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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汪辜会谈”到现在，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和台湾方面关系亲密，李光耀生前和大陆领导人也有很好的交往。“新加坡传统”成了双方最有可能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1月7日15时许，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习近平、马英九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握，超过了66秒；这一握，跨越了66年。
将两岸领导人会面称为历史性会晤毫不为过。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现任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而选择在新加坡，是因为此前“汪辜会谈”也是在新加坡促成，具有历史传承意义。
作为海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向来在两岸交往、两岸关系改善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从1993年“汪辜会谈”到现在，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和台湾方面关系亲密，李光耀生前和大陆领导人也有很好的交往。在台湾方面坚持想要在国际场合见面，大陆方面坚持不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僵局中，“新加坡传统”成了双方最有可能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让时间倒回至1993年4月27日～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两岸分隔40余年后，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
唐树备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1978年，唐树备作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触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
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海协会成立，“九二共识”的确立，“汪辜会谈”、“汪辜会晤”，反对李登辉访美、反对“两国论”。
回顾从前，唐树备谦逊地说：“我有幸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作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领导集体的一员，执行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一些事情。”李光耀促成“汪辜会谈”
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式负责对台工作。1989年，我又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主任。
这期间，我参与和经历了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和1998年的“汪辜会晤”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促成了“汪辜会谈”。
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和海协会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我们同意了。
“汪辜会谈”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作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主谈人，我4月23日就飞赴新加坡，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磋商会谈的有关事宜。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见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两位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
76岁的辜振甫先生从小就会唱京戏，对京戏研究甚笃，他曾对我说他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戏，因为唱京戏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虽然不会唱京戏，但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两位老先生显得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四层会场。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
那天会场上的热烈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我马上向汪先生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先生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先生。当两位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40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我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啊。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老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在新加坡董宫酒店，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饭店巧妙地将两岸同胞之情嵌入九道菜名中，两会人员在一起出席宴会就是“情同手足”，双方同是“龙族一脉”，今夕是“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合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并祝“兄弟之谊”能“三元及第”、“前程似锦”。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也有一波三折。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海协当然赞成保护台商投资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投资的法规。但是，如果要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间接投资，他们是作为新加坡、美国、日本等法人来大陆投资的。因此，我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但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先生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先生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两位先生的意见，我和邱进益先生以及两会的同事们为起草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绞尽了脑筋，特别是在写两岸经济交流要遵循什么原则的措辞上，因为要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费尽思量。
例如，《共同协议》中写进了“互补互利”四个字，作为两岸经济交流的原则。这是因为汪先生和辜先生在第一场会谈时，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们就建议把这四个字写入，海基会接受了。终于做到双方满意，皆大欢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规定：“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1949年以来，除了《金门协议》，除了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以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之后，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到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浪高过一浪。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在签字时，台湾方面仍然要突出两岸的“对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右为尊。两位老人要签四个协议。因此，根据海基会方面的建议，在签了两个协议后，两位老人互换位置。站在他们后边的两会成员换不换位置呢？如果站在后面的一二十人也跟着换，现场就乱了。我跟邱先生商量后，双方就原地不动了。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辜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协会的我，汪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基会的邱进益。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个特殊而珍贵的镜头。
我的第一次台湾之行
“汪辜会谈”之后，为了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问题，1994年8月，我受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焦仁和的邀请，率海协会的同事访问台湾。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离京前，有一些台湾朋友打电话来北京称，民进党想藉机闹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险，最好暂时不来。我当然感谢这些朋友的关心，但还是按经中央台办报请中央批准的海协访问团赴台方案，按原定计划启程赴台。
飞机降落在台北的桃园机场，我一出了天桥，几十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就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对我高喊“唐树备滚回去”，而且亦步亦趋，我一路走，他们一路跟着在我耳边叫喊。我知道他们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发脾气，有的记者也想拍下我发火的镜头。但是我没有上他们当。记者们一路拍，却始终没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镜头。
据说，台湾方面为我们准备了三个离开机场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机场大门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桥后再坐电梯下去，重回停机处，直接从跑道附近离开机场。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飞机，飞往下榻的饭店项层阳台，为此在机场停放了两架直升机。最后台湾方面实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进下榻的饭店时，台湾的警察排成两队，形成夹道，每人都持着一人高的长棍。我就在他们中间走进电梯。据说，当天台湾方面一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保护我和海协代表团。
