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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经辉煌的革命历史小说被冠以“红色经典”进行了电视剧的风潮化改编制作，并在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同时，也彰显了消费主义逻辑的强大力量，表征了现代性的当下困惑。
关键词：现代性；“红色经典”；电视剧；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K825.7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139-02
“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带有革命文艺一脉相传的基因，那就是浓厚的政治性，而由这些革命历史小说改编加工的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曾经辉煌的革命历史小说被冠以“红色经典”又进行了电视剧的改编制作，并很快形成一股风潮，①并已持续多年，且依然继续。在这个较之“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语境已迥然相异，将被时代的精神之树大跨度地移栽到此时代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现象？同样，较之彼时代，此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又会如何看待恍若隔世的那笔精神遗产？这些问题都可以联系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
一
在现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在革命现代性的逐渐强大的攻势下逐渐偃旗息鼓了（这种说法仅就显在层面而论，当然并不排除潜在的微弱启蒙话语的存在，即便在“文革”期间都顽强地存在着“地下创作”，表征着启蒙暗流的依然存在），新时期之后，知识精英们又一次以巍然耸立的姿态，扯起了启蒙的大旗，试图接着“五四”说，张扬的依然是“五四”前辈们所醉心的人性、个性和自我意识等成分，感性、欲望、物质、身体等等革命现代性所打压和排斥的对象成为新的启蒙者推崇的东西。令人困惑和不安的是1990年以来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这个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们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和影响，于是物欲横流、信仰缺席、价值失范、道德滑坡、人文危机等等时代现象怵目惊心。“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1]3。令新启蒙者始料未及的是，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反倒把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并且过犹不及地朝向极端发展。这样一来，知识精英们慌了阵脚，义愤填膺地将伴生于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②作为罪魁祸首进行猛烈然而收效甚微的攻击，并手忙脚乱地抬出“人文精神”，显然与他们对伴生与商品经济的大众文化的恶感不无关系，以“人文精神”取代庸俗不堪的大众文化也是他们的应时之举，但陆扬针对此举的忧心忡忡也给人启迪，令人感慨良多：
大众文化肯定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假如把它放在“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上，假如把它作为“人文精神失落”的替罪羊，那么人们不禁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文精神”？是50年代的好时光吗？还是60年代的饥馑和动荡？抑或70年代的抓革命促生产？它难道不是一个神话，一个乌托邦吗？[2]17
二
这次改编风潮发生的语境与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以及它们被改编制作为电影的那种语境相较，可以说存在天壤之别，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和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之间的迥然差异。在这种语境中，一部部“红色经典”电视剧纷纷登场。关于那段历史的文学已成为历史，而那段曾被这种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建构的历史又在多年之后的今天被再度建构着。这种作为再度建构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今天的人们在对那些曾被定制和打造的文艺文本以及那段被建构的历史进行“当下化”的思索，在以今天的角度和眼光重新打量、理解和认识宏大叙事及革命伦理。这些“红色经典”电视剧沿着历史的坚硬骨骼填补了新鲜的血肉，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加入了个体生活小叙事，在不免坚硬的革命伦理理则之外增加了“偶在个体”基于内在性情的生命感觉书写，从而丰富了叙事，也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符号化、扁平化的局限。对人物性格的处理主要是以人性化缓解原来过分突出的阶级性给人物形象塑造带来的压力，经过一番人性化处理之后，人物形象已较为丰富，原正面人物既有革命豪情志，也有人间烟火味，原反面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妖魔化的窠臼，具有了正常人情和人性。
令人颇为不安的是，这些电视剧的上述令人欣慰的成绩却是在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中获取的。市场意识的无孔不入和商业逻辑的恣肆张扬，使得文化被资本征服而导致文化产业的招摇，依凭资本（无法容忍者谩骂其“充满铜臭”）底气，文化工业也向依然承载着部分意识形态威力的红色文化资源伸出了金灿灿的巨掌。①于是，“红色经典”电视剧便像其他工业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流通后再进入实际消费领域接受消费，指归自然在于利润。当然，并不是说文艺一碰到金钱就令人呕吐，但文化工业所遵奉的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理念确实使得“红色经典”出现了刻意媚俗倾向。于是，“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们将大众趣味权力化，为使大众喜闻乐见，在“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过程中，对剧中人进行与时俱进的处理：人性化、复杂化、个性化、生活化、感性化等等，（这些具体手法当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密切相关）总之就是“祛魅”，使剧中人物形象更像人，更像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符号化的神或鬼。按理说，这种处理应该能够消解革命现代性主控下文艺的过分政治化曾经产生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从而再度张扬启蒙现代性曾经坚守的那些东西。令人不无遗憾的是，“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们并没有处理得那么顺畅圆融，结果反倒使得不少这类电视剧粗糙生硬，剧中人物做作，性格牵强，反差过大，有人格分裂之嫌。甚至为了商业效应，一些所谓“红色经典”电视剧可以为革命英雄设计曲折复杂的情爱戏分，甚至艳情因素，以至于将个别“红色经典”折腾成了“桃色经典”，因此为人诟病甚重。
