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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只是一个虚构的密度，让人从这边爬上去，从那边滑下来
但是你不得不相信这个虚构的怪物有着比实在之物更加强大的力量
并且这种力量是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润物细无声
去年春节前，我曾在某一张纸片上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决定今年春节不回家。母亲去年秋天来住过一段时间，分别不是很久。但这不是原因。如果她没有来过，我也不一定要回去。我今年不回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只是这么决定。
但我刚刚在电视上看见那个人见人爱的大导演又推出新的贺岁大片时，我跟所有人一样知道今年的春节又要来了。怎么这么快呢?
碰巧，我在整理书桌时又看见了上面的那段文字，但是我今年已没有了去年的坚决，甚至想不起来去年的坚决从何而来。隔着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我遥远地羡慕去年的自己，就像羡慕别人，比如某个突然发了横财的朋友(里面难免不搀杂些嫉妒或希望他倒霉的阴暗心理)。我努力地回忆，想从去年的坚定的我的身上汲取力量，但直到现在我仍然决定不下来回不回家过年。像这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的他乡异客一样，我知道，漂泊在外的游子回家过年，这本如四季轮回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随着对这个过程中某个不可预料的环节的担心，回家过年已经变成了越来越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甚至敢说，对那些神经脆弱的人来说，它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精神负担。我自己似乎就是这群脆弱者当中的一员。
回还是不回，在节前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成了哈姆雷特。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越来越伤脑筋的问题只源于一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一张车票的问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个性和叛逆精神已消耗殆尽，相反，对传统价值、习俗、情感的依从日益增长，并且本性上我是属于那种有着怀乡症的人，过年回家恰好给我一个回家走一趟的正当理由。但看着自己日益退化的身心承受力和一票难求的现实，我便打起退堂鼓。何必非回去不可?或者换个日子再回去吧。想想火车站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但其实，那也不是问题，忍一忍就能过去。问题只有一个：车票。电视里又在不停地抓票贩子，我的心情平静如水。有些人就是有这么多票，而你就是一张也没有。那是因为人家付出了代价，我想像不出这代价都是什么，起早贪黑的排队被抓拘留和劳教的风险——而你只想躺在家里，在除夕的前一天，到楼下不远处的预售票窗口拿出刚好的钱，轻声说一句：买一张去XX的票。二十几个小时之后你便到了离此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故乡，与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上年夜饭。天底下哪有这么美好的事。
没有就没有吧，我不回去总可以吧。其实，去年我在写下那段文字后并没有彻底死心，节前的某个早晨，我曾抱着不可告人的天上掉馅饼的心理，试探性地往那个往日里门可罗雀的预售票窗口逛去，大老远，我便看见那里人如长龙。我赶紧跑回家，抓起“我決定今年春节不回家”的纸条，安慰着自己。
大年夜终于过去了。那个已成鸡肋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完事了，甚至都没有人骂了。初一的早晨，我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售票口，买了一张初二傍晚的车票。第二天，我登上了火车，驶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一路上，铁道旁边的农家小院不时放射出耀眼的礼花，高高挑起的大红灯笼在寒冷的冬夜里闪烁着人间温暖的光芒，我还好像听见了贝多芬的《合唱交响乐》里的《欢乐颂》，也许那是某个旅客的手机铃声。我的心情五味俱全。这就是去年的真相。今年，我还要如此炮制吗?
据研究狂欢节的专家、俄国文艺批评家巴赫金讲，节日只是一个虚构的密度，让人从这边爬上去，从那边滑下来。但当你看到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的任何交通工具都塞着满登登的人，电视上一天天公布着天文数字，你不得不相信这个虚构的怪物有着比实在之物更加强大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是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润物细无声，君不见在距其一两周前，在那些同为他乡异客的熟人同事朋友间便不时地扯起这个话题：过年回家吗?而在不同的城市的至爱亲朋间也会在电话、网络上相互打听：过年回家吗?何时?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这个中国人没几个人知道其起源于何时的习俗，人大多顺从地遵守着，记得只有一次，有人想反其道而行之。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特区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稳固时，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们每逢春节大批回家过年，深圳几天之内仿佛在上演一场超大现场版的空城计，特区的这个特色自然产生了不小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于是，乱世出英雄，当年的一个前卫青年欧宁先生，便振臂一呼以一己之力号召大家留在深圳过年，以解决诸多问题，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有着现代艺术特征的创意很好，只是在传统的巨大力量面前，它的实际效果不知如何?
回家过年，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恶俗，并且它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价值可能弊大于利，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只是人这个自然之子对自然的一种依存，在四季轮回中，一年一度地演绎着叶落归根的死亡模仿游戏，或者回家过度只是一个个人的事，尽管它卷起的狂澜让国家这艘船不得不随其摇晃。这种种的说法可能都不重要。因为现在当我不想再听这些来自外界的声音，我更愿意倾听这个突然来自我心灵深处的确定的声音(我该找到纸把它写下来)，那就是：
我决定今年春节回家。母亲去年秋天来住过一段时间，分别不是很久。但这不是原因。如果她来过，我也一定要回去。我今年回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只是这么决定。
我今年春节要回去了，并且要在除夕夜前到家，哪怕只是在那天傍晚时站在故乡的土地看一眼那冰原上的夕阳。但是这一切取决于那个不可忘记的前提：如果我能拿到那张该死的车票。
(李森摘自“SOHO小报”宋德禄图)
但是你不得不相信这个虚构的怪物有着比实在之物更加强大的力量
并且这种力量是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润物细无声
去年春节前，我曾在某一张纸片上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决定今年春节不回家。母亲去年秋天来住过一段时间，分别不是很久。但这不是原因。如果她没有来过，我也不一定要回去。我今年不回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只是这么决定。
但我刚刚在电视上看见那个人见人爱的大导演又推出新的贺岁大片时，我跟所有人一样知道今年的春节又要来了。怎么这么快呢?
