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利用职权，为他人提供汽车进口配额，先后受贿4700万元，平均月受贿170多万元，日受贿5万多元。每次提取现金，李友灿总是自驾车，备上十来个尼龙大提包，每包塞100万元，往后备箱或后座椅上一码就走。这位贪官的所作所为，总会让人联想起唐朝诗人曹邺的名句：“官仓老鼠大如斗。”
　　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曹邺笔下的那个“官仓”早已成为历史。但是面对今天许多地方腐风蔓延、贪污受贿案件居高不下、违法犯罪金额巨大这样严峻的现实，正在致力于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共产党人就必须正视历史上官仓养硕鼠的现象，深思如何从根本上剿灭此类“硕鼠”。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注定要成为培养各种硕鼠的土壤。明清两代的贪贿之风最让人开眼界。明朝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太监李广畏罪自杀。抄家时，得纳贿簿籍，其中记载，某某送来黄米（黄金）百石，某某送来白米（白银）千石。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太监刘瑾伏法，抄家查出黄金24万锭，白银500万锭。武宗归天，太监江彬伏法，从他家抄出黄金70柜，白银2200柜，珠宝首饰不可计数。清朝时，和■伏法后，查抄其金山银山般的赃物收归国库，国库为之充盈，时有“倒了和■肥了嘉庆”之说。贪官，尤其是硕鼠，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宽容的。但封建社会的反贪，往往和政治斗争相联系。一个大贪官的垮台，往往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只要他们政治上不倒台，贪污受贿问题也就无人敢于问津。我们今天的反贪，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成克杰、刘方仁、李真等一批硕鼠落网，是因为他们触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高压线，自取灭亡。由此人们又深思一个问题，既然有一整套社会主义法制，为什么还会不断有硕鼠生出呢？
　　天网恢恢，疏而有漏，是致力于法制建设的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平心而论，我们反腐反贪的机器、机制不算少，公检法、纪检、纪检监察、新闻媒体、人民信访，等等。剿灭硕鼠，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在许多地方，又都存在反腐滞后问题。一只小耗子钻来钻去人们常常见怪不怪。养成硕鼠，才人人喊打，虽然终于剿灭，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许多地方反腐的思路是挖硕鼠、打贪官。至于如何堵死“鼠洞”，铲除滋生贪官的土壤，则虑之欠周，措施乏力。我们讲了多年的反腐“关口前移”，但如何前移，并无成熟的机制。更不用说许多地方，硕鼠被剿，人们往往只谈反腐成果，却很少谈及出现硕鼠，向谁问责。贪官落马，咎由自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个贪官的形成不是孤立的。李友灿大贪大盗，折腾了近两年时光，不是小动作，不应一判了之，应当总结教训，有所问责。
　　民主集中制是反腐的利器，但在许多地方，民主集中制事实上被束之高阁。以李友灿曾经主政的河北省机电办而论，那里事实上是“家长制”“一言堂”，事无巨细，都由李友灿一槌定音。这样的地方，不腐不烂才怪。最令人忧心的是，我们许多地方的党委班子、政府班子、国企班子，都是一把手说了算。重大议事，副手不表态，或虽然表态也是人微言轻，最后一把手的意见便是决议。民主集中制一旦被破坏，民主监督就会化为乌有。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个铁律。世上没有圣贤。西哲有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而失去了监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成克杰、刘方仁、李真等大贪官，并不是“根里坏”。如果他们的周围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民主监督圈，任何一个不正常的举动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并迫使其缩手，他们就不会最终堕落为大贪官。这样讲，不是替贪官开脱，不是让别人为其替罪。因为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首先是贪官一手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们在致力于完善反腐机制的时候，还必须思考如何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