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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V科教《记忆2015》邀请阎又文的女儿阎海兰、阎京兰、阎颐兰以及《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一起揭秘阎又文的生命轨迹。
辅佐傅作义抗战“战三捷”
阎又文，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列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傅作义部队从事抗日工作。1938年9月，阎又文在傅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1938年初，与中共关系甚好的傅作义派人去见毛泽东，请求委派政工人员帮助傅部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傅作义制定了《十项纪律》，严厉治军，许多负责人由延安干部担任。此举招致国民党非议责难，认为傅作义的35军已经赤化，成为“七路半”，离“八路”不远。由于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又是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很快便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将军始终一心一意地对日作战，阎又文也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傅抗战。作为傅作义将军的私人秘书，阎又文与他形影不离，辅助傅处理所有的军务和政务，组织所有的会议，安排对内对外的召见和会见，起草一切重要的电报与文稿。为此，有人甚至把阎又文称作“傅作义的影子”。傅曾对人说，又文不仅和我的思想相通，就连语言也和我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说的话。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傅部连续对日作战的三战三捷：奇袭包头，绥西会战和光复五原。阎又文自始至终辅佐傅作义进行了对这“三大战役”的筹划和指挥，而且经常随同傅作义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阎又文曾在战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曾起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此时阎又文仍然是傅作义的秘书，同时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傅作义部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绥东战役开始，傅作义部队半个月内占领了卓资山、集宁、丰镇，双方损失都很惨重。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第二天南京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公开信的措辞激烈尖锐，文中称傅作义部队取得的胜利“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在这封信中傅作义还指责毛泽东及中共发动内战“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傅作义的这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态度强硬，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奇文共欣赏。当时因为解放军连败三城，全军上下感到很压抑，弥漫着各种情绪，朱德总司令说：“请将不如激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
公开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它究竟是怎么出炉的？起初，傅作义找阎又文谈了两次话，要阎又文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理论一下国共冲突的是非。阎又文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指示：这封公开信要让傅部骄傲气盛，得意忘形，同时起到激发解放区军民士气的作用。傅对阎又文的这篇文章很满意。他说，只有又文写的东西才和我的思想最吻合，他所用的语言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这封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一是麻痹了傅作义的部队，第二是激起了解放军强烈的复仇之情，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国民党内部起到了保护阎又文的作用。北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毛泽东在接见阎又文时曾笑着一语双关地说到：“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产生了误会，使阎又文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他在延安的一些老朋友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甚至解放后都不再来往。
为辽沈战役提供重要情报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是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1948年4月，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鉴于阎又文的重要地位，阎又文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
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因而迟迟没有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阎又文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阎又文通过单线联系向中央汇报说，傅对蒋介石已经深感失望，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不会无条件地执行蒋的命令的。这些情况对中央制定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傅冬菊一起策反傅作义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在东北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集团的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六十万军队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作义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要职。这个时候，傅作义是战、是走、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第一个就找阎又文。阎又文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除了辅助傅作义将军安排部队监视和控制城里的中央军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以及社会名流前去做傅的工作。他希望，这支当年英勇抗击日寇的部队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过大，没有任何结果。傅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傅冬菊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上级派她在傅作义身边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国民党特务的车也开进了门洞，他就迎上去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阎又文非常机智地掩护了傅冬菊。
罗青长部长的回忆录还提道，阎又文曾向傅建议，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城去找解放军，以便进一步摸清共产党的态度。傅接受了这一建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邓宝珊，还有何思源等人，这一次傅特别派阎又文一同去。解放军四野首长会见了他们，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阎又文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做了详细记录，回来向傅做了详细的汇报。傅作义将军终于同意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阎又文与解放军代表一起协商起草了北平协议。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千年古都免于战火，百姓免于流血牺牲。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功不可没。
解放后继续为党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又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的谈判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
绥远解放后，阎又文留在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阎又文赴朝作战，在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部工作。回国后曾先后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和水利部工作。“三年困难”时期，阎又文临危受命，任中央农业部粮食油料生产局局长，主管全国的粮食和油料生产。阎又文家有六个孩子，都在长身体，粮食不够吃，都因缺乏营养而浮肿。而家里的晚饭只能每人按定量分一碗稀粥，阎又文也不例外。作为高级干部，阎又文是有特供证的，但是他不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老百姓的粮食都不够吃，怎么能吃特供！”
多年中，子女们也试图弄清楚父亲的历史和经历，找出真相。他们把所能想到的、有可能知道父亲一些情况的部门，哪怕有一丝线索都去找了。但是没有哪一个部门或组织能说清楚。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在第三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发了一篇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作者是罗青长。罗青长原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文章结尾，罗青长满怀深情地引用毛泽东诗词《咏梅》中的诗句赞美阎又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正是罗青长的这篇文章，才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阎又文。
