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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工生活是从上海开始的。
上海有个崇明岛，是祖国的第三大岛。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常听人说崇明岛景色秀丽，水天一色，像个世外桃源。崇明岛距离上海市区大约有200公里的路程。我在上海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去过。我想，那里必定是个好去处，是个富有诗意的地方。我在市区整天面对那一幢幢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街市，感觉很烦闷，心想，如果有个清静的地方打工该多好啊！
我这个人言必行，行必果，想去的地方就一定要去。于是，我把几件烂衣服和一条烂被子塞进蛇皮袋里，辞去好端端的工作，背着简单的行囊，向崇明岛出发。
那天，我到了吴凇口，搭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崇明堡镇的客轮。我站在轮船甲板上，眺望那茫茫的大海，只见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水连天，天连水，汹涌的浪潮在澎湃，海风一阵阵吹来，把我心中所有的烦恼和不悦全都吹得一干二净。客轮在大海里航行了整整4个小时，到了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才在一个叫堡镇的港口靠岸。
走出堡镇港，我跟着人群来到了堡镇汽车站。直到这时，我发热的头脑才慢慢冷却下来。我在寻思着，我这不是跟自己开一次国际玩笑吗？到了崇明岛，走在陌生的人群中，人声鼎沸，我像一只在大漠里迷失方向的小羊羔，不停地在人群里徘徊着……有那么多辆汽车，我不知该爬上哪一辆车，去什么地方。我第一次感到人在旅途的迷茫，头脑一片空白。崇明岛上既没有我认识的朋友，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无亲无故，我该怎么办？此时此刻，我凌乱的思绪像一堆乱稻草任海风吹拂，顿时有种想家的感觉。我呆若木鸡站在那儿，再没有在上海市区时那样的兴奋劲了。
就在我彷徨的时候，走来一群操着安徽口音的人。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都是去自行车锁厂的。我想，那里肯定有不少外省人打工，便急中生智，毅然跟他们上了那辆班车。一个半小时后，车到了锁厂。刚才那群人纷纷下车，我也在那儿下了车。我告诉自己，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兴致勃勃地来到崇明岛，就是当叫花子，捡破烂，也要在这里干下去，绝不能返回上海市区，因为我已经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
刚下车的那群人都是在锁厂上班的。车开了，人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被晾在马路上。这时，夕阳西下，天马上就要黑了。今晚十之八九要露宿旷野了，我焦急起来。这时，从厂里出来一个年轻人，正朝我这边走来，双方都不曾注意，谁也没看谁，我和他撞了个满怀，他手里的东西散落在地上。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襟不放，要我按价赔偿。我自叹倒霉，赔着笑脸向他说，我并非有意，放我一马好吗？就在这时，他满脸的愤怒换上了惊喜，大声叫了起来：“你不是胡海舟吗？你看你看，差点儿……嗬嗬！”我也感到惊讶，在陌生的地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一下子如同平地响起了一声惊雷，使我又惊又喜，可是，一时又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我只好问：“你是谁呀？”
“我是张永久呀！”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看着我笑，“不记得我了吗？在上海洋泾中学，我见过你呢！”
“哦！”我忽然眼睛一亮，对，想起来了，5年前，我和他在一起说过话呢，那时，他姐姐就在洋泾中学校办工厂，他是来看他姐姐的。
“走，到我宿舍去！”张永久接过我的行囊，带我向他的宿舍走去。
宿舍很拥挤，一间房子摆了4张高架床，住了8个人。他马上点着煤油炉，下了两碗面。吃完面条后，他问我来这儿干啥。我告诉他一时心血来潮，就跑崇明岛来打工。若不是在这儿巧遇你，后果将不堪设想喽。
张永久有很多老乡在锁厂打工，吃完晚饭后，他们全都挤到他的屋子里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都是嗔怪我胆子太大了，一个人单枪匹马敢来崇明岛，真是钢丝绳上骑单车——铤而走险。
“天无绝人之路嘛，我知道张永久在这儿才来的呢！嗨嗨！”我幽默地说了一句。
没有露宿街头，算是一件不幸之万幸的事。和张永久挤在一张床上，心里踏实多了。这一夜，我睡得好香好香，还做了一个美梦，梦见自己在崇明岛打开了一片天地。
第二天，张永久找到了他的车间主任，让我进厂上班。车间主任是个爽快人，当即答应，我马上就成了锁厂二车间的一名员工。天下处处遇好人，处处好人天下遇。我这一趟没有白白冒险，还算幸运啊！
