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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一步推动“金科产”的融合发展需要突破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协调、财政金融协调机制不完善、金融资本供给结构性问题等现实困境的制约。文章运用DEA方法对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金融支持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支持效率受到经济环境、金融资本形态、技术创新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并呈现不同程度问题。因此，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驱动，在关注金融资本总量供给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技术创新阶段各环节配置结构的优化、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规模的合理性。
【关键词】 “金科产”； 融合发展； 现实困境； 效率评价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1-0103-06
引 言
“十二五”以來，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发展阶段，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驱动战略发展，促进金融、科技和产业（以下简称“金科产”）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广东省先后出台科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改革服务创新驱动和实体经济等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金科产”的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广东省“金科产”的进一步融合发展面临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协调、金融总量与发展质量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和挑战，融合发展过程存在资源配置结构、使用管理效率以及规模效益等问题，存在过度依赖政策性金融资本投入、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嵌入程度不高的缺陷。为此，本研究基于金融资本供给视角，在分析广东省“金科产”融合深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基础上，研究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支持效率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受益于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以银行为主体的市场金融体系。为此，国外关于金融资本与创新驱动发展的研究大多围绕银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展开。在我国，受制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在推动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载体的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资本形态、区域、产业等视角对“金科产”融合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李俊霞等[ 1 ]、乌兰等[ 2 ]在研究科技金融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发展的效率中发现市场科技金融相对于公共科技金融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提升方面还具有较大空间；金浩等[ 3 ]、国际昌和叶蜀君[ 4 ]、薛晔等[ 5 ]从区域角度研究了科技金融的促进作用、支持效率及差异或影响因素；许一帆和杨有振[ 6 ]从产业角度以新能源为例研究了金融的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上述研究对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较早，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学者开展了研究，但总体来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刘佳宁[ 7 ]、罗莉萍和徐文俊[ 8 ]从理论与案例分析角度对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邓彦和卢鹏光[ 9 ]以上市公司为例，考查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表明整体支持效率不高，但呈上升趋势；刘湘云和吴文洋[ 10 ]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考查了在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科技金融政策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江湧等[ 11 ]运用DEA方法研究了广东省的科技金融政策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的高投入不一定能有效提高科技产出，而优化科技金融内部结构才能实现科技、金融的协调发展。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发现当前围绕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视角考查与产业发展或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支持效率等，而基于不同金融资本投入形态的效率差异以及结合技术创新两阶段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的较少。另外，当前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少数融合发展效率方面的定量评价结果也与现实情况不尽符合。为此，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DEA分析方法，结合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构建不同的评价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更为客观地评价“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金融资本的支持效率及差异。
二、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协调
近年来，广东省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总量不断扩大，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从2012年的5.7%逐年增长到2016年的8.2%，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比GDP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以及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结构变动趋势，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同全国一样，面临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问题（见表1、图1）。在广东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项比重结构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占比、中长期贷款占比分别由2014年的65.81%、23.12%、37.91%下降到2017年（截至11月）的54.83%、18.60%、32.33%。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占比逐年下降趋势明显，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下降趋势在2017年有所扭转。上述数据间接反映了当前广东省“金科产”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二）银行面临效益企稳与风险控制双重挑战
近年来，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银行业风险加大、利润下降、转型乏力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于2017年12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中就提示了银行资本金、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的风险。从在广东省业务市场较为成熟度的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所在的上市公司有关财务状况来看，“十二五”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资产质量状况整体下滑趋势明显（见表2）。当前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盈利能力的企稳、资产质量的提升、经营风险的防控，也是银行业自身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在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深化“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面对“轻资产、高风险、高投入”的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银行业（尤其是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企稳和风险防控更具挑战。 （三）金融资本供给结构性问题明显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在产业培育和发展过程中面临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问题较多，如金融资本供给与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特征结构以及企业类型、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需求特点等不匹配，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金融资源的供给水平也参差不齐。2015年底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这一政策及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大批优质创新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当地，促进了这些地区“金科产”的融合发展。但是，积极效应发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更多的创新资源集结在珠三角，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发展；粤东西北地区原本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更加无法吸引和获得优质的创新资源和丰富的金融资源。同时，受地方财力限制，粤东西北地区地方政府出台的科技金融政策相关奖补资金额度、风险补偿力度都远低于珠三角地市，这也将影响各创新主体参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政策引导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政府财政投入等政策性金融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引导和吸引了包括银行、担保公司、风投公司等市场资本的融入。但是，从“金科产”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金科产”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一是政策体系尚未健全，部分运作模式还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如国家前两年开始试点的“投贷联动”政策及模式；二是受制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政策得不到执行，或示范、引导效应有限；三是财政金融政策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金科产”融合发展的财政投入及奖补机制、银政企的风险共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如风险补偿率、补偿期限等条件无法满足银行的风控考核要求，制约了银行等金融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三、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效率评价
（一）研究界定及指标设计
1.金融资本形态界定及投入指标设计
鉴于现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不同形态在“金科产”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差异研究较少以及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基于金融供给视角，结合“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与技术创新阶段特征，将金融资本形态界定为广义金融资本和狭义金融资本两种形态：一是广义金融资本形态，主要指“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金融总供给，本研究以政策性金融和市场化金融两个要素为代表考查广义金融资本投入总量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支持效率（政策性金融资源投入用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数据代表，“财政科技支出”包括了所有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投入中的政府资金部分；市场化金融资源投入用非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来代表，“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研究开发以及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的生产经营或生产性投资活动，在“科技贷款”指标数据的缺失下该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狭义金融资本形态，主要指“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广义金融资本集中投入到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相关过程的具体形态，包括人、财、物等，本研究以R
