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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中国仍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全球化在全世界面临危机与挑战的形势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表明中国学术界非常渴望从历史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研究与思考。2018年在中国出版的全球史著作已经不再局限于运用全球史观撰写的通史，而是既有对全球史观本身进行反思的理论性著作，又有聚焦某个具体主题的全球史研究专著，还有受全球史研究方法影响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呈现出理论反思与研究深化并存的整体特点。
对全球史观进行反思的理论性著作
德国全球史领域的中生代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1966—）的两部全球史理论著作2018年颇为引人注目。《全球史导论》是一部关于“何谓全球史思维”的重要的导论性著作，涉及全球史的定义、边界、方法、对象、发展历程、引起的争议以及具体的实践者等多个重大的问题。康拉德作为一位知名的全球史研究者，对全球史研究方法持一种平和的理性态度，并没有对其一味地推崇与拔高，认为它只是众多史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只不过在处理某些特定主题和问题时比其他方法更适用而已”，有着很清醒的边界意识。[1]在他看来，全球史研究并不是要书写在空间上涵盖整个世界的历史，而是要树立一种“全球性语境”的意识，包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以全球性整合为背景的历史这三种形式。全球史研究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科学上的前沿，它不仅抛弃了内源性的解释方法，而且改变了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知识结构；其次表现为方法上的优先，摆脱了民族国家范式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束缚。康拉德还介绍了世界体系、后殖民主义研究、网络分析和多元现代性这四种在全球学术界极为热门的研究方法对全球史研究的启发与影响，表明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影响了很多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包括贸易史、海洋史、移民史、帝国史、民族史、环境史和种族史等。这些研究领域特别适合引入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能够就此产生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康拉德还特别用一章的篇幅来梳理史学界对全球史研究方法提出的种种质疑，包括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把“全球性互联”简约为与欧洲的关系，将“反欧洲中心主义”绝对化，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和网络、移动的作用，等等。作者对这些批判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它们有助于全球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改进。康拉德在全书的最后还列举了10部当代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阅读线索和示范性文本，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AbuLughod，1928—2013）的《欧洲霸权之前》、贝利（C.A. Bayly，1945—2015）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1943—）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伊里兹·马尼拉（Erez Manela）的《威尔逊时刻》、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Osterhammel，1952—）的《世界的演变》等。《全球史导论》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对全球史研究做出清晰的界定，避免其变成无所不能的“万金油”，从而有效地回应史学界对全球史研究提出的种种批判与质疑，让这种貌似宏大的研究方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去。
如果说《全球史导论》是探究全球史研究的整体状况，那么康拉德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史是什么》则是要讨论与全球史相關的一些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2]空间和时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维度，康拉德在书中重点探讨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对理解这两个维度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包括全球史在内的人文学科出现了重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重视研究对象的分布区与其他地点之间的关联，较少关注研究对象的内在变化。作者探讨了四种全球史研究对空间进行反思的策略：建构居于地方层面与全球层面之间的跨国空间，比如海洋；根据研究问题的推进跨越不同区域的“跟随”（following）范式；“网络”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将具体的研究课题放置于全球脉络之中的全球微观史研究。全球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固定的空间单位，而是根据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而转换研究的空间尺度。它对空间维度的重视，事实上也推动了历史叙述对时间维度的重组。全球史学者会延展研究中的时间跨度，用“深历史”（deephistory）与“大历史”（bighistory）的方式来提出新的历史洞见，呈现一些短时间跨度所遮蔽的事实。全球史研究对共时性（synchronicity）非常重视，关注跨越国界的事件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同步影响，实现了从传统史学的谱系模式向当代史学的共时模式的转换。当然，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要根据研究的需要来确定，尤其要根据“以何种因素作为叙事中的主要推动力与行动者”，从而由不同的时间尺度带来不同的历史解释。[2]131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在进行历史书写时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之间的张力。全球史研究所要挑战和摆脱的主要对象就是欧洲中心论，它吸收后殖民理论，强调历史书写的位置性，倡导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视角进行历史诠释。然而，对位置性的过度强调，会遮蔽在近现代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个客观现实，而且还不自觉地滑向本土主义思维，演变成其他版本的中心论，用“文明”的话语来进行历史叙述。康拉德对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持批判态度，呼吁超越文化与中心论之辩。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还探讨了全球史为谁而作及其政治意涵的重要问题。全球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目的是塑造世界公民，因此其潜在读者是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中产阶级。
