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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鄢烈山先生作序的《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但能令读者增加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针砭时弊，足以警惕人心。为了使此书更臻完善，我想提出几点意见和作者商榷。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后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旧党用事，而新党(王安石一派)的蔡确、韩缜、章悖仍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元祐五年，王安石党人“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司马光一派“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调停”之非，复上疏竭力反对，其中有云：“(安石等)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指宣仁太后和哲宗)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宣仁太后从其言，“调停之说遂已。”
从以上史料看，苏辙显然不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而是新法的反对者。
第84页：“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
前人称董仲舒为董子，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都没有这三句话。据我所知，《荀子·大略》有这三句话，但顺序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我怀疑《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本作“荀”，后人刊刻误为“董”。
第87页：《老学庵笔记》记南宋初的唐锡，故意引毛文评论当国的秦桧，毛文大骇，亟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田先生解释为：“放气，是骂人说话无理。”
田先生说的并不错，但未达一间，“放气”就是“放屁”，乃宋朝的俗语，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转矢气)条：“转矢气，即所谓屁也……宋时俗语也。”矢，今作“屎”。又清人沈起凤《谐铎》有《夏器通》一则，为“下气通”谐音，亦即放屁。
第98页：“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讲到自己自陕西布政史(原文如此)的任上回京述职，‘帑羡一无所携’，别人劝告他，你给严嵩送的礼，哪里像话，别的地方官拿去送给他的管家还怕怪罪呢。王士祯说：‘厚则吾务实有不能。’此话不虛。王士祯在地方，不仅‘不奖喜事猎虚名者’，而且‘更严禁贪酷之吏’。他给手下出过一个告示：‘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子孙’。正因为王士祯的严察和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人，‘其归属官鲜以贪墨败者。’”
我很奇怪：王士祯，清康熙间神韵派的大诗人，大名鼎鼎的“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而严嵩，生于1481年，卒于1568年。王的生年，距严的卒年，中间隔了六十六年，王士祯怎么可能去给严嵩送礼呢?
我查了一下《池北偶谈》，卷五有一则《葛端肃公家训》：“德平葛肃公为明嘉(靖)、隆(庆)间名臣……公与予家世姻娅……尝谈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其第八则云：“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南按：时相指严嵩，子指严世蕃)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南按：指严嵩)家人严年也。”其第九则云：“……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尝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孚也。”
原来田先生把葛端肃公的言行误为王士祯本人的言行了!
葛端肃公是谁呢?是葛守礼。《明史》卷二百十四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08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38页，皆据《明史》本传概括。简介如下：葛守礼，字与立，德平县(旧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嘉庆八年进士。为人清廉高介。累迁至户部尚书，奏定国计簿式，夙弊因而清除。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轮流执政，交相倾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卒，谥端肃。有《端肃公集》十卷(《四库总目》)。
鄢烈山先生在序中称赞田先生“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这自然很好。但愿他以后读书时还更细心些，就更好了。
第152页：“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
此二语并非古代谚语。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有：“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中国人名大辞典》第478页：“汪革，宋代临川人。字信民，绍圣进士，吕希哲门人，分教长沙。蔡京当国，召为宗正博士，不就。性笃实刚劲，时谓不免堕禅学。然其言曰：‘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固名言也。有《青豁类稿》《论语直解》。”
第161页：“状元出身的赵翼……”
赵翼是探花，不是状元。《清史稿》卷485本传：“(乾隆)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
第307页：“《礼记》不是由孔夫子亲手删定的吗?”