碰巧，我在整理书桌时又看见了上面的那段文字，但是我今年已没有了去年的坚决，甚至想不起来去年的坚决从何而来。隔着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我遥远地羡慕去年的自己，就像羡慕别人，比如某个突然发了横财的朋友(里面难免不搀杂些嫉妒或希望他倒霉的阴暗心理)。我努力地回忆，想从去年的坚定的我的身上汲取力量，但直到现在我仍然决定不下来回不回家过年。像这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的他乡异客一样，我知道，漂泊在外的游子回家过年，这本如四季轮回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随着对这个过程中某个不可预料的环节的担心，回家过年已经变成了越来越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甚至敢说，对那些神经脆弱的人来说，它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精神负担。我自己似乎就是这群脆弱者当中的一员。
回还是不回，在节前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成了哈姆雷特。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越来越伤脑筋的问题只源于一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一张车票的问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个性和叛逆精神已消耗殆尽，相反，对传统价值、习俗、情感的依从日益增长，并且本性上我是属于那种有着怀乡症的人，过年回家恰好给我一个回家走一趟的正当理由。但看着自己日益退化的身心承受力和一票难求的现实，我便打起退堂鼓。何必非回去不可?或者换个日子再回去吧。想想火车站那些黑压压的人群。但其实，那也不是问题，忍一忍就能过去。问题只有一个：车票。电视里又在不停地抓票贩子，我的心情平静如水。有些人就是有这么多票，而你就是一张也没有。那是因为人家付出了代价，我想像不出这代价都是什么，起早贪黑的排队被抓拘留和劳教的风险——而你只想躺在家里，在除夕的前一天，到楼下不远处的预售票窗口拿出刚好的钱，轻声说一句：买一张去XX的票。二十几个小时之后你便到了离此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故乡，与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上年夜饭。天底下哪有这么美好的事。
没有就没有吧，我不回去总可以吧。其实，去年我在写下那段文字后并没有彻底死心，节前的某个早晨，我曾抱着不可告人的天上掉馅饼的心理，试探性地往那个往日里门可罗雀的预售票窗口逛去，大老远，我便看见那里人如长龙。我赶紧跑回家，抓起“我決定今年春节不回家”的纸条，安慰着自己。
大年夜终于过去了。那个已成鸡肋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完事了，甚至都没有人骂了。初一的早晨，我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售票口，买了一张初二傍晚的车票。第二天，我登上了火车，驶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一路上，铁道旁边的农家小院不时放射出耀眼的礼花，高高挑起的大红灯笼在寒冷的冬夜里闪烁着人间温暖的光芒，我还好像听见了贝多芬的《合唱交响乐》里的《欢乐颂》，也许那是某个旅客的手机铃声。我的心情五味俱全。这就是去年的真相。今年，我还要如此炮制吗?
据研究狂欢节的专家、俄国文艺批评家巴赫金讲，节日只是一个虚构的密度，让人从这边爬上去，从那边滑下来。但当你看到奔驰在祖国大地上的任何交通工具都塞着满登登的人，电视上一天天公布着天文数字，你不得不相信这个虚构的怪物有着比实在之物更加强大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是一点点释放出来的，润物细无声，君不见在距其一两周前，在那些同为他乡异客的熟人同事朋友间便不时地扯起这个话题：过年回家吗?而在不同的城市的至爱亲朋间也会在电话、网络上相互打听：过年回家吗?何时?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这个中国人没几个人知道其起源于何时的习俗，人大多顺从地遵守着，记得只有一次，有人想反其道而行之。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特区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稳固时，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们每逢春节大批回家过年，深圳几天之内仿佛在上演一场超大现场版的空城计，特区的这个特色自然产生了不小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于是，乱世出英雄，当年的一个前卫青年欧宁先生，便振臂一呼以一己之力号召大家留在深圳过年，以解决诸多问题，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有着现代艺术特征的创意很好，只是在传统的巨大力量面前，它的实际效果不知如何?
回家过年，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恶俗，并且它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价值可能弊大于利，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只是人这个自然之子对自然的一种依存，在四季轮回中，一年一度地演绎着叶落归根的死亡模仿游戏，或者回家过度只是一个个人的事，尽管它卷起的狂澜让国家这艘船不得不随其摇晃。这种种的说法可能都不重要。因为现在当我不想再听这些来自外界的声音，我更愿意倾听这个突然来自我心灵深处的确定的声音(我该找到纸把它写下来)，那就是：
我决定今年春节回家。母亲去年秋天来住过一段时间，分别不是很久。但这不是原因。如果她来过，我也一定要回去。我今年回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只是这么决定。
我今年春节要回去了，并且要在除夕夜前到家，哪怕只是在那天傍晚时站在故乡的土地看一眼那冰原上的夕阳。但是这一切取决于那个不可忘记的前提：如果我能拿到那张该死的车票。
(李森摘自“SOHO小报”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