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某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老少咸集，群贤毕至。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是研讨会的重要嘉宾。
　　我那一次也到场。但我没想到，会议发言时，邹东涛先生“跑了题”，节外生枝，高度评论了我这个无名小辈，而我那时候还仅与他有过一面之谈。我后来才知道，邹东涛推崇创新与探险，偏爱“异端”和草根，打那以后，我与邹东涛先生便热络起来。
　　
　　端庄厚重气方定
　　
　　初一见邹东涛，你会明显地感觉到此公的端庄厚重，很端正地坐着，看着你，听着你，你肯定能够感觉到他的友好和善意，但他脸上的表情不会有什么变化，眼睛也没有什么转动，连坐着的姿态都不会有什么晃动。
　　在笔者的印象中，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嘴巴大，能悬河；耳朵小，春风不度玉门关，难以听进去别人的话，极端者甚至听不得别人的东西。这就可见邹东涛先生之难能可贵，有一只能听八方的大耳朵!尽管做过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目前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但邹东涛主要还是专家学者的身份，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涵养、政治修养的功夫，确实超越一般的专家学者。
　　有一个鲜明的例证，这就是他始终不用“左”和右的词。学界江湖流行各种小圈圈，划家归派，主义一大堆，“左”和右更是十分时尚的帽子，随便扣一顶，节省多少口舌，强化多少效果啊!而此公从不用“左”和右的词，难得也!
　　端庄厚重其实是人格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都知道清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个神态非常特别的人，《清史稿》有这么一记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曾公的特别神态其实就是端庄厚重。
　　所谓端庄厚重，说到底，就是一种定气的功夫。一个人必须先有气定的功夫，后才可能谈得上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否则的话，就一切都是浮的!
　　
　　猴子老虎谋创新
　　
　　邹东涛在理论思考中却非常有锐气，前卫，探险，突破，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表现出十足的“猴气”加“虎气”。个中道理，邹东涛总结为16个字，琅琅上口：“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早在1980年，邹东涛在家乡陕西省汉阴县作企业调查，便有感而发，提出“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并成文寄《经济研究》。编辑部复信：“该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目前不宜发表。”20多年过去，问题仍然“十分重要”，还不知道要让邹东涛先生超前多少年呢!
　　在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学习阶段，邹东涛更是英姿勃发，表现出非凡的思想勇气和理论魄力。1985年春，“全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邹东涛在大会上发言，掷地有声地提出：
　　理论再也不能跟在实践后面爬行；
　　对“基本理论”也要进行再认识；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
　　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即便是今天，这种种说法也仍然是掷地作响的，锐气不减当年。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最后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百尺竿头再跃前，邹东涛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一文中更进一步，颠覆了被视为常识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说，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且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实践!这就是邹东涛，想常人之未想之不敢想，言常人之未言之不敢言。
　　《人民日报》2001年6月2日和《求是》杂志2001年第8期都刊发了邹东涛的文章《哲学社会科学：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邹东涛对创新的大力推崇，不但来自对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对时代的切身感受，他的全部观察和思考都紧紧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联系在一起，是一位冲锋在前的时代弄潮儿。正是时代赋予了他创新的理论锐气，给予了他创新的理论灵气。
　　生逢其时，躬逢其事，邹东涛对经济学的最初学习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现在虽然是经济学教授，邹东涛原本是学物理的，哲学社会科学最初是自学的，按他本人的说法，“草台班”出身。而且当时漫无所归，“万金油”式地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邹东涛才锁定经济学，高度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
　　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邹东涛先生《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上下册)，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体制创新巨著，它记录了邹东涛从1980年初到2003年6月之间20多年的著述，全部内容都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运筹于改革年华，探索于开放时代”。
　　当今中国，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另一方面，社会上一旦有某个学者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往往被看作“保守”，甚至被挖苦为“时光倒流”。我查阅了邹东涛先生这位体制内学者《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感怀》《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等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章，也读了他两首《我读马列毛》和《咏社会科学创新》的诗，确实感觉到他是真正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从他的文稿中丝毫也没有发现一点“保守”的痕迹，相反，我所读到的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19世纪”、“劳动价值论：把创新写在旗帜上”、“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西方经济学要本土化”、“创新立潮头，文章忌跟风。莫拘本本言，最重实践功。理论与时进，求索永攀峰。”这些话语无不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精神。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最本质、最高明的地方都在于：它充满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邹东涛虽然主要是作为专家学者，但在看问题和想事情时特别讲务实，注重看效果，不意气风发，不天真浪漫，一切从现实出发，这最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座右铭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翻读《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让人一次次惊喜，成熟的改革理论家风范跃然纸上，全书充满“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睿智。
　　所谓“做‘中国猫’，抓‘中 国鼠’”，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想问题，办事情，无论是国外的主义还是经验，都可以用，也应当用，但不能够盲用，特别是不能够忘记“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
　　“中国国情”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因为这是一个硬指标，不承认不行。
　　但“中国特色”却是另一种命运，很多人并不承认，甚至口口声声地叫道：“什么中国特色，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的人，都一样的心，有什么特色!”“即使是有所谓中国特色，也一律不管，直到抹平，全球化要的就是化!”
　　究竟有没有“中国特色”这么回事呢?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中国特色”是真的实的，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即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则旗帜鲜明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甚至有时候也被直接简称为“中特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十六大更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历史的经验不能代替理论的思考，因为历史的经验有时候可能是历史的特例或偶然。西方有人之所以大力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要“化”掉中国，乃至要“化”掉所有其他的国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眼中，西方式自由民主是普适的，不是“西方特色”的。
　　这样一来，理论上存不存在“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如果理论上没有“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那历史的经验可能也值得推敲，或许所谓经验只是个假象；如果理论上有“中国特色”的一席之地，那历史的经验无疑就更加稳固。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被邹东涛先生称为“颠覆之作”，它最大的颠覆其实是为“中国特色”平反!“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表明，“中国特色”不但在理论上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一席高位。回头一看，倒是西方的东西是“西方特色”，属于历史的特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中的东西。
　　邹东涛的座右铭事实上已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所明证。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于“苏东”，它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所谓“新体制增量推进”，有时也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中国猫”抓“中国鼠”，用经济学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成本更低的交易方式；用稍微政治化的话讲，这是和平渐进。同为社会主义大国，前苏联的改革归于失败，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这样的“中国猫”功不可没!
　　中国的下一步怎么走？用邹东涛的话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该“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是啃“骨头”，需要攻坚，包括行政体制改革之坚和政治文明建设之艰。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坚”与“艰”，“中国猫”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只有真正的“中国猫”，才能确实抓到“中国鼠”!所谓真正的“中国猫”，就是那种勤而不懒、廉而不贪和捕鼠有道之“猫”，而不是那种在鼠面前退避三合、任凭鼠害猖獗、甚至与鼠勾结狼狈为奸之“猫”。
　　邹东涛先生是一只典型的“中国猫”，一只气定神逸的“中国猫”，始终不忘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猫”，他曾草诗自励：改革开放铭心间，华夏复兴垫小砖。路漫漫兮其修远，做猫抓鼠自扬鞭。
　　愿邹东涛先生这只“中国猫”抓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鼠”，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