《全球史是什么》并不是一部介绍全球史研究范式的概论性著作，而是触及了很多与全球史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史学理论层面对全球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随着全球史在多国史学界的蓬勃发展，对其边界和局限性进行探讨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保持活力。 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1934—）教授是国际学术界国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探讨了全球史（global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history）“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史学研究路径的兴起、发展和未来的可能性”。[3]作者本身就是这一史学潮流的重要一员，因此他的梳理和回顾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入江昭首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和跨国史成为一股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新浪潮的过程，特别是以自己所从事的美国对外关系史为例，描述了学者们对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所从事的“跨国”行为的关注，并探讨了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接着，作者分析了历史学者的研究滞后于全球化浪潮的深层原因，认为历史学者持续沿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方式，并且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导致了历史学家跟不上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这本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是对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的系统梳理，用一些具体的研究范例来说明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如何得到更新。作者的梳理涉及人类迁徙、人权、环境变迁、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对特定区域的跨国史研究、跨种族关系、人口控制、非政府行为体、战争跨国史等众多重要的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课题，展示了这一学术潮流的最新成果。全书的最后则展望了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未来，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代际研究、历史记忆、各种专业协会的跨国交流、国际旅行、残疾人、恐怖分子、文化与种族的“混杂”、星球史等。他认为这些课题的存在将使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研究浪潮继续保持生机与活力。入江昭的这本小书深入浅出，没有过多地谈论抽象的理论，而是用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大量具体的研究成果向读者呈现了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发展脉络。
在美国的学术语境之下，“世界历史”与“全球史”的含义基本相同，許多以“世界历史”为题的著作实际上探讨的是全球史的问题。肯尼斯·R.柯蒂斯（KennethR.Curtis）和杰里·H.本特利（JerryH.Bentley，1949—2012）主编的《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将建筑学的比喻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认为历史学家既要有充足结实的砖块，努力收集和挖掘一手史料，又要有泥瓦匠的技巧，将史料连接成具有因果关系的解释，还要有建筑师的远见，“以原创性的方式展望史学构建的愿景，然后加工成创造性论证的叙事”。[4]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由八位学者的八篇文章组成，每位作者从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结合本人的研究经历，向读者展示了近年来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主题的进展。J.R.麦克尼尔（J.R.McNeill，1954—）和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E.WiesnerHanks，1952—）分别介绍了环境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进展及其与世界历史产生的重要交汇，展示了世界历史与历史学其他学科的互动过程。彭慕兰（KennethPomeranz，1958—）和夏多明（DominicSachsenmaier，1970—）都是研究中国史起家的学者，前者在比较史学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大分流”命题，它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使作者进入了世界历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后者则通过研究17世纪的中国基督徒朱宗元（1616—？）的思想、作品和互动范围，并将其置于全球史的语境中，从而开始了自己穿梭于德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全球史研究之路。劳伦·本顿（LaurenBenton，1956—）介绍了全球法律史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通过自己对帝国的多中心法律秩序的考察，展现了法律史是如何与世界历史相结合的。克里·沃德（KerryWard）的专业背景是非洲史，她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挖掘非洲史的根源，并探究了非洲史研究中本土和全球因素的双向互动，还以自己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研究为例，说明如何践行把非洲与印度洋、亚洲联系起来的学术潮流。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Christian，1946—）重点讲述了大历史的研究状况，指出它跨越了多学科的边界，把人类历史内嵌于宇宙历史，还探讨了大历史在整个史学思想演变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杰里·H.本特利撰写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结合自己个人的研究历程，特别是自己“对相遇对象的分析”，考察了以跨文化互动为中心的全球文化史研究。《世界历史的设计师》一书别具匠心，通过八位世界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述，呈现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领域的几个重要研究课题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用自身的研究成果来展现全球史的宏大理念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活动中来。
聚焦某个具体主题的全球史研究专著
2018年出版的几部全球史的研究专著，都将全球史的宏观理念运用到了某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来，表明全球史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化。
乔吉奥·列略（GiorgioRiello，1974—）的《棉的全球史》是一部出色的全球史研究专著，其英文版曾于2014年获得世界历史协会本特利奖（WorldHistoryAssociationBentley Prize）。作者以棉花这个重要的全球商品为切入点，透视了最近这个千年中两个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历程。该书的一大创新之处是将棉的全球化历史上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并把这之后的500年界定为第一次棉纺织革命。列略指出，棉纺织业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印度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这个产业体系是“离心”的，“因为它主要是资源、技术、知识和利润分配分散的过程”。[5]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曾经的核心地位就被这种“离心”倾向逐渐削弱。接着，作者讲述了1500—1750年，欧洲如何通过学习和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资源、交易和生产，使棉纺织业这个具有全球性的产业最终转移到欧洲，并发生重要的结构转型的过程，表明欧洲能够发生工业革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而且是内外因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最后，列略讲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第二次棉纺织革命的历程，认为欧洲建立了一个棉花生产和贸易的“向心”体系，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体制，使制造在整个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作者重点强调了欧洲建立的向心体系充分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然后由欧洲的金融中心进行调节，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作者看来，全球史研究应当解决内容过于纷繁复杂的问题，全球史家必须具备取舍研究内容的技能。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均等地论述世界各个地区，而是聚焦于南亚和西欧地区，并且省略了19世纪棉纺织业飞速发展的具体细节，内容上详略得当，从而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列略在全书的结尾还提到了中国和印度经济重新崛起的问题，认为这不过是两国回归曾经在全球棉纺织业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从而点出了作者撰写该书所具有的现实关怀。 