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重庆，1941
1941年6月上旬，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
一个为欢迎德国军方代表团访问重庆的酒会正在进行。尽管做东的是德国驻华武官，但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高官的到场使得这场酒会的气氛异乎寻常的热烈。宾主把酒言欢，觥筹交错。这时，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内。在场的很多人一眼便认出了他——阎宝航——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身边的“红人”。阎宝航原是重庆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大场面见得多了，但今晚德国人和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还是让他感到有些异常。
见到于右任，阎宝航就问道：“今晚诸位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趴在他耳边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在6月20日前后。”
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轻易的从于右任嘴里说出来，显得太过轻率，让人难以置信。但以于的身份和地位，对这种事关国际局势的战略级情报，如果没有可靠来源，他也应该不至于信口开河。
阎宝航不动声色来到孙科身边，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和盘托出，原来，情报来自于国民政府驻德国武官桂永清。1941年5月的一天，桂永清在柏林与一个德国军官闲谈时慨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听后便吹嘘说：“中国问题太简单了，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会全部解决了。”桂永清立即密报蒋介石：“纳粹德国决定6月20号左右约1星期内进攻苏联。”
孙科说完这些好像还生怕阎宝航不信，特地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这份足以改变世界局势的绝密情报，必须尽快送到苏联领导人手中。阎宝航当即借故离席。可是，当时已是深夜，在戒严的重庆，实在不便直接杀到苏联大使馆去找罗申武官，火速报告周恩来?也不妥，因为阎宝航与周恩来有约在先：绝对不能去驻重庆办事处。碍于身份无法亲自出面的阎宝航遂将情报交给助手李正文，机智的李正文立即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同时，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
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但，6月14日，塔斯社发表声明，称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重大事件同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阎宝航对事实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德国为拉拢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将此情报透露给中方。周恩来赞同阎宝航的判断。但这时再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告消息显然不能奏效。他便在6月14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通过和莫斯科的直接无线电联系向苏联高层转报。6月16日，毛泽东命令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情报局下属情报网也纷纷送回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预警。
佐尔格于1941年6月15日向莫斯科报告，比阎宝航情报早到一天。
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于1941年6月17日向莫斯科报告，比阎宝航情报晚到一天。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封感谢电(遗憾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摧毁关东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苏联对日宣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搞清关东军的动向成为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共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
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身上，阎宝航得知第三厅存有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阎宝航借阅后，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由南方局组织人员全部拍照后报送延安。周恩来将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综合其它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苏联方面做了通报。
中共送来的情报，使苏军了解到中蒙边境东端除满洲里和阿尔山外，日军沿边境线其它地段没有设防，企图以戈壁沙漠和兴安岭来做天然屏障。苏军将计就计，以外贝加尔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集结以坦克部队为主的重兵，从中蒙边境进攻，向东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主要的战略性突击，直接进攻长春、沈阳，再南下旅大，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按阎宝航事先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因苏联进攻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为此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李克农的高度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身份之谜
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是一个大舞台。它不仅是陪都，更是国共双方秘密战的战场。在这个舞台上，阎宝航长袖善舞，纵横捭阖。半个世纪后，阎宝航的亲属这样回忆：“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阎宝航在对手眼里也是谜一样的“神秘人物”。中统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事实也的确如此。阎宝航当时身兼数职，身份特殊。他是张学良挚友，东北军和光复东北势力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同时，他又因为蒋介石出于安抚张学良的目的而被委任为“新生活促进总会”的书记兼总干事，一度和“委员长”共用一个大办公室。阎宝航还是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还同时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通过在“四维学会”的旧相识，阎宝航还发展与复兴社骨
干分子的关系，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山头”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广泛应酬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
每个人都知道他大有来头。谁也弄不清他究竟代表哪一方。
即使在党内，绝大部分人也不清楚这位高级特工的真实身份。因为1937年9月，阎宝航加入中共后一直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甚至坊间还有传言，称阎宝航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工作关系也保持两条线。解放后，阎宝航就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之时，其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直到1962年。
