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体制改革拉开序幕。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发改委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重点改革的意见，总体要求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加强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关系，处理好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顺利有效推进。改革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5月汇丰PMI指数落到荣枯景气线以下，刺激经济论适时而出。以往的经济刺激表明，刺激政策的多数资金随着跑部钱进、流向了跑部最积极的城市，流向了效率并不高的大企业，金融机构一味认可政府背书的项目，各地城镇化项目大干快上。如果结构不改革，中国的刺激计划就会是行政审批权的盛宴，是大型企业的盛宴，从而进一步恶化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
　　我国进一步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不大，广义货币发行量全球第一，达到百万亿元；地方负债率到达岌岌可危的水平，各机构推测数量从10万亿到几十万亿元不等——风险引发全球投资者警觉，明年风险的展望中，已经把中国的债务泡沫风险放在仅次于欧债危机的第二位。面对庞大的负债，与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中国需要做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非以极低的效率发放天量的货币。
　　5月1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主持召开4月份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座谈会，煤炭、电力、石化、钢铁、纺织、轻工、物流等行业协会都参加了会议。连维良在会议上称，要充分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引导企业在创新驱动、降本增效、提升管理上下功夫，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相关行业协会并没有呼吁政府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出手解决行业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两个普遍诉求是淘汰落后产能和降低税费负担。这两项诉求的背后是公平的市场机制，该缴的税费必须缴纳，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的风险、信用决定利率水平。刺激政策加剧了产能过剩，加剧了税费与融资方面的不公平现象。
　　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在挑选这样的城市，这些开发商成为当地消费能力的最好试金石，以往的偏远地带海南三亚、云南腾冲与西双版纳等地，成为开发的热土。开发商不是傻瓜，他们是精明的商人，一旦当地消费能力不如预期，开发商马上会撤出投资。
　　另一方面，各个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在充当城市群的急先锋，如比邻上海的江苏昆山，以30万台商定居于此著称，这个镇的实力已经让他们成为市，而现在主动出资以地铁连接上海，它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区的有效一环，向北与苏州的连接指日可待，这一小城市正在融入周边大城市，成为最活跃的“星体”。南通同样如此，跨海大桥修建完工，原本长江以北的城市，文化上相隔遥远，现在天堑变通途。
　　当城市内生到一定程度，政府完全可以放開城市群之内的行政区划与户口限制，让经济一体化、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无几的地区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一起。如此一来，政府不必负债承担公共产品提供者、规划者、监管者的本职，企业有用武之地，自然而然高效企业驱逐劣质企业，城市呈现健康成长，而非人为催肥。
　　转型如同车辆拐弯，经济增速总会下降，此时要做的是，憋住，别刺激，以最大的勇气推进改革。一旦走出隧道，自然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