我负责的工作是锉钩，有20多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每人4个钩子。这是喷漆车间，生产锁壳，是全自动一条龙生产线。一个锁要经过10道工序，我们锉钩是最后一道，钩子锉干净后，挂上冲好的锁壳，进入硫酸池腐化，经过碱水池清洗，然后进入喷漆、烘干，最后拿掉锁壳。把挂钩上的漆锉得干干净净（不干净锁壳不倒电），再挂上锁壳……我刚进来时，手脚很不灵活，往往一个钩子没锉好，下一个挂笼就过来了。我身边的那些男孩女孩都是熟练工，他们锉得可麻利呢，既干净又快捷又省力。我旁边有个小女孩，每次我来不及锉，都是她帮我锉。我忽然想起来了，她不就是昨天和我坐同一辆车的其中一个女孩吗？怪不得我进车间时，她老是盯着我看。她和我互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丁洁，在锁厂已有两年时间，前几天她是回家探亲从家中来。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很快，我就和在一起锉钩的那些工友打成一片，友谊的火种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点燃……
进厂后，车间里大多数工友都知道我有点文化，当然，这是张永久在他们面前鼓吹的结果，很多人喜欢跟我说话，我一下子很受他们尊敬。我一直住在张永久那里，和他同睡一张床。员工们都称他们住的地方是“西伯利亚”，居住环境条件比起生活区相差太远，每个房间都住着七八个人，可以说是人挨人了。我晚上喜欢看书学习，都是躺在床上，要写时就趴在床上。
车间里有一个工人名叫黄卫东，负责硫酸和碱水池的工作。他也爱好文学，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和相同爱好，我们很快就熟悉了。黄卫东说我住的环境太差，他的房间空着，让我住到他那边去。这真是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笑得合不拢嘴。黄卫东帮我把行李搬到厂部生活区，住进宽敞的楼房里。
生活区住的全是厂里的固定工，那里环境很美：干净、整洁、卫生、安全，每天都有人值班打扫，不像我原来住的地方那样，一个月也没人打扫一次，垃圾堆成了小山似的，臭气熏人。黄卫东住在生活区里一栋二楼的一间宿舍，宿舍里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但他们都不常住在这儿，上夜班的时候才难得住一回，我住进去后，宿舍便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
我在二车间打了半年工，给车间的全体员工留下了好印象，50岁左右的车间主任徐秀华平易近人，受到员工们的特别敬重，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有一天，他突然叫我去办公室，说找我有事。当时我心里懵懵懂懂的，担心自己不知做错了什么事。我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徐主任的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很客气，一边给我倒水一边招呼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听车间里的人说，你会写文章，厂部办公室想请你去帮忙，你乐意吗？”
“谢谢徐主任的关心，我当然乐意喽！”这样的美差谁不想？我做梦都渴盼着有这一天。去厂部办公室上班，脱离了车间，不再受三班制的约束。
刚到写字楼，我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一切都有着新奇的感觉。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里不比车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从那以后，每天都是我第一个走进办公室，扫地、抹桌子、倒开水……别人不愿干的事我都抢着干。
我的工作是负责抄写和整理材料，给办公室主任打下手，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的特长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厂里的新闻报道、出黑板报，全由我一个人负责。再忙，我心里也乐呵呵的，感到生活很充实。
前进锁厂隶属前进农场管辖。农场相当于一个区大，场部有报社、广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天都有新闻节目按时播放，报纸每周一期。无论报纸、广播，我的上稿率都很高。领导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对我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二车间里的员工见我在办公室干得出色，也觉得给他们脸上添了光彩。有了厂领导对我的信任，有了二车间全体员工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在工作上更加卖力，用实际行动回报关心我的徐主任和工友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后来，一张大字报毁了我的前程。正当我干得得心应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永久有十多位老乡，都住在厂部的“西伯利亚”，临工棚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离厂部生活区还有一大截路程，他们每天一日三餐都要跑去那里打饭，休息天倒无所谓，如果上班，时间就比较紧张，往往饭还没打来，就到上班时间了，再说，生活区和临工棚之间有堵高墙相隔，他们每天都要攀越墙头，为了吃这三顿饭，可真的不易，晴天没什么，阴雨天可就麻烦了。他们说，我没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向厂里反映了无数次这种情况，一直得不到解决。
