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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学评论界,长期以来都把《简·爱》视为描写女性的真实体验,弘扬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的经典文本。书中的主角简·爱更是成为女性为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英勇斗士,千古流芳。但是一个时代的人必然带有这个时代深刻的烙印,《简·爱》虽然书写了女性的真实体验,弘扬了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但同时又表现出对传统的社会体制、父权意识形态的妥协迎合,因此,它始终走不出男性传统的藩篱,不可误读为纯女性主义文本。
关键词:简·爱 女性解放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弱小平凡的简·爱曾以她坦率昂扬的宣言向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
“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这一发自女性心灵深处的怒吼,像嘹亮的号角,一举划破沉寂黑暗的夜晚,向男权主义发起愤怒的冲击。正是这一对父权制社会黑暗的不屈、质问、抗争,让《简·爱》成为女性主义抗争的经典之作,历久弥新;让简·爱成为女性为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英勇斗士,千古流芳。然而,可悲的是女性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父权制的话语大大限制了女性作为个体对真实体验的书写。一个时代的人必然带有这个时代深刻的烙印,因此阅读《简·爱》,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模式:《简·爱》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女性无法自救而求助甚至受制于一个男权社会的代表。这样的书写是女性意识从自觉走向屈服,始终走不出男性传统藩篱的表现。而由此产生的简·爱,自然不自觉流露出对强大男权主义的屈服,必然在挣脱男权束缚的斗争中未果。
二 童年斗争的未果
首先,父母双亡,寄居在并不善待她的舅母家的简那么弱小,那么无助。她承受了异姓养母的百般侮辱,对表兄约翰·里德经常性的虐待殴打逆来顺受,曾竭尽全力讨好舅母全家,甚至对低其一等的佣人都百般忍让。她一直过着像耗子般忍气吞声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四年。直到忍无可忍,火山爆发,“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越过了极限。”她才被迫地给予还击。这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迸发,因为她感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并非是对特权阶层有意识的挑战。并且,在她本能反抗后,她内心对特权阶层的恐惧,屈从心理再次抬头。她回忆对舅母反抗后的感觉时,觉得复仇如“芬芳的美酒,喝下去热辣好受,但回味起来却又苦又涩。”她很乐意去请求里德太太的宽恕。虽然出于自尊,她未向里德太太道歉。但后文中曾四次出现“我怎么办呢?”这样内心的反问和思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她在男性沙文主义禁锢下的无奈和想要跨越传统,挑战世俗的矛盾。这种习惯与本能的较量一直贯穿了此书,而习惯也多次居于主导。以至在简发誓永远都不会再来看里德太太后,却在她临死前依旧回去探望。这种传统的社会体制、父权意识的束缚在她身上烙下的时代印记使她依旧难以摆脱男权主义的束缚。其次,在简反抗本性爆发后,里德太太决定将她送去洛伍德学校读书。原以为这是一个让她脱离苦日子的契机,但事实上她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在洛伍德学校,学习刻板,生存环境恶劣,疫病流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罗克尔赫斯特校长对学生任意打骂、罚站、剪头发……罗克尔赫斯特校长实际上是父权制的代表,因为他是学校的“一家之主”(the“master”);他污蔑简是一个说谎者,让她在耻辱台上罚站示众,并试图以宗教为名来打压人的本性。洛伍德学校实际上就是个父制社会的缩影,是个宗教神权的布道场。简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求艰难的生存,并在此停留了八年。她本人在这种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沉默了很久,她既没能完全突破父制文化的束缚,也没能感化他人觉醒,连她最好的朋友海伦也是在屈从隐忍中离开,怀着对男性和神的崇拜,走向所谓的天堂,至死都未从男权束缚中解脱。
三 就业斗争的未果
当简压抑个性,在洛伍德学校沉默了八年之后,她血液中的不安再次萌动。于是,她想离开,离开在洛伍德学校服苦役一样的生活。她把新的工作称之为“一种新的苦役”,她期望的只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她努力从一个小范围的父制社会中跳出,却真正跳进了19世纪的英国父制社会。她有出众的博学、才智,却只能选择一份家庭教师的职务。众所周知,家庭教师在19世纪的英国地位低微,是所谓的“女性职业”之一。许多优秀的女学生仍然只能从事收入低、地位低的职业,如:店员、秘书、女佣等。而在商业、法律、医生的行业,女性依然很难涉足。并且,历来的文化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女人往往被废黜在文化之外。“女性对话语权的拥有以女性本质的失落为代价,文化压制的外在律令被转换成女性内在的自觉,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对女性的排斥变成接纳。父权社会终于使女性作为能指纳入社会谱系等级中,而女性的真正性别和精神内涵却被剔除在文化语境之外,并逐渐消隐在历史盲点之中。”恩格斯对这种社会不平等也早有精辟的论断:
“妇女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地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没有消除。”
这种牢不可破的父权制度以及由来已久的肋骨原型意识在简当时所在的社会中被奉为真理。这样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是简凭本能的反抗和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彻底打破的,这就注定了她对父权社会的进攻势必如流星般,虽然闪亮,却一瞬即过,终究湮没在男权的黑暗中。
四 爱情斗争的未果
在桑菲尔德,简与罗切斯特相恋。但这并不是她所期望的完全平等的爱。在罗切斯特的内心深处,隐藏着男权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征服力——对女性的权利意志,任何“男性化”的超越行为都是与男人准则背道而驰的。对于简的“试图征服他”,他本能的反应是阻止这种超越行动的发生,剥夺女性自我,取得夫权制的胜利:“看你敢不敢做这样的实验。步步进犯,肆无忌惮,那就一切都完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最终成为简·爱的困境的解救者。女性的生存样态,通过女性的体验,客观地显现出来,注定了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具体表现在:
其一,简在对罗切斯特的爱中,流露出对男性的崇拜和服从。希望被男人解放,对男人有用。她自知“世上还不曾有过比简·爱更大的傻瓜,还没有一个更异想天开的白痴,那么轻信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美酒吞下。”却仍扪心自问:“你得宠于罗切斯特先生吗?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吗?你有哪一点对他来说是举足轻重呢?”她曾认为自己与他只有“施主和保护人”的关系,有着地位上的差距。
其二,在他们的爱情中,罗切斯特占有主导地位。一开始,罗切斯特就以主人的身份高高在上。只有他想见简时,简才能与他谈话交流。简对他也时常保留着对主人应有的恭敬与审慎,以免越位。对于罗切斯特的要求,简也多次表示愿意尽力效劳,哪怕献出生命。其后,罗切斯特在他们的爱情中有着更多的选择面和特权。他光有名有姓的情妇就有3个,接触的名流贵妇更是无可胜数,更与其中的一个—英格兰姆小姐几乎成婚,而在他家还常年锁者一个已结婚十五年的疯妻子……面对这种种情况,简又能做什么呢?她除了爱他,接受他,就只能逃避。这就是为什么当简不得不面对罗切斯特与英格兰姆小姐的婚事时只能隐忍,对得知他已婚的事实后最终离开的原因。而她的斗争,也就不了了之。
其三,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形式也是极为重要的,不管内涵如何,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在她获悉罗切斯特的妻子仍然活着时,她没有勇气直面事实,惟有痛苦万分地远走他乡。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切的牺牲,只为一纸法律条文的束缚,及男权文化下‘贞洁’的枷锁。此时,简·爱成了‘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帕米拉是理查生的小说《帕米拉》的女主人公。书中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女仆帕米拉面对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坚守自己女性的贞洁,终于使这个纨绔子弟深受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男权文化的性意识把妇女分为贞洁与堕落,贞女与妓女两大类型。这种分法置妇女于两极之中,剥夺了她们作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显然,该“贞洁观”是男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不公平的枷锁。简·爱却为了这种“贞洁”而离开桑菲尔德庄园,离开她深爱的主人。所以说,简·爱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反抗是有条件的,局部的,也是不彻底的。毕竟人是群体生活的物种,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生存,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力话语,因此完全意义的反叛是难以实现的。
其四,简·爱认为“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因此“不愿与穷人为伍”。鄙视贫穷的心理为她后来钟情于桑菲尔德庄园主(罗切斯特),希望通过嫁个好男人,被男人征服,来抬高自己的低贱身份作了铺垫。这里,男性成为女性的主宰,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简·爱,她曾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期待的女人——差一点做了新娘,再度成了冷漠、孤独的姑娘。她的生命很苍白,她的前程很凄凉。”