我在饭店的大堂里，看到带着孩子去饭店吃饭的父母们，他们客气地向我点头打招呼。进入房间后，焦仁和先生赶来，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机场上发生的事，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还说，饭店大堂里向我点头打招呼的台湾民众，更能代表多数台湾民众欢迎两岸关系改善的心声。第二天开始会谈。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用高音喇叭对着会谈场所大呼“台独”口号。我在会谈开始时即兴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说，两岸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想剪断，是不可能的。
由于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支持的少数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欺骗宣传的影响，由于国民党过去长期对台湾民众的高压统治和“反共”宣传，再加上大陆方面几十年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曲折、失误，这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不了解、有疑虑，甚至受到“台独”思想的影响。这需要时间来化解。但是，两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统一，尽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但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关键在于把大陆自己的事办好。对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经中央台办报经江泽民总书记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协代表团访台。我和焦仁和先生达成了同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协议。但因李登辉访美，两会的接触商谈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也无法举行。
以后，焦先生离开了海基会。焦先生的夫人后来到北京来旅行，我请她吃饭，谈起往事时，焦夫人说，一天，焦仁和在看电视，得知他被免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职务。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点也不知道。
在自家地方实现“汪辜会晤”
1998年10月14日，81岁的辜振甫先生偕夫人严倬云踏上久违53年的大陆土地，他将与汪道涵进行“汪辜会晤”。因为与过去双方事先商定议题的“汪辜会谈”不同，这次只是交换意见，没有商定的议题。但这次是在中国自己的地方谈，就自己的问题交换意见，而不是在外国。
“汪辜会晤”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两岸可以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另外一项共识是邀请汪老访问台湾。较之过去只可以谈事务性问题，现在两会可以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对两会和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和夫人到上海接机，参加“汪辜会晤”。辜振甫一如上次“汪辜会谈”中一样幽默风趣、儒雅健谈。
“汪辜会晤”结束后，我和夫人陪着辜振甫先生及夫人从上海到北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参访、会晤活动。55年前，辜先生曾到过北京。经过两岸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如今再访北京，辜振甫不禁感慨万千地说：“无论如何，总算是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钱其琛副总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会见了辜振甫。双方的谈话集中在台湾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我记得辜先生对钱其琛说，台湾目前的国际空间是大陆打压的结果。钱其琛则告诉他，不是大陆打压台湾，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因为中国大陆发展了，在国际上影响大了，很多国家要和我们建交，自然就和台湾断交。这个趋势还会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是在钓鱼台的四季厅接见的辜振甫，江泽民和辜老先生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小时，在平静、坦率的气氛中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
酷爱京剧的辜振甫，在大陆方面的安排下，先后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和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出席了名家荟萃的京剧晚会。辜先生也走到台上唱起浑厚、激越的京剧《洪羊洞》，“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赢得满堂喝彩。在上海期间，受在美国纽约的蒋宋美龄女士之托，辜振甫夫人还去靠近虹桥路的公墓，为其父母扫墓。大陆有关方面对此给予了协助。
19日上午，辜先生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大陆的参访、会晤，我和夫人一直将辜振甫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在候机室里，辜先生再次感谢大陆方面的盛隋接待。他还对我说，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演讲。分别时，我们双手相握，相约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时再见。但是，终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两岸关系再度出现停滞。汪老最终没能去成台湾。而这次分手竞成为我与辜老先生的最后诀别。（资料来源：《今日中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央广网）
11月7日15时许，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习近平、马英九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握，超过了66秒；这一握，跨越了66年。
将两岸领导人会面称为历史性会晤毫不为过。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现任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而选择在新加坡，是因为此前“汪辜会谈”也是在新加坡促成，具有历史传承意义。
作为海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向来在两岸交往、两岸关系改善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从1993年“汪辜会谈”到现在，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和台湾方面关系亲密，李光耀生前和大陆领导人也有很好的交往。在台湾方面坚持想要在国际场合见面，大陆方面坚持不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僵局中，“新加坡传统”成了双方最有可能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让时间倒回至1993年4月27日～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两岸分隔40余年后，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
唐树备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1978年，唐树备作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触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
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海协会成立，“九二共识”的确立，“汪辜会谈”、“汪辜会晤”，反对李登辉访美、反对“两国论”。
回顾从前，唐树备谦逊地说：“我有幸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作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领导集体的一员，执行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一些事情。”李光耀促成“汪辜会谈”
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式负责对台工作。1989年，我又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主任。
这期间，我参与和经历了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和1998年的“汪辜会晤”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促成了“汪辜会谈”。
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和海协会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我们同意了。
“汪辜会谈”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作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主谈人，我4月23日就飞赴新加坡，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磋商会谈的有关事宜。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见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两位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
76岁的辜振甫先生从小就会唱京戏，对京戏研究甚笃，他曾对我说他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戏，因为唱京戏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虽然不会唱京戏，但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两位老先生显得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四层会场。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