三
官方及部分知识分子则从这场风潮中看到了弘扬主旋律以进行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的大好机会，不过对于“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与时俱进的过火行为颇为遗憾和不满，并最终从法令上给予规正。这样一来，“红色经典”电视剧便“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3]，努力寻求平衡的支点。
“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的行为自然很好解释。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及其电影，是高度政治化语境下的产物，表征着浓郁的革命现代性，将它们翻腾到如今的文化市场上，完全陌生的语境注定了它们的水土不服，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已发生剧烈变化的人们也不可能欣然接受。怎么办？精明的生产者的基本路数就是采取商品的消费主义逻辑，将“红色经典”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进行文化工业的运作。既然作为商品，就应该顺应市场需求，既然采取消费主义逻辑，就应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而“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与时俱进的加工处理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遗憾，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以下相互密切关联的三点：1）对整体上革命化的氛围中的人物的某些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处理，而不顾其生活氛围，就是说，只进行细节的修补而非整体上和谐有机的更新。2）急功近利的媚俗心态使得生产者过分受制于市场，失去了创作主体应有的自主、自信和从容，以致艺术性过低而商业性过滥。3）官方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对“精神长城”的捍卫，也使得生产者顾虑重重。
如此看来，尽管如今的时代已经借助于市场经济和伴生与此的大众文化，将启蒙者曾经鼓吹的那些因素至少在话语层面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当然又难以克制地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人的物化、欲望化、庸俗化，从而使得人性、个性、自我意识被扭曲或异化甚至丧失）但是真正对红色革命资源下手，试图将启蒙现代性的那些因素搬来置换革命现代性，不但依然困难重重，且未必可行。中国在如今这个所谓“多元”时代依然难以否认地继续着“现代性工程”这项“未竟之大业”，革命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该当如何才能使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朝向良性发展？这种现代性困惑在这次“红色经典”电视剧风潮中就显露了出来。
参考文献：
[1]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序（1956-197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J].中国比较文学，2004.
关键词：现代性；“红色经典”；电视剧；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K825.7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139-02
“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带有革命文艺一脉相传的基因，那就是浓厚的政治性，而由这些革命历史小说改编加工的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事隔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曾经辉煌的革命历史小说被冠以“红色经典”又进行了电视剧的改编制作，并很快形成一股风潮，①并已持续多年，且依然继续。在这个较之“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语境已迥然相异，将被时代的精神之树大跨度地移栽到此时代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现象？同样，较之彼时代，此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又会如何看待恍若隔世的那笔精神遗产？这些问题都可以联系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
一
在现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在革命现代性的逐渐强大的攻势下逐渐偃旗息鼓了（这种说法仅就显在层面而论，当然并不排除潜在的微弱启蒙话语的存在，即便在“文革”期间都顽强地存在着“地下创作”，表征着启蒙暗流的依然存在），新时期之后，知识精英们又一次以巍然耸立的姿态，扯起了启蒙的大旗，试图接着“五四”说，张扬的依然是“五四”前辈们所醉心的人性、个性和自我意识等成分，感性、欲望、物质、身体等等革命现代性所打压和排斥的对象成为新的启蒙者推崇的东西。令人困惑和不安的是1990年以来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这个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们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和影响，于是物欲横流、信仰缺席、价值失范、道德滑坡、人文危机等等时代现象怵目惊心。“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1]3。令新启蒙者始料未及的是，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反倒把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并且过犹不及地朝向极端发展。这样一来，知识精英们慌了阵脚，义愤填膺地将伴生于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②作为罪魁祸首进行猛烈然而收效甚微的攻击，并手忙脚乱地抬出“人文精神”，显然与他们对伴生与商品经济的大众文化的恶感不无关系，以“人文精神”取代庸俗不堪的大众文化也是他们的应时之举，但陆扬针对此举的忧心忡忡也给人启迪，令人感慨良多：
大众文化肯定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假如把它放在“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上，假如把它作为“人文精神失落”的替罪羊，那么人们不禁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文精神”？是50年代的好时光吗？还是60年代的饥馑和动荡？抑或70年代的抓革命促生产？它难道不是一个神话，一个乌托邦吗？[2]17