“文化大革命”中，阎宝航受到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终年73岁。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1年6月上旬，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
一个为欢迎德国军方代表团访问重庆的酒会正在进行。尽管做东的是德国驻华武官，但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高官的到场使得这场酒会的气氛异乎寻常的热烈。宾主把酒言欢，觥筹交错。这时，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内。在场的很多人一眼便认出了他——阎宝航——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身边的“红人”。阎宝航原是重庆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大场面见得多了，但今晚德国人和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还是让他感到有些异常。
见到于右任，阎宝航就问道：“今晚诸位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趴在他耳边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在6月20日前后。”
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轻易的从于右任嘴里说出来，显得太过轻率，让人难以置信。但以于的身份和地位，对这种事关国际局势的战略级情报，如果没有可靠来源，他也应该不至于信口开河。
阎宝航不动声色来到孙科身边，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和盘托出，原来，情报来自于国民政府驻德国武官桂永清。1941年5月的一天，桂永清在柏林与一个德国军官闲谈时慨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听后便吹嘘说：“中国问题太简单了，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会全部解决了。”桂永清立即密报蒋介石：“纳粹德国决定6月20号左右约1星期内进攻苏联。”
孙科说完这些好像还生怕阎宝航不信，特地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这份足以改变世界局势的绝密情报，必须尽快送到苏联领导人手中。阎宝航当即借故离席。可是，当时已是深夜，在戒严的重庆，实在不便直接杀到苏联大使馆去找罗申武官，火速报告周恩来?也不妥，因为阎宝航与周恩来有约在先：绝对不能去驻重庆办事处。碍于身份无法亲自出面的阎宝航遂将情报交给助手李正文，机智的李正文立即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同时，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
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但，6月14日，塔斯社发表声明，称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重大事件同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阎宝航对事实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德国为拉拢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将此情报透露给中方。周恩来赞同阎宝航的判断。但这时再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告消息显然不能奏效。他便在6月14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通过和莫斯科的直接无线电联系向苏联高层转报。6月16日，毛泽东命令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情报局下属情报网也纷纷送回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预警。
佐尔格于1941年6月15日向莫斯科报告，比阎宝航情报早到一天。
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于1941年6月17日向莫斯科报告，比阎宝航情报晚到一天。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封感谢电(遗憾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摧毁关东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苏联对日宣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搞清关东军的动向成为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共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
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身上，阎宝航得知第三厅存有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阎宝航借阅后，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由南方局组织人员全部拍照后报送延安。周恩来将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综合其它方面的材料，迅速向苏联方面做了通报。
中共送来的情报，使苏军了解到中蒙边境东端除满洲里和阿尔山外，日军沿边境线其它地段没有设防，企图以戈壁沙漠和兴安岭来做天然屏障。苏军将计就计，以外贝加尔方向为主要突击方向，集结以坦克部队为主的重兵，从中蒙边境进攻，向东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主要的战略性突击，直接进攻长春、沈阳，再南下旅大，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按阎宝航事先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因苏联进攻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为此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李克农的高度评价：“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身份之谜
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是一个大舞台。它不仅是陪都，更是国共双方秘密战的战场。在这个舞台上，阎宝航长袖善舞，纵横捭阖。半个世纪后，阎宝航的亲属这样回忆：“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阎宝航在对手眼里也是谜一样的“神秘人物”。中统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事实也的确如此。阎宝航当时身兼数职，身份特殊。他是张学良挚友，东北军和光复东北势力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同时，他又因为蒋介石出于安抚张学良的目的而被委任为“新生活促进总会”的书记兼总干事，一度和“委员长”共用一个大办公室。阎宝航还是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还同时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通过在“四维学会”的旧相识，阎宝航还发展与复兴社骨
干分子的关系，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山头”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广泛应酬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
每个人都知道他大有来头。谁也弄不清他究竟代表哪一方。
即使在党内，绝大部分人也不清楚这位高级特工的真实身份。因为1937年9月，阎宝航加入中共后一直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甚至坊间还有传言，称阎宝航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工作关系也保持两条线。解放后，阎宝航就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之时，其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直到1962年。
“文化大革命”中，阎宝航受到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终年73岁。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