聊天,感叹自己儿子起点不够,在县里读高中,很羡慕小留学生,临走留了个装了十万元的文件袋,说是留给小留学生的周转金。
  但是简增国对此死不承认,办案方没有更多旁证,无法强行定案。这笔款项最终挂了起来,没有出现在他的处理材料里,简增国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主要犯罪事实是任县长期间通过农贸市场改造和母亲治丧获取的非法所得。
  简哲在第一时间来到监狱见父亲,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年简增国故意让邵海洋设置障碍阻止他报考,原因是他知道儿子的性格,不压不争,来个激将法,儿子会越努力。
  简哲参加公考,顺利通过笔试面试,进入考核阶段,邵海洋匆匆向简增国报告了一个新情况,蓝伟立突然掉回头,追查简哲的报考情况,说有人反映他资格有问题。蓝伟立是县委书记,其施政特点为大小权力一把抓,他有权否决。
  邵海洋分析与另一位考生相关,该考生与简哲报考同一职位,目前名列第二,据了解其父亲是私人矿主,很有钱。
  几天后市里开会,简增国拿着一个文件袋到宾馆房间里拜访蓝伟立,蓝伟立高抬贵手,没再追究简哲的报考资格。
  若干年后,简增国被蓝伟立招供进入了“蓝名单”。该名单看似只与简增国相关,其实后头牵扯简哲。如果简增国承认下来,当年的“周转金”将被视为为简哲铺路买官,这将成为简哲一大污点,甚至毁掉他的前途,这是简增国无法承受的。
  因此简增国死活不进“蓝名单”。他的出事短期内对儿子会有影响,长远看可能反会让儿子在当地收获或明或暗的同情,有利于发展。
  简增国不会说出这些隐情,简哲不需要知道,至少在眼下。但是显然简哲猜到了什么,简增国注意到他眼里的泪光。
  (原载于《北京文学》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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