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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经的书学著作《分隶偶存》，就隶书的缘起、汉魏碑考以及历代隶书名家溯源穷本、详加考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以《分隶偶存》为着眼点，就万经的书学思想及其碑学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清初隶书复兴与学术之变的内在联系，特别是遗民意识的淡化与经世致用学术风尚的衰落之影响。
关键词：分隶偶存 隶书复兴
万经是清初重要的隶书家，其书法著作《分隶偶存》，更是此时期关于隶书的重要理论著作。《四库提要》云“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欧、赵一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只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亦明白可据也”。然而对于本书的研究及万经的书学思想，鲜有学者提及，本文在此试作分析。
一、万经与《分隶偶存》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别署九沙，康熙癸未年进士，授编修，后遭忌归家，以隶书营生。万世为鄞县望族，其祖籍为凤阳府（今安徽）定远县人。据全祖望《九沙万公神道碑铭》记载，明朝初年，万斌因随朱元璋征战有功，随定居鄞县。万世前三代四人，都因纵横疆场而早亡，故有“万世四忠”的美名。直到万经祖父万泰时，才丧失了世袭前代官职的权利，成为鄞县户部主事。至此万氏家族开始了从武将世袭到书香门第的转变。万泰与黄宗羲曾同学于刘宗周，两人颇为交好，随使八子以南雷为师。万经亦曾求学于黄宗羲，又受族人引导，随为道山学海。
《分隶偶存》成书与雍正九年（1731），是年万经七十三岁。作为晚年之作，此书集中体现了万经对隶书的理解与认识。《分隶偶存》成书后，并没有刊行于世，而是在万经逝世后才校对刊刻。胡德林在序言中提到“初藏于家，太史孙临清州使君邠初始刻之”。至于其详细过程，万福曾记载“庚申家罹祝融之厄，所藏汉唐碑帖洎生平著作殆尽后，于及门程君清标处得是编存稿，不无鲁鱼痛，先太史公旋归道山，未刻订正，福，珍之箧笥。有年，顷来山左，侄緜前章丘署中访知，邑人焦君迪曾，嗜古善书，丐其校订。緜前亟某梓，以公海内”1。在梁文浤的跋文中，也提到这一点“曾属余是正，未几，家尽于火。与先代所传及其他著，一时俱尽。是编，其门徒程君雪汀所存别本也”2。由此来看，万经生前虽曾想刊刻此书，但因为一场大火，最终未能如愿。其去逝世后，由其孙子緜前找人校对、刊刻。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七个部分。上卷六个部分：“作书法”、“作分隶书法”、“论分隶”论隶分楷所繇起”、“论汉唐分隶同异”与“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姓氏”。其书学思想集中于对隶书、八分、楷书的流变、异同所做的论断以及所藏碑帖的考证和品鉴。特别是后一部分，尽管只是跋文，却体现了其对碑帖不同寻常的看法，弥足珍贵。
二、关于隶书的考辨
清初隶书的复兴，是伴随着对隶书定义的考证、辨析而来的，特别是对于八分、隶书、楷书之间的界定和区分，引起了书家对隶书的重视。这一时期的《隶八分考》、《隶八分辨》都探讨了这一问题。“论隶分楷所繇起”、“论汉唐分隶同异”两部分，是万经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见解。《四库提要》云“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更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书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总体看来，此一部分可从以下三点加以考察：
首先，楷隶同源论。在“论隶分楷所繇起”部分，万经从《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唐人十体论书》等汉唐以来的著作，考证了“隶书”、“八分”的由来，进而根据汉碑字体的演变，指出“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鲁峻’、‘张迁’、‘武荣’等碑，则微作挑法而方板迟重，犹存古意。〈韩敕〉、〈孔宙〉……则姿媚横逸，巨细长短惟意所适，直开今楷书法门矣”，以此说明“隶”、“楷”之间的同源关系。
其次，汉“隶”唐“分”论。从张怀瓘、《唐六典》等为依据，万经指出自唐代开始，以隶书为楷，而以八分为古隶，并指出了此时隶与八分的各自所指“隶则统乎羲、献、庾、欧、虞、颜、柳，真、草之辈；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在此论证下，万经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余谓，凡后汉魏晋间碑，不妨仍其名为隶，而唐以后之碑，断宜名为八分，而不得仍名为隶”。此一观点，对理解长久以来隶与八分的所指有重要意义。
最后，“优孟衣冠”论。优孟衣冠是万经用来说明汉、唐隶书之间的异同，所借用的比喻。他比较汉、唐传世的碑刻，认为两代之间的隶书在面貌体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今观唐所传明皇泰山孝经与梁（昇卿）、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诸石刻，何尝去汉碑径庭乎？特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体格，固优孟衣冠也”。在万经看来，唐代的隶书是与汉代的汉隶不能相提并论的。
此两节是万经对于隶书来源、隶书变迁的详细考证，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明白可据”。万经依据各家隶书论著，对隶与八分做出了自己的论断，而且对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正如刘恒先生所说“其中有关分、隶、楷三体名称与实指的排比引证以及对汉、唐隶书特点的总结对比，都能发前人所未及，成一家之言”3。