《棉的全球史》从棉花这个全球化商品的视角出发，参与了著名的“大分流”命题的讨论。这个命题自2000年提出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毁誉参半。面对质疑与批评，提出该命题的加州学派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逐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王国斌（R.BinWong，1949—）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Rosenthal，1962—）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试图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回答导致中国和欧洲在19世纪时出现“大分流”的深层原因。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认为，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煤炭资源分布，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在19世纪领先于中国。[6]《大分流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则并不限于环境和生态因素，而是“要比较大分流发生前几个世纪之中，中国和欧洲经濟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7]作者在书中重点强调了政治制度与地理幅员这两个因素，认为它们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和欧洲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政治、经济变迁。作者从人口和家庭结构、市场交易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制造业布局、保障生产和贸易的信用市场、公共财政制度等方面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论证了国家规模在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差异性，并指出这种差异意外地造成了欧洲在经济上的优势。《大分流之外》对加州学派之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深化，有效地回应了诸多学者的质疑，而且仍然处于加州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内。此外，两位作者分别具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国史和欧洲史的不同专业背景，二者的合作充分发挥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国史与欧洲史的交叉优势，用具体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对巫术的信仰与恐慌一直是近代早期欧洲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Behringer，1956—）的《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从全球史的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作者本人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的专家，他尝试从历史的维度对巫师和猎巫现象进行人类学的研究。1580—1630年的欧洲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猎巫运动，因为当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认为自己负有领导肃清巫师的职责。然而，巫师和猎巫不仅存在于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且“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它们像魔法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普世现象（auniversalphenomenon）”。[8]几乎所有大陆的部落社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进行过迫害巫师的运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欧洲社会逐渐走向“祛魅”，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话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欧洲的巫术迫害行为逐渐得到制止。到了19和20世纪，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仍然发生对巫术的信仰，呈现了“巫术的现代性”现象，随之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猎巫运动。这些冲突的存在，可以拿近代早期欧洲出现的类似现象作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到了当代，“新巫师”和传统的巫术依然大量存在，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巫师和猎巫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贝林格在本书中使用的全球史视角，使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这个传统的欧洲史课题焕发了新的生机，寻找出了欧洲与非欧洲、古代与当代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共同点，充分展示了巫术研究所具有的学术魅力。
受全球史研究方法影响的专题性研究著作
全球史作为当今史学界非常热门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对观念史、海洋史和留学史等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8年这几个领域出版的几部专题性研究著作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急剧减少，然而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理想中的“永久和平”并没有到来，因为一种破坏性更大的战争形式———内战在持续发生。但是，关于内战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却非常稀少。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1965—）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以全球史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内战”的观念在过去2000多年中的流变。作者认为，“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历史地对待它，将会展示出它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内战具有永久性和持续性”。[9]在书中，作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只聚焦于“二战”之后的内战不同，将内战置于超过两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并运用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的概念谱系法，分析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作者追溯了内战观念在古代罗马的起源，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与革命概念的区分与交织，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后的文明化，以及在20世纪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阿米蒂奇是一位研究思想史出身的学者，但特别擅长将思想史上的文本与概念放在全球的语境下进行解读，他之前的代表作《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和《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都体现了这一研究特色。[10]《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一书主要试图对内战这一既重要又被忽视的观念进行历史梳理，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还讲述了这个观念在全球的扩展，在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全球内战”（globalcivilwar）的说法，使一部观念史著作具有了全球史的视野。