那天会场上的热烈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我马上向汪先生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先生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先生。当两位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40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我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啊。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老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在新加坡董宫酒店，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饭店巧妙地将两岸同胞之情嵌入九道菜名中，两会人员在一起出席宴会就是“情同手足”，双方同是“龙族一脉”，今夕是“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合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并祝“兄弟之谊”能“三元及第”、“前程似锦”。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也有一波三折。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海协当然赞成保护台商投资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投资的法规。但是，如果要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间接投资，他们是作为新加坡、美国、日本等法人来大陆投资的。因此，我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但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先生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先生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两位先生的意见，我和邱进益先生以及两会的同事们为起草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绞尽了脑筋，特别是在写两岸经济交流要遵循什么原则的措辞上，因为要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费尽思量。
例如，《共同协议》中写进了“互补互利”四个字，作为两岸经济交流的原则。这是因为汪先生和辜先生在第一场会谈时，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们就建议把这四个字写入，海基会接受了。终于做到双方满意，皆大欢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规定：“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1949年以来，除了《金门协议》，除了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以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之后，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到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浪高过一浪。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在签字时，台湾方面仍然要突出两岸的“对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右为尊。两位老人要签四个协议。因此，根据海基会方面的建议，在签了两个协议后，两位老人互换位置。站在他们后边的两会成员换不换位置呢？如果站在后面的一二十人也跟着换，现场就乱了。我跟邱先生商量后，双方就原地不动了。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辜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协会的我，汪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基会的邱进益。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个特殊而珍贵的镜头。
我的第一次台湾之行
“汪辜会谈”之后，为了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问题，1994年8月，我受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焦仁和的邀请，率海协会的同事访问台湾。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离京前，有一些台湾朋友打电话来北京称，民进党想藉机闹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险，最好暂时不来。我当然感谢这些朋友的关心，但还是按经中央台办报请中央批准的海协访问团赴台方案，按原定计划启程赴台。
飞机降落在台北的桃园机场，我一出了天桥，几十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就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对我高喊“唐树备滚回去”，而且亦步亦趋，我一路走，他们一路跟着在我耳边叫喊。我知道他们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发脾气，有的记者也想拍下我发火的镜头。但是我没有上他们当。记者们一路拍，却始终没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镜头。
据说，台湾方面为我们准备了三个离开机场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机场大门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桥后再坐电梯下去，重回停机处，直接从跑道附近离开机场。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飞机，飞往下榻的饭店项层阳台，为此在机场停放了两架直升机。最后台湾方面实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进下榻的饭店时，台湾的警察排成两队，形成夹道，每人都持着一人高的长棍。我就在他们中间走进电梯。据说，当天台湾方面一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保护我和海协代表团。
我在饭店的大堂里，看到带着孩子去饭店吃饭的父母们，他们客气地向我点头打招呼。进入房间后，焦仁和先生赶来，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机场上发生的事，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还说，饭店大堂里向我点头打招呼的台湾民众，更能代表多数台湾民众欢迎两岸关系改善的心声。第二天开始会谈。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用高音喇叭对着会谈场所大呼“台独”口号。我在会谈开始时即兴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说，两岸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想剪断，是不可能的。
由于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支持的少数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欺骗宣传的影响，由于国民党过去长期对台湾民众的高压统治和“反共”宣传，再加上大陆方面几十年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曲折、失误，这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不了解、有疑虑，甚至受到“台独”思想的影响。这需要时间来化解。但是，两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统一，尽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但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关键在于把大陆自己的事办好。对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经中央台办报经江泽民总书记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协代表团访台。我和焦仁和先生达成了同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协议。但因李登辉访美，两会的接触商谈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也无法举行。
以后，焦先生离开了海基会。焦先生的夫人后来到北京来旅行，我请她吃饭，谈起往事时，焦夫人说，一天，焦仁和在看电视，得知他被免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职务。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点也不知道。
在自家地方实现“汪辜会晤”
1998年10月14日，81岁的辜振甫先生偕夫人严倬云踏上久违53年的大陆土地，他将与汪道涵进行“汪辜会晤”。因为与过去双方事先商定议题的“汪辜会谈”不同，这次只是交换意见，没有商定的议题。但这次是在中国自己的地方谈，就自己的问题交换意见，而不是在外国。
“汪辜会晤”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两岸可以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另外一项共识是邀请汪老访问台湾。较之过去只可以谈事务性问题，现在两会可以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对两会和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和夫人到上海接机，参加“汪辜会晤”。辜振甫一如上次“汪辜会谈”中一样幽默风趣、儒雅健谈。
“汪辜会晤”结束后，我和夫人陪着辜振甫先生及夫人从上海到北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参访、会晤活动。55年前，辜先生曾到过北京。经过两岸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如今再访北京，辜振甫不禁感慨万千地说：“无论如何，总算是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钱其琛副总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会见了辜振甫。双方的谈话集中在台湾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我记得辜先生对钱其琛说，台湾目前的国际空间是大陆打压的结果。钱其琛则告诉他，不是大陆打压台湾，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因为中国大陆发展了，在国际上影响大了，很多国家要和我们建交，自然就和台湾断交。这个趋势还会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是在钓鱼台的四季厅接见的辜振甫，江泽民和辜老先生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小时，在平静、坦率的气氛中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
酷爱京剧的辜振甫，在大陆方面的安排下，先后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和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出席了名家荟萃的京剧晚会。辜先生也走到台上唱起浑厚、激越的京剧《洪羊洞》，“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赢得满堂喝彩。在上海期间，受在美国纽约的蒋宋美龄女士之托，辜振甫夫人还去靠近虹桥路的公墓，为其父母扫墓。大陆有关方面对此给予了协助。
19日上午，辜先生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大陆的参访、会晤，我和夫人一直将辜振甫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在候机室里，辜先生再次感谢大陆方面的盛隋接待。他还对我说，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演讲。分别时，我们双手相握，相约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时再见。但是，终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两岸关系再度出现停滞。汪老最终没能去成台湾。而这次分手竞成为我与辜老先生的最后诀别。（资料来源：《今日中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