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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现有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低碳经济的最有力支撑，碳金融市场具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创新和价值实现过程，成为金融服务创新的前沿领域。本文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能够有效解释以“看不见的心”为内部市场秩序逻辑的价值形成过程，碳金融市场作为服务于碳信用交易的金融衍生领域，能更好地体现碳排放空间稀缺性价值，并且体现了人类迅速采取行动、有效规避气候变化风险的价值贴现。因此，碳金融市场具有广泛的虚拟价值特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应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为迎接低碳经济时代做准备。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低碳经济；碳信用；碳金融市场；虚拟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F85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2—0047—55
一、引言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理论的新的经济分析框架，传统实体经济理论只考虑实体经济变量，对虚拟资产和虚拟价值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广义虚拟经济作为一种能够兼顾信息态与物质态的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其对经济发展现象和规律的解释能力更强，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实体经济理论缺陷，拓展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和框架。
现实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作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双引擎，现已渗透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交织与并存的虚实经济混合体。当今经济的增长已经不再单纯依靠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的驱动，而更多地依靠价值的创新。价值已经取代使用价值成为新的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因此，价值观念的改变、制度的创新都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方向标也已经不是传统的GDP指标、经济系统的内在运行也不再是单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在规制。取而代之的是在更广泛维度上基于人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因人而异的价值集合，这种价值集合无法通过变量与数据进行测度，因而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聚合性。正如林左鸣先生所言，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概念范畴，“看不见的心”可能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新的经济推手。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形态——理论上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形态、现实中实体与信息形态，如何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有效的连接与协调，这就必须借助于一种天然媒介——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讲，广义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纽带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强大需求下，借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旧有不完备交易框架，金融市场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乃至于能够借助虚拟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左右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制造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与危机。以美国为例，美国GDP只占全球的1／3，但资本市场总值占到了全球的1／2，美元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的2／3，美国的金融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生产能力和虚拟经济能力。因此，与其说虚拟经济推动了金融市场发展，不如说是金融市场成就了虚拟经济。同时，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分工化的今天，金融市场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已彰显乏力，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性的信息化与计算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前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完成了其经济增长带动作用。世界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准确地讲，全球期待一场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以新能源技术、环保技术为支撑的低碳经济。革命，被业界认为最有可能代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因此，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来临前的午夜，如何为低碳发展模式的推广、低碳技术的扩散、环境空间的配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实现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风险的合理规避，金融服务的创新是当务之急。因此，碳金融市场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在现有国际法约束下最有力的低碳价值支持系统，应该得到优先构建与发展。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内涵
碳金融是与低碳经济紧密相关的概念。以传统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由此造成极大的外部性损失。当我们试图理性地去分析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却发现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解决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解析工具。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就是重视市场的作用，其理论框架都是架构在市场体系中的。然而，有些外部性的东西，市场是无法解决的，这就产生了外部性研究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庇古等人的开创性研究。但是，庇古等人的理论只是单纯的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实现的是公平性原则，主要借助的是非市场力量的税收作用，没有解决如何在市场机制下实现资源与环境的最优配置。碳排放交易模式作为一种典型的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其能够实现成本的最低化。但是这种成本最低化的实现，是以外部性(环境、资源)的内生化以及产权的明晰化作为支撑的。