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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农民有粮食轻减化倾向，他所选择种植的粮食品种属于劳动力投入最少和最省事的”
2012年8月12日早晨，细雨阵阵，北京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聚集了农民、NGO代表、政策研究者、艺术家、学者、记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次民间“圆桌对话”，主题是“粮食安全”。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近十亿人尚未解决温饱，联合国千年目标的第一位就是令全球的饥饿人口减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饥饿人口仍然存在?而大多数挨饿的人正是负责生产粮食的农民。”这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 W.Misik的开场白。
现场，国内16位艺术家展示了以“粮食安全”主题的艺术作品，试图回应这一问题。
艺术家李枪建造了一个云南佤族的粮仓。“它象征着希望，人类需要一个粮仓。”他是从公益组织乐施会在贵州省织金县桥上村的项目上找到的灵感。
去年，李枪在桥上村遇到了40岁的农民刘琴。刘琴告诉他，近年来地里收成不好，暴雨总是来得比以往早，玉米没来得及成熟就被打坏了。丈夫生病，4个儿子都在上学，刘琴成了家里务农的顶梁柱。村里不少农户家，主要劳动力也是妇女。
今年，桥上村通过乐施会引进了比普通玉米早一个月成熟的早熟玉米品种。如此，尽管雨季提前，刘琴家也有了比较好的收成，而且因进入市场较早，她家的玉米比普通玉米的售价更高。
“农民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乐施会政策倡导总监孙学兵在对话现场说，在发展中国家，5亿个小农场养活了全世界20亿人口；其中，中国1.93亿的小农场养活了5.8亿人口。另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1年的报告，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贫困和饥饿人数。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仅有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上近20％的人口，压力巨大。
2012年，随着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再次上演，谷物价格的上升也将使肉类价格随之上涨，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问题。
“2011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9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为了满足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的需求，粮食产量将显著增加达到70％。这意味着需要将近十亿吨的稻谷类产品和将近两亿吨的肉类产品。”Percy W.Misik说，“高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令全球不得不紧张地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除了“总量”，还要“买得起”、“买得到”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的艺术家箫昱参与了这次对话。虽然“粮食安全”在艺术圈是个冷门话题，但他觉得离自己并不远。
箫昱还记得十一二岁时家里粮食不足的光景，父母为了养活家里5口人，只能去农村买红薯代替。连续吃了20天红薯后，箫昱和兄弟姐妹每晚趴在床边吐酸水。
“不是没钱买，而是买不到粮食。”尽管早已远离饥饿，童年的记忆令箫昱意识到“粮食安全与生命形态相关”。“缺粮的年代里，我姑姑的工资就是三袋小米，在这个意义上，粮食替代了货币。”箫昱说。
5年前，箫昱开始创作一系列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粮食安全其实是资源被重新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分配、怎么获取、怎么占有。”
“还有一点相当关键，就是：日粮的构成，日粮的营养充分不充分，量够不够。”孙学兵研究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发表的讲话，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说法简单而言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量，一个是质。
“日粮”的说法，引起了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狮山村村支书黄冈的注意。与城市里的饮食习惯不同，黄冈所在的地区，饮食习惯是一天两餐，早晨九十点吃早饭，下午三四点吃午饭。
黄冈说，两餐制有历史的原因，贵州以前比较贫穷，少吃一顿能节省些粮食，同时也有现实原因，贵州农村的学生读书大约是从上午10点后开始，到下午3点半放学，多数家庭为了配合孩子的上学时间，也遵循了这种两餐的习惯。
黄冈对贵州农村吃饭问题的描述让对话现场许多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感慨。“粮食安全意味着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能力摄取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有活力并健康地生活。”Percy W.Misik为粮食安全下了定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从2005年开始致力于粮食安全内涵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与国际上有所区别。
张照新说，目前国内的粮食安全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总量，即供应上的安全，而实际上应该强调三方面：第一是有，第二是“买得超”，第三是“买得到”。“希望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发声，帮助我们的国家逐渐完善粮食安全政策，从原来较多重视总量，过渡到‘既有量、又有类’的政策。”
未来谁种地