传说孔子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周礼》，而非《礼记》。《礼记》非“经”而为“传”，乃汉朝儒生所辑录的，故其中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读过《礼记》的人，就知道孔子决不可能删定《礼记》。《礼记》在先秦儒家虽为“传”，但到汉朝，已被尊为“经”，郑玄作了注。
我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田先生这本书。出于对田先生的尊重，为了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所以提醒他注意。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纪氏(指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定稿人)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同样的道理，我就没有精力和识力写出田先生这样的书。
我自改革开放以来，写了不少绳愆纠谬的文字，并非自以为高明。清代学人钱大昕说得好：“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学术乃天下公器，书既出版，如有错误，知者不及时指出，必然贻误年青读者。这就是我不断写作此类文字的用心。钱大昕又说：“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集》卷35《答王西庄书》)我对所有被批评的书或论文，实皆抱此思想。相信被批评的诸公，必定虚怀乐善，能受尽言。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田东江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版，30.00元)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后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旧党用事，而新党(王安石一派)的蔡确、韩缜、章悖仍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元祐五年，王安石党人“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司马光一派“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调停”之非，复上疏竭力反对，其中有云：“(安石等)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指宣仁太后和哲宗)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宣仁太后从其言，“调停之说遂已。”
从以上史料看，苏辙显然不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而是新法的反对者。
第84页：“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
前人称董仲舒为董子，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都没有这三句话。据我所知，《荀子·大略》有这三句话，但顺序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我怀疑《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本作“荀”，后人刊刻误为“董”。
第87页：《老学庵笔记》记南宋初的唐锡，故意引毛文评论当国的秦桧，毛文大骇，亟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田先生解释为：“放气，是骂人说话无理。”
田先生说的并不错，但未达一间，“放气”就是“放屁”，乃宋朝的俗语，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转矢气)条：“转矢气，即所谓屁也……宋时俗语也。”矢，今作“屎”。又清人沈起凤《谐铎》有《夏器通》一则，为“下气通”谐音，亦即放屁。
第98页：“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讲到自己自陕西布政史(原文如此)的任上回京述职，‘帑羡一无所携’，别人劝告他，你给严嵩送的礼，哪里像话，别的地方官拿去送给他的管家还怕怪罪呢。王士祯说：‘厚则吾务实有不能。’此话不虛。王士祯在地方，不仅‘不奖喜事猎虚名者’，而且‘更严禁贪酷之吏’。他给手下出过一个告示：‘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子孙’。正因为王士祯的严察和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人，‘其归属官鲜以贪墨败者。’”
我很奇怪：王士祯，清康熙间神韵派的大诗人，大名鼎鼎的“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而严嵩，生于1481年，卒于1568年。王的生年，距严的卒年，中间隔了六十六年，王士祯怎么可能去给严嵩送礼呢?
我查了一下《池北偶谈》，卷五有一则《葛端肃公家训》：“德平葛肃公为明嘉(靖)、隆(庆)间名臣……公与予家世姻娅……尝谈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其第八则云：“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南按：时相指严嵩，子指严世蕃)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南按：指严嵩)家人严年也。”其第九则云：“……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尝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孚也。”
原来田先生把葛端肃公的言行误为王士祯本人的言行了!
葛端肃公是谁呢?是葛守礼。《明史》卷二百十四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08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38页，皆据《明史》本传概括。简介如下：葛守礼，字与立，德平县(旧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嘉庆八年进士。为人清廉高介。累迁至户部尚书，奏定国计簿式，夙弊因而清除。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轮流执政，交相倾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卒，谥端肃。有《端肃公集》十卷(《四库总目》)。
鄢烈山先生在序中称赞田先生“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这自然很好。但愿他以后读书时还更细心些，就更好了。
第152页：“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
此二语并非古代谚语。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有：“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中国人名大辞典》第478页：“汪革，宋代临川人。字信民，绍圣进士，吕希哲门人，分教长沙。蔡京当国，召为宗正博士，不就。性笃实刚劲，时谓不免堕禅学。然其言曰：‘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固名言也。有《青豁类稿》《论语直解》。”
第161页：“状元出身的赵翼……”
赵翼是探花，不是状元。《清史稿》卷485本传：“(乾隆)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
第307页：“《礼记》不是由孔夫子亲手删定的吗?”
传说孔子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周礼》，而非《礼记》。《礼记》非“经”而为“传”，乃汉朝儒生所辑录的，故其中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读过《礼记》的人，就知道孔子决不可能删定《礼记》。《礼记》在先秦儒家虽为“传”，但到汉朝，已被尊为“经”，郑玄作了注。
我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田先生这本书。出于对田先生的尊重，为了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所以提醒他注意。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纪氏(指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定稿人)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同样的道理，我就没有精力和识力写出田先生这样的书。
我自改革开放以来，写了不少绳愆纠谬的文字，并非自以为高明。清代学人钱大昕说得好：“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学术乃天下公器，书既出版，如有错误，知者不及时指出，必然贻误年青读者。这就是我不断写作此类文字的用心。钱大昕又说：“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集》卷35《答王西庄书》)我对所有被批评的书或论文，实皆抱此思想。相信被批评的诸公，必定虚怀乐善，能受尽言。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田东江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