这就涉及到能源与环境政策(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特别是对我国而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存在高度的环境与资源约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极不合理，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规制，直接导致了我国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之未来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我国自然禀赋的能源和环境资源承载力将不堪重负。因此，有效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向“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约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是首选。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现有约束下典型的将环境与资源内生化的模式，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一个发展模式如果要从理论上的可行性上升到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层面，会遇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约束，特别是低碳技术的发展具有创新不确定性和市场化潜在风险。因此，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和风险的跨期最佳配置，金融系统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碳金融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前沿领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为了有效控制排放成本，保护环境而衍生出的环境金融。分支。是一种转移环境风险与完成环境目标的基于市场的配置工具。从金融活动的实体、过程和特征看，环境金融与传统金融具有同质性。然而，环境金融更加注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更具前瞻性和趋势引领性。传统碳金融定义，是指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为基础而兴起的，一系列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活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其本身就具有广义虚拟经济特性，碳金融的交易客体是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其外在表征就是一种虚拟代号，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 具有的只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对未来环境与气候变化损失期望的贴现价值。另一方面，其实质是将环境产权。在时空维度上内部化和私有化。即科斯。所说的通过一定的产权界定提高环境配置效率的方法，其不同点在于将被污染者界定为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排污企业被政府赋予了污染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可以被转让与交易，权利的大量交易必然产生市场一致性价格，最终完成市场出清与均衡。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简而言之，碳金融实质就是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重新审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广泛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具有普适性，以至于能够形成全球共识，形成《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容量这种稀缺资源作为有价值的商品框人交易框架，在国际法约束下形成了明晰的产权，进而进行交易，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的碳金融市场。
为了对碳金融市场有所了解，我们对碳金融市场机制、构成、层次性进行进一步的剖析，由结构框架图(图1)可以看出，当今国际碳金融市场主要由“两类法律框架”、“两类机制基础”、“两类交易动机”、“三个交易层次”构成。两类法律框架，主要是指指导当今碳排放交易的两大国际法框架——京都议定书框架与非京都议定书框架(主要存在于美国、澳洲地区的碳交易体系)。其中，京都议定书框架建立了三大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非京都议定书框架市场主要由实施自愿减排的市场构成，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体系(CCX)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体系(GGAS)、北美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两类机制基础”为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s)和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这两类市场所产生的减排单位都属于可以交易的碳信用范畴。配额市场(图2)主要是基于“总量限制交易(Capand Trade)”机制，总量的确定造成了有限供给，有限供给条件下必然产生供求关系，形成市场价格。即在有关机构控制和法律约束下，管理者在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制度下，向参与者制定、分配(或拍卖)排放配额，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手段使得参与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履约要求；项目市场(表1)的碳信用则是基于排放量限定值模式(Baseline and Credit Model)，其交易的减排量是由具体的减排项目产生的，每个新项目的完成就会有更多的碳信用额度产生，其减排量必须经过核证。最典型的项目市场是基于《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主要在东欧等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清洁发展机制则主要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交易，通过上诉机制，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调整所面临的排放约束。当排放限额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或成本过高时，可以通过买入排放权来缓解这种约束，或降低减排的直接成本。
“两类交易动机”，按照碳排放市场根据交易动机的不同，分为强制履约碳市场(Regulatory／Compliance Markets)和自愿碳减排市场(VoluntaryCarbon Markets)。其中强制履约碳市场(UNFCCC和《京都议定书》框架约束下的碳市场)是整个国际碳市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许多国家以履约为目的发展了本国和本区域的强制减排计划。而自愿减排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由于其交易动机主要来自于企业或组织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形象考虑，交易规模相对较小，多为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如CCX与RGGI等区域交易系统。“三个交易层次”是指全球既有EU ETS等多国区域合作市场，也有日本排放交易体系(JVETS)、澳大利亚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NETS in Australia)、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ETs in New Zealand)等国家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更有区域级别的，如州、省之问或内部的交易体系(北美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与西部气候倡议WCI)。
