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两人萌发了共同创办《顶点》的愿望。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相聚，然而这次相聚也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也成了终刊号。
　　1949年3月，戴望舒回到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终于得以赓续前缘。
　　然而，不到一年，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