黄冈的故乡绥阳县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农业部命名的杂交之乡，传统的农耕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狮山村有村民6500多人，4700多亩土地，人均0.7亩，粮食产出自给自足理论上能够实现。然而，眼下粮食能否保收却成了横亘在狮山村村民面前的难题。黄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超过2200人，留在村里的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极度缺失。这也是如今许多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劳动力少带来连锁问题，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不足，地里杂草非常多，农户被迫加大化肥以及除草剂和农药用量，导致土地板结现象越发严重。“冬季作物除了一部分种子，其他农作物基本上都荒了。再加上近年来遭遇的气象灾害，2010、2011年都遇到大旱，减产了40％的粮食。”黄冈说，周边其他一些条件更弱的县，问题可能比绥阳更不乐观。
“20年后，还有谁来种地?”对此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发言回应。2010年，朱启臻主持了—个大型调查项目，深入国内十个省，调查“谁在种地”。结果显示，2010年的种地人平均年龄为57岁，如果这两年没有补充新人，这批庄稼汉今年已经59岁了。 “当被问到为什么岁数这么大还要种地，许多庄稼汉回答说，‘够吃就行’，‘够自己吃就行’。老年人种地其实力不从心，许多人只管种和收，收多少算多少，完全粗放式的管理。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很大的潜在威胁。”朱启臻说。
朱启臻的调查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粮食安全压力，张照新对此深有同感。“按照目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统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接近50％，转移的劳动力是2.5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约2.7亿。”张照新说。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种植业人口减少，以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可能要发生变化。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调查，发现很多农民有粮食轻减化倾向，他所选择种植的粮食品种属于劳动力投入最少和最省事的。”张照新说，留在农村的多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如此结构的劳动力在接受新品种、新技术方面要慢一些，这对通过科技提高农业劳动力水平带来制约。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加，特别是对加工品，对畜产品的消费进一步增多，后者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张照新说，尽管过去几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八连增”，今年则是“九连丰”，但粮食供求关系依然紧张。
用合作社把小农户组织起来
“去乡下种地是当下一些城市白领的时尚，但这种潮流不具备为消费者提供规模化粮食产品的能力。粮食安全未来需要依靠的还是农民。2012年中央提出一个概念，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就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他们将来能够运行起规模相对大的职业农场。朱启臻对“职业农民”规划充满希望。
“这是呼吁多年的方向。”张照新说，农业部近年来一直在推广“职业农民’概念，尝试通过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培养一批专业化农民。2011年开始，农业部启动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网络规划，在县里甚至村里建设技术指导员制度。
“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原因是农业生产的收入太少，事实上农业生产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实收入并不低。”张照新说，前段时间农业部正在进行一个讨论：农业生产规模达到什么水平才有吸引力，农民才能稳定地从事农业?
孙学兵认为，实现规模化的粮食生产当然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一种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小农户的存在在中国必然是—个长期现象，小农户的辛勤劳动对于粮食安全的保障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参与对话的专家对他的观点多表示认同。
“小农户的问题，怡恰是粮食安全体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骥说，在中国，大规模的粮食供应模式，也就是基本的产业化模式，主要是龙头企业加上合作社、基地、农户，这也是整个农业产业供应链的最基本形式。
马骥长年从事对农产品采购及其与农户利益联系状况的研究，他发现，在—个龙头企业所主导的粮食等农产品供应链中，农户被甩掉了，具有生产技术的农户被推向了一个比较低级的供应链中。
参与此次对话前不久，马骥去山东调研了一个蔬菜产业供应链。他强烈地意识到，小农户在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在低级的供应链中，连最起码的保护自我的权利意识都没有。
贵州省和仁乡村发展研究所负责人吉家钦认为，农户依靠粮食种植这类传统产业增收，可能性是很小的，现在更多的农民选择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增强粮食供给能力。“合作社的形式可能是对以前小农户的这种制度安排做出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回到集体经济的时代，而是通过合作社整合资源，增强小农户的谈判能力。”吉家钦说。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合作社都是最适合农民、最适合农业的组织形式之一。”朱启臻说。他曾关注过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家合作社，该合作社生产的是高蛋白大豆。去年，该合作社把大豆价格定为2元4角一斤，结果卖亏了。
今年，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朱启臻，价格定得更高了，因为合作社生产的规模已经达到100多万亩，大豆产量占全国该品种产量的三分之一，有加工企业找到合作社的生产地并把总部搬了过去，合作社一下子有了定价权。