三、碳金融市场虚拟价值的创新
碳金融市场是在气候变化的现实约束下，伴随碳限制法律法规，而产生的规避碳限制经济风险的金融创新，其价值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气候与环境变化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实体风险约束，因而碳金融市场的风险配置能够有效规避这种风险。另一方面，碳金融可以提供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帮助降低各种低碳政策法规执行对企业经营可能产生的约束风险(表2)。
因此，碳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力支撑，能够在微观层面上为企业践行低碳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和风险规避，从而有效管理企业运行风险，防止自然环境变化、政策变化、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技术变化等的不确定对实体经济系统运行造成影响。因此，其虚拟价值的创新不单单体现在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碳信用能够作为金融产品进行衍生与再衍生运作，更体现在其金融服务创新上，特别是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市场行为、公共政策的变动上，碳金融能够起到有效的风险和资金配置，帮助企业实现理性预期行为。从而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宏观结构安排。
(一)碳金融市场构建为低碳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008年，全球的碳交易量从2005年的7.09亿吨升至49亿吨，增长了5倍之多，成长额增长更为迅速，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达到920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近9倍。英国新能源金融公司(NewEnergy Finance)于2009年6月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额将达到3.5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全球能源与材料咨询业务部预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若全球每年在改进能源生产率方面投资1700亿美元，可使每年2.2％的能源需求预测增长率至少降低一半，达到1％。以下，但在所需增加的资本中，发展中国家占了2／3，仅中国每年就要增加280亿美元的投资。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依靠碳金融的市场机制及金融产品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方面的优势进行资金和资本的运作。而随着国际上碳指标商品属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更加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透明度提高、产品创新亦层出不穷。毫无疑问，市场主体、产品和交易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为解决节能减排的投融资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为低碳技术、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市场化搭建融资平台
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其引起的技术与产业变革是空前的，在未来的经济运行过程 中会遇到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巨大转变，对投融资基础设施与规模建设方面的要求更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需要投资在低碳或无碳发电产业上的资金规模将达到2.4万亿美元，并需要额外投资2.7万亿美元用于节能设备、器材、材料方面的研发与市场化。这些费用将占到未来全球GDP的0.55％。并且伴随全球减排压力的增大，各种减排方案的边际减排成本呈持续上升趋势。投资需要更加明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搭建高效融资平台，突破低碳技术、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研发向市场化过渡过程中的资金壁垒，实现低碳价值创新到低碳价值实现的突破，是未来低碳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保障。
(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机会
碳金融交易是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产品的交易，交易机制本身就比较复杂，交易过程中牵扯到部门、机构、产业较多，除了直接参与传统金融证券产品交易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监管机构、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外，还有像碳审定与核实(认证)等第三方独立机构、低碳技术研究机构、碳技术贸易机构、碳技术应用和实践企业、碳国际组织等参与其中。这些部门、机构、企业、组织业务活动的规模性收入，都可以为GDP做出贡献。发展碳金融将会大量增加就业机会。由于碳金融交易是全新的业务领域，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各类机构定会产生大量的人才需求。另外，伴随着碳金融中心的建立和低碳产业的延伸，与碳金融交易和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新企业、新机构要大批设立，这都会增加中国的就业人口。
(四)促进一系列低碳产业的形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向高能源效率、清洁能源结构方向发展；更能够促进一系列新兴产业，特别是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化，形成一系列围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模式新的产业链条。同时，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是朝阳行业，亟需大量的资金支持，这种情况与当年的互联网经济十分相似——离开有效的资金支持与资本运作，互联网实体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的。低碳产业作为与互联网产业相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其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倾斜，但是，在低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过程中，又面临高度的技术、市场、政策的不确定性，更需要金融服务系统的支撑。因此，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的必要性，就在于其可以有效降低低碳产业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系统性风险，缓解低碳产业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瓶颈。进一步，在低碳产业形成一定规模后，其必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低碳业务与运作体系，完成价值创新的过程，特别是围绕碳信用衍生出的统一的碳信用交易及其衍生体系，其存在更需要一系列金融服务作为支撑，以利于企业与中介结构等降低碳信用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有效规避交易风险，促进碳交易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因此，碳金融服务的创新是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低碳技术研发与转化、低碳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其对一系列低碳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光是简单的助力条件，更是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要件。
