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许章润在48岁的本命年里，历经了一次生死轮回：初诊肝癌。3个月后，被告知误诊。
　　这位清华法学院教授，在《自述》里自我定义：“反感以‘主义’定位，非要借用，则标榜文化保守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学术宽容主义、生活温情主义。有政治意见，无党派。主办刊物一份，主编丛书两套，出版著作三、四种，译述五、六部，讲授课程七、八门。两鬓白发如星，遂集宋明人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宽其程限，紧着功夫’，自勉复勉人。媒介东西的‘冰人’既做不得，小学者便是归宿，于是心旷神怡。”
　　今年1月，他的散文、短论集《坐待天明》出版，在书中开篇一文里，他引用了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

提问梁漱溟

　　1970年代，许章润还是安徽庐江的一位中学生，“幻想当画家，经载涂鸦，晨钟暮鼓，三试不第，自诩美院落榜生。”之后，有两件事开启了他蒙蔽的心灵。
　　第一，在举国上下高呼“批林批孔”时，他则通过批判，初识《论语》。想起当时瞬间的振聋发聩，他依旧激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简直是伟大的牺牲精神。”
　　在北大举办的“新民说首届年度文化沙龙”中，他在台上也说道，“刚才不知哪一位意指，旧道德毫无价值。这话要慎重。‘五四’以后，尤其新文化运动，中国激进地反传统主义。我们年轻时也都这样，希望摧枯拉朽，与过去彻底决裂。但现在，不怕别人说我是保守主义，我要说，有些道德非新非旧。‘见妇人溺于井而援之以手’、‘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气节能分新和旧？贪官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旧道德，所以才贪，才淫，才没守住关口。”
　　第二是他与梁漱溟的邂逅。“学习《毛选》时，读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才知1950年代初，梁先生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直问对方，有无雅量听他说话？毛大为震怒：我没有这个雅量。这代表他在气节上输了。梁先生真是了不得。”
　　那年月，他苦寻梁氏资料而不得。直至1980年代初，他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考入中国政法大学读研后，一个大雪天，在台湾学者王小波引荐下，走进了梁漱溟在北京木樨地的住所。
　　闲谈中，他问梁先生，“您到底算儒家还是佛家？”
　　“你说我是儒家，我也认同，因为我要为孔门说话。但我皈依佛教，吃素却不烧香，也不是居士。在我心中，儒佛相通。孔子认识道理，要将它普及社会，教导弟子。他在印度是佛，在中国，他是至圣先知，可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梁先生答道。
　　2010年4月，清华园，曾在梁漱溟生前为其做过访谈的艾恺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也是由其采访整理）对许章润说，“你说梁先生无论是什么教，无论是什么resources（资源），他都是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依。事实上，他一辈子就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
　　“许章润的学术一直围绕这两大议题，”许的好友、北航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说，“他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交汇，寻求两者结合起来的思想路径。”

人性的苦难在监狱里

　　1986年，许章润是法大青年教师，这一时期，他调查了全国若干监狱与劳教所，见到了各种人性的扭曲与苦难：
　　还是1983年冬，我来到北京一所监控式全景监狱。那里关着的一名八级电工告诉我，他原是一名高干子弟，只因“林彪事件”，受到牵连被捕。放出后流落街头，以后再次被捕。按他的话说，他是在狱中成长，熟谙社会的邪恶——不说假话不能活。而今，他在牢里说一不二。我问他为什么？他伸出自己的手，大拇指没了，只留下伤疤。他说，一次修高压线时，他已和狱警说好千万不要拉闸。可狱中一领导就在他作业时，咣地将闸门拉下。他当即被打在地上，差点丧命。救活后，他的事情报为公伤掩盖了下来。也因为他握有这一把柄，狱警对他特别优待。“文革”结束后，东北一作家曾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感人的报告文学。他不屑地问我，文章里说我改造好了，你相信嗎？上面全是假话。等我放出去，我会比过去更坏。我已知道怎么使坏了。
　　还有一种人性的扭曲更是惨不忍睹。我曾和一名女同学去过山东一所关有五万多人的劳改农场做演讲。进去前，那里的看守就跟我们打招呼，女人不能来这里。既然来了就不能穿浅色衣服。那位女生当晚穿着一件紧身T恤走进监狱。犯人们一看到她，立马像饿狼般扑过来，完全不顾警棍一阵阵暴打在身上。可怕的是第二天，我们作报告时，我亲眼看见，夜色之下，坐在前排的犯人一边紧盯住台上的女同学，一边将衣服拉下……其中也许不少还是“严打”时期被抓的知识分子。几年以后，我又到过安徽一女子劳改农场。那里的人对我叹道，惨啊——胡萝卜成熟后，我们不敢叫女犯人去收。由于长期性饥渴，不少女犯会将胡萝卜当作男人的生殖器——难道这是为了满足？不是，这是自戗！
　　“文革”时期，我曾见过老师被捆绑毒打，但那时人还只是恐惧。可监狱对人性的摧残，导致我灵魂上的战栗。我深深意识到，自由表现在人应享有的权利上。首先体现的是人的本性——男女一旦隔绝，失去性生活，整个人就此毁掉。其次是交往的自由。第三是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正是那段人生阅历，触发我深思，怎样使中国成为家国天下。这是人性的基本愿景。

