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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汪锋的一生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却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那一年我十二岁。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米。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就是这位张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伟大的收藏，虽然他并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就要降临，但是他收拾东西的习惯，让他无意中办了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们的张玉和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了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我父親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十二袋白面呢！”
这个场景和十二袋白面这个巨额的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从牙缝里被一位爱“收藏”的公务员无意中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真的让他感到心里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那么多存粮，我们全家却突然断粮了，连妈妈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
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某处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却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名单上都是甘肃的民主人士、大学者们，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友人邓宝珊将军，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爷爷大学者水梓等人。 前两年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
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我说：“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就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在196。年最困难的时候被派去了甘肃，他了解了“夹边沟”的“右派”们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浮肿着，命若游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1961年暑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赛福鼎，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记得那趟专列上有不少孩子，赛福鼎的女儿赛少华、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中办副主任康一民的儿子康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金德的几个孩子，还有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挺热闹的。
我们一路过去，在宁夏的银川停车上了趟贺兰山，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爸。这时发现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医院的院长。
我们被“留观”了，其实被当了“人质”，因为我父亲“老谋深算”，他这时立刻上北京去，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我的人生从这里扭转了一个方向。
调粮！紧急调粮！
刚到兰州时，真是出乎意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我思维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组成，然而从北京到兰州却差别太大了，首先从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农场一路走去，直到省委、兰州军区，看不到砖墙，路的两旁全是用黄土压成的“干打垒”墙，景象就像最贫困的农村。
初到兰州，我在兰州军区的东郊小学上学。可是路上总能遇见一个熟人，那就是我妈妈！我妈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妈妈从来不搭“顺车”，她总是一个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百废待兴，各种矛盾浮上台面。
我爸初到甘肃，他还仅是第二書记，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没食走，白天开很多会，激烈争辩着“左倾”、“右倾”，有很多相左的意见相持着。父亲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时下乡蹲点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白猫黑猫”论，1961年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引用成了恢复生产的口号。父亲长期住在回民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没有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斗，老百姓才知道一个“回民”胖子老王是来帮助他们的住队干部。
“老王”这人很随和，好伺候，嘴粗。有点干辣椒就下饭，看到房东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她。谁能料到老人把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斗会上，成了忆苦思甜评功摆好的实物，生生搅了一场批斗会。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他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甘肃的饥饿太严重了，他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学家们浮肿了，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点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涨鼓，那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