有一天，我下班后，张永久和他的十几个老乡跑到我宿舍，求我为他们解决打饭的问题。我一下子为难了：如果我“为民请命”，厂部若不理解，说我多管闲事，我就可能失去在办公室的工作；如果我不吭声，又对不起对我有恩的张永久。思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决定帮他们说说。
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把临工们的要求对主任说了。谁知，主任一听，马上变了脸色，说我现在身份不同了，要我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闲事少管为好！我知趣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此，我再也没提过这事。
过了几天，张永久的老乡来向我打听消息，问厂部有何答复。我如实告诉他们，他们说：“不是张永久你能有今天？这样吧，你帮我们起草一份‘致全厂职工书’，我们不要你抄写，不落你的名字，怕啥子哩？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我只有硬着头皮给他们写了一份“致全厂职工书”，他们连夜抄在一张白纸上，贴到锁厂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上班，招来很多人围观，造成很大影响，当即，厂领导就吩咐各车间主任认真查看一下，看是谁所为。
我老早就来到办公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那儿整理一篇材料，心里却神不守舍。就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办公室主任进来了。他放下手中的包，就叫我到他的桌前，问起门外那张“大字报”的事。我装作不知道，一口否认。但纸包不住火，再加上以前我替老乡向主任反映过这事，还遭到他的批评。此时，我倒沉着冷静，像没事人一样听从发落。事到如今，只有顺其自然。后来，他去了厂长室，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对我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回二车间去吧！”然后，他写了一张纸条交给我。
拿着这一纸“调令”，我又回到了二车间。
上海有个崇明岛，是祖国的第三大岛。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常听人说崇明岛景色秀丽，水天一色，像个世外桃源。崇明岛距离上海市区大约有200公里的路程。我在上海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去过。我想，那里必定是个好去处，是个富有诗意的地方。我在市区整天面对那一幢幢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街市，感觉很烦闷，心想，如果有个清静的地方打工该多好啊！
我这个人言必行，行必果，想去的地方就一定要去。于是，我把几件烂衣服和一条烂被子塞进蛇皮袋里，辞去好端端的工作，背着简单的行囊，向崇明岛出发。
那天，我到了吴凇口，搭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崇明堡镇的客轮。我站在轮船甲板上，眺望那茫茫的大海，只见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水连天，天连水，汹涌的浪潮在澎湃，海风一阵阵吹来，把我心中所有的烦恼和不悦全都吹得一干二净。客轮在大海里航行了整整4个小时，到了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才在一个叫堡镇的港口靠岸。
走出堡镇港，我跟着人群来到了堡镇汽车站。直到这时，我发热的头脑才慢慢冷却下来。我在寻思着，我这不是跟自己开一次国际玩笑吗？到了崇明岛，走在陌生的人群中，人声鼎沸，我像一只在大漠里迷失方向的小羊羔，不停地在人群里徘徊着……有那么多辆汽车，我不知该爬上哪一辆车，去什么地方。我第一次感到人在旅途的迷茫，头脑一片空白。崇明岛上既没有我认识的朋友，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无亲无故，我该怎么办？此时此刻，我凌乱的思绪像一堆乱稻草任海风吹拂，顿时有种想家的感觉。我呆若木鸡站在那儿，再没有在上海市区时那样的兴奋劲了。
就在我彷徨的时候，走来一群操着安徽口音的人。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都是去自行车锁厂的。我想，那里肯定有不少外省人打工，便急中生智，毅然跟他们上了那辆班车。一个半小时后，车到了锁厂。刚才那群人纷纷下车，我也在那儿下了车。我告诉自己，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兴致勃勃地来到崇明岛，就是当叫花子，捡破烂，也要在这里干下去，绝不能返回上海市区，因为我已经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
