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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熊培云说：“有故乡的人知道如何热爱并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有故乡的人知道在他人故乡中看见自己故乡的命运，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很明显，你的《乡间游戏》里存着一种故乡情结，你想捍卫的是什么？你对什么心存敬畏？这种情结在你写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宋：首先，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思维，一个乡村理发师，一个农民，一个不合格的乡土散文书写者。这是一个比较怪异的综合体，但是放在我身上又显得那么妥贴、自然。土地承载着故乡，故乡和乡民的命运拴系在一起。没有人能逃离这样的烙印，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改变故乡刻印的符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那么故乡就是我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反之亦然，也是我对现实世界“普遍怀疑”的唯一基础。一系列乡间游戏的书写，让我再一次深入村庄的肌理，以器物作为依托，以记忆作为线索，以怀疑的目光审视这个嬗变的时代。想要寻找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就是我想以游戏作为载体，回望那些远去的时光，虽贫瘠却有一种纯粹的暖，虽苍凉却分明感受到生活的质感。所谓不是，就是文字远远不能达到企图改变一些什么的力量，只能由少数持微火者作为分解黑暗的孤独存在，一次次去触碰现实的冷硬。
如果说还有敬畏的话，我敬畏脚下的土地和头顶上的蓝天。——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土地在被大片大片地蚕食、污染，天空常为雾霾所笼罩。但你能绝对逃离吗？如果不能，不如试图唤醒业已麻木的自己，从“我”开始，为后世之“我”留下一个清晰的轮廓。
邱：农耕文明，曾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然而，经济发展中几千年不变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农业，也渐渐不再是世界的主体。中国广大的乡村正在普遍地走向凋敝。这是你写作系列乡愁作品的深层原因吗？你想通过你的文字留住些什么？
宋：农业的式微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人们从茹毛饮血的远古到以工业为重心的现在，其间经历过漫长的农耕时代，可谓翻天覆地。但总有一些无需改变，比如真善，比如土地的价值，比如山脉与河流，比如大地和天空，等等。
我写作，无非是因为一己的梦想所在，才坚持走到现在。我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去改变更多的东西；但村庄是触手可及的，有关乡土的记忆依然清晰，我所要做的，就是用仅有的闲余在时间深处拈起那些即将消逝的片段与线索，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留下一些温暖的记忆。
如果有可能引起更多共鸣，那么我是欣喜的。就像一位行旅的歌者，不经意间在风中传送了自己苍凉或欢愉的歌声。
邱：在中国文坛，你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你亲近泥土，也摸过很多人的脑袋，剪过无数发丝，为什么最终选择在文字里生根？乡村理发师的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何启示和帮助，局限和顾忌？
宋：我没觉得自己成了什么人，我的农民、理发师的身份也是生活之一种，所以也并没有最终选择只是在文字中生活。如果说影响的话，那么就是我在理发的同时可以念念不忘文字，理发为我提供了生活的基础，文字为我提供了精神上的填充和愉悦。这两者之间既没多大关系，当然也无什么矛盾。
邱：你的作品，语言是一大亮点，典雅精致，简洁利落，留白恰当，颇具古风。能谈谈对你语言风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书籍或是其他因素？
宋：我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就像我的成长，不知怎么就在村子里晃晃悠悠长大了，至于写作，无非是后来参加过若干短期的培训，不是说没有作用，但凡写作者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去练习，去摸索，去顿悟。
畢飞宇曾说，写作是阅读的儿子。那么我最大的帮助也是来自于阅读。多年养成的习惯，我对语言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个词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表面的意义，一段话不仅仅通向作品的完结，所有的事物背后，都有其更深层次的抵达。以《乡间游戏》为例，我在每一篇的正文前面附加一段文白相间的楔子，作为引领，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
至于语言风格的形成，大体上也是这种原因。尤其近几年来，我偏向于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唐传奇》《聊斋志异》，乃至于与我写作相关的农业典籍，例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齐民要术》《考工记》等，我把所有的阅读都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一面是相关的知识或常识，一面是汉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与韵律性，无疑从一个侧面弥补了我对语言的痴迷。
当然，现当代文学也有众多较好的范本，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等等，无论从文本结构上还是语言上都能提供很多启示。
邱：“游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你的《乡间游戏》非常全面地书写了乡间闲暇时间的快乐。触发你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最后，你自己又收获了什么？
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并试验的过程。我总不善于揣测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但我知道我想要继续下去的欲望，就像积蓄了太久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口。
从一开始的激情、无序的书写，到现在的主体性写作，只不过稍加整理思绪，就可以很容易钻进去，并延伸开来。在此之前，我同样进行着另外一个类似乡村简史的书写，想要把一些典型的物事延宕开来，并进行深入挖掘。算是遇见，当“游戏”一词出现，我便抽身出来，干脆把“游戏”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表达出来。
说到收获，实际上是一个完成的动作。进去，出来，让我有了得以重返原点的时间，开始另一段写作。
邱：你怎样看待“写作的野心”？你是有野心的写作者吗？你已经通过《住进一粒粮食》和《乡间游戏》构建了你的乡村世界，以后是否考虑继续添砖加瓦？有何打算？
宋：可能每一个真正的书写者都是有野心的，这野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下一部会更好。如此循环，作者是一方面，读者也是一方面，才得以形成作品的独立性，并在时间的淘洗下彰显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我是一个野心很小的人，在写作方面更有天生的自卑，但肯定的是，我会继续。如果说《乡间游戏》构建了我的乡村世界，那么它会是一个有着多重维度的架构，我还会以另外的方式去接近，深入，并完成接下来的更多事情。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乡间炊事系列，锅碗瓢盆，风俗与信仰，同样是我要表达的主题。在重温烟火岁月的同时，用多种角度去审视我所居住并生活的村庄。
