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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初夏，在一间简朴却充盈着淡淡墨香的屋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正在专注地抚琴，只见他时而颦眉幽思，时而抬头冥想，时而又慷慨激昂地跳跃着指尖，一曲《平沙落雁》被他演绎得精彩绝伦。这位抚琴的老先生，正是笔者此次专访的对象杨臣彬，也是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书画鉴定专业硕士生导师等数职于一身的书画鉴赏大家。琴声悠扬，随着这别开生面的采访，杨臣彬丰富而神秘的鉴定生涯在笔者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二十载库房工作是铺垫
杨臣彬最初接触文物这一行，十分偶然。他告诉记者，自己1951年初参军，在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1952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了故宫，这才与文物、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故宫的杨臣彬在这里当上了讲解员，经过简单的培训，他开始给观众讲解历代艺术藏品，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也是杨臣彬接触文物的第一步。
几经周折，1955年杨臣彬被调到陈列部书画组做书画陈列工作，1959年他又被调到书画组库房，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杨臣彬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有很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那时故宫收购的文物很多，每月都有一两百件，这些东西经过专家评价定级以后，都要收购入库，对其进行编目、排架，虽然很烦琐，但让我每天都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不仅如此，库房工作也让杨臣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一流的专家。1959年故宫成立了文物定级专门委员会，书画评审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老专家，如：张珩、徐邦达、启功、谢稚柳等等。据杨臣彬回忆，这些老专家，一周至少来三次看画，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上午把库房的画拿出来，按顺序挂起来，等下午专家们过来看。“他们时常会有争论，比如一件东西，一个说是真的，另一个又说怎么不对，我就负责把这些记录下来，每天我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对我帮助很大。”
正如杨伯达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对杨臣彬所说的那样：“你的工作得天独厚啊，能接触这么多的字画，又能接触这么多一流的专家。”在杨臣彬看来，这么多年的库房工作，每天按规律上班下班，或许不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书画有了最基本的认识。杨臣彬谦虚地说：“眼力在当时还谈不上，但通过在库房大量近距离的接触以及跟老师们的学习，我对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提起某个画家的书画，脑子里都会有印象。”
杨臣彬对自己从事的库房工作也颇为自豪，他告诉记者，院领导有一次到书画库房检查工作，只给他10分钟，要他从浩如烟海的藏品中提出指定的10件东西来。杨臣彬马上胸有成竹地答应下来，果然，还不到10分钟他就取出了领导要指定东西。领导纷纷点头表示赞赏，并夸奖说“我们的库房工作就要搞得像你这样啊!”现在故宫的绘画库房里很多书画的标签都是当时杨臣彬用小隶书写的，为此他还特地到琉璃厂找了隶书碑帖进行练习。
名师点拨终成鉴赏专家
徐邦达先生是杨臣彬的老师，当笔者提及徐老时，杨臣彬感叹道：“虽然正式跟随徐老当助手只有8年，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杨臣彬刚开始书画组工作的时候，恰好和徐邦达先生在同一个组，由于工作关系，杨臣彬跟徐老学习的机会很多。徐邦达先生当时是书画组著名的老专家，专门做书画鉴定和研究。在徐老鉴定文物的时候，杨臣彬就会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并问一些问题，徐老也都会欣然回答，丝毫没有专家的架子。闲暇的时候，杨臣彬还帮徐邦达先生整理一些资料，打打下手。