刚下车的那群人都是在锁厂上班的。车开了，人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被晾在马路上。这时，夕阳西下，天马上就要黑了。今晚十之八九要露宿旷野了，我焦急起来。这时，从厂里出来一个年轻人，正朝我这边走来，双方都不曾注意，谁也没看谁，我和他撞了个满怀，他手里的东西散落在地上。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襟不放，要我按价赔偿。我自叹倒霉，赔着笑脸向他说，我并非有意，放我一马好吗？就在这时，他满脸的愤怒换上了惊喜，大声叫了起来：“你不是胡海舟吗？你看你看，差点儿……嗬嗬！”我也感到惊讶，在陌生的地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一下子如同平地响起了一声惊雷，使我又惊又喜，可是，一时又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我只好问：“你是谁呀？”
“我是张永久呀！”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看着我笑，“不记得我了吗？在上海洋泾中学，我见过你呢！”
“哦！”我忽然眼睛一亮，对，想起来了，5年前，我和他在一起说过话呢，那时，他姐姐就在洋泾中学校办工厂，他是来看他姐姐的。
“走，到我宿舍去！”张永久接过我的行囊，带我向他的宿舍走去。
宿舍很拥挤，一间房子摆了4张高架床，住了8个人。他马上点着煤油炉，下了两碗面。吃完面条后，他问我来这儿干啥。我告诉他一时心血来潮，就跑崇明岛来打工。若不是在这儿巧遇你，后果将不堪设想喽。
张永久有很多老乡在锁厂打工，吃完晚饭后，他们全都挤到他的屋子里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都是嗔怪我胆子太大了，一个人单枪匹马敢来崇明岛，真是钢丝绳上骑单车——铤而走险。
“天无绝人之路嘛，我知道张永久在这儿才来的呢！嗨嗨！”我幽默地说了一句。
没有露宿街头，算是一件不幸之万幸的事。和张永久挤在一张床上，心里踏实多了。这一夜，我睡得好香好香，还做了一个美梦，梦见自己在崇明岛打开了一片天地。
第二天，张永久找到了他的车间主任，让我进厂上班。车间主任是个爽快人，当即答应，我马上就成了锁厂二车间的一名员工。天下处处遇好人，处处好人天下遇。我这一趟没有白白冒险，还算幸运啊！
我负责的工作是锉钩，有20多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每人4个钩子。这是喷漆车间，生产锁壳，是全自动一条龙生产线。一个锁要经过10道工序，我们锉钩是最后一道，钩子锉干净后，挂上冲好的锁壳，进入硫酸池腐化，经过碱水池清洗，然后进入喷漆、烘干，最后拿掉锁壳。把挂钩上的漆锉得干干净净（不干净锁壳不倒电），再挂上锁壳……我刚进来时，手脚很不灵活，往往一个钩子没锉好，下一个挂笼就过来了。我身边的那些男孩女孩都是熟练工，他们锉得可麻利呢，既干净又快捷又省力。我旁边有个小女孩，每次我来不及锉，都是她帮我锉。我忽然想起来了，她不就是昨天和我坐同一辆车的其中一个女孩吗？怪不得我进车间时，她老是盯着我看。她和我互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丁洁，在锁厂已有两年时间，前几天她是回家探亲从家中来。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很快，我就和在一起锉钩的那些工友打成一片，友谊的火种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点燃……
进厂后，车间里大多数工友都知道我有点文化，当然，这是张永久在他们面前鼓吹的结果，很多人喜欢跟我说话，我一下子很受他们尊敬。我一直住在张永久那里，和他同睡一张床。员工们都称他们住的地方是“西伯利亚”，居住环境条件比起生活区相差太远，每个房间都住着七八个人，可以说是人挨人了。我晚上喜欢看书学习，都是躺在床上，要写时就趴在床上。
车间里有一个工人名叫黄卫东，负责硫酸和碱水池的工作。他也爱好文学，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和相同爱好，我们很快就熟悉了。黄卫东说我住的环境太差，他的房间空着，让我住到他那边去。这真是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笑得合不拢嘴。黄卫东帮我把行李搬到厂部生活区，住进宽敞的楼房里。
生活区住的全是厂里的固定工，那里环境很美：干净、整洁、卫生、安全，每天都有人值班打扫，不像我原来住的地方那样，一个月也没人打扫一次，垃圾堆成了小山似的，臭气熏人。黄卫东住在生活区里一栋二楼的一间宿舍，宿舍里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但他们都不常住在这儿，上夜班的时候才难得住一回，我住进去后，宿舍便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
我在二车间打了半年工，给车间的全体员工留下了好印象，50岁左右的车间主任徐秀华平易近人，受到员工们的特别敬重，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了解一些。有一天，他突然叫我去办公室，说找我有事。当时我心里懵懵懂懂的，担心自己不知做错了什么事。我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徐主任的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很客气，一边给我倒水一边招呼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听车间里的人说，你会写文章，厂部办公室想请你去帮忙，你乐意吗？”