三、书学思想与隶书复兴
《分隶偶存》所体现出的书学思想，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它与清初的的学术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的灭亡，使得清初的学风为之一变。诸儒依然没有放弃“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而是把明亡的很大原因分归为学术的衰落。振兴学术，成了他们最大的使命。“当时学人把明亡归因于道德沦丧、伦理秩序崩溃，并认为它是由空洞浅薄的理学思辨引发的”4。席文认为，明遗民确信，只有反省前代学术的失败，才能为哲学和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占据了主流。而且，“他们讨论的经世之学范围比纯粹的政治概念范围广泛……包括有关历法改革的天文学、治理洪水必需的水利学，军事需要的炮术及其他学科”5。面对如此大的范围，在评估和重构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始注意到金石碑版的作用。黄宗羲的《金石要例》、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便是其中的代表。 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是经世致用学术的杰出代表。万经作为黄宗羲的学生，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自然也注意到金石碑版的作用。然而，从注重金石碑版的考证作用，到其对书法的具体影响还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万经是一个独具说服力的个案。万经曾指出顾炎武“并汉碑无不名为八分”的错误，难道一代学术巨儒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顾炎武自己给出了答案，“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胜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6在顾炎武看来，汉碑是否为名为八分并非重点，而关键的是其“补阙正误”的作用。那么，万经指出的错误是否有价值呢？这中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不同呢？
万经的批评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价值是与顾、黄一批人分不开的。就清初的隶书复兴来说，顾、黄等人的作用似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考证之需，使得金石碑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就为篆隶的复兴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二是随着考证的深入，人们开始对金石碑版本身也开始进行考证。如此一来，对金石的考证，对文字的考证，便随之而来。万斯同的“石鼓文辨”、“石经考”、“隶书考一”、“隶书考二”、“隶书考三”，便是直接从此发展而来。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万斯同一人，而是成为清楚学术的一大现象。
万经曾跟随叔父万斯同学习，亦辅助其在京修《明史》。因此，万斯同的金石学思想对万经的影响，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这还仅仅是一种学术理念的影响，那么万斯同在书学方面是否直接影响了万经呢？根据余绍宋记载，万斯同至少有《书谱》、《书学汇编》两部专门的书学著作。《四库提要》称“是编（书学汇编）录历代善书之人，上自仓颉，下迄明季，共一千五十四人。其中如皇甫归妻，旧云不知何人，此据张怀瓘〈书断〉，知其姓马。后魏江式〈请定正文字疏〉称汉讲学大夫秦近，小学元士爰礼，此据《汉书》以为王莽时官……”就记载来看，万斯同的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运用的是一种考据手法，抑或说乃是经世致用理念下带动起来的考据之风，在书学方面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对书学、书史、书家等方面的出发点还在于重振儒学，恢复汉人之制度。
在此先把出发点暂放，看看这种学术之风在万经身上的体现。如果此两书还不能找到与万经书学思想的直接对应关系，那么万斯同另外三篇关于隶书的考证文章则提供了直接依据。对比二人在隶书方面的观点，万斯同对万经的影响便一目了然。万斯同论述隶、八分、楷之间的关系，不仅在观点上与万经吻合，而且其论述的方法和所用的依据也与其如出一辙。不过在论据上，万经增添了些许汉魏碑与唐碑在字体上的对比。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新视角的萌芽，而这种新视角在“汉魏碑考”中便隆重登场。
应该说，万经书学思想在清初的特别之处，正体现在其对所藏碑帖的评价上。这一点在黄宗羲、顾炎武那里是没有的，在万斯同的著作中也找不到，那么这中新颖的视角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不否定万经书法家的身份是因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其中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遗民意识的淡化与经世致用学术风尚的衰落。
参考文献：
[1]（清）万福.分隶偶存跋2[J]//四明丛书.南京：广陵书社，2006.133
[2]（清）梁文浤.分隶偶存跋1[J]//四明丛书.南京：广陵书社，2006.131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72
[4、5]（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9.42