“文革”过后，老专家年纪都大了，为了抢救老专家的知识，培养接班人，故宫博物院决定给老专家配助手。杨臣彬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轮到给徐邦达先生配助手的时候，他坚持要自己挑，第一个便挑了杨臣彬。杨臣彬解释道：“因为他比较了解我，我也比较熟悉文物，什么东西他一说我就知道。徐老平时看画有什么要求，他研究的课题资料是什么，我都比较了解。此外，他喜欢好问的学生，我遇到问题当场就会问他。”
能成为徐邦达的学生，杨臣彬除了兴奋，就是努力地向老师取经。徐邦达带着包括杨臣彬在内的学生去全国各地考察，北到黑龙江、哈尔滨，南到昆明，几乎把全国走了个遍。每到一地博物馆看画的时候，徐老通常当着学生的面把画卷或者册页打开，先问他们感觉如何，并要说明具体的理由，接着指出正确与否，原因是什么?“徐老就是这样手把着手教，他教学生方面一点都不保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常通达。”
杨臣彬给徐老当了8年助理，这期间学到了很多书画鉴定的真谛，但岁月不饶人，很快杨臣彬也到了天命之年。有一天，徐老对他说：“你已经是副研究员了，早就可以独立进行工作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忍心还让你当助手。”就这样，杨臣彬从徐老的研究室回到陈列部，开始了自己的鉴定事业。
鉴定趣闻显行家眼力
在杨臣彬的鉴定生涯中，过手的书画千千万万，但他对其中几件书画的鉴定故事却津津乐道，一件是《食鱼帖》，另一件是吴镇的《松石图轴》。
《食鱼帖》的发现极其偶然，当时徐邦达先生带着杨臣彬等助手到青岛博物馆鉴定，馆藏的东西都看得差不多了，徐老问道：“你们这里还有什么资料或者待处理的东西吗?我们再看一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随即从库房搬来乱糟糟的一大卷书画。“我们打开一看，就从里面发现了一张《食鱼帖》，后面还有两段南宋人的题跋，不过由于保管不善，已经被折得一塌糊涂了，”杨臣彬说道，“后来一看是古摹本，大家心里都特别高兴。”有了这次的经验，杨臣彬跟随老师看画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有一次在云南省博物馆，他主动要求馆方拿来他们的处理品，果然又从里面发现了两张，分别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和北宋画家郭熙的作品。杨臣彬说：“这两件倒是我们先看的，一看郭熙和黄公望，这是好东西啊!徐先生您看看，徐先生一看，哎呀!不错，太好了!”
还有一件送上门来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故宫早年间经常有人送藏品上门鉴定，杨臣彬就遇到过这么一回。1985年春，广西的一个收藏者送来一张吴镇的画，杨臣彬一看就觉得不对，仔细看还能看出是明代的老仿。这边送画的人还没有走，那边又走过来一对年轻夫妇也拿了一个吴镇的小轴。“我一看，是吴镇的，虽然画得比较简单，但肯定是真的。”在杨臣彬的建议下，故宫暂时把这件东西收了进来。“当时准备收这件吴镇的时候，徐邦达先生在无锡出差，有人认为图章不对，颇有争议。”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杨臣彬马上把原画拿到库房一比较，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拍着胸脯向当时的副院长杨伯达先生保证，如果画有问题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果不其然，徐老回来看到这幅画以后，欣喜地说：“啊，我等你三年了，终于出现了。”原来徐老早就知道有这件东西，只是一直没见到。有了徐老的 肯定，这幅画最终以两万二的高价为故宫库房收购珍藏。
看画“只言真伪，不论价格”
杨臣彬看画有一个原则——只论真伪，不看价格。“因为我们不懂得价格，市场我不懂，太复杂了，把握不住，所以只能看看真假。”杨臣彬解释说：“价格一般要由市场来定。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认为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拿到市场也许能卖很高的价。有些东西我认为很值钱，但是在市场上却没人要。”要是有人一定要杨臣彬说价格，他只会无奈地回答道：“我不懂价钱，你去问拍卖行吧。”
对于目前书画市场上的赝品，杨臣彬深恶痛绝。杨臣彬对笔者说起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某电视台邀请他去做一个收藏类节目，节目现场有鉴宝的环节，有一件东西杨臣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电视台希望他能给遮掩一下，杨臣彬断然拒绝了。他说：“让我说这件东西是假的可以，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假的原因，如果假的让我说成真的，绝对不行!”杨臣彬说：“做书画这一行也应有职业道德，要老老实实做人，实事求是看画，我在鉴定上，一直遵守着这个原则。”