从她内心独白中,我们不难看出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简追求平等、独立斗争的未果。这种女性对男性依赖的心理,在简获得了叔叔的遗产,成为有钱女人之后还根深蒂固的存在。她富有后,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她的主人的身边。而罗切斯特此时已双目失明,身有残疾,昔日壮观的桑菲尔德那时也已化作了一堆废墟。简在这种情况下与罗切斯特的结合表面上似乎达成了平等,也满足了读者的良好愿望,但此时的简已成为了罗切斯特的眼睛和双手,在他们的爱情中,罗切斯特更成为了简的全部中心。这样,简的挣脱男性束缚的斗争便不知在何时悄然结束了。
五 结论
《简·爱》一直以对自由、平等、独立的斗争,弘扬了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为西方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树立了昂扬的旗帜。但夏洛蒂·勃朗特却不得不盗用男性话语来表达作为女性的感情,为了取得出版界(男性)的认可,她不得已采用了柯勒·贝尔这一男性笔名。此举决定了作品的局限性:在女性问题的思考和表现方面,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不自觉地承接和传递中,明显地暴露出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层层局限,男权社会的局限,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学的局限。因此,简·爱这个人物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她挣脱男权束缚的斗争也必然在强大的社会潮流中无法彻底胜利。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夏洛蒂·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3]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王文惠:《试论简·爱的顺从性格》,《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 王文惠:《简·爱性格的另一面——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 黄梅:《阁楼上的疯女人》,《读书》,1987年版。
[7] 吴南平、易露霞:《走不出男性传统的藩篱——解读〈简·爱〉》,《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赵婵,女,1983—,广西南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黄得勋,男,1941—,广西藤县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赵娟,女,1988—,广西南宁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工商管理。
关键词:简·爱 女性解放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弱小平凡的简·爱曾以她坦率昂扬的宣言向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
“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这一发自女性心灵深处的怒吼,像嘹亮的号角,一举划破沉寂黑暗的夜晚,向男权主义发起愤怒的冲击。正是这一对父权制社会黑暗的不屈、质问、抗争,让《简·爱》成为女性主义抗争的经典之作,历久弥新;让简·爱成为女性为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英勇斗士,千古流芳。然而,可悲的是女性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父权制的话语大大限制了女性作为个体对真实体验的书写。一个时代的人必然带有这个时代深刻的烙印,因此阅读《简·爱》,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模式:《简·爱》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女性无法自救而求助甚至受制于一个男权社会的代表。这样的书写是女性意识从自觉走向屈服,始终走不出男性传统藩篱的表现。而由此产生的简·爱,自然不自觉流露出对强大男权主义的屈服,必然在挣脱男权束缚的斗争中未果。
二 童年斗争的未果
