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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这一迅速崛起的艺术形式在画面生动与效率值等方面特质，在文化传播中有向传统书写迎头赶上的趋势，文学与电影在直接服务于迅速发展的经济中相辅相成，那么将问题缩小化：文学经典与电影经典的关系又是如何？能否通过改编将二者重新相联？这既与文学本身是否有利于改编有关，也与改编者的独创性与想象力相关。
【关键词】：文学经典;改编;电影经典
关于文学经典是否可以改变成电影经典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要明确“经典”的含义。根据百度百科的释义，“经典”即是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社会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概括一点说，经典具有普世性、永恒性、超越性等特点。
其次，应该明确，因为文学与电影具有不同的审美机制，所以划分文学经典与电影经典的标准又是不同的。文学和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的叙事和艺术化处理可以丰富多变：从里描述到外，从外写到里;而且在篇幅上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但电影就不同：电影不可能出现过多个人化的东西，比如心理描写，这些只有通过精巧的画面和精确的动作展现给观众，从表现方式上看，电影是要比文学少的;同时电影必须将故事集中在最多3个半小时以内，总时长线的编排上还需要考虑故事发展的节奏问题。
文学有着区别于其他故事载体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它的原材料是语言，而不是影像，仿佛是对离群独处的读者喁喁私语，这种感染力不同于影片对于漆黑放映厅中的一群观众产生的感染力。审美结构的差异，要求改编时的编导具有更丰富的独创性和想象力。
当然改编的情况不同也影响了改编的效果，一部分仅是借鉴原著的人物与惊险情节，原著的整场线索已不必考虑，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历经二十余载才被搬上荧幕，之前被冠以“最难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之称号，体现在多种维度上：从叙事看这部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史跨越两个家族几代人，横亘几经变换的社会政治环境，人物众多，线索复杂，每个人都是可悲的灵魂，由于时间限制，电影不可能详尽展现形形色色人物个性。小说并不符合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然陈忠实选择站在更宏阔的立场思考民族国家的苦痛和人性与宗法的背反，这种深刻的历史内涵是电影无论如何都难以传达。王全安版的电影《白鹿原》改编得精巧让人称快，虽领悟到了原小说的精髓但失掉了余味： 220分钟的完整版经过了广电总局的多次审查与限制修改，出现在观众眼前的154分钟的国内公映版，却是让很多观众都表现出语焉不详的疑惑，少了很多细节、呼应与留白，以田小娥为核心串联故事情节技巧妙而意不切，因而主权话语的压制也是电影不能完整表达意愿的原因;另一部分改编则把原著当做非常详细的故事梗概，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半生缘》，此类小说情感浓烈或悲凉，在特置环境下展现小人物的喜忧历路仿佛是为电影而设，不再赘述。
但不论改编之作多么不符原意，都不会使著作在了解和欣赏它的少数读者心中受到损害，而对于不了解原著的人，无非有两种可能：他们看过影片就觉得满足了，相当于读了原著，或是很想了解原著，这对文学来说更是大有裨益。比如张艺谋《归来》一上映，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就有了更多的读者，笔者也是在看了斯科西斯的同名电影《纯真年代》才阅读了伊迪丝·沃顿的《纯真年代》。
在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一书中，《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一文提到“剧本乃一剧之本，这与好莱坞电影的讲一段好故事并行不悖。”这强调了作为改编基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当然编剧的重要性就另当别论了。
小说更为先进，它能为电影提供更复杂的人物，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小说更严谨，更精巧，银幕还不习惯做到这一点。如果文学作品遇到电影产业这个庞然大物，也只能如此：电影可以磨平一切。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不尽相同的，希区柯克就说过只有二三流的文学作品才可能被改编成一部伟大的电影。电影限于时间和文本所限，面对大部头的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空间俨然有限。而且在改编大部头作品时，做的减法要多过加法。但是一些二三流的小说，留待导演们，尤其是那些天才导演们的创作空间就很多，更容易做出旷世杰作。
笔者认为，作品的文学特性愈重要和愈有决定意义，改变时就愈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也就愈需要创造天才，以便按照新的平衡重新结构作品。新旧平衡不必完全相符，但需大致相当。所以，文学经典能否改编成电影经典除了关照这个文学作品本身是否适合改编成电影（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尽管是部文学经典但却很难改编成电影）外，主要看这个著者与电影导演各自的水平是否大体相当。
好的改编应当能够形神兼备再现原著精髓。以我敬重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一向擅长描绘纽约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写实派导演）的《纯真年代》为例，他对原著的改编可谓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纯真年代》作为斯科西斯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其经典性与作为伊迪丝·沃顿获得普立策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的经典性是不一样的。