即使这样，杨臣彬也遇到过很多难缠的收藏者，有的善于编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则花样百出，有的还让他哭笑不得。曾经有一个收藏者几次三番拿同一件假东西来鉴定，希望能混水摸鱼。第一次这个收藏者带来几万块钱，杨臣彬一看东西是假的，便果断地拒绝了；第二次这个收藏者又登门造访，先拿出别的画来鉴定，末了又拿出上次那幅画，尽管这个收藏者说尽好话，杨臣彬依旧坚持原则；第三次这个收藏者想得更绝，他摸清了杨臣彬素来比较喜欢吴湖帆的书画，先拿出一张真的吴湖帆的画给杨臣彬鉴定，杨臣彬一看，是好东西啊，有点爱不释手，趁这时收藏者第三次拿出那幅假画，说要是杨臣彬给题跋了，不但几万块是他的，这幅吴湖帆的画也送给他。“吴湖帆的《山水中堂》也得几十万呢，不过，我说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能给你题。那不是缺德吗?我不能骗人。”杨臣彬向笔者坚定地说道。
谈到书画鉴定的关键，杨臣彬强调说：“你必须自己动手。”他认为，只有自己去动手、去画、去临摹，才能更好地了解艺术家。杨臣彬边说边走到画案前，指着一张书画半成品对笔者说：“我现在还在临摹字画，这不临摹了半截吗?我认为这是和艺术家及其作品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当代很多大鉴赏家，比如谢稚柳先生、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不都是书画上的高手吗?”此外，在鉴定的具体操作上，杨臣彬认为对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准确把握十分重要，个人风格包括笔、墨、设色等各方面，每个人都不一样，受艺术观念、自身经历以及生理机制的影响。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也密切相关，个人风格寓于时代风格之中，时代风格是个人风格的综合。这些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调素琴，习丹青”逸士情怀
采访的最后，笔者照例问起杨臣彬在自己鉴定生涯中最深的感触，他的回答让我们颇有些意外。他说，虽然到了现在这个岁数和身份，但仍感觉自己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太少了。这其中有许多客观的因素，比如徐邦达先生出身收藏世家，能厚积薄发，调到国家文物局以后，他每天都要为国家鉴定好几百件东西，这是多大的贡献?谢稚柳先生、杨仁恺先生等等，哪一个为国家书画收藏的贡献不大?杨臣彬说，没能赶上老前辈们那么好的机遇和条件，他独立工作的时间也还是太短了，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集中看过一些东西，在个别博物馆看了一些，算起来为国家的贡献太少太少了。因此，杨臣彬认为自己还应该要不断地学习老前辈们的长处，尽可能掌握更多的书画鉴定知识。
退休的杨臣彬并没有闲着，由于身体原因，他现在很少出去讲课，但会时常写一些小文章，或者写字，画画，弹弹古琴。正应了《陋室铭》里的那段——“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由于老伴身体不好，杨臣彬有时间还帮着搞搞家务，每天早上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在稿件即将刊行的时候，笔者听闻杨臣彬先生在扬州首次举办了他的个人书画展，不禁为他感到高兴。可以说，这次书画展体现了一位书画鉴定家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理解，也应是他不断求索的崭新开始吧!
二十载库房工作是铺垫
杨臣彬最初接触文物这一行，十分偶然。他告诉记者，自己1951年初参军，在南京军事学院教导团学习，1952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了故宫，这才与文物、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到故宫的杨臣彬在这里当上了讲解员，经过简单的培训，他开始给观众讲解历代艺术藏品，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也是杨臣彬接触文物的第一步。