海洋史一直是从事全球史或跨国史研究的学者特别钟爱的课题。地中海作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交会之地，对整个世界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近年来关注地中海史的学者大大增加，许多非地中海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地中海史已经超越了区域史的范围，成为全球史关注的对象。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到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951—）的通俗历史著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再到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Horden）和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Purcell）合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都引起了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1]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Abulafia，1949—）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是一部完整而清晰的地中海通史著作。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地中海的历史划分为五个大的历史时期来组织叙事，时间范围从公元前22000年一直到公元2014年。全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12]作者在书中重点关注那些促使地中海发生重大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面面俱到地涵盖地中海历史的所有方面。与《堕落之海》相比，《伟大的海》主要关注地中海洋面本身和滨海地区的历史，而非将其变成环地中海的陆地史。与布罗代尔的名著相比，《伟大的海》试图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探讨其随时间演变而发生的变化，并不只是聚焦于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横向历史。此外，这部书虽然并不否认布罗代尔所特别强调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更为重视人类对地中海历史的塑造作用，认为人的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因此书的副标题是“地中海人类史”。 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研究长期受到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又一轮留学热潮的兴起，这个领域颇受中国学者关注。严安生（1937—）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根据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日文版1991年时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并于次年获大佛次郎奖和亚洲太平洋奖大奖。与传统的留学史著作不同，严安生使用文明冲击、回到历史现场和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勾勒一部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作者在书中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时期的第一代留日学人，其历史的基点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作者认为，贯穿这个基点的是纵横两条轴线。横轴是面对甲午战败，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觉醒，强烈呼吁救亡和变法，开始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而日本则借机用“东洋对西洋”和“黄白竞争”的意识来拉拢中国，鼓励中国人赴日留学。纵轴是汉唐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对日本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到鸦片战争后在硬实力上落后于日本，而甲午战争则使中国受到了日本的巨大伤害。这种由地位的互换和近代的恩怨所造成的“非对称性”，使中国人的留日活动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作者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认为这是解答“为什么中国的留日学生中盛产抗日家”这一经典问题的关键。[13]严安生的著作巧妙地运用众多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并深入到留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另外，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有多年的留日经历，因此能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去理解第一代留日学人的内心，两代人精神上的沟通使整部书呈现了有温度的历史。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时期留美人文学者在美学习状况研究”（2016QD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州政党政治的转型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形成研究”（17CSS0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M].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
[2]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M].杜憲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9.
[3]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M].邢承吉，滕凯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3.
[4]肯尼斯·R.柯蒂斯，杰里·H.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M].李俊姝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6.
[5]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M].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7.
[6]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7]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M].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7.
[8]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M].何美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9]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M].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viii.
[10]参见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M].孙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M].陈茂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11]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罗杰·克劳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M]，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M]，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M].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15；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M].吕厚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12]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M].徐家玲等译.徐家玲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
[13]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M].陈言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369.