四、结语
“碳金融”是一新兴的金融领域，具有传统金融所未有的新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环境敏感性和政策敏感性，由于它与低碳经济相伴而生，因而具有前瞻性，涉及面更广，发展“碳金融”，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需求，是我国通过“碳信用”获得国际金融话语权，在未来的“全球低碳经济”体系中获得进一步的碳定价权的前瞻性工作，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支撑性和基础性工作。因此，我国发展碳金融的首要选择就是积极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碳金融产品，最终形成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规则，在国内碳排放交易缺少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应首先在CDM和VER等国际市场中开发初具规模的CERs和VERs产品，以远期交易项目合作的方式实现减排单位的交易。为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延伸，形成远期、掉期、期权、期货产品等一系列基于碳排放信用的交易产品做好铺垫。在交易市场的构建方面，中国目前的碳金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进行项目级的市场交易。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将到期，虽然经过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等一系列努力尝试，各国并没有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减排任务达成有效共识。因此，2012年以后，我国能否继续保持非附件一国家地位，以CDM机制为基础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自己的低碳发展能力，目前形势还不甚明朗。但是依照现今形势看，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是空前的，仅仅依靠CDM机制很难满足国内市场节能减排的要求，虽然国家通过行政指令方法，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减排效果，但是依靠市场手段实现减排才能优化配置资源，达到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环境收益相等的平衡点。同时，由于完备的碳信用的申请、认证、审核、交易体系是个系统工程，仅单单依靠政府或企业单方面努力很难自发形成。因此，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区域减排为突破口，努力建立以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类型相似的区域为单位的“自愿加入，强制减排”区域性交易平台，开展自愿交易试点，积累经验。对于自愿参与减排交易的排放主体，通过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保护价格及低息贷款降低减排成本，鼓励企业参与到自愿减排体系中去，为我国逐步形成总量限制模式的统一的强制减排市场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在交易市场中，场内交易是交易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因此，在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碳排放交易平台(交易所)的建设。我国虽然有一些区域性的环境交易所建立，如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并形成了像“企业减排联盟”、“绿色世博”自愿减排平台、熊猫标准等一系列的减排平台和标准。但是，这些交易平台和标准仍处于发展阶段，其相关规制法律约束力较弱，更像是服务于自愿减排行动的区域减排系统或精简的相关技术、专利交易平台。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开展低碳金融服务，努力整合三家交易所优势，逐步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交易体系，逐步实现两大衔接机制，即“碳排放强度”与“总量控制”的衔接，国内交易体系与国际各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衔接。做好碳信用体系建设，碳资产入账和计价、基线确定等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低碳经济；碳信用；碳金融市场；虚拟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F85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2—0047—55
一、引言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理论的新的经济分析框架，传统实体经济理论只考虑实体经济变量，对虚拟资产和虚拟价值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广义虚拟经济作为一种能够兼顾信息态与物质态的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其对经济发展现象和规律的解释能力更强，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实体经济理论缺陷，拓展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和框架。
现实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作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双引擎，现已渗透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交织与并存的虚实经济混合体。当今经济的增长已经不再单纯依靠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的驱动，而更多地依靠价值的创新。价值已经取代使用价值成为新的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因此，价值观念的改变、制度的创新都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方向标也已经不是传统的GDP指标、经济系统的内在运行也不再是单纯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在规制。取而代之的是在更广泛维度上基于人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因人而异的价值集合，这种价值集合无法通过变量与数据进行测度，因而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聚合性。正如林左鸣先生所言，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概念范畴，“看不见的心”可能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新的经济推手。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形态——理论上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形态、现实中实体与信息形态，如何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有效的连接与协调，这就必须借助于一种天然媒介——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讲，广义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纽带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强大需求下，借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旧有不完备交易框架，金融市场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乃至于能够借助虚拟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左右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制造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与危机。