首先,父母双亡,寄居在并不善待她的舅母家的简那么弱小,那么无助。她承受了异姓养母的百般侮辱,对表兄约翰·里德经常性的虐待殴打逆来顺受,曾竭尽全力讨好舅母全家,甚至对低其一等的佣人都百般忍让。她一直过着像耗子般忍气吞声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四年。直到忍无可忍,火山爆发,“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越过了极限。”她才被迫地给予还击。这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迸发,因为她感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并非是对特权阶层有意识的挑战。并且,在她本能反抗后,她内心对特权阶层的恐惧,屈从心理再次抬头。她回忆对舅母反抗后的感觉时,觉得复仇如“芬芳的美酒,喝下去热辣好受,但回味起来却又苦又涩。”她很乐意去请求里德太太的宽恕。虽然出于自尊,她未向里德太太道歉。但后文中曾四次出现“我怎么办呢?”这样内心的反问和思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她在男性沙文主义禁锢下的无奈和想要跨越传统,挑战世俗的矛盾。这种习惯与本能的较量一直贯穿了此书,而习惯也多次居于主导。以至在简发誓永远都不会再来看里德太太后,却在她临死前依旧回去探望。这种传统的社会体制、父权意识的束缚在她身上烙下的时代印记使她依旧难以摆脱男权主义的束缚。其次,在简反抗本性爆发后,里德太太决定将她送去洛伍德学校读书。原以为这是一个让她脱离苦日子的契机,但事实上她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在洛伍德学校,学习刻板,生存环境恶劣,疫病流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罗克尔赫斯特校长对学生任意打骂、罚站、剪头发……罗克尔赫斯特校长实际上是父权制的代表,因为他是学校的“一家之主”(the“master”);他污蔑简是一个说谎者,让她在耻辱台上罚站示众,并试图以宗教为名来打压人的本性。洛伍德学校实际上就是个父制社会的缩影,是个宗教神权的布道场。简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求艰难的生存,并在此停留了八年。她本人在这种男权主义的压迫下沉默了很久,她既没能完全突破父制文化的束缚,也没能感化他人觉醒,连她最好的朋友海伦也是在屈从隐忍中离开,怀着对男性和神的崇拜,走向所谓的天堂,至死都未从男权束缚中解脱。
三 就业斗争的未果
当简压抑个性,在洛伍德学校沉默了八年之后,她血液中的不安再次萌动。于是,她想离开,离开在洛伍德学校服苦役一样的生活。她把新的工作称之为“一种新的苦役”,她期望的只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她努力从一个小范围的父制社会中跳出,却真正跳进了19世纪的英国父制社会。她有出众的博学、才智,却只能选择一份家庭教师的职务。众所周知,家庭教师在19世纪的英国地位低微,是所谓的“女性职业”之一。许多优秀的女学生仍然只能从事收入低、地位低的职业,如:店员、秘书、女佣等。而在商业、法律、医生的行业,女性依然很难涉足。并且,历来的文化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女人往往被废黜在文化之外。“女性对话语权的拥有以女性本质的失落为代价,文化压制的外在律令被转换成女性内在的自觉,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对女性的排斥变成接纳。父权社会终于使女性作为能指纳入社会谱系等级中,而女性的真正性别和精神内涵却被剔除在文化语境之外,并逐渐消隐在历史盲点之中。”恩格斯对这种社会不平等也早有精辟的论断:
“妇女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地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没有消除。”
这种牢不可破的父权制度以及由来已久的肋骨原型意识在简当时所在的社会中被奉为真理。这样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是简凭本能的反抗和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彻底打破的,这就注定了她对父权社会的进攻势必如流星般,虽然闪亮,却一瞬即过,终究湮没在男权的黑暗中。
四 爱情斗争的未果
在桑菲尔德,简与罗切斯特相恋。但这并不是她所期望的完全平等的爱。在罗切斯特的内心深处,隐藏着男权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征服力——对女性的权利意志,任何“男性化”的超越行为都是与男人准则背道而驰的。对于简的“试图征服他”,他本能的反应是阻止这种超越行动的发生,剥夺女性自我,取得夫权制的胜利:“看你敢不敢做这样的实验。步步进犯,肆无忌惮,那就一切都完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最终成为简·爱的困境的解救者。女性的生存样态,通过女性的体验,客观地显现出来,注定了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具体表现在:
其一,简在对罗切斯特的爱中,流露出对男性的崇拜和服从。希望被男人解放,对男人有用。她自知“世上还不曾有过比简·爱更大的傻瓜,还没有一个更异想天开的白痴,那么轻信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美酒吞下。”却仍扪心自问:“你得宠于罗切斯特先生吗?你有讨他欢心的天赋吗?你有哪一点对他来说是举足轻重呢?”她曾认为自己与他只有“施主和保护人”的关系,有着地位上的差距。
其二,在他们的爱情中,罗切斯特占有主导地位。一开始,罗切斯特就以主人的身份高高在上。只有他想见简时,简才能与他谈话交流。简对他也时常保留着对主人应有的恭敬与审慎,以免越位。对于罗切斯特的要求,简也多次表示愿意尽力效劳,哪怕献出生命。其后,罗切斯特在他们的爱情中有着更多的选择面和特权。他光有名有姓的情妇就有3个,接触的名流贵妇更是无可胜数,更与其中的一个—英格兰姆小姐几乎成婚,而在他家还常年锁者一个已结婚十五年的疯妻子……面对这种种情况,简又能做什么呢?她除了爱他,接受他,就只能逃避。这就是为什么当简不得不面对罗切斯特与英格兰姆小姐的婚事时只能隐忍,对得知他已婚的事实后最终离开的原因。而她的斗争,也就不了了之。