对全球史观进行反思的理论性著作
德国全球史领域的中生代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1966—）的两部全球史理论著作2018年颇为引人注目。《全球史导论》是一部关于“何谓全球史思维”的重要的导论性著作，涉及全球史的定义、边界、方法、对象、发展历程、引起的争议以及具体的实践者等多个重大的问题。康拉德作为一位知名的全球史研究者，对全球史研究方法持一种平和的理性态度，并没有对其一味地推崇与拔高，认为它只是众多史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只不过在处理某些特定主题和问题时比其他方法更适用而已”，有着很清醒的边界意识。[1]在他看来，全球史研究并不是要书写在空间上涵盖整个世界的历史，而是要树立一种“全球性语境”的意识，包括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以全球性整合为背景的历史这三种形式。全球史研究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科学上的前沿，它不仅抛弃了内源性的解释方法，而且改变了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知识结构；其次表现为方法上的优先，摆脱了民族国家范式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束缚。康拉德还介绍了世界体系、后殖民主义研究、网络分析和多元现代性这四种在全球学术界极为热门的研究方法对全球史研究的启发与影响，表明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影响了很多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包括贸易史、海洋史、移民史、帝国史、民族史、环境史和种族史等。这些研究领域特别适合引入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能够就此产生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康拉德还特别用一章的篇幅来梳理史学界对全球史研究方法提出的种种质疑，包括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把“全球性互联”简约为与欧洲的关系，将“反欧洲中心主义”绝对化，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和网络、移动的作用，等等。作者对这些批判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认为它们有助于全球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改进。康拉德在全书的最后还列举了10部当代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阅读线索和示范性文本，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AbuLughod，1928—2013）的《欧洲霸权之前》、贝利（C.A. Bayly，1945—2015）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1943—）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伊里兹·马尼拉（Erez Manela）的《威尔逊时刻》、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Osterhammel，1952—）的《世界的演变》等。《全球史导论》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对全球史研究做出清晰的界定，避免其变成无所不能的“万金油”，从而有效地回应史学界对全球史研究提出的种种批判与质疑，让这种貌似宏大的研究方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去。
如果说《全球史导论》是探究全球史研究的整体状况，那么康拉德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史是什么》则是要讨论与全球史相關的一些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2]空间和时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维度，康拉德在书中重点探讨了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对理解这两个维度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包括全球史在内的人文学科出现了重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重视研究对象的分布区与其他地点之间的关联，较少关注研究对象的内在变化。作者探讨了四种全球史研究对空间进行反思的策略：建构居于地方层面与全球层面之间的跨国空间，比如海洋；根据研究问题的推进跨越不同区域的“跟随”（following）范式；“网络”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将具体的研究课题放置于全球脉络之中的全球微观史研究。全球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固定的空间单位，而是根据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而转换研究的空间尺度。它对空间维度的重视，事实上也推动了历史叙述对时间维度的重组。全球史学者会延展研究中的时间跨度，用“深历史”（deephistory）与“大历史”（bighistory）的方式来提出新的历史洞见，呈现一些短时间跨度所遮蔽的事实。全球史研究对共时性（synchronicity）非常重视，关注跨越国界的事件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同步影响，实现了从传统史学的谱系模式向当代史学的共时模式的转换。当然，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要根据研究的需要来确定，尤其要根据“以何种因素作为叙事中的主要推动力与行动者”，从而由不同的时间尺度带来不同的历史解释。[2]131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在进行历史书写时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之间的张力。全球史研究所要挑战和摆脱的主要对象就是欧洲中心论，它吸收后殖民理论，强调历史书写的位置性，倡导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视角进行历史诠释。然而，对位置性的过度强调，会遮蔽在近现代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个客观现实，而且还不自觉地滑向本土主义思维，演变成其他版本的中心论，用“文明”的话语来进行历史叙述。康拉德对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持批判态度，呼吁超越文化与中心论之辩。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还探讨了全球史为谁而作及其政治意涵的重要问题。全球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目的是塑造世界公民，因此其潜在读者是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中产阶级。
《全球史是什么》并不是一部介绍全球史研究范式的概论性著作，而是触及了很多与全球史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史学理论层面对全球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随着全球史在多国史学界的蓬勃发展，对其边界和局限性进行探讨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保持活力。 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1934—）教授是国际学术界国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探讨了全球史（global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history）“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史学研究路径的兴起、发展和未来的可能性”。[3]作者本身就是这一史学潮流的重要一员，因此他的梳理和回顾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入江昭首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和跨国史成为一股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新浪潮的过程，特别是以自己所从事的美国对外关系史为例，描述了学者们对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所从事的“跨国”行为的关注，并探讨了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接着，作者分析了历史学者的研究滞后于全球化浪潮的深层原因，认为历史学者持续沿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方式，并且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导致了历史学家跟不上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这本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是对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的系统梳理，用一些具体的研究范例来说明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如何得到更新。