“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盲目跟风、应对市场能力弱等等。要想解决，不是把农户取消，而是用一种方法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目前就是合作社，合作社能赋予农户更多的话语权。”朱启臻说。
2012年8月12日早晨，细雨阵阵，北京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聚集了农民、NGO代表、政策研究者、艺术家、学者、记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次民间“圆桌对话”，主题是“粮食安全”。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近十亿人尚未解决温饱，联合国千年目标的第一位就是令全球的饥饿人口减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饥饿人口仍然存在?而大多数挨饿的人正是负责生产粮食的农民。”这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 W.Misik的开场白。
现场，国内16位艺术家展示了以“粮食安全”主题的艺术作品，试图回应这一问题。
艺术家李枪建造了一个云南佤族的粮仓。“它象征着希望，人类需要一个粮仓。”他是从公益组织乐施会在贵州省织金县桥上村的项目上找到的灵感。
去年，李枪在桥上村遇到了40岁的农民刘琴。刘琴告诉他，近年来地里收成不好，暴雨总是来得比以往早，玉米没来得及成熟就被打坏了。丈夫生病，4个儿子都在上学，刘琴成了家里务农的顶梁柱。村里不少农户家，主要劳动力也是妇女。
今年，桥上村通过乐施会引进了比普通玉米早一个月成熟的早熟玉米品种。如此，尽管雨季提前，刘琴家也有了比较好的收成，而且因进入市场较早，她家的玉米比普通玉米的售价更高。
“农民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乐施会政策倡导总监孙学兵在对话现场说，在发展中国家，5亿个小农场养活了全世界20亿人口；其中，中国1.93亿的小农场养活了5.8亿人口。另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1年的报告，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贫困和饥饿人数。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仅有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上近20％的人口，压力巨大。
2012年，随着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再次上演，谷物价格的上升也将使肉类价格随之上涨，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问题。
“2011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9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为了满足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的需求，粮食产量将显著增加达到70％。这意味着需要将近十亿吨的稻谷类产品和将近两亿吨的肉类产品。”Percy W.Misik说，“高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令全球不得不紧张地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除了“总量”，还要“买得起”、“买得到”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的艺术家箫昱参与了这次对话。虽然“粮食安全”在艺术圈是个冷门话题，但他觉得离自己并不远。
箫昱还记得十一二岁时家里粮食不足的光景，父母为了养活家里5口人，只能去农村买红薯代替。连续吃了20天红薯后，箫昱和兄弟姐妹每晚趴在床边吐酸水。
“不是没钱买，而是买不到粮食。”尽管早已远离饥饿，童年的记忆令箫昱意识到“粮食安全与生命形态相关”。“缺粮的年代里，我姑姑的工资就是三袋小米，在这个意义上，粮食替代了货币。”箫昱说。
5年前，箫昱开始创作一系列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粮食安全其实是资源被重新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分配、怎么获取、怎么占有。”
“还有一点相当关键，就是：日粮的构成，日粮的营养充分不充分，量够不够。”孙学兵研究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发表的讲话，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说法简单而言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量，一个是质。
“日粮”的说法，引起了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狮山村村支书黄冈的注意。与城市里的饮食习惯不同，黄冈所在的地区，饮食习惯是一天两餐，早晨九十点吃早饭，下午三四点吃午饭。
黄冈说，两餐制有历史的原因，贵州以前比较贫穷，少吃一顿能节省些粮食，同时也有现实原因，贵州农村的学生读书大约是从上午10点后开始，到下午3点半放学，多数家庭为了配合孩子的上学时间，也遵循了这种两餐的习惯。
黄冈对贵州农村吃饭问题的描述让对话现场许多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感慨。“粮食安全意味着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能力摄取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有活力并健康地生活。”Percy W.Misik为粮食安全下了定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从2005年开始致力于粮食安全内涵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与国际上有所区别。
张照新说，目前国内的粮食安全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总量，即供应上的安全，而实际上应该强调三方面：第一是有，第二是“买得超”，第三是“买得到”。“希望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发声，帮助我们的国家逐渐完善粮食安全政策，从原来较多重视总量，过渡到‘既有量、又有类’的政策。”
未来谁种地