【关键词】 “金科产”； 融合发展； 现实困境； 效率评价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11-0103-06
引 言
“十二五”以來，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发展阶段，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强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驱动战略发展，促进金融、科技和产业（以下简称“金科产”）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广东省先后出台科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改革服务创新驱动和实体经济等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金科产”的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广东省“金科产”的进一步融合发展面临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协调、金融总量与发展质量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和挑战，融合发展过程存在资源配置结构、使用管理效率以及规模效益等问题，存在过度依赖政策性金融资本投入、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嵌入程度不高的缺陷。为此，本研究基于金融资本供给视角，在分析广东省“金科产”融合深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基础上，研究不同金融资本形态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支持效率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受益于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以银行为主体的市场金融体系。为此，国外关于金融资本与创新驱动发展的研究大多围绕银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展开。在我国，受制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在推动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载体的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资本形态、区域、产业等视角对“金科产”融合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李俊霞等[ 1 ]、乌兰等[ 2 ]在研究科技金融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发展的效率中发现市场科技金融相对于公共科技金融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提升方面还具有较大空间；金浩等[ 3 ]、国际昌和叶蜀君[ 4 ]、薛晔等[ 5 ]从区域角度研究了科技金融的促进作用、支持效率及差异或影响因素；许一帆和杨有振[ 6 ]从产业角度以新能源为例研究了金融的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上述研究对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较早，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学者开展了研究，但总体来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刘佳宁[ 7 ]、罗莉萍和徐文俊[ 8 ]从理论与案例分析角度对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邓彦和卢鹏光[ 9 ]以上市公司为例，考查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表明整体支持效率不高，但呈上升趋势；刘湘云和吴文洋[ 10 ]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考查了在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科技金融政策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江湧等[ 11 ]运用DEA方法研究了广东省的科技金融政策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的高投入不一定能有效提高科技产出，而优化科技金融内部结构才能实现科技、金融的协调发展。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发现当前围绕金融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视角考查与产业发展或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支持效率等，而基于不同金融资本投入形态的效率差异以及结合技术创新两阶段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的较少。另外，当前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少数融合发展效率方面的定量评价结果也与现实情况不尽符合。为此，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DEA分析方法，结合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构建不同的评价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更为客观地评价“金科产”融合发展视角下金融资本的支持效率及差异。
二、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协调
近年来，广东省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总量不断扩大，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从2012年的5.7%逐年增长到2016年的8.2%，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比GDP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以及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结构变动趋势，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同全国一样，面临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问题（见表1、图1）。在广东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各项比重结构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占比、中长期贷款占比分别由2014年的65.81%、23.12%、37.91%下降到2017年（截至11月）的54.83%、18.60%、32.33%。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占比逐年下降趋势明显，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下降趋势在2017年有所扭转。上述数据间接反映了当前广东省“金科产”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二）银行面临效益企稳与风险控制双重挑战
近年来，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银行业风险加大、利润下降、转型乏力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于2017年12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中就提示了银行资本金、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的风险。从在广东省业务市场较为成熟度的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所在的上市公司有关财务状况来看，“十二五”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持续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资产质量状况整体下滑趋势明显（见表2）。当前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盈利能力的企稳、资产质量的提升、经营风险的防控，也是银行业自身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在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深化“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面对“轻资产、高风险、高投入”的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银行业（尤其是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益企稳和风险防控更具挑战。 （三）金融资本供给结构性问题明显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在产业培育和发展过程中面临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问题较多，如金融资本供给与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特征结构以及企业类型、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需求特点等不匹配，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金融资源的供给水平也参差不齐。2015年底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这一政策及平台有力地推动了大批优质创新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当地，促进了这些地区“金科产”的融合发展。但是，积极效应发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更多的创新资源集结在珠三角，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发展；粤东西北地区原本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更加无法吸引和获得优质的创新资源和丰富的金融资源。同时，受地方财力限制，粤东西北地区地方政府出台的科技金融政策相关奖补资金额度、风险补偿力度都远低于珠三角地市，这也将影响各创新主体参与“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政策引导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政府财政投入等政策性金融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引导和吸引了包括银行、担保公司、风投公司等市场资本的融入。但是，从“金科产”的实践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金科产”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一是政策体系尚未健全，部分运作模式还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如国家前两年开始试点的“投贷联动”政策及模式；二是受制于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部分政策得不到执行，或示范、引导效应有限；三是财政金融政策之间缺乏统筹协调，“金科产”融合发展的财政投入及奖补机制、银政企的风险共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如风险补偿率、补偿期限等条件无法满足银行的风控考核要求，制约了银行等金融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三、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效率评价
（一）研究界定及指标设计
1.金融资本形态界定及投入指标设计
鉴于现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不同形态在“金科产”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差异研究较少以及广东省“金科产”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基于金融供给视角，结合“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与技术创新阶段特征，将金融资本形态界定为广义金融资本和狭义金融资本两种形态：一是广义金融资本形态，主要指“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金融总供给，本研究以政策性金融和市场化金融两个要素为代表考查广义金融资本投入总量在“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的支持效率（政策性金融资源投入用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数据代表，“财政科技支出”包括了所有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投入中的政府资金部分；市场化金融资源投入用非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来代表，“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研究开发以及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相关的生产经营或生产性投资活动，在“科技贷款”指标数据的缺失下该指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狭义金融资本形态，主要指“金科产”融合发展过程中广义金融资本集中投入到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相关过程的具体形态，包括人、财、物等，本研究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