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3年，2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薛波在翻看资料时惊奇地发现，我国居然还没有一本适用于自己的《英美法词典》。
　　泱泱东方大国，缺少这样一部词典，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上，我国与执行英美法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等国，使用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本无法正常交流。就拿19世纪70年代，中美谈判僵化一事来讲，中方与美方，简直是“鸡同鸭讲”，完全不懂英美法的我国外交官，在谈判中根本无法守住一席之地。
　　当薛波知晓这件事后，汗毛倒竖——他知道，改革开放近15年的中国，已经不可阻挡地与世界接轨，而缺少这一部法律，无异于鸟无双翼而寸步难行！
　　作为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非常焦急，立马召集几十名年轻学者进行钻研，为此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苦苦奋战两年。可当他们满怀信心地展示初步成果时，却遭到英美法学者们的一致否定。学者们告诉他们：“年轻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英美法教育被中国割断了30年，又怎能在一朝一夕间就接上血脉呢？”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上哪里找精通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呢？若找不到，这件事就只能搁浅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薛波了解到，原来民国时期东吴大学的一批法学前辈，还生活在上海。
　　他内心无比激动，要知道，东吴大学是我国许多法学权威的母校。从1930年到1990年，国际法院曾经出过6名中国籍法官，他们均毕业于此。东吴大学更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教授英美法的大学！
　　1946年，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蒋介石几乎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找到懂英美法的人，最终点名去东吴大学要人。结果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团队成员，包括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都来自该校。
　　薛波立刻意识到，只有这些学者能帮他们了。

　　但他也深知，此行可能“成少败多”。毕竟，这些学者曾经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为“文革”，被荒废了整整30年的青春。如今，再邀请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他们愿意吗？即使愿意，他们的平均年龄也已经80多岁了，身体是否允许呢？

二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薛波来到上海。一开始，他总是碰壁。一些东吴老先生，心里早已布满无法愈合的伤痕。
　　让薛波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是，当他拜访一位东吴老人时，他发现对方已把过去的苦难、专业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越平静，我就越觉得他们可怜，那该是怎样一种力量，才让这些知识分子绝望”。这种无力感，让他十分悲怆。
　　而拜访卢峻先生，又让薛波的心灵受到震撼。卢峻先生是东吴大学与复旦大学双学位毕业生，1933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曾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尽管在去之前，薛波已做好功课，这一批老先生可能在过去30年间，已受尽生活的折磨。但当他敲开卢老的房门时，还是震惊了：这间房子，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上海最质朴的民居了——两步就能走完的房间里，最值钱的电器就是巴掌大的电风扇，曾花12元钱买的。卢老90多岁了，一只眼睛已经失明，鼻梁上挂着用纸糊了一条镜腿的眼镜。他蜷缩在被子里，生病了不敢去医院，连药也买不起。
　　薛波走上前，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人能想到，这位连《哈佛法学评论》每期都要寄送样刊的老人，此时面容竟如此苍白。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他的学识根本无人知晓。
　　思虑了很久，薛波还是提出请求：“卢先生，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卢老的一只耳朵有点背了，薛波只能跪在地上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卢老的眼睛里泛着泪花。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东吴大学被勒令整改，“文革”期间，不能在国内接触任何法学知识，他都没有落泪。可这一刻，当听到国家“需要你”的这一刻，他落泪了。他说：“我答应你。”这四个字，明明语气十分微弱，在薛波耳中却掷地有声。仿佛在卢老心中，自己从未被时代辜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风烛残年之际，再为国家做贡献。

　　和卢老情况类似的，还有被称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枏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年文库”丛书里，他的排名位于胡适等大家之前。这样一位法学精英，在风华正茂时，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20年，本可在法学界有进一步造诣的他，只能隐姓埋名。如今，他住在一个破败的两层平房里，一台单门冰箱、一台黑白电视，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听到能重操旧业、发挥价值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光。
　　除了卢老和周老，让薛波记忆深刻的，还有高文彬老人。他是迄今为止仍健在的曾参与1946年“东京审判”的学者，正是他从浩瀚的卷帙中找到两名差点逃离法网的战犯犯罪的证据，立下大功。他本可在法学领域继续深造，却在1952年，因参加过“东京审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鄱阳湖修大堤。他每天起早贪黑去挑土，完全没有时间搞学术。可即使在那样極端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学习，每天坚持写英文笔记，直至平反。
　　1980年，59岁的他，双手布满了老茧，脸上饱经风霜，在承受了原本不该承受的重量后，他终于得以平反。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可给予资金补偿时，他一口回绝。 　　可当薛波找到他时，他却把编纂词典的任务，一下子扛在肩上，义不容辞。因为在他心里，可以不原谅过往的历史，却从来没有一刻不热爱自己的祖国！

三

　　经过30余次的走访，薛波终于将散落在华东地区的14位老学者找齐了。之后，他们立即投身《英美法词典》的编篡修订工作中。
　　一开始，薛波很担忧老人们的身体会扛不住，毕竟，他们的平均年龄已高达84岁！可老人们忘我的热忱，是他无法想象的。一群耄耋之年的老者，精气神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有一次，仅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与同僚吵得面红耳赤;卢绳祖先生写下长达6页、2000字的注释，直至脑血管痉挛住院治疗……
　　在日常的修订工作中，老人们凭着异于常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
　　王毓骅先生视力严重弱化，一定要借助自然光看稿，而他簡陋的家中没有阳台，因此，他每次都要跑到远居的女儿家审稿。
　　潘汉典先生把审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甚至在手术前两天，他挂着尿袋，也要把稿子审完。曾写出《最高法院条例》《刑事罪条例》的蔡晋先生，在接受审订《词典》的任务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临危受命。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劳累过度，间接导致病情加重。最终，他没等到看一眼出版的《英美法词典》，便溘然离世……

四

　　整个《英美法词典》的修订过程，历时整整九年，没有鲜花，没有正规部门的支持，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甚至连正规的办公室都没有。可学者们毫不计较，每一部分修订好时，他们都欢欣雀跃，露出开心的笑脸，真的就像小孩子。
　　是啊，他们如小孩般纯粹。尽管他们知道，这本词典一定会名垂千古，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署名”二字。卢峻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叮嘱着：“千万不能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
　　在这一群被时代辜负的知识分子废寝忘食的努力下，《元照英美法词典》终于出版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收录的词条多达4.5万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词条量的整整3倍之多。
　　这部令人震撼的词典，不仅摆脱了当时的外交窘境，更激励了一代人的心灵。在感动之余，许多人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把时代的苦难一点点磨平，却仍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潘汉典先生的话，也许能给出答案：“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对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荣华富贵、安逸稳定，并非他们心之所向。正如卢峻先生的女儿对薛波所言：“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实现和认可！”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利用丰富的学识，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土豆爸爸摘自微信公众号“德国优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