[6]（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M]//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42
（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学 浙江宁波）
关键词：分隶偶存 隶书复兴
万经是清初重要的隶书家，其书法著作《分隶偶存》，更是此时期关于隶书的重要理论著作。《四库提要》云“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欧、赵一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只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亦明白可据也”。然而对于本书的研究及万经的书学思想，鲜有学者提及，本文在此试作分析。
一、万经与《分隶偶存》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别署九沙，康熙癸未年进士，授编修，后遭忌归家，以隶书营生。万世为鄞县望族，其祖籍为凤阳府（今安徽）定远县人。据全祖望《九沙万公神道碑铭》记载，明朝初年，万斌因随朱元璋征战有功，随定居鄞县。万世前三代四人，都因纵横疆场而早亡，故有“万世四忠”的美名。直到万经祖父万泰时，才丧失了世袭前代官职的权利，成为鄞县户部主事。至此万氏家族开始了从武将世袭到书香门第的转变。万泰与黄宗羲曾同学于刘宗周，两人颇为交好，随使八子以南雷为师。万经亦曾求学于黄宗羲，又受族人引导，随为道山学海。
《分隶偶存》成书与雍正九年（1731），是年万经七十三岁。作为晚年之作，此书集中体现了万经对隶书的理解与认识。《分隶偶存》成书后，并没有刊行于世，而是在万经逝世后才校对刊刻。胡德林在序言中提到“初藏于家，太史孙临清州使君邠初始刻之”。至于其详细过程，万福曾记载“庚申家罹祝融之厄，所藏汉唐碑帖洎生平著作殆尽后，于及门程君清标处得是编存稿，不无鲁鱼痛，先太史公旋归道山，未刻订正，福，珍之箧笥。有年，顷来山左，侄緜前章丘署中访知，邑人焦君迪曾，嗜古善书，丐其校订。緜前亟某梓，以公海内”1。在梁文浤的跋文中，也提到这一点“曾属余是正，未几，家尽于火。与先代所传及其他著，一时俱尽。是编，其门徒程君雪汀所存别本也”2。由此来看，万经生前虽曾想刊刻此书，但因为一场大火，最终未能如愿。其去逝世后，由其孙子緜前找人校对、刊刻。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七个部分。上卷六个部分：“作书法”、“作分隶书法”、“论分隶”论隶分楷所繇起”、“论汉唐分隶同异”与“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姓氏”。其书学思想集中于对隶书、八分、楷书的流变、异同所做的论断以及所藏碑帖的考证和品鉴。特别是后一部分，尽管只是跋文，却体现了其对碑帖不同寻常的看法，弥足珍贵。
二、关于隶书的考辨
清初隶书的复兴，是伴随着对隶书定义的考证、辨析而来的，特别是对于八分、隶书、楷书之间的界定和区分，引起了书家对隶书的重视。这一时期的《隶八分考》、《隶八分辨》都探讨了这一问题。“论隶分楷所繇起”、“论汉唐分隶同异”两部分，是万经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见解。《四库提要》云“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更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书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总体看来，此一部分可从以下三点加以考察：
首先，楷隶同源论。在“论隶分楷所繇起”部分，万经从《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唐人十体论书》等汉唐以来的著作，考证了“隶书”、“八分”的由来，进而根据汉碑字体的演变，指出“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鲁峻’、‘张迁’、‘武荣’等碑，则微作挑法而方板迟重，犹存古意。〈韩敕〉、〈孔宙〉……则姿媚横逸，巨细长短惟意所适，直开今楷书法门矣”，以此说明“隶”、“楷”之间的同源关系。
其次，汉“隶”唐“分”论。从张怀瓘、《唐六典》等为依据，万经指出自唐代开始，以隶书为楷，而以八分为古隶，并指出了此时隶与八分的各自所指“隶则统乎羲、献、庾、欧、虞、颜、柳，真、草之辈；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在此论证下，万经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余谓，凡后汉魏晋间碑，不妨仍其名为隶，而唐以后之碑，断宜名为八分，而不得仍名为隶”。此一观点，对理解长久以来隶与八分的所指有重要意义。
最后，“优孟衣冠”论。优孟衣冠是万经用来说明汉、唐隶书之间的异同，所借用的比喻。他比较汉、唐传世的碑刻，认为两代之间的隶书在面貌体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今观唐所传明皇泰山孝经与梁（昇卿）、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诸石刻，何尝去汉碑径庭乎？特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体格，固优孟衣冠也”。在万经看来，唐代的隶书是与汉代的汉隶不能相提并论的。
此两节是万经对于隶书来源、隶书变迁的详细考证，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明白可据”。万经依据各家隶书论著，对隶与八分做出了自己的论断，而且对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反驳。正如刘恒先生所说“其中有关分、隶、楷三体名称与实指的排比引证以及对汉、唐隶书特点的总结对比，都能发前人所未及，成一家之言”3。
三、书学思想与隶书复兴