黄冈的故乡绥阳县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农业部命名的杂交之乡，传统的农耕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狮山村有村民6500多人，4700多亩土地，人均0.7亩，粮食产出自给自足理论上能够实现。然而，眼下粮食能否保收却成了横亘在狮山村村民面前的难题。黄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超过2200人，留在村里的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极度缺失。这也是如今许多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劳动力少带来连锁问题，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不足，地里杂草非常多，农户被迫加大化肥以及除草剂和农药用量，导致土地板结现象越发严重。“冬季作物除了一部分种子，其他农作物基本上都荒了。再加上近年来遭遇的气象灾害，2010、2011年都遇到大旱，减产了40％的粮食。”黄冈说，周边其他一些条件更弱的县，问题可能比绥阳更不乐观。
“20年后，还有谁来种地?”对此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发言回应。2010年，朱启臻主持了—个大型调查项目，深入国内十个省，调查“谁在种地”。结果显示，2010年的种地人平均年龄为57岁，如果这两年没有补充新人，这批庄稼汉今年已经59岁了。 “当被问到为什么岁数这么大还要种地，许多庄稼汉回答说，‘够吃就行’，‘够自己吃就行’。老年人种地其实力不从心，许多人只管种和收，收多少算多少，完全粗放式的管理。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很大的潜在威胁。”朱启臻说。
朱启臻的调查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粮食安全压力，张照新对此深有同感。“按照目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统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接近50％，转移的劳动力是2.5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约2.7亿。”张照新说。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种植业人口减少，以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可能要发生变化。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调查，发现很多农民有粮食轻减化倾向，他所选择种植的粮食品种属于劳动力投入最少和最省事的。”张照新说，留在农村的多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如此结构的劳动力在接受新品种、新技术方面要慢一些，这对通过科技提高农业劳动力水平带来制约。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在增加，特别是对加工品，对畜产品的消费进一步增多，后者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张照新说，尽管过去几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八连增”，今年则是“九连丰”，但粮食供求关系依然紧张。
用合作社把小农户组织起来
“去乡下种地是当下一些城市白领的时尚，但这种潮流不具备为消费者提供规模化粮食产品的能力。粮食安全未来需要依靠的还是农民。2012年中央提出一个概念，培养新型的“职业农民”，就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他们将来能够运行起规模相对大的职业农场。朱启臻对“职业农民”规划充满希望。
“这是呼吁多年的方向。”张照新说，农业部近年来一直在推广“职业农民’概念，尝试通过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培养一批专业化农民。2011年开始，农业部启动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网络规划，在县里甚至村里建设技术指导员制度。
“农民不愿意从事农业，原因是农业生产的收入太少，事实上农业生产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实收入并不低。”张照新说，前段时间农业部正在进行一个讨论：农业生产规模达到什么水平才有吸引力，农民才能稳定地从事农业?
孙学兵认为，实现规模化的粮食生产当然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一种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小农户的存在在中国必然是—个长期现象，小农户的辛勤劳动对于粮食安全的保障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参与对话的专家对他的观点多表示认同。
“小农户的问题，怡恰是粮食安全体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骥说，在中国，大规模的粮食供应模式，也就是基本的产业化模式，主要是龙头企业加上合作社、基地、农户，这也是整个农业产业供应链的最基本形式。
马骥长年从事对农产品采购及其与农户利益联系状况的研究，他发现，在—个龙头企业所主导的粮食等农产品供应链中，农户被甩掉了，具有生产技术的农户被推向了一个比较低级的供应链中。
参与此次对话前不久，马骥去山东调研了一个蔬菜产业供应链。他强烈地意识到，小农户在市场化的运作过程中，在低级的供应链中，连最起码的保护自我的权利意识都没有。
贵州省和仁乡村发展研究所负责人吉家钦认为，农户依靠粮食种植这类传统产业增收，可能性是很小的，现在更多的农民选择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增强粮食供给能力。“合作社的形式可能是对以前小农户的这种制度安排做出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回到集体经济的时代，而是通过合作社整合资源，增强小农户的谈判能力。”吉家钦说。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合作社都是最适合农民、最适合农业的组织形式之一。”朱启臻说。他曾关注过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一家合作社，该合作社生产的是高蛋白大豆。去年，该合作社把大豆价格定为2元4角一斤，结果卖亏了。
今年，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朱启臻，价格定得更高了，因为合作社生产的规模已经达到100多万亩，大豆产量占全国该品种产量的三分之一，有加工企业找到合作社的生产地并把总部搬了过去，合作社一下子有了定价权。
“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盲目跟风、应对市场能力弱等等。要想解决，不是把农户取消，而是用一种方法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目前就是合作社，合作社能赋予农户更多的话语权。”朱启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