“四类人掌握了话语权”

　　1994年，许章润举家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他去那儿攻读法哲学——法律史博士学位。出国前，著名法学家江平与他有过交流，之后，许章润在文风上的改变引起他的注意，“半文半白，自成一体。”
　　“一时代一民族必有一时代一民族之生活样法及其判断与评价，而蔚成一时代一民族之世道人心。法意者，此世道人心之于规则诉求也，其意在安放事实，服务人心，而熨帖人心。法制因此而铺设，法律遂成一时代一民族之自然言说；一时代一民族必有一时代一民族之人生理想与人生态度，其源于一时代一民族求生存之事实，集中形诸对于人性之预期和预设，而落实为对于合理并惬意的人世生活之追求与向往。法制于其间缝缀连续，法律遂成一时代一民族之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一时代一民族必有一时代一民族之问题与困惑，而求一时代一民族之特定解决与安顿。人我群己及其与自然间危乎殆哉之事实与规则的均衡，其形在法意之辗转反侧，而解决于法制，一以其时代与民族之世道人心为渊源为矩绳。” 　　2000年归国后，许章润在清华任教。发表了他在法理学上的第一本论著《说法·活法·立法》。书中序言的标题，寓意了他将“法”与梁漱溟对中国人与社会的投注紧密联系——“法意：人生与人心”。
　　4年后，他在《当法律不足以慰藉人心时》一文中，借分析近代法学家吴经熊由法学到基督教的信仰转变，直抒胸臆，“再就吴氏心中的理想之法与现实之法的关系来看，不惟当日中国，普天之下任何一种人世生活中，二者的脱节或者冲突均为常态，而构成法律世界中的一个永恒矛盾。……正是这一永恒矛盾，迫使实在法将理想之法的理想涵泳于内，将理想之法所描述的应该推陈于外，而推动所谓法制的进步，助益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现实人生的改善。”
　　“他的推动与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公知显然有别。他与他们保持着距离，更愿以学院派学者自居。”许章润的弟子、北航法学院教师翟志勇说。
　　广西师大出版社一编辑也说起，一次聚会上，一位有名的公知向许章润走来，想和他握手。他却表示，我从不和名人握手。
　　许章润并不讳言对当下部分公知的态度，“在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就他在法律上的论述提出看法，认为适之先生作为一介人文知识分子，时以常识谈论立国、宪政，乃至具体宪法的制定。而如他这样超一流的人物都存在这一问题，那么今天相对而言，有些学疏才浅的知识分子，对于所有的社会事态万象都要发表议论，不仅自己的知识心力不够，就才情智慧来讲，也是捉襟见肘。”
　　“比如在这些人里，我见过有人公然提出，八国联军当年的入侵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相当于美国攻打伊拉克，使之进行民主化，这是一个中西文化汇合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情。我说，说这种话的人，要么对历史无知，要么没有心肝，还有一种可能——博出位。
　　“在所有权问题上，现在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受权力打压，另一方面也确有很多的刁民。这里存有一博弈的过程。这一问题需要专业分析，至少牵扯到经济学与法学。就其溢出的效应来看，还涉及社会学与政治学。如果仅仅出于道德义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以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一味指责，说好听一点叫道德隐性，说难听一点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有四类人掌握了话语权，“第一类是退出政治舞台的行政官员。他们有一些行政经验，也有一些国外经验，但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官员。第二类是在资本市场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读书不多，再加上利益纠葛，不能指望他们的发言客观中立独立；第三类人是通俗的大众知识分子，也不完全是公知。其缺陷在于，没有政治经验。他们推动舆论造成声势，可也容易造成民粹主义与语言暴力；第四类人即娱乐界名人，媒体有时会将他们的言论放大。”
　　他认同汉娜·阿伦特的观点，“思想者以思想来发声”——“这四类人，作为一个多元民主社会要容忍。但要构成一个多元理性的思想生态，我觉得未来几年，他们会有所收敛。转型时代到了一个阶段，民间的焦躁与迷茫会伴随人的理性慢慢沉淀，学院派学者的声音将清晰强大起来。”