宋：首先，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思维，一个乡村理发师，一个农民，一个不合格的乡土散文书写者。这是一个比较怪异的综合体，但是放在我身上又显得那么妥贴、自然。土地承载着故乡，故乡和乡民的命运拴系在一起。没有人能逃离这样的烙印，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改变故乡刻印的符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那么故乡就是我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反之亦然，也是我对现实世界“普遍怀疑”的唯一基础。一系列乡间游戏的书写，让我再一次深入村庄的肌理，以器物作为依托，以记忆作为线索，以怀疑的目光审视这个嬗变的时代。想要寻找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就是我想以游戏作为载体，回望那些远去的时光，虽贫瘠却有一种纯粹的暖，虽苍凉却分明感受到生活的质感。所谓不是，就是文字远远不能达到企图改变一些什么的力量，只能由少数持微火者作为分解黑暗的孤独存在，一次次去触碰现实的冷硬。
如果说还有敬畏的话，我敬畏脚下的土地和头顶上的蓝天。——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土地在被大片大片地蚕食、污染，天空常为雾霾所笼罩。但你能绝对逃离吗？如果不能，不如试图唤醒业已麻木的自己，从“我”开始，为后世之“我”留下一个清晰的轮廓。
邱：农耕文明，曾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然而，经济发展中几千年不变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农业，也渐渐不再是世界的主体。中国广大的乡村正在普遍地走向凋敝。这是你写作系列乡愁作品的深层原因吗？你想通过你的文字留住些什么？
宋：农业的式微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人们从茹毛饮血的远古到以工业为重心的现在，其间经历过漫长的农耕时代，可谓翻天覆地。但总有一些无需改变，比如真善，比如土地的价值，比如山脉与河流，比如大地和天空，等等。
我写作，无非是因为一己的梦想所在，才坚持走到现在。我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去改变更多的东西；但村庄是触手可及的，有关乡土的记忆依然清晰，我所要做的，就是用仅有的闲余在时间深处拈起那些即将消逝的片段与线索，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留下一些温暖的记忆。
如果有可能引起更多共鸣，那么我是欣喜的。就像一位行旅的歌者，不经意间在风中传送了自己苍凉或欢愉的歌声。
邱：在中国文坛，你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你亲近泥土，也摸过很多人的脑袋，剪过无数发丝，为什么最终选择在文字里生根？乡村理发师的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何启示和帮助，局限和顾忌？
宋：我没觉得自己成了什么人，我的农民、理发师的身份也是生活之一种，所以也并没有最终选择只是在文字中生活。如果说影响的话，那么就是我在理发的同时可以念念不忘文字，理发为我提供了生活的基础，文字为我提供了精神上的填充和愉悦。这两者之间既没多大关系，当然也无什么矛盾。
邱：你的作品，语言是一大亮点，典雅精致，简洁利落，留白恰当，颇具古风。能谈谈对你语言风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书籍或是其他因素？
宋：我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就像我的成长，不知怎么就在村子里晃晃悠悠长大了，至于写作，无非是后来参加过若干短期的培训，不是说没有作用，但凡写作者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去练习，去摸索，去顿悟。
畢飞宇曾说，写作是阅读的儿子。那么我最大的帮助也是来自于阅读。多年养成的习惯，我对语言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个词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表面的意义，一段话不仅仅通向作品的完结，所有的事物背后，都有其更深层次的抵达。以《乡间游戏》为例，我在每一篇的正文前面附加一段文白相间的楔子，作为引领，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
至于语言风格的形成，大体上也是这种原因。尤其近几年来，我偏向于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唐传奇》《聊斋志异》，乃至于与我写作相关的农业典籍，例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齐民要术》《考工记》等，我把所有的阅读都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一面是相关的知识或常识，一面是汉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与韵律性，无疑从一个侧面弥补了我对语言的痴迷。
当然，现当代文学也有众多较好的范本，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等等，无论从文本结构上还是语言上都能提供很多启示。
邱：“游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你的《乡间游戏》非常全面地书写了乡间闲暇时间的快乐。触发你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最后，你自己又收获了什么？
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并试验的过程。我总不善于揣测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但我知道我想要继续下去的欲望，就像积蓄了太久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口。
从一开始的激情、无序的书写，到现在的主体性写作，只不过稍加整理思绪，就可以很容易钻进去，并延伸开来。在此之前，我同样进行着另外一个类似乡村简史的书写，想要把一些典型的物事延宕开来，并进行深入挖掘。算是遇见，当“游戏”一词出现，我便抽身出来，干脆把“游戏”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表达出来。
说到收获，实际上是一个完成的动作。进去，出来，让我有了得以重返原点的时间，开始另一段写作。
邱：你怎样看待“写作的野心”？你是有野心的写作者吗？你已经通过《住进一粒粮食》和《乡间游戏》构建了你的乡村世界，以后是否考虑继续添砖加瓦？有何打算？
宋：可能每一个真正的书写者都是有野心的，这野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下一部会更好。如此循环，作者是一方面，读者也是一方面，才得以形成作品的独立性，并在时间的淘洗下彰显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我是一个野心很小的人，在写作方面更有天生的自卑，但肯定的是，我会继续。如果说《乡间游戏》构建了我的乡村世界，那么它会是一个有着多重维度的架构，我还会以另外的方式去接近，深入，并完成接下来的更多事情。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乡间炊事系列，锅碗瓢盆，风俗与信仰，同样是我要表达的主题。在重温烟火岁月的同时，用多种角度去审视我所居住并生活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