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服务外包，加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打造了“世界工厂”，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基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种发展模式目前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一方面，国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人口红利殆尽；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疲软，贸易纠纷频发。那么，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应该何去何从？是否能继续利用经济全球化红利推动产业升级？刘志彪教授所著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译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对上述问题做了较系统的阐释。认真阅读此书之后，有茅塞顿开之感，特推荐给大家参考。
　　刘志彪教授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产业升级为主题，阐释了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其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提出了以创新驱动为主导，以国际价值链攀升为目标，以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路径，以国家价值链重构为手段的产业升级战略。阅读此书，可以从多个方面明晰全球化发展中中国产业升级问题。
　　第一，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应该如何转型升级？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发展。目前，中国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中国要继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就必须思考全球化战略的转型升级。作者认为，中国全球化战略的转型升级，不是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而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即基于内需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和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在战略前提、战略目的、战略核心、战略路径、战略实施方法、战略依据、产业内容等方面有显著的不同。能不能塑造出一大批站立在国家价值链高端，主要从事研发设计、网络营销、金融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活动的中国本土企业，能不能把被纳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中国代工企业逐步转化成为全球创新价值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是实现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性所在。
　　第二，如何利用第二波經济全球化，以创新驱动中国产业升级？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学者们对创新驱动进行了很多研究，普遍认为，创新驱动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者认为，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展，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创新驱动与要素投入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创新驱动也需要高密度的资本投入来支持。而且，创新驱动战略也不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替代，而是由基于出口导向为主的“模仿学习”阶段，转向基于引进和走出去共同驱动的“社会创新、创业”为主的阶段，提升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即扬弃“后发优势”战略，选择“先发优势”战略。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型，需要采取两个重要策略：一是先发制人，集中资源重点投入，形成局部绝对强势；二是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剩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第三，如何通过重构国家价值链（NVC），实现从全球价值链（GVC）到全球创新链的（GIC）的转变？中国通过加入GVC，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虽然在俘获型网络分工体系下，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存在发展空间，但功能升级会受到阻碍。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产业要实现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升级，必须基于庞大国内需求建构NVC，利用国内市场的时空差和高级要素成长机会，发展出具有全球技术势力和市场势力的关键价值链环节或生产体系。同时，借助国家价值链加入全球创新链，形成“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的全球区域创新中心，提升中国发展的控制和支配地位。作者进一步指出，从GVC走到GIC，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NVC，国内本土企业从供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GVC中的“被俘获者”到NVC的高端，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GIC在NVC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主要是处于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
　　第四，如何通过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中国产业价值链攀升？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也是其在GVC分工中占据价值链顶端的主要来源。中国要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实现产业升级，离不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和引导。作者认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专业化的高级要素，其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它的投入增加，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GVC下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这是因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知识主体和构成要素，是其心脏、脑袋和起飞的翅膀；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效应，有利于中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生产性服务业（APS），或者积极发展本土的APS。
　　第五，如何以服务业外包带动中国产业升级？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以IT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席卷全球，服务外包加速发展，从IT系统的维护、开发和应用到物资采购、人力资源、法律服务、工程服务等业务流程外包再到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等知识密集型流程外包，原来在一个企业内部或一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服务转变为由全球分散的多个企业共同完成，深化了GVC分工，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作者认为，服务业外包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加入全球化的一次战略抉择。服务业外包趋势是“世界平坦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深度进入“平坦化世界”的新机遇。同时，发展服务业外包，还是逐步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最佳工具。中国沿海地区从简单的制造业外包升级为服务业外包的国家基地，可以使服务业外包成为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平台。因此，中国应该把在发展制造业外包乃至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直接运用到承接服务业外包方面来。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通过关联关系和互动机制，吸引服务业FDI并促进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抓紧制定鼓励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政策和机制，营造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平台。
　　第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如何发展和转型？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贡献了中国GDP的40%，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出口占全国70%左右，吸引FDI的比例超过一半。因此，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升级问题，突出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转型问题。作者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从利用低级生产要素向利用高级生产要素的升级过程中，需要使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升级，即通过创新向这些块状集聚的产业嵌入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来提升竞争力，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开放性创新型经济。为此，在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同时，立足于区域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使东部地区产业不仅拥有优异的生产系统，同时还有与之相匹配的技术创新系统、市场创新系统和管理创新系统。同时，应根据本地产业加入GVC的驱动力来确定核心能力。如果某产业参与的是生产者驱动的GVC，就应以增强核心技术能力为中心；如果参与的是购买者驱动的GVC，就应强调设计和市场营销环节，来获取范围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除上述贡献外，作者还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功能转型、统一市场建设、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偏低问题等进行了阐释。比如在产业政策功能转型方面，提出了以竞争政策逐步替代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中性化、去地方政府化、横向化等创新性的观点；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指出统一市场建设是中国经济“开放第二季”，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具有大规模对内开放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双重含义；在分析中国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偏低方面，指出发达地区服务业发展并不是真的“滞后”，更不是落后，根本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市场是全球性的，但是其相应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游离于制造过程之外的，服务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没有随着中国发达地区制造业比重的上升而上升。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一书为我国全球化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既有宏观的产业政策设计，又有微观的企业转型升级路径。在目前我国深化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该书的出版无疑会对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发展》一书涉及很多理论问题和现实热点，这里的评述只是个人的一些思考和总结，难免挂一漏万，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其中发现更多精彩的论述。
　　（责任编辑：赵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