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已经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就奏效了。预计八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三年。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叮“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间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
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阅读这套书。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上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北京他已经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他起先认为这是针对文化界的一次反右纠偏，既然学校是主战场，他也将北京会议的精神带回甘肃，但是兰州大学的一把大火刚刚燃起，校长江隆基不堪污辱自杀。父亲在沉痛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敢相信，其实运动的矛头所向，是直指他本人的。
在七里河体育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第一次受到了少数人的“体罚”。接着父亲“失踪”了。他被雁滩的“贫下中农”藏起来了，也曾被甘肃日报藏在外界知之不多的地下室保护起来。再后来，家第一次被北京的红卫兵抄了，遍地都是父亲不同时期工作的新闻照片，藏书作为“四旧”被扔得遍地都是。 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们在混乱中，心存期待地挣扎着，盼望着党中央对父亲表态，这个意外的表态终于来了。1966年的12月，一个阴冷的晚上，传来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伍”的提法。这所谓第一批点名的走资派的“殊荣”，落在了父亲的头上。
当晚父亲被押走了，他走得匆忙，黑暗和寒冷使我瑟瑟发抖：求亲被“军管了”，母亲被“统管了”，哥哥被“群管了”，我们插队的插队，“疏散的疏散”，就在这个阴冷的冬日，父母亲走时留下了“铁的纪律”：抄家拿东西不许挡，扣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死一个人！正是父母亲的这个留言，支持我们走过了那个动乱的岁月，勇敢地面对了一切苦难，最终没死一个人。
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始终温暖着我的心。记得“文革”中期的一天，我和母亲走在空旷的盘旋路上，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刹闸停在路边，一脚踩着人行道牙，压低声音说：“在小儿科。”说完匆匆骑车而去。
回家后，一些偷偷常来看我们的干部一起研究，最后我说：“不然明天我去省人民医院小儿科看看。”
第二天，陪我一起去人民醫院的有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所的一位知识分子阿姨、蒙定军叔叔的侄儿蒙志卿。我们谎称有位同事的孩子住院了，我们来探望，在医务人员狐疑的目光中，我们推遍了儿科病房所有的大门，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正要无功而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一道小门上写着“隔离病房”，不妨把这个角落也扫一扫；第一个房间住着几个激素治疗的胖小孩，第二间房子的门关着，我一把推开，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恍如隔世的人，时隔多年，真不敢相信，我的父亲戴着花镜躺在床上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看。听见响动，他本能地从花镜的上面往外看。正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从看不见的门旁突然坐起了一个“看守”，他问：“你们找谁？”我支吾：“找个小孩。”那人厉声说：“这没小孩，快出去。”我们只得退出房子，只见那人回到屋里立刻问父亲：你认识这些人吗？父亲是地下党出身，“狡猾得很”，他说：“我不认得。”
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陈正人的突然死亡，周总理要求立刻给所有在押的“走资派”检查身体，就这样，我父亲从关押他的武都劳改农场来到了兰州。后来我终于认识了人民医院内科的王大夫，正是他在街上看见了我们母女，巧妙地向我们通风报信，成就了我与父亲“文革”中的相聚。
记得当天晚上，一拨一拨的人，相识的，不相识的，偷偷送来了太多的瓜果食品。我们装了整整两大包，带着太多人的关心，要去“冒一次险了”。
1972年的初夏，我们几个孩子背着大包的食品，义无反顾地推开了甘肃省人民医院小儿科隔离房间。进了门，我们一屁股就坐在了爸爸的床沿上。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不知是那一天我们走后，爸爸对“看守”大叔实施了“统战”政策，还是他根本就对父亲充满着敬重和同情，他悄悄地退出了房间，站在走廊里“望风”，把时间和团聚无言地送给了我们……
让我们至今想起仍要落泪的人和事太多了。军管会的解放军在我探视父亲时，一律眼望窗外背对着我们父女，任凭我给父亲传递纸条而“视若无睹”。父亲“文革”后编辑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真实地写照了这种“外冷内热”的感人情景：郎中诊病面如霜，一片曲情腹内藏，鹦鹉面前不敢说，却叫儿子去翻墙……1998年12月12日，父亲的生命定格在早晨8点……
他的骨灰和着鲜花撒入了八宝山的苍松翠柏间，没有骨灰盒。不久春天就要来了，春雨会帮助他，尽快地回归大地……
（节选自《我的父辈》）
作者资料
王南宁简历
汪锋之女。1949年5月生于鄂豫根据地。老三届、插队知青、工农学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天到达北京。半生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退休后在老槐树下务农，自认人生最大的成就：与共和国同龄并荣辱与共。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米。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就是这位张玉和叔叔，他完成了一次更伟大的收藏，虽然他并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就要降临，但是他收拾东西的习惯，让他无意中办了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经济模式最初是“供给制”，后来有了工资，粮食定量供应，凭粮票买粮。饭量小偶尔有剩余粮票，有人拿到黑市换点鸡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们的张玉和叔叔，就把攒下的粮票都买成了粮食，一袋袋藏在后山书房里。
有一天，我父親非常神秘地对我母亲说：“叫娃们敞开肚子吃吧，还有十二袋白面呢！”
这个场景和十二袋白面这个巨额的数字，我这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父亲说这话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体会的。在举国挨饿的灾荒年，他发现了家里有这么多的存粮，尽管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只是从牙缝里被一位爱“收藏”的公务员无意中攒下了，这些粮食可以让孩子们安度饥荒，这是父亲的欣慰。可他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老百姓在挨饿，这些粮食真的让他感到心里非常地不安。