“发声”，坐待天明

　　许章润的“发声”，是以“个人学思方向的一以贯之，持续研究的四个阶段”来履行：阐发历史法学；倡说汉语法学；抉发国家理性；积攒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
　　2004年起，他主编“汉语法学丛书”时说：所谓“汉语法学”，意指一种基于中国文明法律传统和学思的法意，一脉关于中国法制和法意的理论体系与言说系统，也是一种关于法律的政治使命与道德品性的中国文明语境下的历史思考，一种透过“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维度，以中国法律为样本，观察此在人世生活因果关系的法律哲学，基于人曾经是什么而探究可能与应当具有何种惬意的人世生活的政治正义。由此，“汉语法学”将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牵连一体。

　　其后，他担任《历史法学》主编，为之写了发刊词：“历史法学对于法律的历史之维的关注，其实是对于人性的挂念，归根结底，是将人世生活重予人文主义界定，旨在重申这样一种朴素而伟大的理念：一切法权安排始终以并且只能以涵养人性、呵护人生作为惟一终极目的。这是法律的世俗功用，也是历史本身的超越目的，更是对于包括法权体系在内的一切人间权力的绝对命令。”
　　近年来，他深入探究的“理论兴奋点”是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它们是上述历史法学思绪的自然延伸，也是汉语法学视域的逻辑性扩展。”
　　何为国家理性？他解释道，“国家理性即国家的精神人格。除非是失败国家，否则，只要不是甘心忍受國家只是一种人的牢笼，就不能不承认任何国家应当均有自己的精神人格，并且，在真善美的意义上追寻这一精神人格。”
　　“‘提炼优良政体’更是典型的法学家的作业。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如何坐实共和体制，二是如何使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这个已然降临中土百年的理念肉身化为现实的国家体制安排。凡此一切，都需要法律和法学的实用性、操作性与规范性智慧。可能，正因为这一智慧尚未到位，这一转型也就尚待完成。”
　　2012年，他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曾就“国家理性与建国道路”展开对谈。刘苏里认为，国家理性是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步生长出来的，而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家，还看不到它的曙光，一味强调所谓国家理由，即不由分说的国家利益，会给内政外交都披上一层“悍”的色调。与主流民主国家的国家德性发展的不同步，使得它们无法与后者对话，双方交往难得取以信任，极端者甚至引起战争祸端。
　　许章润则认为，“国家理性本来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汇，端看与之配套、体现其力道和方向的是何种政体。实际上，后来的立宪民主政体之所以成为一种主流的治理形式，就在于它至少在内政的意义上对于‘悍’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使得‘有力量的民主国家’，成为一种理想状态。”
　　在他看来，较为理想的状况是国家建构与优良政体的发育同步，“但就‘现代中国’这一后发国家而言，‘救国建国’这一近代史大背景，使得国家利益恒占上风，个人和私利，常常没有容身之地，正如私利私欲常常逞凶横行，肆意而无所顾忌。在此情形下，如何使得邦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特别是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就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难题。”
　　回到北大新民说文化沙龙。许章润离场后，有学生发问，今天之中国如何破局？
　　台上的学者回答，局要慢慢破，关键一下子也破不了，要有耐心等待，许章润老师不是说，要“坐待天明”。
　　采访时，许章润也说，“当下中国，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门，缺的是临门一脚。未来的愿景是明确的——多元和开放。那么，如何到达这一步？还要等多久？30年，40年，不能确定。我常用一个词，满怀希望——对这个时代满怀希望。但是略感忐忑，有时心生怅然与愤然。所以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与死亡擦身而过后，他感叹，一己生命与苍生茫茫密不可分。“我们与你们，这逆旅中的乘客，何曾跳得出这天数。”意外发现，他对书斋外的现实问题，已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