二
这次改编风潮发生的语境与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以及它们被改编制作为电影的那种语境相较，可以说存在天壤之别，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和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之间的迥然差异。在这种语境中，一部部“红色经典”电视剧纷纷登场。关于那段历史的文学已成为历史，而那段曾被这种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建构的历史又在多年之后的今天被再度建构着。这种作为再度建构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今天的人们在对那些曾被定制和打造的文艺文本以及那段被建构的历史进行“当下化”的思索，在以今天的角度和眼光重新打量、理解和认识宏大叙事及革命伦理。这些“红色经典”电视剧沿着历史的坚硬骨骼填补了新鲜的血肉，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加入了个体生活小叙事，在不免坚硬的革命伦理理则之外增加了“偶在个体”基于内在性情的生命感觉书写，从而丰富了叙事，也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符号化、扁平化的局限。对人物性格的处理主要是以人性化缓解原来过分突出的阶级性给人物形象塑造带来的压力，经过一番人性化处理之后，人物形象已较为丰富，原正面人物既有革命豪情志，也有人间烟火味，原反面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妖魔化的窠臼，具有了正常人情和人性。
令人颇为不安的是，这些电视剧的上述令人欣慰的成绩却是在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中获取的。市场意识的无孔不入和商业逻辑的恣肆张扬，使得文化被资本征服而导致文化产业的招摇，依凭资本（无法容忍者谩骂其“充满铜臭”）底气，文化工业也向依然承载着部分意识形态威力的红色文化资源伸出了金灿灿的巨掌。①于是，“红色经典”电视剧便像其他工业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流通后再进入实际消费领域接受消费，指归自然在于利润。当然，并不是说文艺一碰到金钱就令人呕吐，但文化工业所遵奉的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理念确实使得“红色经典”出现了刻意媚俗倾向。于是，“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们将大众趣味权力化，为使大众喜闻乐见，在“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过程中，对剧中人进行与时俱进的处理：人性化、复杂化、个性化、生活化、感性化等等，（这些具体手法当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密切相关）总之就是“祛魅”，使剧中人物形象更像人，更像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符号化的神或鬼。按理说，这种处理应该能够消解革命现代性主控下文艺的过分政治化曾经产生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从而再度张扬启蒙现代性曾经坚守的那些东西。令人不无遗憾的是，“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们并没有处理得那么顺畅圆融，结果反倒使得不少这类电视剧粗糙生硬，剧中人物做作，性格牵强，反差过大，有人格分裂之嫌。甚至为了商业效应，一些所谓“红色经典”电视剧可以为革命英雄设计曲折复杂的情爱戏分，甚至艳情因素，以至于将个别“红色经典”折腾成了“桃色经典”，因此为人诟病甚重。
三
官方及部分知识分子则从这场风潮中看到了弘扬主旋律以进行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的大好机会，不过对于“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与时俱进的过火行为颇为遗憾和不满，并最终从法令上给予规正。这样一来，“红色经典”电视剧便“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3]，努力寻求平衡的支点。
“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的行为自然很好解释。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及其电影，是高度政治化语境下的产物，表征着浓郁的革命现代性，将它们翻腾到如今的文化市场上，完全陌生的语境注定了它们的水土不服，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已发生剧烈变化的人们也不可能欣然接受。怎么办？精明的生产者的基本路数就是采取商品的消费主义逻辑，将“红色经典”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进行文化工业的运作。既然作为商品，就应该顺应市场需求，既然采取消费主义逻辑，就应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而“红色经典”电视剧的生产者与时俱进的加工处理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遗憾，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以下相互密切关联的三点：1）对整体上革命化的氛围中的人物的某些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处理，而不顾其生活氛围，就是说，只进行细节的修补而非整体上和谐有机的更新。2）急功近利的媚俗心态使得生产者过分受制于市场，失去了创作主体应有的自主、自信和从容，以致艺术性过低而商业性过滥。3）官方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对“精神长城”的捍卫，也使得生产者顾虑重重。
如此看来，尽管如今的时代已经借助于市场经济和伴生与此的大众文化，将启蒙者曾经鼓吹的那些因素至少在话语层面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当然又难以克制地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人的物化、欲望化、庸俗化，从而使得人性、个性、自我意识被扭曲或异化甚至丧失）但是真正对红色革命资源下手，试图将启蒙现代性的那些因素搬来置换革命现代性，不但依然困难重重，且未必可行。中国在如今这个所谓“多元”时代依然难以否认地继续着“现代性工程”这项“未竟之大业”，革命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该当如何才能使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朝向良性发展？这种现代性困惑在这次“红色经典”电视剧风潮中就显露了出来。
参考文献：
[1]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序（1956-197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J].中国比较文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