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看来，除去客观外在利好因素例如美国的援助、朝鲜战争的爆发等，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原因似乎落脚于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造。美国政府对驻日司令麦克阿瑟下达的指令中写道：“财阀将被解散；军方、政府与商界中曾对战争做贡献的所有人将被整肃免职；鼓励成立工会，而且工会成员的权利会受到保护。”这些都是十分美国化的改造措施。美国执世界经济的牛耳，美国化在当时可以说是“先进”“发达”的同义词。不过在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看来，成就日本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反而是“落后”。
　　这“落后”因素存留的直接原因，是驻日美军对日本的浅层改革。改革无法深入，既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对天皇制的保留很大原因是美军缺乏对失去天皇后维护日本秩序的信心，也有着客观的阻碍——美军在对日本战时经济机构秋后算账的时候，日本人玩了很多花样。“军需省”立刻被解体为战前的“商工省”（日后成为主管民间企业的通产省）和“企画院”，另一个重要经济机构“大藏省”逃过一劫在相当程度上则可以说是因为名称指代不明。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官僚机构缺乏了解，战时重要的经济机构基本都保留到战后并继续掌管日本的经济命脉，这种特殊的体制被作者称为“1940年体制”。
　　“1940年体制”放在长时段上看可以说是延续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一贯思路——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式发展，只不过带着更明显的战时经济动员的特色。这样的体制得以施行也可以说依赖于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民族成分高度单一化、“国民一体”的思维方式等让战后日本人形成国家的经济奇迹等同于个体的成就荣耀的身份认同。同时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奖励机制，回馈拼命工作的日本人。在赶超美国的目标激励下，对军事强国的诉求转化为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日本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低工资状态、令人咋舌的加班时长，以至于1979年欧共体的一份委员会报告把日本人形容成住在“兔小屋”里的“工作狂”。这些独特的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高峰的出现。
　　但对日本而言，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经济主权的不独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日货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表现，美国国内企业的经营受到强烈冲击，美日特殊的关系让美国开始对日本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日本的金融市场开始自由化，企业主动上调产品价格甚至设置出口上限，日元开始升值，为避免出口下降导致的国内萧条，日本央行开始下调利率。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博弈纠缠不休，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肌体中泡沫不断膨胀，“1940年体制”的弊病开始展露出来。
　　战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腾飞是很多国家的常态，却很少有国家的经济起伏像日本这样剧烈。因此，了解其经济体制对于后发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国家也是如此。“泡沫只有在破灭的时候才会被人们意识到是泡沫。”作者野口悠纪雄早在1987年就提出了泡沫的危险，可是这种声音却被“欣欣向荣”的股市和地价所淹没，能够买下全世界的日本经济怎么可能会有问题？1979年著名学者傅高义写下《日本第一》一书时，追捧日本模式成为潮流。身边全是赞誉之声的时候，往往也是最盲目最危险的时候。
　　战后日本从一个凋敝破败的小岛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这是极少数国家能做到的。现在，它也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因为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关系，中国人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往往抱着一种复杂暧昧的心态，这种心态让我们一直不能理性清楚地了解这位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了解其兴衰荣辱，其实是观照自身的重要方式——当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奇跡的代表，我们能从日本这70年历史中吸取到多少经验和借鉴？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