其三,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形式也是极为重要的,不管内涵如何,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在她获悉罗切斯特的妻子仍然活着时,她没有勇气直面事实,惟有痛苦万分地远走他乡。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切的牺牲,只为一纸法律条文的束缚,及男权文化下‘贞洁’的枷锁。此时,简·爱成了‘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帕米拉是理查生的小说《帕米拉》的女主人公。书中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女仆帕米拉面对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坚守自己女性的贞洁,终于使这个纨绔子弟深受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男权文化的性意识把妇女分为贞洁与堕落,贞女与妓女两大类型。这种分法置妇女于两极之中,剥夺了她们作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显然,该“贞洁观”是男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不公平的枷锁。简·爱却为了这种“贞洁”而离开桑菲尔德庄园,离开她深爱的主人。所以说,简·爱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反抗是有条件的,局部的,也是不彻底的。毕竟人是群体生活的物种,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生存,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力话语,因此完全意义的反叛是难以实现的。
其四,简·爱认为“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因此“不愿与穷人为伍”。鄙视贫穷的心理为她后来钟情于桑菲尔德庄园主(罗切斯特),希望通过嫁个好男人,被男人征服,来抬高自己的低贱身份作了铺垫。这里,男性成为女性的主宰,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简·爱,她曾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期待的女人——差一点做了新娘,再度成了冷漠、孤独的姑娘。她的生命很苍白,她的前程很凄凉。”
从她内心独白中,我们不难看出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简追求平等、独立斗争的未果。这种女性对男性依赖的心理,在简获得了叔叔的遗产,成为有钱女人之后还根深蒂固的存在。她富有后,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她的主人的身边。而罗切斯特此时已双目失明,身有残疾,昔日壮观的桑菲尔德那时也已化作了一堆废墟。简在这种情况下与罗切斯特的结合表面上似乎达成了平等,也满足了读者的良好愿望,但此时的简已成为了罗切斯特的眼睛和双手,在他们的爱情中,罗切斯特更成为了简的全部中心。这样,简的挣脱男性束缚的斗争便不知在何时悄然结束了。
五 结论
《简·爱》一直以对自由、平等、独立的斗争,弘扬了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为西方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树立了昂扬的旗帜。但夏洛蒂·勃朗特却不得不盗用男性话语来表达作为女性的感情,为了取得出版界(男性)的认可,她不得已采用了柯勒·贝尔这一男性笔名。此举决定了作品的局限性:在女性问题的思考和表现方面,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不自觉地承接和传递中,明显地暴露出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层层局限,男权社会的局限,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学的局限。因此,简·爱这个人物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她挣脱男权束缚的斗争也必然在强大的社会潮流中无法彻底胜利。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夏洛蒂·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3]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王文惠:《试论简·爱的顺从性格》,《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 王文惠:《简·爱性格的另一面——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 黄梅:《阁楼上的疯女人》,《读书》,1987年版。
[7] 吴南平、易露霞:《走不出男性传统的藩篱——解读〈简·爱〉》,《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赵婵,女,1983—,广西南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黄得勋,男,1941—,广西藤县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赵娟,女,1988—,广西南宁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工商管理。