以美国为例，美国GDP只占全球的1／3，但资本市场总值占到了全球的1／2，美元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的2／3，美国的金融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生产能力和虚拟经济能力。因此，与其说虚拟经济推动了金融市场发展，不如说是金融市场成就了虚拟经济。同时，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分工化的今天，金融市场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已彰显乏力，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性的信息化与计算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前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完成了其经济增长带动作用。世界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准确地讲，全球期待一场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以新能源技术、环保技术为支撑的低碳经济。革命，被业界认为最有可能代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因此，在“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来临前的午夜，如何为低碳发展模式的推广、低碳技术的扩散、环境空间的配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实现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风险的合理规避，金融服务的创新是当务之急。因此，碳金融市场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在现有国际法约束下最有力的低碳价值支持系统，应该得到优先构建与发展。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内涵
碳金融是与低碳经济紧密相关的概念。以传统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由此造成极大的外部性损失。当我们试图理性地去分析和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却发现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解决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解析工具。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就是重视市场的作用，其理论框架都是架构在市场体系中的。然而，有些外部性的东西，市场是无法解决的，这就产生了外部性研究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庇古等人的开创性研究。但是，庇古等人的理论只是单纯的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实现的是公平性原则，主要借助的是非市场力量的税收作用，没有解决如何在市场机制下实现资源与环境的最优配置。碳排放交易模式作为一种典型的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其能够实现成本的最低化。但是这种成本最低化的实现，是以外部性(环境、资源)的内生化以及产权的明晰化作为支撑的。这就涉及到能源与环境政策(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特别是对我国而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存在高度的环境与资源约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极不合理，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规制，直接导致了我国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之未来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我国自然禀赋的能源和环境资源承载力将不堪重负。因此，有效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向“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约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是首选。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现有约束下典型的将环境与资源内生化的模式，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一个发展模式如果要从理论上的可行性上升到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层面，会遇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约束，特别是低碳技术的发展具有创新不确定性和市场化潜在风险。因此，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和风险的跨期最佳配置，金融系统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碳金融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前沿领域，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为了有效控制排放成本，保护环境而衍生出的环境金融。分支。是一种转移环境风险与完成环境目标的基于市场的配置工具。从金融活动的实体、过程和特征看，环境金融与传统金融具有同质性。然而，环境金融更加注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更具前瞻性和趋势引领性。传统碳金融定义，是指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为基础而兴起的，一系列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活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碳金融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其本身就具有广义虚拟经济特性，碳金融的交易客体是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其外在表征就是一种虚拟代号，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 具有的只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对未来环境与气候变化损失期望的贴现价值。另一方面，其实质是将环境产权。在时空维度上内部化和私有化。即科斯。所说的通过一定的产权界定提高环境配置效率的方法，其不同点在于将被污染者界定为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排污企业被政府赋予了污染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可以被转让与交易，权利的大量交易必然产生市场一致性价格，最终完成市场出清与均衡。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简而言之，碳金融实质就是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重新审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广泛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具有普适性，以至于能够形成全球共识，形成《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容量这种稀缺资源作为有价值的商品框人交易框架，在国际法约束下形成了明晰的产权，进而进行交易，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的碳金融市场。
