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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法为民是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可借鉴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并澄清其局限性，同时说明群众路线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
【关键词】执法为民 ； 古代民本思想 ； 群众路线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山东警察学院课题项目“传统文化在警察职业道德教学中的应用”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3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08-0113-02
执法为民是贯穿警察职业道德体系始终的核心要素。它体现了警察职业道德体系对于人民警察最根本的职业道德要求。这也正是人民警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警察核心价值观之“为民”要求的哲学体现。这一教学环节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为“执法为民”提供学理上的合理合法性。古代民本思想是可用来借鉴和参考的历史资源。
一、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脉络及其局限性
古代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它的第一声呐喊。这也是古代民本观念的最早源头。
夏商继亡，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周公提出“敬天保民”“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就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便可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提出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秩序理论，要求统治者“忧民之忧”，“与民同乐”。他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上》）等观点，流传千古。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真正形成，并有了初步体系。
西汉时代，贾谊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的民本思想理论，其内容包括：民无不为本、施行仁政、政在爱民、教化安民、民必胜等五个方面。至此，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了最完备的概念和内涵。
之后，民本思想继续发展，盛唐时达到高峰。唐太宗明确表示：“为君之道，必须生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卷一》）。
毫无疑问，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这是需要在教学中予以澄清的。
首先，古代民本思想的目的错位，即为谁服务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古代民本思想是封建統治者用来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之术。君主“亲民”、“爱民”的目的是“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以及“求兵之劲，城之固”（《荀子·君道》）。重民、爱民不过是调和阶级矛盾、实现统治者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古代民本思想中，重民是手段，隆君才是目的。
其次，古代民本思想的制度缺位。古代民本思想以君为本位，制度的设计也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格局下，政治行为的主体是统治者，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民”只是被动的受治客体，没有执行政权的权利和资格。因此，古代民本思想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
最后，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空位。古代民本思想的目的错位和制度缺位，使得它只停留在“驭民之术”的层次，而“民”所得到的重视程度，多是依靠圣君贤相来实现。尽管统治者从思想上重视民众，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和实现民权。古代民权无法实现由愿景到现实的落地，从而造成民权的内容空位。
二、共产党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群众路线
如果说古代民本思想为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提供了先天的传统基因，那么群众路线便是共产党人民本思想的红色基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哲学上的扬弃。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实现这一伟大发展的最早代表。
对于熟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来说，古代民本思想对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毛泽东的道德观念、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乃至治国方略都显示出极为鲜明、浓厚的中国特色。
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发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经历了20年的革命探索后，1945年，毛泽东对这一历史之问给出了明确而有力的答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和理论基础。
从毛泽东提出并确立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四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温政府的“饺子政治”，再到当下的习李新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越来越生动的方式来诠释这条路线。
新一届政府对于群众路线的解读更是清楚而透彻。一方面是更接地气，更活泼的“习式亲民”：从“习大大”的称呼，到他和彭丽媛展示出来的“伴侣文化”，无疑都是新时期亲民的绝好方式；另一方面，自十八大以来的“习式反腐”，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之风。“习式亲民”和“习式反腐”是群众路线这枚硬币的两面：“习式亲民”体现对人民之爱，“习式反腐”则体现对人民之敌（腐败）的铁腕威力。“习式亲民”和“习式反腐”让群众路线这一红色法宝，再次焕发出昂扬的活力。这其中，习近平的“红色学识”背景，以及他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更是为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平添了无限魅力。
因此，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融入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这一红色法宝，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这是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古代民本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共产党人群众路线对其的发展和超越，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决定性地位，从而为人民警察坚持“执法为民”提供宏观的学理根据。
作者简介：孙凤蕾（1974—），女，山东聊城人，山东警察学院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执法为民 ； 古代民本思想 ； 群众路线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山东警察学院课题项目“传统文化在警察职业道德教学中的应用”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3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08-0113-02
执法为民是贯穿警察职业道德体系始终的核心要素。它体现了警察职业道德体系对于人民警察最根本的职业道德要求。这也正是人民警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警察核心价值观之“为民”要求的哲学体现。这一教学环节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为“执法为民”提供学理上的合理合法性。古代民本思想是可用来借鉴和参考的历史资源。
一、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脉络及其局限性
古代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它的第一声呐喊。这也是古代民本观念的最早源头。
夏商继亡，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周公提出“敬天保民”“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就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便可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提出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秩序理论，要求统治者“忧民之忧”，“与民同乐”。他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上》）等观点，流传千古。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真正形成，并有了初步体系。
西汉时代，贾谊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的民本思想理论，其内容包括：民无不为本、施行仁政、政在爱民、教化安民、民必胜等五个方面。至此，儒家的民本思想有了最完备的概念和内涵。
之后，民本思想继续发展，盛唐时达到高峰。唐太宗明确表示：“为君之道，必须生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卷一》）。
毫无疑问，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这是需要在教学中予以澄清的。
首先，古代民本思想的目的错位，即为谁服务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古代民本思想是封建統治者用来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驭民之术。君主“亲民”、“爱民”的目的是“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以及“求兵之劲，城之固”（《荀子·君道》）。重民、爱民不过是调和阶级矛盾、实现统治者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古代民本思想中，重民是手段，隆君才是目的。
其次，古代民本思想的制度缺位。古代民本思想以君为本位，制度的设计也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格局下，政治行为的主体是统治者，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民”只是被动的受治客体，没有执行政权的权利和资格。因此，古代民本思想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
最后，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空位。古代民本思想的目的错位和制度缺位，使得它只停留在“驭民之术”的层次，而“民”所得到的重视程度，多是依靠圣君贤相来实现。尽管统治者从思想上重视民众，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和实现民权。古代民权无法实现由愿景到现实的落地，从而造成民权的内容空位。
二、共产党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群众路线
如果说古代民本思想为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提供了先天的传统基因，那么群众路线便是共产党人民本思想的红色基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哲学上的扬弃。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实现这一伟大发展的最早代表。
对于熟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来说，古代民本思想对他的民本思想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毛泽东的道德观念、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乃至治国方略都显示出极为鲜明、浓厚的中国特色。
1925年，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发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经历了20年的革命探索后，1945年，毛泽东对这一历史之问给出了明确而有力的答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和理论基础。
从毛泽东提出并确立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四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温政府的“饺子政治”，再到当下的习李新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越来越生动的方式来诠释这条路线。
新一届政府对于群众路线的解读更是清楚而透彻。一方面是更接地气，更活泼的“习式亲民”：从“习大大”的称呼，到他和彭丽媛展示出来的“伴侣文化”，无疑都是新时期亲民的绝好方式；另一方面，自十八大以来的“习式反腐”，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之风。“习式亲民”和“习式反腐”是群众路线这枚硬币的两面：“习式亲民”体现对人民之爱，“习式反腐”则体现对人民之敌（腐败）的铁腕威力。“习式亲民”和“习式反腐”让群众路线这一红色法宝，再次焕发出昂扬的活力。这其中，习近平的“红色学识”背景，以及他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更是为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平添了无限魅力。
因此，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人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融入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这一红色法宝，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这是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古代民本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共产党人群众路线对其的发展和超越，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决定性地位，从而为人民警察坚持“执法为民”提供宏观的学理根据。
作者简介：孙凤蕾（1974—），女，山东聊城人，山东警察学院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