《纯真年代》作为一本文学经典，是因为它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以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而见长。是伊迪丝·沃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以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人物塑造方面，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改编的成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即创造了怎么样的电影经典性：首先，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斯科西斯花了七年时间研读原著，当他决定将它搬上银幕时又耗费两年进行前置作业，由于背景为十九世纪的上流社会，故举凡服装、佳肴、豪宅装潢、人物举止谈吐皆十分考究。
其次，斯科西斯在此片中展示了巨大的耐心，他让永不停息的摄影机安静下，而让静态的画面来讲述故事。在表面安静似水的画面下却隐藏着巨大的难以抑制的张力和节奏，上流社会的人全副武装地在公共场合用训练有素、精心打造的措辞彼此交谈，性的冲动和压抑在他们的心中翻滚汹涌，经历过这些时刻的主人公们很难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而这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精髓。影片中的人似乎总在顾影自怜，而斯科西斯就用他那看似不动实则缓慢移动的摄像机不动声色地破坏着他们的造型。摄像机移动得如此精巧以至很难察觉，静止的摄像机或许是一种观察，而移动的摄像机则就是一个观察者。影片跳动着美丽的色泽，各种颜色在其中流畅地流转。
摄影方面，配合专横的摄影师Michael Ballhaus 在《纯真年代》中的摄影超越了他以前的水平，为影片裹上了一层社会学的包装。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出那一时代，影片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下足了工夫：精美的食物、高级雪茄、精致的织物、衣服、绘画，直到适当的背景音乐。影片中的一切都是镶金镀银的，充斥着水晶、天鹅绒和象牙。维多利亚时期的房间里堆满了家具、绘画、枝形大烛台、雕塑、植物、羽毛、软垫、古玩以及穿着和这一切相匹配衣服的人们。
当然，在配乐方面，《纯真年代》也堪称经典。其原声是由配乐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制作的。为表现19世纪末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弦乐笼罩在古典乐怡人的气氛当中。此片中的配乐还荣获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原创配乐提名。
此外，Dante Ferretti的舞台设计和Gabriella Pescucci的服装设计都是无与伦比完美无缺的，更为斯科西斯《纯真年代》成为电影经典提供了可能。
总之，关于文学与电影的改编问题一直都在讨论当中，至于文学的经典性是否存在于电影中，既要看文学经典本身是否有利于改编成电影经典，主要是看电影的主创者是否有足够的独创性和想象力。
【关键词】：文学经典;改编;电影经典
关于文学经典是否可以改变成电影经典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要明确“经典”的含义。根据百度百科的释义，“经典”即是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社会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概括一点说，经典具有普世性、永恒性、超越性等特点。
其次，应该明确，因为文学与电影具有不同的审美机制，所以划分文学经典与电影经典的标准又是不同的。文学和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的叙事和艺术化处理可以丰富多变：从里描述到外，从外写到里;而且在篇幅上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但电影就不同：电影不可能出现过多个人化的东西，比如心理描写，这些只有通过精巧的画面和精确的动作展现给观众，从表现方式上看，电影是要比文学少的;同时电影必须将故事集中在最多3个半小时以内，总时长线的编排上还需要考虑故事发展的节奏问题。
文学有着区别于其他故事载体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它的原材料是语言，而不是影像，仿佛是对离群独处的读者喁喁私语，这种感染力不同于影片对于漆黑放映厅中的一群观众产生的感染力。审美结构的差异，要求改编时的编导具有更丰富的独创性和想象力。
当然改编的情况不同也影响了改编的效果，一部分仅是借鉴原著的人物与惊险情节，原著的整场线索已不必考虑，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历经二十余载才被搬上荧幕，之前被冠以“最难被改编为电影的小说”之称号，体现在多种维度上：从叙事看这部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史跨越两个家族几代人，横亘几经变换的社会政治环境，人物众多，线索复杂，每个人都是可悲的灵魂，由于时间限制，电影不可能详尽展现形形色色人物个性。小说并不符合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然陈忠实选择站在更宏阔的立场思考民族国家的苦痛和人性与宗法的背反，这种深刻的历史内涵是电影无论如何都难以传达。王全安版的电影《白鹿原》改编得精巧让人称快，虽领悟到了原小说的精髓但失掉了余味： 220分钟的完整版经过了广电总局的多次审查与限制修改，出现在观众眼前的154分钟的国内公映版，却是让很多观众都表现出语焉不详的疑惑，少了很多细节、呼应与留白，以田小娥为核心串联故事情节技巧妙而意不切，因而主权话语的压制也是电影不能完整表达意愿的原因;另一部分改编则把原著当做非常详细的故事梗概，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半生缘》，此类小说情感浓烈或悲凉，在特置环境下展现小人物的喜忧历路仿佛是为电影而设，不再赘述。