《分隶偶存》所体现出的书学思想，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它与清初的的学术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的灭亡，使得清初的学风为之一变。诸儒依然没有放弃“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而是把明亡的很大原因分归为学术的衰落。振兴学术，成了他们最大的使命。“当时学人把明亡归因于道德沦丧、伦理秩序崩溃，并认为它是由空洞浅薄的理学思辨引发的”4。席文认为，明遗民确信，只有反省前代学术的失败，才能为哲学和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占据了主流。而且，“他们讨论的经世之学范围比纯粹的政治概念范围广泛……包括有关历法改革的天文学、治理洪水必需的水利学，军事需要的炮术及其他学科”5。面对如此大的范围，在评估和重构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开始注意到金石碑版的作用。黄宗羲的《金石要例》、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便是其中的代表。 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是经世致用学术的杰出代表。万经作为黄宗羲的学生，浙东学派的重要成员，自然也注意到金石碑版的作用。然而，从注重金石碑版的考证作用，到其对书法的具体影响还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万经是一个独具说服力的个案。万经曾指出顾炎武“并汉碑无不名为八分”的错误，难道一代学术巨儒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顾炎武自己给出了答案，“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胜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6在顾炎武看来，汉碑是否为名为八分并非重点，而关键的是其“补阙正误”的作用。那么，万经指出的错误是否有价值呢？这中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不同呢？
万经的批评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种价值是与顾、黄一批人分不开的。就清初的隶书复兴来说，顾、黄等人的作用似乎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考证之需，使得金石碑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就为篆隶的复兴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二是随着考证的深入，人们开始对金石碑版本身也开始进行考证。如此一来，对金石的考证，对文字的考证，便随之而来。万斯同的“石鼓文辨”、“石经考”、“隶书考一”、“隶书考二”、“隶书考三”，便是直接从此发展而来。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万斯同一人，而是成为清楚学术的一大现象。
万经曾跟随叔父万斯同学习，亦辅助其在京修《明史》。因此，万斯同的金石学思想对万经的影响，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这还仅仅是一种学术理念的影响，那么万斯同在书学方面是否直接影响了万经呢？根据余绍宋记载，万斯同至少有《书谱》、《书学汇编》两部专门的书学著作。《四库提要》称“是编（书学汇编）录历代善书之人，上自仓颉，下迄明季，共一千五十四人。其中如皇甫归妻，旧云不知何人，此据张怀瓘〈书断〉，知其姓马。后魏江式〈请定正文字疏〉称汉讲学大夫秦近，小学元士爰礼，此据《汉书》以为王莽时官……”就记载来看，万斯同的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运用的是一种考据手法，抑或说乃是经世致用理念下带动起来的考据之风，在书学方面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对书学、书史、书家等方面的出发点还在于重振儒学，恢复汉人之制度。
在此先把出发点暂放，看看这种学术之风在万经身上的体现。如果此两书还不能找到与万经书学思想的直接对应关系，那么万斯同另外三篇关于隶书的考证文章则提供了直接依据。对比二人在隶书方面的观点，万斯同对万经的影响便一目了然。万斯同论述隶、八分、楷之间的关系，不仅在观点上与万经吻合，而且其论述的方法和所用的依据也与其如出一辙。不过在论据上，万经增添了些许汉魏碑与唐碑在字体上的对比。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新视角的萌芽，而这种新视角在“汉魏碑考”中便隆重登场。
应该说，万经书学思想在清初的特别之处，正体现在其对所藏碑帖的评价上。这一点在黄宗羲、顾炎武那里是没有的，在万斯同的著作中也找不到，那么这中新颖的视角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不否定万经书法家的身份是因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其中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遗民意识的淡化与经世致用学术风尚的衰落。
参考文献：
[1]（清）万福.分隶偶存跋2[J]//四明丛书.南京：广陵书社，2006.133
[2]（清）梁文浤.分隶偶存跋1[J]//四明丛书.南京：广陵书社，2006.131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72
[4、5]（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9.42
[6]（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M]//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42
（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学 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