“谢谢徐主任的关心，我当然乐意喽！”这样的美差谁不想？我做梦都渴盼着有这一天。去厂部办公室上班，脱离了车间，不再受三班制的约束。
刚到写字楼，我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对一切都有着新奇的感觉。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里不比车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从那以后，每天都是我第一个走进办公室，扫地、抹桌子、倒开水……别人不愿干的事我都抢着干。
我的工作是负责抄写和整理材料，给办公室主任打下手，一切行动听指挥。我的特长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厂里的新闻报道、出黑板报，全由我一个人负责。再忙，我心里也乐呵呵的，感到生活很充实。
前进锁厂隶属前进农场管辖。农场相当于一个区大，场部有报社、广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天都有新闻节目按时播放，报纸每周一期。无论报纸、广播，我的上稿率都很高。领导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对我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二车间里的员工见我在办公室干得出色，也觉得给他们脸上添了光彩。有了厂领导对我的信任，有了二车间全体员工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在工作上更加卖力，用实际行动回报关心我的徐主任和工友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后来，一张大字报毁了我的前程。正当我干得得心应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张永久有十多位老乡，都住在厂部的“西伯利亚”，临工棚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离厂部生活区还有一大截路程，他们每天一日三餐都要跑去那里打饭，休息天倒无所谓，如果上班，时间就比较紧张，往往饭还没打来，就到上班时间了，再说，生活区和临工棚之间有堵高墙相隔，他们每天都要攀越墙头，为了吃这三顿饭，可真的不易，晴天没什么，阴雨天可就麻烦了。他们说，我没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向厂里反映了无数次这种情况，一直得不到解决。
有一天，我下班后，张永久和他的十几个老乡跑到我宿舍，求我为他们解决打饭的问题。我一下子为难了：如果我“为民请命”，厂部若不理解，说我多管闲事，我就可能失去在办公室的工作；如果我不吭声，又对不起对我有恩的张永久。思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决定帮他们说说。
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把临工们的要求对主任说了。谁知，主任一听，马上变了脸色，说我现在身份不同了，要我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闲事少管为好！我知趣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此，我再也没提过这事。
过了几天，张永久的老乡来向我打听消息，问厂部有何答复。我如实告诉他们，他们说：“不是张永久你能有今天？这样吧，你帮我们起草一份‘致全厂职工书’，我们不要你抄写，不落你的名字，怕啥子哩？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我只有硬着头皮给他们写了一份“致全厂职工书”，他们连夜抄在一张白纸上，贴到锁厂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上班，招来很多人围观，造成很大影响，当即，厂领导就吩咐各车间主任认真查看一下，看是谁所为。
我老早就来到办公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那儿整理一篇材料，心里却神不守舍。就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办公室主任进来了。他放下手中的包，就叫我到他的桌前，问起门外那张“大字报”的事。我装作不知道，一口否认。但纸包不住火，再加上以前我替老乡向主任反映过这事，还遭到他的批评。此时，我倒沉着冷静，像没事人一样听从发落。事到如今，只有顺其自然。后来，他去了厂长室，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对我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回二车间去吧！”然后，他写了一张纸条交给我。
拿着这一纸“调令”，我又回到了二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