但是不久我们却陷入饥荒中，家里那么多存粮，我们全家却突然断粮了，连妈妈也保持沉默不给个解释。这个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才从大字报上知道了真相。
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去兰州某处看大字报，那是兰州城里第一批刚刚刷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大多是标语口号，有一张却写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汪锋，阶级阵线不分，困难时期到甘肃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还给他们送白面，挽救他们的“狗命”云云。名单上都是甘肃的民主人士、大学者们，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革命以来共产党的友人邓宝珊将军，还有央视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爷爷大学者水梓等人。 前两年遇到了邓宝珊将军的外孙子左都都，他突然对我说：“我婆（邓夫人）到死都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组织送了一袋白面，我们早就饿死了。”
听了这话，我急于辩白，我说：“那不是组织给的，那是我们家自己攒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时一袋白面太金贵了，就是救命的粮食，谁舍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这么做了。他在196。年最困难的时候被派去了甘肃，他了解了“夹边沟”的“右派”们的生活，那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浮肿着，命若游丝。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碗面就是一条人命。父亲从北京启程，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存粮，他知道他的娃儿们即将没饭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时，一定说了“我代表组织……” 1961年暑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席赛福鼎，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去新疆考察工作，我母亲经联系把我和我妹“捎”去兰州我父亲那儿过暑假。记得那趟专列上有不少孩子，赛福鼎的女儿赛少华、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中办副主任康一民的儿子康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金德的几个孩子，还有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等，挺热闹的。
我们一路过去，在宁夏的银川停车上了趟贺兰山，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爸。这时发现李金德的一个孩子得了肝炎，我爸因此将我和我妹送到西北民族医学院的校医室，爸爸的老战友蒙定军是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而她的夫人杜阿姨正是校医院的院长。
我们被“留观”了，其实被当了“人质”，因为我父亲“老谋深算”，他这时立刻上北京去，用软（说服）硬（扣押人质）手段将我母亲从北京迁到了兰州，从此我们的户口转到兰州了，我的人生从这里扭转了一个方向。
调粮！紧急调粮！
刚到兰州时，真是出乎意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我思维中的城市都是由街道和房屋组成，然而从北京到兰州却差别太大了，首先从我家住的省政府宿舍―青年农场一路走去，直到省委、兰州军区，看不到砖墙，路的两旁全是用黄土压成的“干打垒”墙，景象就像最贫困的农村。
初到兰州，我在兰州军区的东郊小学上学。可是路上总能遇见一个熟人，那就是我妈妈！我妈在北京是正厅级干部.可到了甘肃.我爸“利用职权”给降成了副厅，任省委副秘书长，爸爸也在省委上班，可是妈妈从来不搭“顺车”，她总是一个人走路上下班。
1961年饥饿阴影还笼罩着甘肃大地，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甘肃的，慢慢地我们从周围的交谈中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的省份，天灾加上人祸，饿死的人数不少，出现了无人村。百废待兴，各种矛盾浮上台面。
我爸初到甘肃，他还仅是第二書记，当时的第一书记还没食走，白天开很多会，激烈争辩着“左倾”、“右倾”，有很多相左的意见相持着。父亲的工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看《地方志》，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时下乡蹲点走面，基本上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邓小平同志的著名“白猫黑猫”论，1961年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引用成了恢复生产的口号。父亲长期住在回民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化名“老王”，没有人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拉他去批斗，老百姓才知道一个“回民”胖子老王是来帮助他们的住队干部。
“老王”这人很随和，好伺候，嘴粗。有点干辣椒就下饭，看到房东大娘冬天冷，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她。谁能料到老人把这件毛衣一直保存到“文革”批斗会上，成了忆苦思甜评功摆好的实物，生生搅了一场批斗会。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每天晚上似睡非睡时，总听见父亲在电话中激动地呼吁着，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要粮；给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打电话，要车皮；他还给新疆打电话，给陕西打电话，求助兄弟省市，他的好友们，调粮！紧急调粮！
甘肃的饥饿太严重了，他去了兰州大学，学校一片狼藉，桌椅板凳劈柴煮白菜吃了；他去了原子基地，科学家们浮肿了，他只能弄些黄豆让他们增加点蛋白质；他去了黄河以北的军工厂，工厂无法生产。他问我：学校食堂孩子们吃什么？我说：“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吃得下，拉不出肚子会涨鼓，那是用发苦的陈仓红高粱米磨成粉蒸的馒头，猪肝色，所以同学们叫它“人血馒头”。