但不论改编之作多么不符原意，都不会使著作在了解和欣赏它的少数读者心中受到损害，而对于不了解原著的人，无非有两种可能：他们看过影片就觉得满足了，相当于读了原著，或是很想了解原著，这对文学来说更是大有裨益。比如张艺谋《归来》一上映，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就有了更多的读者，笔者也是在看了斯科西斯的同名电影《纯真年代》才阅读了伊迪丝·沃顿的《纯真年代》。
在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一书中，《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一文提到“剧本乃一剧之本，这与好莱坞电影的讲一段好故事并行不悖。”这强调了作为改编基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当然编剧的重要性就另当别论了。
小说更为先进，它能为电影提供更复杂的人物，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小说更严谨，更精巧，银幕还不习惯做到这一点。如果文学作品遇到电影产业这个庞然大物，也只能如此：电影可以磨平一切。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不尽相同的，希区柯克就说过只有二三流的文学作品才可能被改编成一部伟大的电影。电影限于时间和文本所限，面对大部头的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空间俨然有限。而且在改编大部头作品时，做的减法要多过加法。但是一些二三流的小说，留待导演们，尤其是那些天才导演们的创作空间就很多，更容易做出旷世杰作。
笔者认为，作品的文学特性愈重要和愈有决定意义，改变时就愈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也就愈需要创造天才，以便按照新的平衡重新结构作品。新旧平衡不必完全相符，但需大致相当。所以，文学经典能否改编成电影经典除了关照这个文学作品本身是否适合改编成电影（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尽管是部文学经典但却很难改编成电影）外，主要看这个著者与电影导演各自的水平是否大体相当。
好的改编应当能够形神兼备再现原著精髓。以我敬重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一向擅长描绘纽约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写实派导演）的《纯真年代》为例，他对原著的改编可谓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纯真年代》作为斯科西斯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其经典性与作为伊迪丝·沃顿获得普立策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的经典性是不一样的。
《纯真年代》作为一本文学经典，是因为它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以描写美国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而见长。是伊迪丝·沃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以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人物塑造方面，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改编的成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即创造了怎么样的电影经典性：首先，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斯科西斯花了七年时间研读原著，当他决定将它搬上银幕时又耗费两年进行前置作业，由于背景为十九世纪的上流社会，故举凡服装、佳肴、豪宅装潢、人物举止谈吐皆十分考究。
其次，斯科西斯在此片中展示了巨大的耐心，他让永不停息的摄影机安静下，而让静态的画面来讲述故事。在表面安静似水的画面下却隐藏着巨大的难以抑制的张力和节奏，上流社会的人全副武装地在公共场合用训练有素、精心打造的措辞彼此交谈，性的冲动和压抑在他们的心中翻滚汹涌，经历过这些时刻的主人公们很难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而这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精髓。影片中的人似乎总在顾影自怜，而斯科西斯就用他那看似不动实则缓慢移动的摄像机不动声色地破坏着他们的造型。摄像机移动得如此精巧以至很难察觉，静止的摄像机或许是一种观察，而移动的摄像机则就是一个观察者。影片跳动着美丽的色泽，各种颜色在其中流畅地流转。
摄影方面，配合专横的摄影师Michael Ballhaus 在《纯真年代》中的摄影超越了他以前的水平，为影片裹上了一层社会学的包装。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出那一时代，影片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下足了工夫：精美的食物、高级雪茄、精致的织物、衣服、绘画，直到适当的背景音乐。影片中的一切都是镶金镀银的，充斥着水晶、天鹅绒和象牙。维多利亚时期的房间里堆满了家具、绘画、枝形大烛台、雕塑、植物、羽毛、软垫、古玩以及穿着和这一切相匹配衣服的人们。
当然，在配乐方面，《纯真年代》也堪称经典。其原声是由配乐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制作的。为表现19世纪末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弦乐笼罩在古典乐怡人的气氛当中。此片中的配乐还荣获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原创配乐提名。
此外，Dante Ferretti的舞台设计和Gabriella Pescucci的服装设计都是无与伦比完美无缺的，更为斯科西斯《纯真年代》成为电影经典提供了可能。
总之，关于文学与电影的改编问题一直都在讨论当中，至于文学的经典性是否存在于电影中，既要看文学经典本身是否有利于改编成电影经典，主要是看电影的主创者是否有足够的独创性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