作者的梳理涉及人类迁徙、人权、环境变迁、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对特定区域的跨国史研究、跨种族关系、人口控制、非政府行为体、战争跨国史等众多重要的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课题，展示了这一学术潮流的最新成果。全书的最后则展望了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未来，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代际研究、历史记忆、各种专业协会的跨国交流、国际旅行、残疾人、恐怖分子、文化与种族的“混杂”、星球史等。他认为这些课题的存在将使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研究浪潮继续保持生机与活力。入江昭的这本小书深入浅出，没有过多地谈论抽象的理论，而是用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大量具体的研究成果向读者呈现了全球史与跨国史的发展脉络。
在美国的学术语境之下，“世界历史”与“全球史”的含义基本相同，許多以“世界历史”为题的著作实际上探讨的是全球史的问题。肯尼斯·R.柯蒂斯（KennethR.Curtis）和杰里·H.本特利（JerryH.Bentley，1949—2012）主编的《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将建筑学的比喻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认为历史学家既要有充足结实的砖块，努力收集和挖掘一手史料，又要有泥瓦匠的技巧，将史料连接成具有因果关系的解释，还要有建筑师的远见，“以原创性的方式展望史学构建的愿景，然后加工成创造性论证的叙事”。[4]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由八位学者的八篇文章组成，每位作者从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结合本人的研究经历，向读者展示了近年来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主题的进展。J.R.麦克尼尔（J.R.McNeill，1954—）和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E.WiesnerHanks，1952—）分别介绍了环境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进展及其与世界历史产生的重要交汇，展示了世界历史与历史学其他学科的互动过程。彭慕兰（KennethPomeranz，1958—）和夏多明（DominicSachsenmaier，1970—）都是研究中国史起家的学者，前者在比较史学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大分流”命题，它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使作者进入了世界历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后者则通过研究17世纪的中国基督徒朱宗元（1616—？）的思想、作品和互动范围，并将其置于全球史的语境中，从而开始了自己穿梭于德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全球史研究之路。劳伦·本顿（LaurenBenton，1956—）介绍了全球法律史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通过自己对帝国的多中心法律秩序的考察，展现了法律史是如何与世界历史相结合的。克里·沃德（KerryWard）的专业背景是非洲史，她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挖掘非洲史的根源，并探究了非洲史研究中本土和全球因素的双向互动，还以自己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研究为例，说明如何践行把非洲与印度洋、亚洲联系起来的学术潮流。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Christian，1946—）重点讲述了大历史的研究状况，指出它跨越了多学科的边界，把人类历史内嵌于宇宙历史，还探讨了大历史在整个史学思想演变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杰里·H.本特利撰写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结合自己个人的研究历程，特别是自己“对相遇对象的分析”，考察了以跨文化互动为中心的全球文化史研究。《世界历史的设计师》一书别具匠心，通过八位世界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述，呈现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领域的几个重要研究课题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用自身的研究成果来展现全球史的宏大理念如何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活动中来。
聚焦某个具体主题的全球史研究专著
2018年出版的几部全球史的研究专著，都将全球史的宏观理念运用到了某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来，表明全球史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化。
乔吉奥·列略（GiorgioRiello，1974—）的《棉的全球史》是一部出色的全球史研究专著，其英文版曾于2014年获得世界历史协会本特利奖（WorldHistoryAssociationBentley Prize）。作者以棉花这个重要的全球商品为切入点，透视了最近这个千年中两个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历程。该书的一大创新之处是将棉的全球化历史上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并把这之后的500年界定为第一次棉纺织革命。列略指出，棉纺织业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印度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这个产业体系是“离心”的，“因为它主要是资源、技术、知识和利润分配分散的过程”。[5]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曾经的核心地位就被这种“离心”倾向逐渐削弱。接着，作者讲述了1500—1750年，欧洲如何通过学习和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资源、交易和生产，使棉纺织业这个具有全球性的产业最终转移到欧洲，并发生重要的结构转型的过程，表明欧洲能够发生工业革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而且是内外因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最后，列略讲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第二次棉纺织革命的历程，认为欧洲建立了一个棉花生产和贸易的“向心”体系，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体制，使制造在整个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作者重点强调了欧洲建立的向心体系充分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然后由欧洲的金融中心进行调节，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作者看来，全球史研究应当解决内容过于纷繁复杂的问题，全球史家必须具备取舍研究内容的技能。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均等地论述世界各个地区，而是聚焦于南亚和西欧地区，并且省略了19世纪棉纺织业飞速发展的具体细节，内容上详略得当，从而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列略在全书的结尾还提到了中国和印度经济重新崛起的问题，认为这不过是两国回归曾经在全球棉纺织业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从而点出了作者撰写该书所具有的现实关怀。 《棉的全球史》从棉花这个全球化商品的视角出发，参与了著名的“大分流”命题的讨论。这个命题自2000年提出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毁誉参半。