面对这些骇人的情况，父亲已经顾不得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了，他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他要去堵枪眼了，“三自一包”、“开仓放粮”、“藏粮于民”，他让“右倾机会主义的子弹”、“资本主义的子弹”一颗颗射向自己的胸膛…… 他的决心很快就奏效了。预计八年时间经济复苏，结果仅用了三年。1964年的一天，我哥从他工作的万里机电厂回来时说：厂里动员吃“爱国肉”，五毛钱一斤猪肉，厂里说可以不要钱，先吃肉，月底才从工资里扣。我哥很兴奋，我们也跟着起哄：“爱国就得吃肉，谁不吃肉谁不爱国！”
1964年真是一个好年头，过去黑咕隆咚连电灯都点不起，用蜡烛照亮的商店，空空如也的货架上，现在开始有了色彩。我读书的百年老校、兰州一中校门口的一条小巷子挤满了小贩，这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放宽了，允许老百姓做点儿小买卖。1964年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那一年中央又召叮“北戴河会议”暑假里爸爸带我们去北戴河了。但他还是有心事，因为临走前西北局的负责人“提醒”他说：胡耀邦也在北戴河。
“胡耀邦在北戴河”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张德生患重病后，胡耀邦接任了陕西省委书记，他意气风发来到了陕西，但是很快，在“四清”扩大化的间题上，他和西北局的矛盾愈演愈烈，竟然变成在西北局会议上对他展开了激烈的批斗。
整人的事我父亲不违心地去做，他一般把看法藏在心里，会上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至今仍有老同志赞赏地说：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西北局正式“提醒”过他，当然是让他不要和胡接触。
太阳照在沙滩上，我独自坐着，正前方有两个人的背影，他们靠得很近，缓缓地长久交谈着，我知道那是爸爸和耀邦叔叔……
不知道北戴河这个夏天讨论什么，决定什么，爸爸晚上看文件，写东西到很晚。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5年，父亲的床头多了一套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线装的文言文书籍，父亲戴上了老花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和阅读这套书。
“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上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北京他已经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他起先认为这是针对文化界的一次反右纠偏，既然学校是主战场，他也将北京会议的精神带回甘肃，但是兰州大学的一把大火刚刚燃起，校长江隆基不堪污辱自杀。父亲在沉痛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敢相信，其实运动的矛头所向，是直指他本人的。
在七里河体育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父亲第一次受到了少数人的“体罚”。接着父亲“失踪”了。他被雁滩的“贫下中农”藏起来了，也曾被甘肃日报藏在外界知之不多的地下室保护起来。再后来，家第一次被北京的红卫兵抄了，遍地都是父亲不同时期工作的新闻照片，藏书作为“四旧”被扔得遍地都是。 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们在混乱中，心存期待地挣扎着，盼望着党中央对父亲表态，这个意外的表态终于来了。1966年的12月，一个阴冷的晚上，传来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有薄一波、何长工，地方有汪锋、李范伍”的提法。这所谓第一批点名的走资派的“殊荣”，落在了父亲的头上。
当晚父亲被押走了，他走得匆忙，黑暗和寒冷使我瑟瑟发抖：求亲被“军管了”，母亲被“统管了”，哥哥被“群管了”，我们插队的插队，“疏散的疏散”，就在这个阴冷的冬日，父母亲走时留下了“铁的纪律”：抄家拿东西不许挡，扣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许死一个人！正是父母亲的这个留言，支持我们走过了那个动乱的岁月，勇敢地面对了一切苦难，最终没死一个人。
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始终温暖着我的心。记得“文革”中期的一天，我和母亲走在空旷的盘旋路上，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刹闸停在路边，一脚踩着人行道牙，压低声音说：“在小儿科。”说完匆匆骑车而去。
回家后，一些偷偷常来看我们的干部一起研究，最后我说：“不然明天我去省人民医院小儿科看看。”
第二天，陪我一起去人民醫院的有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所的一位知识分子阿姨、蒙定军叔叔的侄儿蒙志卿。我们谎称有位同事的孩子住院了，我们来探望，在医务人员狐疑的目光中，我们推遍了儿科病房所有的大门，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正要无功而返时，突然看见前面有一道小门上写着“隔离病房”，不妨把这个角落也扫一扫；第一个房间住着几个激素治疗的胖小孩，第二间房子的门关着，我一把推开，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恍如隔世的人，时隔多年，真不敢相信，我的父亲戴着花镜躺在床上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看。听见响动，他本能地从花镜的上面往外看。正当我们四目相对时，从看不见的门旁突然坐起了一个“看守”，他问：“你们找谁？”我支吾：“找个小孩。”那人厉声说：“这没小孩，快出去。”我们只得退出房子，只见那人回到屋里立刻问父亲：你认识这些人吗？父亲是地下党出身，“狡猾得很”，他说：“我不认得。”
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陈正人的突然死亡，周总理要求立刻给所有在押的“走资派”检查身体，就这样，我父亲从关押他的武都劳改农场来到了兰州。后来我终于认识了人民医院内科的王大夫，正是他在街上看见了我们母女，巧妙地向我们通风报信，成就了我与父亲“文革”中的相聚。
记得当天晚上，一拨一拨的人，相识的，不相识的，偷偷送来了太多的瓜果食品。我们装了整整两大包，带着太多人的关心，要去“冒一次险了”。
1972年的初夏，我们几个孩子背着大包的食品，义无反顾地推开了甘肃省人民医院小儿科隔离房间。进了门，我们一屁股就坐在了爸爸的床沿上。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不知是那一天我们走后，爸爸对“看守”大叔实施了“统战”政策，还是他根本就对父亲充满着敬重和同情，他悄悄地退出了房间，站在走廊里“望风”，把时间和团聚无言地送给了我们……
让我们至今想起仍要落泪的人和事太多了。军管会的解放军在我探视父亲时，一律眼望窗外背对着我们父女，任凭我给父亲传递纸条而“视若无睹”。父亲“文革”后编辑的诗集里有这样一首诗，真实地写照了这种“外冷内热”的感人情景：郎中诊病面如霜，一片曲情腹内藏，鹦鹉面前不敢说，却叫儿子去翻墙……1998年12月12日，父亲的生命定格在早晨8点……
他的骨灰和着鲜花撒入了八宝山的苍松翠柏间，没有骨灰盒。不久春天就要来了，春雨会帮助他，尽快地回归大地……
（节选自《我的父辈》）
作者资料
王南宁简历
汪锋之女。1949年5月生于鄂豫根据地。老三届、插队知青、工农学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当天到达北京。半生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退休后在老槐树下务农，自认人生最大的成就：与共和国同龄并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