为了对碳金融市场有所了解，我们对碳金融市场机制、构成、层次性进行进一步的剖析，由结构框架图(图1)可以看出，当今国际碳金融市场主要由“两类法律框架”、“两类机制基础”、“两类交易动机”、“三个交易层次”构成。两类法律框架，主要是指指导当今碳排放交易的两大国际法框架——京都议定书框架与非京都议定书框架(主要存在于美国、澳洲地区的碳交易体系)。其中，京都议定书框架建立了三大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非京都议定书框架市场主要由实施自愿减排的市场构成，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体系(CCX)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体系(GGAS)、北美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两类机制基础”为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s)和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这两类市场所产生的减排单位都属于可以交易的碳信用范畴。配额市场(图2)主要是基于“总量限制交易(Capand Trade)”机制，总量的确定造成了有限供给，有限供给条件下必然产生供求关系，形成市场价格。即在有关机构控制和法律约束下，管理者在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制度下，向参与者制定、分配(或拍卖)排放配额，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手段使得参与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达到履约要求；项目市场(表1)的碳信用则是基于排放量限定值模式(Baseline and Credit Model)，其交易的减排量是由具体的减排项目产生的，每个新项目的完成就会有更多的碳信用额度产生，其减排量必须经过核证。最典型的项目市场是基于《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机制。联合履约机制主要在东欧等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清洁发展机制则主要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交易，通过上诉机制，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调整所面临的排放约束。当排放限额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或成本过高时，可以通过买入排放权来缓解这种约束，或降低减排的直接成本。
“两类交易动机”，按照碳排放市场根据交易动机的不同，分为强制履约碳市场(Regulatory／Compliance Markets)和自愿碳减排市场(VoluntaryCarbon Markets)。其中强制履约碳市场(UNFCCC和《京都议定书》框架约束下的碳市场)是整个国际碳市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许多国家以履约为目的发展了本国和本区域的强制减排计划。而自愿减排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由于其交易动机主要来自于企业或组织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形象考虑，交易规模相对较小，多为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如CCX与RGGI等区域交易系统。“三个交易层次”是指全球既有EU ETS等多国区域合作市场，也有日本排放交易体系(JVETS)、澳大利亚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NETS in Australia)、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ETs in New Zealand)等国家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更有区域级别的，如州、省之问或内部的交易体系(北美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与西部气候倡议WCI)。
三、碳金融市场虚拟价值的创新
碳金融市场是在气候变化的现实约束下，伴随碳限制法律法规，而产生的规避碳限制经济风险的金融创新，其价值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气候与环境变化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实体风险约束，因而碳金融市场的风险配置能够有效规避这种风险。另一方面，碳金融可以提供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帮助降低各种低碳政策法规执行对企业经营可能产生的约束风险(表2)。
因此，碳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力支撑，能够在微观层面上为企业践行低碳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和风险规避，从而有效管理企业运行风险，防止自然环境变化、政策变化、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技术变化等的不确定对实体经济系统运行造成影响。因此，其虚拟价值的创新不单单体现在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碳信用能够作为金融产品进行衍生与再衍生运作，更体现在其金融服务创新上，特别是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市场行为、公共政策的变动上，碳金融能够起到有效的风险和资金配置，帮助企业实现理性预期行为。从而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宏观结构安排。
(一)碳金融市场构建为低碳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008年，全球的碳交易量从2005年的7.09亿吨升至49亿吨，增长了5倍之多，成长额增长更为迅速，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达到920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近9倍。英国新能源金融公司(NewEnergy Finance)于2009年6月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额将达到3.5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和全球能源与材料咨询业务部预计，从现在起到2020年，若全球每年在改进能源生产率方面投资1700亿美元，可使每年2.2％的能源需求预测增长率至少降低一半，达到1％。以下，但在所需增加的资本中，发展中国家占了2／3，仅中国每年就要增加280亿美元的投资。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依靠碳金融的市场机制及金融产品在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方面的优势进行资金和资本的运作。而随着国际上碳指标商品属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市场的更加成熟，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看中了碳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透明度提高、产品创新亦层出不穷。毫无疑问，市场主体、产品和交易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为解决节能减排的投融资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为低碳技术、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市场化搭建融资平台
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其引起的技术与产业变革是空前的，在未来的经济运行过程 中会遇到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巨大转变，对投融资基础设施与规模建设方面的要求更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需要投资在低碳或无碳发电产业上的资金规模将达到2.4万亿美元，并需要额外投资2.7万亿美元用于节能设备、器材、材料方面的研发与市场化。这些费用将占到未来全球GDP的0.55％。并且伴随全球减排压力的增大，各种减排方案的边际减排成本呈持续上升趋势。投资需要更加明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搭建高效融资平台，突破低碳技术、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研发向市场化过渡过程中的资金壁垒，实现低碳价值创新到低碳价值实现的突破，是未来低碳经济稳健运行的现实保障。
