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天津老城区要集体拆迁改造，当时作为天津人的冯骥才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自掏了将近 100万元请了 100名摄影师把天津大街小巷有历史的建筑物全拍了下来。虽然最后该拆的还是拆了，只留下了几本画册和几万张照片，但从那时起，冯骥才把目光和精力转向了中国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上 ，致力于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神”。
　　在他将近 20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木板年画的抢救和搜集是最有成效的一部分。曾经的他每年腊月都会跑到天津杨柳青镇去收集木版年画，后来逐渐扩展到河南开封朱仙镇、河北武强县、浙江平阳县等十几个制作木版年画的村落，收集过去的年画、拜访老艺人，到现在这些内容已经陆续出成了 22册的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丛书，那些老工具也存放在他在天津大学里的冯骥才文学研究院的展览厅里。


　　而在寻访年画的过程中，冯骥才发现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消失，于是保护古村落又成为了他近年来文化保护的又一个重点。“2000年全国有 370万村庄，2010年是 260万，我们十年丢失了 90万个村庄。”冯骥才惋惜地说道。
　　谈起这将近 20年以来民间文化保护的困难，冯骥才长叹一句：“知音太少了。”这些年他去过很多欧洲的博物馆，发现里面藏有大量的中国文物。2010年他参加香港书展，顺路去布满古玩店的荷里活街逛了一圈，看完后大吃一惊，店里的陕西地区地下挖掘出的唐三彩彩陶，居然比陕西博物馆的还好。
　　“中国出现文物量最大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前都是考古队或盗墓者发现的，改革开放后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刨地挖沟发现很多文物。要是没有一个非常畅通的管道和结实的走私链条，这些东西出不去。”因此那年在香港，冯骥才在发言时呼吁政府能剪断这些链条，也希望香港的有识之士能够买下这些店里的文物送回内地，但他心里也知道无论怎么呼吁，这些链条都不可能剪断，实际上也几乎不会有人买了再送回来。最后他自己买了三件，现在摆在他的文学研究院里。
　　“我们民族虽然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并不是非常热爱的。老一代的、初到中国的外国人那时候就搜集了很多中国的文物，但是我们中国最早一代到外国做买卖的华人却很少收集西方的艺术品和文化，这就说明我们不那么看重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些年在民间文化保护上的贡献，冯骥才今年被评为 2013年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中国区获奖人，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是万宝龙文化基金会为推动全球文化艺术的发展而设置的奖项之一，藉以表彰为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无私奉献宝贵光阴、精力及金钱的杰出人士。但冯骥才本人却不对这个奖过分渲染，他将把奖金转给一位站在民间文化保护最前沿、最困难、最需要支持帮助又默默无闻的人。
　　“我们知识界的人应该永远在后台。我谈过一个志愿者概念，做文化不能是短的事情，是一个终生的志愿者，知识分子做精神工作是不需要回报的，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志愿者。”


　　个人冯骥才谈开发保护古村落
　　如何让村民回归
　　不能让老百姓全回去，首先要确定哪些村落是确实有文化价值、需要保护的，这个数量不会太多，我估计全国具有文化价值的村落是 3000到 5000个。需要保护的村落必须有人，而且要让人留在那，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有生产，让村民有活可干，能挣到钱。村落保护不完全是文化遗产保护，跟保护歌舞、民间手艺不一样，村落是一个整体，是农业社会里基本的单位；第二就是改善生活条件，要把现代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注入农村。我赞成西塘的办法，外表的形态不变，把自来水、宽带都放进去。我主张先做几个样板，村落的外表不动，基地不动，最重要的文化核心点比如庙宇、祠堂、街道、桥梁都不动，一些主要的民居建筑外墙不动，里面改造。
　　如何处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如果真能明白村落的价值，也可以开展旅游，不是开发旅游。文化保护得越好，越有魅力，来的人越多，旅游价值越好。反过来如果旅游只是为了赚钱，如果像企业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那文化一定会遭到破坏。现在的旅游开发是拿文化作为赚钱的工具，但旅游是为了更好的传播文化，做好旅游服务，服务越好，越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