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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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重价值判断和复杂道德选择的难民问题日益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国际伦理。难民概念的既有界定使众多苦难状况下的难民群体处于道德模糊地位,这一困境主要来自难民问题在其生成上的道德模糊状态。难民伦理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走向:以道德断裂为特征的非世界主义和以道德连贯为特征的世界主义。在非世界主义难民伦理的道德言说中,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和民族认同,现实主义注重国家利益和权力,主权主义坚守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义务,社群主义则以边界内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和亲缘关系为诉求。世界主义难民伦理论证以道德平等作为理论奠基,强调不平等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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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重价值判断和复杂道德选择的难民问题日益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国际伦理。难民概念的既有界定使众多苦难状况下的难民群体处于道德模糊地位,这一困境主要来自难民问题在其生成上的道德模糊状态。难民伦理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走向:以道德断裂为特征的非世界主义和以道德连贯为特征的世界主义。在非世界主义难民伦理的道德言说中,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和民族认同,现实主义注重国家利益和权力,主权主义坚守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义务,社群主义则以边界内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和亲缘关系为诉求。世界主义难民伦理论证以道德平等作为理论奠基,强调不平等最小化,主张世界公民之间道德义务关系的普遍连贯、移出权和移入权的完整连贯,以及难民救助之道德责任在边界内外的接续连贯。世界主义应该寻求其自身规范与国际体系的组织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可能相容,而非直接取代。
其他文献
2017年9月9—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日本哲学会和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的“第五届中日哲学论坛”在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校区）召开，共有来自中国及日本的44位学者与会。这届论坛的主题是“通过思考和对话深化日中交流：哲学作为桥梁的作用”，下设两个分科会，包括“日中思想传统的重新解释与对现代问题的应用”和“哲学如何引领封闭的世界：身份认同的危机和宽容与整合的可能性”，另设“青年学者分科会”。
由青年哲学论坛和《哲学动态》编辑部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2017年12月16—17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视野中的《资本论》哲学”。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社会当代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这也是利益关系和格局的变化。利益和财富有直接关联,相应的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嬗变也是很明显的。其实在社会阶层结构与财富观的变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财富观本身的变迁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对于合理的社会阶层关系也会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对那些扭曲的财富观进行批判,以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建构。
本文从龙场悟道的意义、“致良知”的精义、“知行合一”的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与智慧,认为王阳明是以德性为统领、知识为辅翼,在“致良知”活动中来增进理智、坚韧意志、中和情感、敏锐直觉,进而使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整合成一个总体,且各个方面互相依持、互相激发、互相辅助,共同应对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王阳明思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朱熹思想的转进,它简易直截,但充满解释的张力。
从东亚儒学史的视角看,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一个鸿儒辈出、学派林立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著名心学大师,还涌现出罗钦顺、王廷相、金时习、徐花潭、李珥等多位以主气、重气为特色的气论大家。他们的学说各具特色,共同为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近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徐花潭为韩国儒学早期气学的主要代表,他以别具一格的“太虚说”,在韩国哲学史上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气本论哲学体系,首开韩国唯气论哲学之先河。
李存山著《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书于2019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四章:范仲淹与宋学精神;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定言命令的概念包括法则和准则的合乎法则的必然性,这个法则不是某种具体的法则,而是一般的合法则性,因而定言命令是形式的;但它不是空洞的,因为它以维护人的理性和自由为旨趣,它的诸公式从不同角度表达这个旨趣。自然法则公式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一个准则能否成为普遍法则,人性公式告诉我们准则的质料应当具有何种限制条件,目的王国公式告诉我们以何种身份设想自己的行动。如果抛开这个旨趣,那么我们对定言命令乃至整个康德伦理学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而误以为定言命令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形式。现代社会强调对话和差异性,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在
伽达默尔从诠释学的角度指出,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宇宙论”,而是柏拉图的“物理学”。创造主的创世行为不仅是一种神性行为的展开,而更像是人对待宇宙的一种态度。伽达默尔认为《蒂迈欧篇》中的创世行为有两个开端,第一个开端交织着密托思与逻各斯相互缠绕的各种言说方式;第二个开端因为附加上了“必然性”这个原因,而使得密托思的言说方式有了一种向逻各斯退让与过渡的倾向。在伽达默尔看来,上述对《蒂迈欧篇》的诠释学式解读均取决于“存在的区分”,两次“存在的区分”恰好对应着两个开端。
在论述现象学的准则或者口号时,胡塞尔的表达是“回到事物本身”,而海德格尔的表述是“面向事物本身”。在大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两个表达没有本质差别。通过考察胡塞尔现象学产生的背景和他对现象学方法的规定与要求,以及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其实反映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现象学方法上的根本差别,即前者面向直观,后者面向哲学传统。
“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纲领,宗教改革家据之确立了信仰的内在性原则,并将信仰视为基督徒称义和救赎的唯一途径,与信仰相对的事功却被极度弱化甚至否定了。作为一个与新教有密切关联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对信仰与事功多有探讨,他一方面同意新教的信仰内在性原则,肯定了信仰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认同仅通过信仰,人就可以称义和得救,反之,他认为事功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重要性。唯有通过事功,大众才能确证自己的信仰并获得救赎。斯宾诺莎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身心同一论的哲学立场。这也展示了启蒙哲学家在超越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