面对质疑与批评，提出该命题的加州学派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逐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王国斌（R.BinWong，1949—）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Rosenthal，1962—）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试图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回答导致中国和欧洲在19世纪时出现“大分流”的深层原因。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认为，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煤炭资源分布，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在19世纪领先于中国。[6]《大分流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则并不限于环境和生态因素，而是“要比较大分流发生前几个世纪之中，中国和欧洲经濟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7]作者在书中重点强调了政治制度与地理幅员这两个因素，认为它们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和欧洲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政治、经济变迁。作者从人口和家庭结构、市场交易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制造业布局、保障生产和贸易的信用市场、公共财政制度等方面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论证了国家规模在中国和欧洲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差异性，并指出这种差异意外地造成了欧洲在经济上的优势。《大分流之外》对加州学派之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深化，有效地回应了诸多学者的质疑，而且仍然处于加州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内。此外，两位作者分别具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国史和欧洲史的不同专业背景，二者的合作充分发挥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国史与欧洲史的交叉优势，用具体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对巫术的信仰与恐慌一直是近代早期欧洲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Behringer，1956—）的《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从全球史的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作者本人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的专家，他尝试从历史的维度对巫师和猎巫现象进行人类学的研究。1580—1630年的欧洲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猎巫运动，因为当时欧洲的教会和国家认为自己负有领导肃清巫师的职责。然而，巫师和猎巫不仅存在于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且“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它们像魔法和宗教一样，是一种普世现象（auniversalphenomenon）”。[8]几乎所有大陆的部落社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进行过迫害巫师的运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欧洲社会逐渐走向“祛魅”，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话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欧洲的巫术迫害行为逐渐得到制止。到了19和20世纪，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仍然发生对巫术的信仰，呈现了“巫术的现代性”现象，随之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猎巫运动。这些冲突的存在，可以拿近代早期欧洲出现的类似现象作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到了当代，“新巫师”和传统的巫术依然大量存在，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巫师和猎巫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贝林格在本书中使用的全球史视角，使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这个传统的欧洲史课题焕发了新的生机，寻找出了欧洲与非欧洲、古代与当代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共同点，充分展示了巫术研究所具有的学术魅力。
受全球史研究方法影响的专题性研究著作
全球史作为当今史学界非常热门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对观念史、海洋史和留学史等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8年这几个领域出版的几部专题性研究著作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急剧减少，然而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理想中的“永久和平”并没有到来，因为一种破坏性更大的战争形式———内战在持续发生。但是，关于内战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却非常稀少。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1965—）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以全球史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内战”的观念在过去2000多年中的流变。作者认为，“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历史地对待它，将会展示出它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内战具有永久性和持续性”。[9]在书中，作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只聚焦于“二战”之后的内战不同，将内战置于超过两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并运用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的概念谱系法，分析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作者追溯了内战观念在古代罗马的起源，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与革命概念的区分与交织，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后的文明化，以及在20世纪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阿米蒂奇是一位研究思想史出身的学者，但特别擅长将思想史上的文本与概念放在全球的语境下进行解读，他之前的代表作《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和《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都体现了这一研究特色。[10]《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一书主要试图对内战这一既重要又被忽视的观念进行历史梳理，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还讲述了这个观念在全球的扩展，在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全球内战”（globalcivilwar）的说法，使一部观念史著作具有了全球史的视野。