几经周折，1955年杨臣彬被调到陈列部书画组做书画陈列工作，1959年他又被调到书画组库房，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杨臣彬说：“库房工作比较辛苦，有很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那时故宫收购的文物很多，每月都有一两百件，这些东西经过专家评价定级以后，都要收购入库，对其进行编目、排架，虽然很烦琐，但让我每天都可以直接接触到书画，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不仅如此，库房工作也让杨臣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一流的专家。1959年故宫成立了文物定级专门委员会，书画评审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老专家，如：张珩、徐邦达、启功、谢稚柳等等。据杨臣彬回忆，这些老专家，一周至少来三次看画，他的工作就是每天上午把库房的画拿出来，按顺序挂起来，等下午专家们过来看。“他们时常会有争论，比如一件东西，一个说是真的，另一个又说怎么不对，我就负责把这些记录下来，每天我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对我帮助很大。”
正如杨伯达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对杨臣彬所说的那样：“你的工作得天独厚啊，能接触这么多的字画，又能接触这么多一流的专家。”在杨臣彬看来，这么多年的库房工作，每天按规律上班下班，或许不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书画有了最基本的认识。杨臣彬谦虚地说：“眼力在当时还谈不上，但通过在库房大量近距离的接触以及跟老师们的学习，我对各个时代书画家的风格有了一定的了解，提起某个画家的书画，脑子里都会有印象。”
杨臣彬对自己从事的库房工作也颇为自豪，他告诉记者，院领导有一次到书画库房检查工作，只给他10分钟，要他从浩如烟海的藏品中提出指定的10件东西来。杨臣彬马上胸有成竹地答应下来，果然，还不到10分钟他就取出了领导要指定东西。领导纷纷点头表示赞赏，并夸奖说“我们的库房工作就要搞得像你这样啊!”现在故宫的绘画库房里很多书画的标签都是当时杨臣彬用小隶书写的，为此他还特地到琉璃厂找了隶书碑帖进行练习。
名师点拨终成鉴赏专家
徐邦达先生是杨臣彬的老师，当笔者提及徐老时，杨臣彬感叹道：“虽然正式跟随徐老当助手只有8年，但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杨臣彬刚开始书画组工作的时候，恰好和徐邦达先生在同一个组，由于工作关系，杨臣彬跟徐老学习的机会很多。徐邦达先生当时是书画组著名的老专家，专门做书画鉴定和研究。在徐老鉴定文物的时候，杨臣彬就会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并问一些问题，徐老也都会欣然回答，丝毫没有专家的架子。闲暇的时候，杨臣彬还帮徐邦达先生整理一些资料，打打下手。
“文革”过后，老专家年纪都大了，为了抢救老专家的知识，培养接班人，故宫博物院决定给老专家配助手。杨臣彬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轮到给徐邦达先生配助手的时候，他坚持要自己挑，第一个便挑了杨臣彬。杨臣彬解释道：“因为他比较了解我，我也比较熟悉文物，什么东西他一说我就知道。徐老平时看画有什么要求，他研究的课题资料是什么，我都比较了解。此外，他喜欢好问的学生，我遇到问题当场就会问他。”
能成为徐邦达的学生，杨臣彬除了兴奋，就是努力地向老师取经。徐邦达带着包括杨臣彬在内的学生去全国各地考察，北到黑龙江、哈尔滨，南到昆明，几乎把全国走了个遍。每到一地博物馆看画的时候，徐老通常当着学生的面把画卷或者册页打开，先问他们感觉如何，并要说明具体的理由，接着指出正确与否，原因是什么?“徐老就是这样手把着手教，他教学生方面一点都不保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常通达。”
杨臣彬给徐老当了8年助理，这期间学到了很多书画鉴定的真谛，但岁月不饶人，很快杨臣彬也到了天命之年。有一天，徐老对他说：“你已经是副研究员了，早就可以独立进行工作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忍心还让你当助手。”就这样，杨臣彬从徐老的研究室回到陈列部，开始了自己的鉴定事业。
鉴定趣闻显行家眼力
在杨臣彬的鉴定生涯中，过手的书画千千万万，但他对其中几件书画的鉴定故事却津津乐道，一件是《食鱼帖》，另一件是吴镇的《松石图轴》。
《食鱼帖》的发现极其偶然，当时徐邦达先生带着杨臣彬等助手到青岛博物馆鉴定，馆藏的东西都看得差不多了，徐老问道：“你们这里还有什么资料或者待处理的东西吗?我们再看一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随即从库房搬来乱糟糟的一大卷书画。“我们打开一看，就从里面发现了一张《食鱼帖》，后面还有两段南宋人的题跋，不过由于保管不善，已经被折得一塌糊涂了，”杨臣彬说道，“后来一看是古摹本，大家心里都特别高兴。”有了这次的经验，杨臣彬跟随老师看画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有一次在云南省博物馆，他主动要求馆方拿来他们的处理品，果然又从里面发现了两张，分别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和北宋画家郭熙的作品。杨臣彬说：“这两件倒是我们先看的，一看郭熙和黄公望，这是好东西啊!徐先生您看看，徐先生一看，哎呀!不错，太好了!”