彭立昭据BTV科教《记忆2015》整理
辅佐傅作义抗战“战三捷”
阎又文，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列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傅作义部队从事抗日工作。1938年9月，阎又文在傅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1938年初，与中共关系甚好的傅作义派人去见毛泽东，请求委派政工人员帮助傅部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傅作义制定了《十项纪律》，严厉治军，许多负责人由延安干部担任。此举招致国民党非议责难，认为傅作义的35军已经赤化，成为“七路半”，离“八路”不远。由于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又是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很快便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将军始终一心一意地对日作战，阎又文也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傅抗战。作为傅作义将军的私人秘书，阎又文与他形影不离，辅助傅处理所有的军务和政务，组织所有的会议，安排对内对外的召见和会见，起草一切重要的电报与文稿。为此，有人甚至把阎又文称作“傅作义的影子”。傅曾对人说，又文不仅和我的思想相通，就连语言也和我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说的话。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傅部连续对日作战的三战三捷：奇袭包头，绥西会战和光复五原。阎又文自始至终辅佐傅作义进行了对这“三大战役”的筹划和指挥，而且经常随同傅作义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阎又文曾在战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曾起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此时阎又文仍然是傅作义的秘书，同时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傅作义部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绥东战役开始，傅作义部队半个月内占领了卓资山、集宁、丰镇，双方损失都很惨重。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第二天南京的中央日报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公开信的措辞激烈尖锐，文中称傅作义部队取得的胜利“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在这封信中傅作义还指责毛泽东及中共发动内战“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傅作义的这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态度强硬，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奇文共欣赏。当时因为解放军连败三城，全军上下感到很压抑，弥漫着各种情绪，朱德总司令说：“请将不如激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
公开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它究竟是怎么出炉的？起初，傅作义找阎又文谈了两次话，要阎又文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理论一下国共冲突的是非。阎又文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指示：这封公开信要让傅部骄傲气盛，得意忘形，同时起到激发解放区军民士气的作用。傅对阎又文的这篇文章很满意。他说，只有又文写的东西才和我的思想最吻合，他所用的语言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这封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一是麻痹了傅作义的部队，第二是激起了解放军强烈的复仇之情，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国民党内部起到了保护阎又文的作用。北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毛泽东在接见阎又文时曾笑着一语双关地说到：“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产生了误会，使阎又文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他在延安的一些老朋友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甚至解放后都不再来往。
为辽沈战役提供重要情报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是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1948年4月，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鉴于阎又文的重要地位，阎又文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
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因而迟迟没有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阎又文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阎又文通过单线联系向中央汇报说，傅对蒋介石已经深感失望，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不会无条件地执行蒋的命令的。这些情况对中央制定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傅冬菊一起策反傅作义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在东北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集团的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六十万军队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作义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要职。这个时候，傅作义是战、是走、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第一个就找阎又文。阎又文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除了辅助傅作义将军安排部队监视和控制城里的中央军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以及社会名流前去做傅的工作。他希望，这支当年英勇抗击日寇的部队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派出代表，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过大，没有任何结果。傅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傅冬菊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上级派她在傅作义身边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国民党特务的车也开进了门洞，他就迎上去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阎又文非常机智地掩护了傅冬菊。
罗青长部长的回忆录还提道，阎又文曾向傅建议，派“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出城去找解放军，以便进一步摸清共产党的态度。傅接受了这一建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邓宝珊，还有何思源等人，这一次傅特别派阎又文一同去。解放军四野首长会见了他们，长谈了两个多小时，阎又文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做了详细记录，回来向傅做了详细的汇报。傅作义将军终于同意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阎又文与解放军代表一起协商起草了北平协议。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千年古都免于战火，百姓免于流血牺牲。北平和平解放，阎又文功不可没。
解放后继续为党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又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的谈判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
绥远解放后，阎又文留在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阎又文赴朝作战，在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部工作。回国后曾先后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和水利部工作。“三年困难”时期，阎又文临危受命，任中央农业部粮食油料生产局局长，主管全国的粮食和油料生产。阎又文家有六个孩子，都在长身体，粮食不够吃，都因缺乏营养而浮肿。而家里的晚饭只能每人按定量分一碗稀粥，阎又文也不例外。作为高级干部，阎又文是有特供证的，但是他不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老百姓的粮食都不够吃，怎么能吃特供！”
多年中，子女们也试图弄清楚父亲的历史和经历，找出真相。他们把所能想到的、有可能知道父亲一些情况的部门，哪怕有一丝线索都去找了。但是没有哪一个部门或组织能说清楚。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在第三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发了一篇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作者是罗青长。罗青长原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阎又文“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文章结尾，罗青长满怀深情地引用毛泽东诗词《咏梅》中的诗句赞美阎又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正是罗青长的这篇文章，才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阎又文。
彭立昭据BTV科教《记忆201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