海洋史一直是从事全球史或跨国史研究的学者特别钟爱的课题。地中海作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交会之地，对整个世界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近年来关注地中海史的学者大大增加，许多非地中海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地中海史已经超越了区域史的范围，成为全球史关注的对象。从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到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1951—）的通俗历史著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再到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Horden）和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Purcell）合著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都引起了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1]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Abulafia，1949—）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是一部完整而清晰的地中海通史著作。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地中海的历史划分为五个大的历史时期来组织叙事，时间范围从公元前22000年一直到公元2014年。全书的主题是“探求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为单一的商贸、文化甚至（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政治区域的过程，以及诸整合时期是如何在剧烈的瓦解———或因战争或因瘟疫———中结束的”。[12]作者在书中重点关注那些促使地中海发生重大改变的民族、过程和事件，而非面面俱到地涵盖地中海历史的所有方面。与《堕落之海》相比，《伟大的海》主要关注地中海洋面本身和滨海地区的历史，而非将其变成环地中海的陆地史。与布罗代尔的名著相比，《伟大的海》试图呈现地中海的纵向历史，探讨其随时间演变而发生的变化，并不只是聚焦于该地区在特定时期的横向历史。此外，这部书虽然并不否认布罗代尔所特别强调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更为重视人类对地中海历史的塑造作用，认为人的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因此书的副标题是“地中海人类史”。 知识迁移与留学史研究长期受到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又一轮留学热潮的兴起，这个领域颇受中国学者关注。严安生（1937—）的《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根据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日文版1991年时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并于次年获大佛次郎奖和亚洲太平洋奖大奖。与传统的留学史著作不同，严安生使用文明冲击、回到历史现场和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勾勒一部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作者在书中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时期的第一代留日学人，其历史的基点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作者认为，贯穿这个基点的是纵横两条轴线。横轴是面对甲午战败，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觉醒，强烈呼吁救亡和变法，开始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而日本则借机用“东洋对西洋”和“黄白竞争”的意识来拉拢中国，鼓励中国人赴日留学。纵轴是汉唐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对日本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到鸦片战争后在硬实力上落后于日本，而甲午战争则使中国受到了日本的巨大伤害。这种由地位的互换和近代的恩怨所造成的“非对称性”，使中国人的留日活动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作者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认为这是解答“为什么中国的留日学生中盛产抗日家”这一经典问题的关键。[13]严安生的著作巧妙地运用众多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并深入到留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另外，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有多年的留日经历，因此能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去理解第一代留日学人的内心，两代人精神上的沟通使整部书呈现了有温度的历史。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时期留美人文学者在美学习状况研究”（2016QD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州政党政治的转型与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形成研究”（17CSS0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M].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
[2]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M].杜憲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9.
[3]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M].邢承吉，滕凯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3.
[4]肯尼斯·R.柯蒂斯，杰里·H.本特利编.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M].李俊姝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6.
[5]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M].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7.
[6]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7]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M].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7.
[8]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M].何美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
[9]大卫·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M].邬娟，伍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viii.
[10]参见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M].孙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M].陈茂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11]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M].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罗杰·克劳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M]，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M]，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M].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15；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M].吕厚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12]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M].徐家玲等译.徐家玲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
[13]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M].陈言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