还有一件送上门来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故宫早年间经常有人送藏品上门鉴定，杨臣彬就遇到过这么一回。1985年春，广西的一个收藏者送来一张吴镇的画，杨臣彬一看就觉得不对，仔细看还能看出是明代的老仿。这边送画的人还没有走，那边又走过来一对年轻夫妇也拿了一个吴镇的小轴。“我一看，是吴镇的，虽然画得比较简单，但肯定是真的。”在杨臣彬的建议下，故宫暂时把这件东西收了进来。“当时准备收这件吴镇的时候，徐邦达先生在无锡出差，有人认为图章不对，颇有争议。”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杨臣彬马上把原画拿到库房一比较，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拍着胸脯向当时的副院长杨伯达先生保证，如果画有问题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果不其然，徐老回来看到这幅画以后，欣喜地说：“啊，我等你三年了，终于出现了。”原来徐老早就知道有这件东西，只是一直没见到。有了徐老的 肯定，这幅画最终以两万二的高价为故宫库房收购珍藏。
看画“只言真伪，不论价格”
杨臣彬看画有一个原则——只论真伪，不看价格。“因为我们不懂得价格，市场我不懂，太复杂了，把握不住，所以只能看看真假。”杨臣彬解释说：“价格一般要由市场来定。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认为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拿到市场也许能卖很高的价。有些东西我认为很值钱，但是在市场上却没人要。”要是有人一定要杨臣彬说价格，他只会无奈地回答道：“我不懂价钱，你去问拍卖行吧。”
对于目前书画市场上的赝品，杨臣彬深恶痛绝。杨臣彬对笔者说起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某电视台邀请他去做一个收藏类节目，节目现场有鉴宝的环节，有一件东西杨臣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电视台希望他能给遮掩一下，杨臣彬断然拒绝了。他说：“让我说这件东西是假的可以，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假的原因，如果假的让我说成真的，绝对不行!”杨臣彬说：“做书画这一行也应有职业道德，要老老实实做人，实事求是看画，我在鉴定上，一直遵守着这个原则。”
即使这样，杨臣彬也遇到过很多难缠的收藏者，有的善于编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则花样百出，有的还让他哭笑不得。曾经有一个收藏者几次三番拿同一件假东西来鉴定，希望能混水摸鱼。第一次这个收藏者带来几万块钱，杨臣彬一看东西是假的，便果断地拒绝了；第二次这个收藏者又登门造访，先拿出别的画来鉴定，末了又拿出上次那幅画，尽管这个收藏者说尽好话，杨臣彬依旧坚持原则；第三次这个收藏者想得更绝，他摸清了杨臣彬素来比较喜欢吴湖帆的书画，先拿出一张真的吴湖帆的画给杨臣彬鉴定，杨臣彬一看，是好东西啊，有点爱不释手，趁这时收藏者第三次拿出那幅假画，说要是杨臣彬给题跋了，不但几万块是他的，这幅吴湖帆的画也送给他。“吴湖帆的《山水中堂》也得几十万呢，不过，我说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能给你题。那不是缺德吗?我不能骗人。”杨臣彬向笔者坚定地说道。
谈到书画鉴定的关键，杨臣彬强调说：“你必须自己动手。”他认为，只有自己去动手、去画、去临摹，才能更好地了解艺术家。杨臣彬边说边走到画案前，指着一张书画半成品对笔者说：“我现在还在临摹字画，这不临摹了半截吗?我认为这是和艺术家及其作品拉近距离的最好方式。当代很多大鉴赏家，比如谢稚柳先生、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不都是书画上的高手吗?”此外，在鉴定的具体操作上，杨臣彬认为对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准确把握十分重要，个人风格包括笔、墨、设色等各方面，每个人都不一样，受艺术观念、自身经历以及生理机制的影响。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也密切相关，个人风格寓于时代风格之中，时代风格是个人风格的综合。这些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调素琴，习丹青”逸士情怀
采访的最后，笔者照例问起杨臣彬在自己鉴定生涯中最深的感触，他的回答让我们颇有些意外。他说，虽然到了现在这个岁数和身份，但仍感觉自己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太少了。这其中有许多客观的因素，比如徐邦达先生出身收藏世家，能厚积薄发，调到国家文物局以后，他每天都要为国家鉴定好几百件东西，这是多大的贡献?谢稚柳先生、杨仁恺先生等等，哪一个为国家书画收藏的贡献不大?杨臣彬说，没能赶上老前辈们那么好的机遇和条件，他独立工作的时间也还是太短了，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学集中看过一些东西，在个别博物馆看了一些，算起来为国家的贡献太少太少了。因此，杨臣彬认为自己还应该要不断地学习老前辈们的长处，尽可能掌握更多的书画鉴定知识。
退休的杨臣彬并没有闲着，由于身体原因，他现在很少出去讲课，但会时常写一些小文章，或者写字，画画，弹弹古琴。正应了《陋室铭》里的那段——“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由于老伴身体不好，杨臣彬有时间还帮着搞搞家务，每天早上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在稿件即将刊行的时候，笔者听闻杨臣彬先生在扬州首次举办了他的个人书画展，不禁为他感到高兴。可以说，这次书画展体现了一位书画鉴定家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理解，也应是他不断求索的崭新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