(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机会
碳金融交易是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产品的交易，交易机制本身就比较复杂，交易过程中牵扯到部门、机构、产业较多，除了直接参与传统金融证券产品交易的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政府监管机构、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外，还有像碳审定与核实(认证)等第三方独立机构、低碳技术研究机构、碳技术贸易机构、碳技术应用和实践企业、碳国际组织等参与其中。这些部门、机构、企业、组织业务活动的规模性收入，都可以为GDP做出贡献。发展碳金融将会大量增加就业机会。由于碳金融交易是全新的业务领域，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各类机构定会产生大量的人才需求。另外，伴随着碳金融中心的建立和低碳产业的延伸，与碳金融交易和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新企业、新机构要大批设立，这都会增加中国的就业人口。
(四)促进一系列低碳产业的形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向高能源效率、清洁能源结构方向发展；更能够促进一系列新兴产业，特别是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化，形成一系列围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模式新的产业链条。同时，低碳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是朝阳行业，亟需大量的资金支持，这种情况与当年的互联网经济十分相似——离开有效的资金支持与资本运作，互联网实体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的。低碳产业作为与互联网产业相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其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倾斜，但是，在低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过程中，又面临高度的技术、市场、政策的不确定性，更需要金融服务系统的支撑。因此，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的必要性，就在于其可以有效降低低碳产业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系统性风险，缓解低碳产业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瓶颈。进一步，在低碳产业形成一定规模后，其必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低碳业务与运作体系，完成价值创新的过程，特别是围绕碳信用衍生出的统一的碳信用交易及其衍生体系，其存在更需要一系列金融服务作为支撑，以利于企业与中介结构等降低碳信用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有效规避交易风险，促进碳交易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因此，碳金融服务的创新是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低碳技术研发与转化、低碳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其对一系列低碳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光是简单的助力条件，更是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发展的结构性要件。
四、结语
“碳金融”是一新兴的金融领域，具有传统金融所未有的新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环境敏感性和政策敏感性，由于它与低碳经济相伴而生，因而具有前瞻性，涉及面更广，发展“碳金融”，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需求，是我国通过“碳信用”获得国际金融话语权，在未来的“全球低碳经济”体系中获得进一步的碳定价权的前瞻性工作，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支撑性和基础性工作。因此，我国发展碳金融的首要选择就是积极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碳金融产品，最终形成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规则，在国内碳排放交易缺少统一规范的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应首先在CDM和VER等国际市场中开发初具规模的CERs和VERs产品，以远期交易项目合作的方式实现减排单位的交易。为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延伸，形成远期、掉期、期权、期货产品等一系列基于碳排放信用的交易产品做好铺垫。在交易市场的构建方面，中国目前的碳金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机制进行项目级的市场交易。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将到期，虽然经过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等一系列努力尝试，各国并没有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减排任务达成有效共识。因此，2012年以后，我国能否继续保持非附件一国家地位，以CDM机制为基础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自己的低碳发展能力，目前形势还不甚明朗。但是依照现今形势看，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是空前的，仅仅依靠CDM机制很难满足国内市场节能减排的要求，虽然国家通过行政指令方法，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减排效果，但是依靠市场手段实现减排才能优化配置资源，达到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环境收益相等的平衡点。同时，由于完备的碳信用的申请、认证、审核、交易体系是个系统工程，仅单单依靠政府或企业单方面努力很难自发形成。因此，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区域减排为突破口，努力建立以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类型相似的区域为单位的“自愿加入，强制减排”区域性交易平台，开展自愿交易试点，积累经验。对于自愿参与减排交易的排放主体，通过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保护价格及低息贷款降低减排成本，鼓励企业参与到自愿减排体系中去，为我国逐步形成总量限制模式的统一的强制减排市场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在交易市场中，场内交易是交易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因此，在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碳排放交易平台(交易所)的建设。我国虽然有一些区域性的环境交易所建立，如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并形成了像“企业减排联盟”、“绿色世博”自愿减排平台、熊猫标准等一系列的减排平台和标准。但是，这些交易平台和标准仍处于发展阶段，其相关规制法律约束力较弱，更像是服务于自愿减排行动的区域减排系统或精简的相关技术、专利交易平台。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开展低碳金融服务，努力整合三家交易所优势，逐步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交易体系，逐步实现两大衔接机制，即“碳排放强度”与“总量控制”的衔接，国内交易体系与国际各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衔接。做好碳信用体系建设，碳资产入账和计价、基线确定等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