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所谓“话语”早已成为中国学者使用最多的术语之一，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数年前，便有研究者注意到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学者话语言说问题，说倘若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透视教育改革，将会发现教育改革充满着话语冲突，当下主要表现为“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博弈，“逐利”与“育人”的话语失衡，以及理论言说与实践表达的话语异质。远程教育显然同样充满这些话语冲突，而且由于远程教育的特点及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各方利益诉求可能更为多元和多变，话语冲突因之或许更加激烈和复杂。远程教育学者的言说及其话语选择，看来也是个有必要关注的问题。
　　除了那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外，远程教育学者可能还有不少特别的纠结，比如所谓“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话语分野，甚至还有前者对后者的话语屏障。远程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总也难以摆脱游走边缘的尴尬，作为新兴教育学科，其话语权和影响力其实始终相当有限。此外，我国教育早就形成比较系统的话语体系。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广播电视大学与这套话语体系总有些若即若离，常常难免“鸡同鸭讲”。有人戏称里面的人说不清，外面的人听不懂，指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远程教育学者如何把握“平衡点”，既要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要融入进而丰富教育话语体系，可能是个挺有意思的课题。
　　本刊卷首曾数次谈及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并引述相关国际会议报告，说要改变远程教育研究滞后于实践的状况，非常重要的是探索“建立教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之间有效联系”的路径。令人遗憾的是，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现在还是比较普遍的。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是随着大批不同来路、不同诉求的人通过不同途径涌入，这三者各自的构成越来越复杂，话语冲突在所难免。二是所谓“顶层”和“终端”的话语反差也似乎越来越明显，包括“终端”的相对“失语”，或者也可视为另类的话语表达。
　　正像前述研究者所指出的，远程教育学者同样应该成为真诚的“阐释者”——他们应该“并不热衷于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或固定不变的处方，而是引导人们思考各种教育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尤其是并不自视为教育真理的化身、教育实践的遥控者”。坦率地讲，远程教育学者在这方面恐怕应该有所反思。对远程教育有兴趣的各方面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在远程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都很值得期待。不过，倘若有学者以“权威”自居，甚或凭借其行政、学术等方面的强势，而在事实上形成某种程度的“话语霸权”，对学者自身及学科建设，对远程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恐怕都不见得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